由于部长从外事接待活动上返回时在路上堵车，内政部的第三次例会在十点过了一会儿才开。部长刚就座，就示意会议开始。

    安全局的吉布将军第一个报告。报告很短，只讲了几个要点：情报机构驻马德里办事处的特工已经找到了前纳粹杀手卡塞尔的住所。他退休了，生活安逸，住在马德里一套顶层公寓里。他和另一个前党卫军军官合伙在城里做生意做得很红火。目前可以断定他与“秘密军组织”没有关系。巴黎方面要求进一步核查时，马德里办事处已经有了此人的档案，他们的观点是，此人从未与“秘密军组织”有过牵连。

    考虑到他的年纪，以及经常发作的腿部风湿病，又酗酒得厉害，所以，用通常的观点来看，卡塞尔不可能是豺狼。

    将军说完，目光转向勒贝尔队长。他作报告时声音低沉。白天的时候，司法警察署收到了另外三个国家二十四小时前的报告，就可能的疑犯提出了建议。

    美国的消息称，军火商查克·阿诺德现在哥伦比亚，正忙着为他的美国老板做一笔生意——把一批由美国陆军委托销售的剩余的AR-10型步枪卖给哥伦比亚陆军参谋长。他在波哥大期间，一直处于中情局的严密监视之下。尽管美国官方并不同意这笔买卖，但各种迹象表明他希望能心无旁骛地做成这笔生意。

    这个人的档案已经连同韦特列诺的一起被电传给了巴黎。尽管这个前科萨·诺斯特拉枪手的住处还没找到，但材料显示，他身高五英尺四英寸，身材十分矮胖，头发乌黑发亮，面色黝黑。鉴于他的外貌和维也纳酒店服务员描述的模样大相径庭，勒贝尔觉得他也可以被排除了。

    南非当局了解到，皮埃特·史库博现在是一个英联邦西非国家一家钻石开采公司私人武装的头目。他的职责是在这家公司广大的矿区边界上巡逻，防止钻石非法开采者穿过边界。至于他是如何遏制非法开采之类的问题就不便再问了，他的老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并证实他现在就在西非。

    比利时警方查找了他们以前的雇佣杀手资料，找出了一份他们驻加勒比大使馆人员的报告。报告说，三个月前，那位前加丹加雇员已在危地马拉一次酒吧的斗殴中被杀。

    勒贝尔读完了报告后抬起头，看到十四双眼睛正盯着他，其中大多数都神情阴郁，不怀好意。

    “就这样，没别的了？”

    罗兰上校的问题正是在座所有人想问的。

    “没了，没别的了，我想。”勒贝尔说，“看来没有哪个建议能站得住脚。”

    “站得住脚，”圣克莱尔尖酸地重复了一句，“这就是要我们大家来陪你一起做的‘纯粹的侦探工作’？看来没什么站得住脚？”他对布维埃和勒贝尔怒目而视。他很快意识到，整个屋子里的情绪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

    “先生们，看起来，”部长平静地用复数称谓把两位警长包括进来，“我们回到了起点。也就是说，从头开始，对吧？”

    “是的，恐怕是这样的。”勒贝尔答道。

    布维埃竭力为他辩护着：

    “事实上没有任何线索，也没有任何方向，而我的同事正在搜索这个世界上最难找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宣扬他们的职业或者行踪。”

    “这我们知道，亲爱的队长，”部长冷冷地反驳道，“问题是——”

    他的话被敲门声打断。部长皱了皱眉，他指示过，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不许打扰他们。

    “进来。”

    部长的一个警卫出现在门口，怯生生的，一脸尴尬，踌躇不前。

    “请原谅，部长先生。有电话找勒贝尔探长。伦敦来的。”这个人意识到屋内的气氛很不友好，试着为自己辩解，“对方说有急事。”

    勒贝尔站了起来。

    “先生们，请原谅。”

    五分钟后他回来了。屋子里的气氛和他离开时一样冰冷，显然他不在的时候，关于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众人一直吵得不可开交。他进来时，正好打断了圣克莱尔上校一通严厉的斥责。勒贝尔坐了下来，上校停口不语了。小个子警长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背面写了一些东西。

    “先生们，我想我们有了要找的那个人的名字了。”他以这一句开始了他的发言。

    三十分钟之后，会议几乎是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当勒贝尔讲完伦敦来的消息的内容后，围坐在桌旁的人一起舒了口气，就像火车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站台那样。每个人都明白，至少他们有事可以做了。这半个小时里，他们一致认为，只要不泄露一个字，他们就能在法国境内展开搜索，找到这个叫查尔斯·凯斯洛普的人，如果必要的话，干掉他。

    他们知道，已知的有关凯斯洛普最全面的详细资料明天早上才能从伦敦电传过来。但同时，情报局可以检索他们如山的档案，找一张这个人填写的入境卡片，以及他在法国任何地方入住酒店时填写的入住登记。巴黎本地警察可以检索他们的记录，看这个人是否正藏身于巴黎辖区的任何酒店。

    边境检查处可以将他的名字和外貌特征发送到法国境内各个边防检查站、各口岸、港口、机场，并指示他们，该男子一旦踏上法国领土，必须立即予以逮捕。

    如果他还没到达法国，没关系。在他到之前会保持绝对的沉默，一旦他来到，就可以抓住他了。

    “这个讨厌的家伙，他们叫他凯斯洛普，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拉乌尔·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上校和他的情人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告诉了她。

    雅克利娜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诱出上校迟迟不到的高潮。之后他沉沉睡去，壁炉台上的钟敲了十二响，八月十四日了。

    给巴黎打过电话后，托马斯警司放下电话，坐回办公室的扶手椅里。他审视着他的六个督察，他们是被他从各种任务中抽调出来重新组织在一起的。外面宁静的夏夜里，大本钟敲响了子夜的钟声。

    他的简介用了半个小时。一个人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的少年时代，如果他有父母的话，他们现在住哪儿；他在哪儿上的学；如果上过军校的话，射击成绩如何；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特征，显著的标记等等。

    第二个人被派去调查他的青年时代，从离开学校开始，包括服兵役期间的记录和射击表现，退役后的就业情况，一直到离开那个怀疑他有欺诈行为的军火商。

    第三和第四名警探被安排跟踪他的行动，从一九六一年十月，离开他已知的最后的雇主开始。他去过哪儿，见过谁，他靠什么生活，收入来源等等。由于没有警方记录，因此估计也没有他的指纹存档，托马斯需要这个人到目前为止的每一张已知和最新的照片。

    最后两名督察的任务是去确定凯斯洛普现在的下落。要搜遍他的整个公寓，找寻指纹，查出他在哪儿买的车，向伦敦市政厅核查驾驶证颁发记录。如果没有，就从外省的驾照部门开始查。追踪他的汽车，牌子、车龄、颜色、登记号码。追踪他在当地的汽车泊放，看他是否计划长途驾车旅行。检查海峡渡口，到所有航空公司去检索他预订过的航班，无论目的地是哪里。

    六个人都将这些指示详细地作了笔记。指示完毕，他们站起身来，相继走出办公室。最后两个人在走廊里互瞟了一眼。

    “彻底清查，重新建档，”其中一个说道，“这活儿可真不好办。”

    “滑稽的是，”另外一个说，“这老家伙不告诉我们他之前都干过什么，也不告诉我们他接下来要干什么。”

    “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采取这样的行动，一定是得到了最高指示。也许这个混蛋正盘算着刺杀暹罗国王呢。”

    叫醒地方行政长官签发一张搜查令花不了多少时间。凌晨时分，筋疲力尽的托马斯在办公室的扶手椅里打着盹儿；而更加疲惫不堪的克劳德·勒贝尔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呷着浓浓的黑咖啡；两个政治部的探员在凯斯洛普的公寓里，仔细地搜查着。

    两个人都是专家。他们从抽屉开始，把每个抽屉里的东西全都有条不紊地放到床单上，然后用心分拣。所有的抽屉都清点完毕之后，他们就开始检查那个已经没有抽屉的书桌，看有没有暗格。检查完木头家具之后是那些包着垫子的沙发。做完这些之后，这个公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感恩节时的火鸡饲养场。然后，一个人搜索客厅，另一个负责卧室。这之后是厨房和浴室。

    家具、垫子、枕头、衣柜里的衣服和套装，这些都检查完之后，他们又从地板开始，天花板、墙壁。早上六点的时候，整个公寓被彻底查了个遍。街坊四邻大多聚集在门口，互相看了看，然后再看看凯斯洛普四门紧闭的公寓，低声嘀咕着。两名探员从公寓里走出来时，大家就都不吭声了。

    一个警员拎了一只提箱，里面塞满凯斯洛普的个人证件、信件和私人物品。他走到街上，跃进等在那里的警车，驾车返回向托马斯警司作汇报。另一个警员则开始了漫长的访谈。他知道，一两个小时之内，这些邻居大多就要去上班了，所以他先从他们开始。当地的商户则可以晚些时候再说。

    探员收集来的东西这会儿全摊在托马斯办公室里，摊得到处都是。托马斯花了几分钟时间翻看了一下。那个探员从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拣出一个蓝色小本。他走到窗前，借着清晨的阳光开始翻看。

    “警司，来看看这个。”他的手指戳着他面前那本护照其中的一页。“看……‘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机场，一九六○年十二月入境。’他去过那里。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托马斯从他手上接过护照，看了一会儿，然后凝视着窗外。

    “嗯，是啊，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小伙子。但你想没想过，他的护照现在在我们手里？”

    “噢，这个混蛋……”探员想到这一点，恨恨地叹了口气。

    “正如你所说的，”托马斯说，他从小所受的教育使他很少骂人，“如果他没有用这本护照旅行，那他用了谁的护照呢？给我要个电话，接巴黎。”

    与此同时，豺狼已经在路上开了五十分钟了，米兰被他远远地甩在了身后。他把阿尔法车的车篷放下。从米兰到热那亚的七号高速路已经沐浴在早上的阳光里了。沿着宽阔笔直的公路，他把车开到了时速八十多英里，车速表上的指针一直在红色区域的前面一点儿晃动着。风很凉爽，浅色的头发在前额那儿迎风劲舞，双眼却被墨镜保护得很好。

    地图显示，距毗邻法国边境的文蒂米利亚还有二百一十公里，大概一百三十英里。他原来估计要开两小时，现在看来可以早到了。七点刚过，从热那亚开往码头的货车弄得道路有点堵，不过，不到七点一刻，他就已经开上了通往边境小城圣雷莫的A10公路。

    七点五十分，他到达仍然昏睡着的法国边防哨卡时，天已经热了起来，路上的交通也已经很拥挤了。

    他在队列里等了三十分钟，然后被召唤上前，把车开上斜坡停好，等待海关检查。警官接过他的护照，仔细地看着，简短地说了声“请稍等，先生”，就消失在海关小屋里了。

    几分钟后，他和一个穿便服的人一起走出来，那个人手里拿着他的护照。

    “您好，先生。”

    “您好。”

    “这是您的护照？”

    “是的。”

    穿便衣的人又把护照仔细看了一下。

    “您到法国来的目的是什么？”

    “旅游。我还从没到过科特达祖尔呢。”

    “我明白了。这车是您的？”

    “不，是我租的。我在意大利有生意。碰巧在回米兰之前有一个礼拜空闲。所以我就租了一辆车，做一次小小的旅游。”

    “我明白了。您有这辆车的相关证件吗？”

    豺狼递上他的国际驾驶证、租车合同，以及两份保险单。穿便衣的人一一做了检查。

    “您有行李吗，先生？”

    “有。后备箱里，三件，还有一个手提箱。”

    “请把它们拿到海关大厅来。”

    他走开了。警察帮着豺狼把三个箱子和那个手提箱拿了出来，帮他一起拎到了海关。

    离开米兰之前，他就把那个并不存在的法国人安德烈·马丁的旧大衣、破裤子和鞋卷成一包，塞到后备箱里了；他的证件则缝在第三个箱子的里衬里。另外两个箱子里的衣物分装进了三个箱子。那些徽章放在他身上的口袋里。

    两个海关官员仔细检查了他的每只箱子。他们检查的时候，豺狼则在填游客进入法国时需填写的标准表格。箱子里没什么东西引起海关官员的注意。他们拿起装着染发剂的罐子时，有那么一瞬间以为发现了什么。豺狼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把须后水的瓶子倒空，把染发剂倒在了须后水的瓶子里。那个时候，须后水在法国还不流行，在市面上很少见，主要在美国销售。他看见两个海关检查员交换了一个眼神，但他们还是把瓶子又放回了手提箱里。

    豺狼用眼角余光能看到窗外另一个人正在检查他那辆阿尔法车的后备箱和引擎罩。幸好他没有检查汽车底下。他把后备箱里卷着的大衣和裤子展开，厌恶地看了看。不过他大概以为，这件大衣是冬天的晚上用来盖引擎罩的，旧衣服则是为了防备万一路上要修车时穿的。他把那些衣物放回去，关上后备箱。

    豺狼填好了表格，屋里的两个海关检查员合上了箱子，向穿便衣的人点点头。然后那人拿着入境卡，仔细看了下，又和护照比对了一下，然后把护照递还给豺狼。

    “谢谢，先生。祝您一路顺风。”

    十分钟后，这辆阿尔法就轰隆隆地驶入了芒通的东郊。豺狼在一家咖啡馆里，一边俯瞰着老港口和停泊游艇的内港，一边轻松地吃了顿早餐，然后顺着悬崖边的公路驶往摩纳哥、尼斯和戛纳。

    伦敦。托马斯警司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边搅拌着一杯浓浓的黑咖啡，一边摸着满是胡茬的下巴。他对面，那两个被分配去调查凯斯洛普下落的探员正在等待着他的吩咐。他们三人在等另外六个人的到来。这六个人都是政治部的警员。之前的一个小时，托马斯打了一连串电话，把这六个人从他们日常的工作中暂调出来。九点刚过，当他们向各自办公室报到时，得知自己已被编进托马斯的工作小组，于是陆续来到托马斯的办公室。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托马斯开始向他们简要介绍情况。

    “好了，我们在找一个人。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找他，你们知道与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抓到他，尽快抓到他。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此时正在国外。我们很肯定他正在用伪造的护照旅行。”

    “这些，”他给他们分发了一套照片，那是凯斯洛普护照申请表格上的半身照放大之后的照片，“是他的相貌。他可能会化装，所以不是必须符合这些照片上的模样。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护照处，弄一张最近申请护照的全部人的名单。时间从五十天前开始。如果没查到就再向前查五十天。这可是个苦差事。”

    他接着大致讲了一下最通常的造假护照的方法——恰巧就是豺狼用的方法。

    “重要的是，”他最后说，“不要只看出生证明，要和死亡证明配在一起核对。从护照处拿到名单后，就把所有的活儿都拿到萨默塞特宫去做，你们自己把名单分一下，然后和死亡证明核对。如果你们发现有哪份申请是由一个死了的人递交的，这个冒名顶替的家伙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现在出发。”

    八个人鱼贯而出，托马斯则给护照处打电话，然后是萨默塞特宫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处，以保证他的小组能够得到最充分的配合。

    两个小时之后，他借了一把电动剃须刀，把插销插在台灯的插座里，正在刮胡子，那两个警探之中担任组长的那个高级督察打电话回来了。他说，最近一百天里，有八千零四十一份新护照的申请。他解释说，现在是夏天，正逢假日。节假日期间的出游总是比平时更多些。

    托马斯挂上了电话，用手帕擤了擤鼻子。

    “该死的夏天。”他说道。

    这天早上，刚过十一点，豺狼便驾车驶入了戛纳市中心。和往常一样，他想做什么事之前总要找最好的酒店，他开着车逛了几分钟后，把车子拐进了凌霄酒店的前庭。他拿出梳子梳了梳头，迈步来到饭店大堂。

    这会儿正值正午时分，客人大多都出去了，大堂里不是很忙。他那身考究的浅色套装和自信的神态，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位英国绅士。当他询问行李员哪里有电话间的时候，也没招来怀疑。盥洗室入口和电话交换台之间隔着一个柜台。豺狼走过去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女人抬起头看着他。

    “请给我接巴黎，莫里托五九○一。”他说道。

    几分钟之后，她做了个手势，让他去交换台旁边的电话间，看着他把隔音门关上。

    “喂，我是豺狼。”

    “喂，我是瓦尔米。感谢上帝你来电话了。我们已经找了你两天了。”

    任何人这会儿从电话间门上的玻璃格子里看进去，都能看到里面的这个英国人紧绷着脸，对着话筒眉头紧锁。十分钟的谈话，他大部分时间都没说话，一直在听，只有偶尔问起一个简短的问题时，嘴唇才会动几下。不过没人在看他，交换台的接线员正忙着看一本爱情小说呢。她再抬起头来时，这位客人正站在她面前，黑色的墨镜向下看着。她从交换台上的计时器读出电话的费用，收了他的钱。

    豺狼在露台上要了一壶咖啡。从这里可以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皮肤呈棕色的泳者在海里嬉戏、尖叫。他深吸了一口烟，陷入沉思。

    科瓦尔斯基招供他能想明白；他记得维也纳酒店里的那个波兰大个子。他弄不明白的是，这个保镖站在门外，是怎么知道他的代号的，或者，怎么知道他被雇来是做什么的。也许是法国警察自己琢磨出来的吧。也许是科瓦尔斯基猜到他是做什么的，因为他也是个杀手，不过又笨又蠢。

    豺狼估计了一下形势。瓦尔米已经建议他放弃计划回家了。不过他承认，并没得到罗丹的直接授权取消这次行动。已经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豺狼对于“秘密军组织”保密工作疏漏的疑虑。不过他知道，有些情况他们无法泄露，这些事法国警察不可能知道。那就是他旅行用的是化名，而且有这个名字的合法护照。他还有三套假证件，包括两本外国护照以及与之相配的易容用具。

    瓦尔米刚才提到的那个法国警察——勒贝尔探长，他靠什么查下去呢？一个粗略的外貌特征——高个子，亚麻色头发，外国人。八月的法国，像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抓起来。

    他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法国警察要追捕的是一个拿着查尔斯·凯斯洛普护照的人。让他们抓去吧，祝他们好运。他是亚历山大·杜根，有证件的。

    从现在起，随着科瓦尔斯基的死去，没人知道他是谁，在哪里，甚至连罗丹和他的同伴都不知道。他终于彻底孤身一人，独来独往了，而这正是他一直希望的方式。

    当然，危险增加了。这点毫无疑问。暗杀的意图泄露了，他要攻打的便是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问题是，他的刺杀计划是否能够击败安全屏障？他权衡了一下，自信可以做到。

    问题仍然存在，必须予以解答。回去还是继续？回去的话，就要和罗丹那伙恶棍就如今在他苏黎世银行账户上那二十五万美元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如果他拒绝归还大部分的款项，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追踪他，折磨他，让他签字，从账户上支取那笔钱，然后杀掉他。想要逃出他们的手心就要花钱，很多钱，很可能是他所有的钱。

    继续，意味着在任务完成之前，危险会越来越多。随着日期的临近，在最后那一刻会骑虎难下。

    账单来了，他扫了一眼，心不禁沉了一下。上帝，看看这些人要的价钱！过这样生活的人得很富有，要有美元，美元，更多的美元。他向外望去，宝石般闪烁的大海；年轻姑娘走过沙滩时轻盈的身姿和黝黑的肤色；顺着小十字花坛缓缓爬行，发出咝咝声的卡迪拉克，不断轰鸣着的捷豹——车里司机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一边开车一边瞄着路边；另外一些人则在人行道上向他们挥手，期望着可能搭上车。这就是他渴求已久的生活。自从他把鼻子压在旅行社的玻璃橱窗上，眼睁睁地看着介绍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世界的大张宣传画时起，他就这样想了。那是一个远离通勤火车，快餐盒饭的三联单，文件夹和温吞茶水的世界，是一种远离劳苦的生活。在过去的三年里，他差不多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里一点儿，那里一下。他习惯了精致的衣服、昂贵的饮食、漂亮的公寓、跑车以及优雅的女人。回去，就意味着放弃所有这一切。

    豺狼付了账单，还给了一笔不菲的小费。他爬进阿尔法，离开凌霄酒店，径直向法国的心脏驶去。

    勒贝尔警长坐在办公桌旁，觉得就像这辈子都没睡过一样，可能也永远不会再睡觉了。卢西恩·卡伦整夜未眠，忙着查阅那个不知道会在法国哪里出现的查尔斯·凯斯洛普的档案。这会儿他在角落里的行军床上，呼噜打得山响。黎明的时候，勒贝尔接手继续干。

    现在在他前面是一堆摞得越来越高的卷宗，那是各个负责监视在法国的外国人出现和下落的部门的报告。每个都是相同的内容。从今年以来，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合法地通过任何边境哨所。这是可以查到的最早的时间了。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入住过任何法国酒店，或者是巴黎和外省的酒店，至少不是用这个名字登记入住的。他不在任何不受欢迎的名单里，也没有在任何方面引起过法国警方的注意。

    每份报告送进来，勒贝尔都不厌其烦地告诉来者，要继续查找更早的记录。从那里，也许能够发现他是否有习惯的住处——朋友的房子或是一家最喜欢的酒店。他甚至很可能现在就用化名住在那里。

    托马斯警司早上的电话又给了他一次打击。“从头开始”这个词又被用了一次，不过幸运的是，这次只是在卡伦和他自己之间用的。晚上例会的成员们还没有接到通知——凯斯洛普的线索被证明很可能要放弃了。而这是他今天晚上必须告诉他们的。如果他不能找到凯斯洛普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可以想象，圣克莱尔会再次嘲讽他，而其他人则会默不作声。

    只有两件事能让他聊以自慰。一件是至少他们现在知道了凯斯洛普的体貌特征，还有了一张他的半身照（整个脸正对相机，从头至肩）。虽然他使用假护照的话，很可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外貌特征，不过这毕竟聊胜于无。另外一件是，委员会没人能想出比他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全面检查——更好的办法。

    卡伦曾提出，也许英国警方在凯斯洛普出门办事的时候惊动了他，而他又没有其他护照，所以便藏了起来，取消了整个计划。

    勒贝尔叹了口气。

    “真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走运了，”他告诉他的助手，“不过可别指望这个。英国政治部报告说，豺狼浴室里所有的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都不见了。他还对一个邻居说过，他要出去玩一圈，钓钓鱼。如果凯斯洛普把护照留下，那就是因为他不再需要它。不要指望这个人会犯太多的错，我现在已经开始对这个豺狼的脾气有些了解了。”

    这个两国警方全力搜捕的人，这会儿已经决定不走从戛纳到马赛的干道公路了——那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实在令人痛苦。当RN7号公路从马赛向北转向巴黎后，他也不打算走它的南段。他知道这两条路八月的时候简直就是个微缩的“人间地狱”。

    由于用了杜根这个假名字，而且又有证件，他感到很安全，所以决定沿着海岸线先慢慢穿越阿尔卑斯山的沿海部分，这里由于海拔很高，会更凉爽些。然后他要穿越连绵起伏的勃艮第山区。他并不着急，预先设定的刺杀日子还没到。他知道自己会比计划时间提前一点抵达巴黎。

    到戛纳后他转向正北，顺着RN85号公路穿越了风景如画的香水之城格拉斯，然后继续朝卡斯特兰驶去。在那里，奔腾的凡尔登河被上游连绵几英里高耸的大坝驯服，从萨瓦顺流而下，在卡达拉西静静地汇入迪朗斯河。

    他从这里接着驶向温泉小镇迪涅。普罗旺斯平原的炽热已被他远远抛在身后，山区的空气即使在夏天也格外凉爽宜人。他停车的时候能够感到太阳依旧炙烤着小城，但车开动起来就觉得像是沐浴在习习的凉风中，还能闻到松林和农场里烧柴的味道。

    驶过迪涅，他穿过了迪朗斯河，停在一家小巧雅致的旅店门口，进去吃午餐。从这里可以俯瞰迪朗斯河，再向上游一百英里的话，它就会像一条灰色黏腻的蛇，蜿蜒浅行于被阳光晒褪了色的鹅卵石之中，在卡威隆和欧根平原的河床里缓缓流淌。不过，在这里的山区，它看起来还是像条河的样子，仍是算得上一条河的——凉爽的河水，丰富的鱼类，沿河密布的植被，青草茵茵。

    下午的时候，RN85号公路逐渐转向北方。穿过希斯特隆，在岔路口他继续沿着迪朗斯河的左岸溯流而上，顺着RN85号公路朝正北开去。暮色降临的时候，他来到小镇加普。他本可以向前去格勒诺布尔的，不过他想，既然不用那么着急，八月的时候，在小城镇也更容易找到空房间，所以决定还是在附近找个乡村旅馆。就在镇外，他找到一家名叫瑟夫的旅馆——三角形的墙壁在夕阳里显得格外明亮。这是以前萨瓦公爵出猎时歇息的地方，现在仍然保持着那时质朴舒适的氛围，菜色也很不错。

    旅馆还有几间空房。他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而不是像平常那样洗淋浴，然后穿上他那套鸽子灰套装和丝质衬衣，打上领带。他满面笑容地向客房女服务员提出请求，后者红着脸答应把他的格子套装洗熨好，按他叮嘱的那样，明天早上给他。

    他在一间墙上镶嵌着木板的餐厅里进晚餐，临窗是布满树木的山坡，松林里传出阵阵蝉声，空气是温热的。吃到一半的时候，另外一位就餐的女士对服务员说有点凉了，让他把窗户关起来。她穿了一件无袖低胸的上衣，胸脯和肩膀都露在外面。

    服务员问豺狼是否介意把他座位旁边的窗户关上，豺狼转过身，看了一眼服务员说的要求关上窗户的那位女士。她独自就餐，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皮肤白皙，曲线玲珑，露着深深的乳沟。豺狼冲服务员点点头，让他把窗户关上，同时向身后的这位女士微微颔首致意。她也向他淡淡一笑。

    晚餐相当不错。他点了一份用木柴烤制的星斑河鳟，还要了一份用茴香和麝香烹制的炭烤嫩牛肉。酒是当地产的罗纳河谷坡地葡萄酒，颜色深沉，味道醇厚，酒瓶上没有招牌，显然是家藏陈酒，是从旅馆老板酒窖里拿出来的。客人们大多都在喝这个，自然是有道理的。

    豺狼喝完冰冻果汁，听到身后那位夫人低声吩咐服务员把她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服务员躬身答应。他听到服务员称她为“男爵夫人”。几分钟后，豺狼也让服务员把自己的咖啡送到休息室去，自己则先过去了。

    十点十五分，有电话从萨默塞特宫打来找托马斯警司。他正坐在办公室打开的窗前，俯视着街道。这会儿街上一片寂静，饭店都没了客人，司机也不到附近来了。米尔班克和史密斯广场之间的写字楼都熄了灯，巨大的身形趴在那里，冷清得很。只有政治部所在的这个无名街区和往常一样，很晚了还灯火通明。

    一英里外喧嚣的滨河区，萨默塞特宫的灯也亮到深夜，这里放着成百万英国人的出生证和死亡证明。托马斯的那六个警员和两名督察还躬着腰在档案文件里忙个不停。工作人员早就下班了，只有几个人被安排留下来加班。探员们隔不了几分钟就站起来走到他们身边，同他们一起排查一沓沓被照得耀眼的文件。

    电话是那个高级督察打来的，他是这一组的组长。话音中他显得很疲惫，但透露出乐观的情绪——他们有指望从查找成百上千的死亡证明的折磨中解脱了，因为他即将报告的这个健在的护照持有人实际并不存在。

    “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托马斯刚接起电话他就报出一个名字。

    “这个人怎么了？”托马斯问。

    “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出生于萨姆本·费什利，圣马可教区。今年七月十四日用正式表格通过正规途径申请了一份护照。护照于次日核发，并于七月十七日邮寄到了申请表格上登记的地址。这个地址很可能是一个住宅地址。”

    “为什么这个人有问题？”托马斯问，他不喜欢等待。

    “因为亚历山大·詹姆斯·昆汀·杜根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两岁半的时候在他家乡的一起交通事故中死亡。”

    托马斯想了一会儿。

    “过去一百天里还有多少核发的护照没查？”他问道。

    “大概还有三百个。”电话里的声音答道。

    “让别的人接着查剩下的，以备万一那堆里还有假冒的，”托马斯指示道，“让别人负责那一组。你去查一下护照寄送的这个地址。一找到就打电话向我汇报。如果那个地址有人在，就问问房子的主人。把这个假冒的杜根的全部详细情况和护照申请表上的照片带给我。我要看看凯斯洛普这家伙化了装之后的模样。”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这个高级督察回电话了。要查问的地址是一家卖烟和报纸杂志的小铺子，在帕丁敦，就是那种有面窗户上到处贴着妓女揽活儿的地址卡片的小店。店主住在铺面楼上，他被喊起来，承认说他经常为没有固定地址的顾客收邮件，收取费用。他不记得这个叫杜根的顾客是不是经常来，可能他就来过两次，一次是来约定在他这儿收信，第二次来取走了他等的那封信。督察向这个卖报刊的出示了凯斯洛普的照片，但他没认出来。他也给他看了申请表上的杜根的照片，这个人说他觉得他记得这第二个人，但不是很确定。他觉得那个人可能戴了一副墨镜。他的铺子柜台后面摆了很多色情杂志，很多来他这儿买这些的人都戴着墨镜。

    “把他带来，”托马斯命令道，“你也一起回来吧。”

    然后他拿起电话，让接线员接巴黎。

    电话又是在晚上会议开了一半的时候打来的。勒贝尔警长刚解释完他认为凯斯洛普毫无疑问在法国没用自己的名字，除非他通过渔船偷渡到了乡村，或是在某个偏僻的边防哨所潜入法国境内。他个人不认为一个职业刺客会那样做，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护照上就没盖入境戳，那样随后在法国任何检查点，他都会因持有他本人的护照而被捕。

    法国境内的酒店也没有找到用查尔斯·凯斯洛普本名入住的人。

    这个观点为中央档案局局长，边境检查处负责人，以及巴黎警察局局长所证实。所以会上没有争执。

    勒贝尔分析道，有两种可能，如果这个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怀疑而不准备使用假护照，那这种情况下，对他伦敦寓所的突袭就该能抓住他了。勒贝尔说他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托马斯警司的人在豺狼伦敦寓所发现衣柜和抽屉里都半空了，洗漱用品和剃须用具也不见了，这都表明，这个人离开伦敦，从他的住所消失，肯定是有计划地去了什么地方。这一点也被他的邻居证实。那个邻居提供线索时说，凯斯洛普曾经说过要驾车去苏格兰旅游。不过英国和法国的警方都没有理由相信这会是真的。

    第二种可能，这个凯斯洛普已经有了一份假护照。英国警方目前正在找这份假护照。这种情况下，他或者现在不在法国境内，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完善他的准备工作；或者可能他已经在未被怀疑的情况下进入了法国。

    基于这一点，与会的几个人开始提出质疑。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在这儿，在法国，甚至是在巴黎的市中心？”亚历克斯·安德烈·桑吉内蒂提醒道。

    “问题是，”勒贝尔解释说，“他有他的时间表，而且只有他知道。我们已经调查了七十二个小时，仍无法知道我们接触到了这个人的时间表上的哪一点。我们能够有把握的是，这个刺客除了知道我们已警觉到存在着一项暗杀总统的阴谋之外，并不知道我们取得了什么进展。因此只要我们辨明了这个用新名字的人的真面目，并且探明了他的行踪，我们就极有希望逮住一个根本想不到自己会落网的人。”

    但会议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一想到这个杀手甚至就在他们身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而且按这个人的时间表，也许刺杀总统就在明天，每个人都非常焦虑。

    “当然，也可能，”罗兰上校沉思着说，“他从罗丹那里获悉，或是从那个中间人瓦尔米处得知，他的计划原则上已经暴露，所以凯斯洛普离开他的寓所去处理他所做的准备。比如说，枪，子弹，这些现在甚至都已经被扔进苏格兰的哪个湖里了。这样他就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到他本国的警察面前了。这种情况下很难起诉他。”

    与会的人仔细想了想罗兰的设想，赞同的人显然越来越多。

    “上校，那就请您告诉我们，”部长说道，“如果你受雇执行此项任务，即使你的真实身份仍未暴露，但已经知道计划败露，你会怎么做？”

    “部长先生，这是必然的，”罗兰上校回答道，“如果我是一名有经验的刺客，我就会认识到，肯定哪里有了我的一些档案材料。计划既然暴露，那警察登门造访和搜查住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我要销毁证据，没有比苏格兰的某个偏僻的湖泊更好的地方了。”

    围坐在桌边的人都对他报以微笑，显然他们对他的这个推测十分赞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他放任自流。我仍然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关注这个凯斯洛普先生。”

    大家的笑容都消失了。沉默持续了好几秒钟。

    “我不是太明白，我的上校。”吉布将军说道。

    “这很简单，”罗兰解释道，“我们的命令是找到并消灭这个人。此时，他也许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但他很可能并没有销毁他的装备，只是为了通过英国警方的盘查而把它们藏起来了。那之后，他可以简单地到他藏东西的地方把装备再取出来，然后做一番新的更难察觉的准备就可以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英国警方找到了他，如果他还在英国的话，他们会拘捕他的，不是吗？”有人问道。

    “不一定。事实上我很怀疑。他们很可能没有证据，只是怀疑。我们的英国朋友在他们乐于称道的‘公民的自由权利’的敏感程度上可是声名卓著的。我怀疑他们可能只是找到他，查问一下，然后就因为缺乏证据让他走了。”

    “上校是对的，”圣克莱尔插嘴道，“英国警方只是侥幸发现了这个人。他们让这样一个危险分子逍遥法外真是愚蠢得让人难以置信。应该授权罗兰上校让这个凯斯洛普永远不能为非作歹。”

    部长注意到，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勒贝尔警长始终一言未发，毫无笑容。

    “噢，队长，你怎么看？你同意罗兰上校关于这个凯斯洛普放弃计划，正在隐藏或者销毁他的准备及装备的观点吗？”

    勒贝尔看了看两边那两排充满期待的面孔。

    “我希望，”他轻轻说道，“上校是对的。但恐怕他错了。因为，”勒贝尔温和地解释道，“他的道理虽然有逻辑，却必须以凯斯洛普确已决定放弃其行动计划为前提条件，而且要以他真的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为根据。假如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假如他并没有接到罗丹的消息，或是虽然接到却依然决定照样干下去呢？”

    与会的人惊愕起来，纷纷表示不赞同，惊慌的声音响成一片，只有罗兰没出声。他默默地盯着勒贝尔。他在想的是：“勒贝尔真是思维敏捷，在座的人看来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勒贝尔的想法和自己一样实际。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有电话找勒贝尔。这次他离开的时间超过三十分钟。他回来后，又对全都默不作声的参加会议的人说了十分钟。

    “我们现在做什么？”等勒贝尔说完，部长问道。勒贝尔像将军指挥自己的部队一样发布着命令，镇定自若，看起来一点不着急。屋里的人虽然级别都比他高，但没人质疑一个字。

    “那就这样，”他总结道，“让英国警方查找航空公司售票处和各海峡渡口等地方的记录，同时我们要暗中在全国范围内秘密搜捕这个换了新面目的杜根。如果他们先找到他，在英国本土的话就将他拘捕，如果他已经离开英国就通知我们。如果我们在法国境内找到他，那就逮捕他。如果他在第三国，我们要么就等他毫无戒备地进入法国时，在边境抓获他，或者，采取其他行动。那时候，我找到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不过，那之前，先生们，如果你们同意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将不胜感激。”

    他如此大胆直言，信心十足，其他人都无话可说，只能点头同意。即使是圣克莱尔·德维劳本也无言以对。

    他子夜时分过后才回到家，这才给他连绵不绝的愤怒找到了一个听众。想到这个可笑、平庸的小个子警察居然是对的，而那些在这个领域里的头号专家们居然都错了，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他趴在床上，他的情妇一边给他按摩脖子，一边既同情又理解地听着他喋喋不休的牢骚。直到快天亮他才睡熟。她这才能溜到客厅打了一个很简短的电话。

    铺着吸墨纸的办公桌上，并排摆放着两份护照申请表和两张照片，台灯的光束笼罩在上面。托马斯警司低头看着这些。

    “我们再来一遍，”他对坐在他身边的那个高级督察命令道，“准备好了吗？”

    “好了，长官。”

    “凯斯洛普：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对吗？”

    “是的，长官。”

    “杜根：身高，六英尺。”

    “加厚鞋跟，长官。穿特制的鞋，就能让身高增加两英寸半。很多矮个子的演艺界人士出于虚荣就是这么干的。而且，在护照柜台没人看你的脚。”

    “好吧，”托马斯表示同意，“加厚鞋跟的鞋。凯斯洛普：头发颜色，棕色。这并不说明什么。发色可以在浅棕色和栗棕色之间变化。从这张照片上看他好像是深棕色头发。杜根的也写着棕色。但他看来像是浅棕色。”

    “是的，长官。但照片上的头发通常看起来要深一些。这取决于光线，以及照片放置的位置等等因素。同样，他可以把头发染成浅棕色变成杜根。”

    “好的。我同意。凯斯洛普，眼睛颜色，棕色。杜根，眼睛颜色，灰色。”

    “隐形眼镜，长官，这很容易。”

    “嗯。凯斯洛普三十七岁，杜根四月生，三十四岁。”

    “他得扮成三十四岁，”督察解释道，“因为真的杜根是一九二九年四月生的，那个小男孩两岁半就死了。这是变不了的。不过没人会去盘问一个护照上写着三十四岁，而实际是三十七岁的男人。护照会被相信的。”

    托马斯看着两张照片。凯斯洛普看起来肌肉更发达，脸部比较丰满，体魄更强健。要变成杜根的话，他可以改变外貌特征。事实上，他很可能第一次见“秘密军组织”的头目时就易了容，从那以后，包括申请护照的时候，他都一直保持那副样子。像这样的人，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来，显然是能够用另外的身份过上好多个月的。很可能就是用了这个方法，这个狡猾得令人头疼的凯斯洛普才能游离于各国警方的档案之外。如果不是加勒比酒吧里的传闻，警察永远也注意不到他。

    不过从现在起，他变成杜根了，染了头发，戴了有色隐形眼镜，把身材弄得瘦削一些，加厚了鞋跟。他把杜根的体貌特征，以及护照号和照片传真给了巴黎。他看了看表，估计勒贝尔全部拿到这些得是早上两点了。

    “以后的事就看他们的了。”那个督察说道。

    “噢，不，小伙子，从现在起我们要做的事更多了，”托马斯恨恨地说，“早上我们要做的头一桩就是开始查找各航空公司售票处、各海峡港口、各洲际铁路售票处，所有那些地方。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找出他是谁，还要找出他身在何处。”

    就在这时，萨默塞特宫又有电话来。最后一份护照申请也已经检查过了，全都没问题。

    “好的，谢谢那几位为我们加班的工作人员，然后接着干。早上八点三十分，你们所有人都准时到我办公室来。”托马斯说道。

    一个警员走进来，拿着报刊铺老板供词的复印件。那个人被带到当地警察局讯问过了。托马斯看了看这份宣誓过的供词，和之前他在自家楼梯上对政治部督察说的差不多。

    “我们没什么事要继续拘留他了，”托马斯说，“你去告诉帕丁敦分局的人，让他回去睡觉，看他那些色情照片去吧。”

    这个警员答道：“是，长官。”然后便转身离开了。

    托马斯向后靠进扶手椅里，想睡一会儿。

    他说话的时候，时间悄悄滑入了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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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