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人总能发现，在中国大多数变故的前奏始于媒体。

    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当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出现在报纸上时，政府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一目了然。消息出现的媒体分量越大、级别越高，这意味着事件背后暗含的政治力量就越强，理所当然能对摇摆不定的彷徨者，要么警示告诫，要么壮胆定心。

    我们国家的人还喜欢对一种规律性的经济行为定性总结，以数学方式对经济问题过程进行描述。1985年以前，集体经济的代表“苏南模式”红遍大江南北，叫好声一片。而温州模式在“静悄悄的革命”中始终提不上桌面。

    对此，温州人似乎不以为然。

    然而，在中国，只有免除政治恐惧，才能保全创新因子。即使对于英雄来说，也要有用武之地。没有良好的制度空间与经济氛围，个人再大的抱负也只是南柯一梦，难以实现鸿鹄之志。长时间以来，以袁芳烈为首的温州市委领导苦心造诣、忍辱负重，他们一直在试图为温州发展找准一个清晰的原点，以此证明温州的前行并未偏离国家道路的主旋律。

    “温州模式”诞生记

    中国经济是一壶温吞水，总需要敢干的人作为典型来加热，温州人的行为契合改革的需求，受到刻意凸显只是早晚的问题。就在他们一面风风火火地开赴各地寻找订单，一面如火如荼地从事家庭工业生产时，不知不觉还是被嗅觉敏锐的媒体捕捉到了踪影。

    1983年底到次年年初，《人民日报》围绕温州农村商品生产问题，先后比较系统地组织报道和发表评论文章。从那时起，温州步入了专家学者的视野，关于温州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文章逐渐增多，引起了中央的关注。

    1985年3月18日，林业部部长杨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以及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杜润生等一行专程来到温州。视察结束后，他们评价：“温州商品经济搞得活跃、有特色”。

    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本想从上海赴温州考察，但却病倒在了上海。袁芳烈得知此事，立即委派农委副主任李仁续，带了一盘《温州农村商品产销基地》的录像带，赶往上海汇报。万里看了录像后很高兴，对李仁续说：“我今天在这里什么人也不见，但你是例外。这么远赶来，成绩这么大。你们的录像我看了，我不还了，我准备送给小平同志看一看。你回去带话，叫大家继续大胆干。只要革命，只要前进，工作中总会有不可避免的缺点。但总得走出来才对啊，这里不许走，那里不许闯，哪能走到四个现代化。”据说，这是中央高层领导最早听取温州汇报，并最早对温州给予肯定的评价。

    4月，《人民日报》登出文章《温州的谜——浙江农村采访札记》。记者用大量篇幅记载温州私营经济的成就，感言“温州是个谜，不少到过那里的人都有这种感觉： 这里不像苏南、浙北，有较雄厚的乡镇企业的底子，而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模式——异军突起的家庭工业挑大梁。”

    在可以搜寻到的当年对“温州模式”的报道，这一篇算是意识较早的文章。不过，由于体裁限制，文章重描述轻评论，作者对温州模式仅仅点到为止。而仅仅20天后，《解放日报》才给“温州的迷”找准了答案。文章把谜底精确地浓缩到四个字——“温州模式”： 地处浙南的温州广大乡镇，这几年走出了一条发展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条路子的独特方式，就是乡村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和各种专业市场的兴起。它同乡镇工业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相比，具有鲜明的不同特色，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4月，《解放日报》新闻部主任张也平带着记者桑晋泉来到温州。他们此行主要是想通过对温州对外开放委员会以及温州市主要领导的采访，全面报道该地对外开放的面貌。实地的调查采访中，他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些惊天的素材，导致采写改变了原定的思路和方向。

    在张也平对市委书记袁芳烈的采访中，后者只字不离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而副市长方善足提供的10个专业市场名单，让张也平兴奋不已。张也平和桑晋泉到了瑞安塘下镇、苍南宜山镇、乐清柳市镇。面对眼前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勃景象，两人瞠目结舌——温州人所做的一切，无一不是在闯禁区。

    历时10多天的采访，张也平和桑晋泉竭力观察与聆听最真实的温州。他们所见所闻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既不缺高歌颂德，也不乏斥责反感。

    对于庞杂而翔实的一手资料，张也平感到为难，其中很多材料既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作为内参。当两人为确定主题犹豫不决时，温州市委办副主任王运正告诉他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有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让张也平茅塞顿开。

    为避开“雷区”，张也平和桑晋泉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第一段里，十分客观地在“温州模式”前加上斟酌已久的定语“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并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总编辑助理周瑞金周瑞金曾应邀赴温州参加恳谈会，考察过苍南、平阳、瑞安等地的家庭工业，对温州感受极深。看完后决定作为重大新闻，上一版头条。周瑞金的想法，得到总编辑陈念云的肯定。《解放日报》的开明和勇敢，最终促成了“温州模式”在媒体上公开亮相。

    一种改革模式的价值，并不在产生效果的迫切性上，而在于可持续性、公平性和对社会资源的最小的破坏性。温州的改革，没有进程表、没有预谋、甚至没有计划。所以，现实的境况造成变革的压力。“温州模式”的文字见报尚且经历曲折，作为实践者的温州人又该担负怎样的果敢与坚忍？

    温州人的价值理念及所谓经济模式的选择，虽说更多是源自本性冲动的天然释放，是一种渊源的自由流向。但若从经济理论中找依据，“温州模式”的出世显然毫无争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指出，经济发展引起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产品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活动，即工业化过程”，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变化，即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观点，“温州模式”正是“典型的、利用民营化和市场化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然而，经济理论认为行得通的事物，不一定能在政治上顺利行进。在意识形态主导社会的年代，对经济的区分，更多来自政治的视角。寥寥数字的文章理所当然地引发铺天盖地的喜恶纷争，讨论实际上脱离了经济本体的主旨，成为意识形态层面的泛化争论。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温州模式”被认为是私有化的样板，远不如“苏南模式”风光逼人。

    庆幸的是，对于“温州模式”的看法并非一边倒，少数学者理性地站到了支持“温州模式”这一边。已辞世的董辅乃指出：“‘苏南模式’必向‘温州模式’转变。”从事农业研究工作的杜润生也显示了对温州的关爱：“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经济学家钟朋荣则说：“‘温州模式’之后，隐藏着更重要的模式，即温州人的思维无模式——不从教条出发，而从实际出发；敢闯敢试。”

    叔本华说：“一棵大树想要到达天空就必须进入最深的土壤，根必须进入地狱，深深地进入，这样树顶才能达到天空。树必须接触到两者： 地狱和天堂。”改革大潮潮起潮落，社会进程起伏跌宕。总之，不论褒贬与否，不论是地狱还是天堂，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温州模式”从此声名鹊起。

    温州脊梁

    “温州模式”的热议既是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撞击，也是理论界和政治家们意识形态的交锋。但是对于更多的普通温州人来说，他们关心的或许上升不到政治和理论的高度，而只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日子有没有过得更好？袋子里的钱是不是更多？

    他们的日子当然过得更好，钱也越来越多：

    永嘉桥头镇“万元户”占到80％；温州农村每百户自行车拥有量近60辆。年轻人追求品牌高档的自行车，还掀起“摩托热”；宜山、金乡、龙港、柳市的农民纷纷盖上新房，大理石、抽水马桶等现代家具设备成为新房必有之物；少有问津的呢绒、绸缎等高档衣料和服装普遍进入人家；西装、连衣裙、风雪衣、健美裤开始流行。

    当时初中三年代培费1000元，高中三年2000元。费用高得令人咋舌。可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还是不惜代价地把子女送往上海、杭州学习。致富光荣的意识深入到包括赵章光、伍温荣在内的温州人的心。

    春天，潦倒了快半辈子的赵章光前途忽然出现曙光。

    赵章光前半生可谓一波多折、诸事不顺，甚至某一时期内几乎穷途末路。1943年，他出生于乐清象东乡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专攻皮肤科的乡村医生。初中毕业后，赵章光跟随父亲学习中草药，20岁就成了粗通医道的赤脚医生，方圆数十里名气很大。

    专治皮肤病的赵章光研究生发实属偶然。数月内，三位被脱发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女病人不约而同上门求医。第一位女孩曾有一头人人羡慕的长发，但2个月间脱得一干二净。这对年仅16岁的女孩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她不愿出门见人，一度想轻生。第二位女孩一夜之间头上缺了一片头发，未婚夫为此与她解除了婚约。最后是一位女教师，一到讲台上，总有孩子指着她的假发捂嘴窃笑。

    女病人的遭遇促使赵章光作出承诺。这样的梦想在很多“治国安邦”的鸿鹄之志面前显得十分卑微，然透出些许正面光辉。或许，连赵章光自己也没想到，他孤身一人打破了“贫穷是催生温州民营企业崛起的原动力”的固定模式。这不为吃饭、不为穿衣，裹挟“为人民服务”色彩的创业动机，成为温州经济一道别样风采。

    不过，生发研究异常艰难，第一他没有钱，因此他没有试验的工具和材料。

    那是一段非常清苦而寂寞的日子。他钻研书籍，上至晋代术士的《肘后方》，下至李时珍的以及清代太医编选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积累心得。而后赵章光到处借钱，1000元、2000元……借到5000元时，研究仍然毫无头绪，试验、失败，改变配方，再试验、再失败……他在自己的身上试验，在妻子、5个孩子、母亲、父亲的皮肤上试验。究竟试验了多少回，失败了多少次，他没有详细记录。101次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也是章光101牌子的由来。

    赵章光最终卖掉了妻子唯一的戒指。家里的床卖了，加起来不到50平方米的三间祖屋，也被卖掉了一间。剩下两间房，父母亲住一间，他和妻儿7口人挤在另一间。这间拥挤的房子，同时兼作试验室，凡能放药水的地方，都堆放着各种形状、颜色和味道奇怪的瓶瓶罐罐。一次次地试验，一次一次地失败，6年后，赵章光得偿所愿。

    难以想象辉煌背后的卧薪尝胆。似乎是命运的锤炼，“101”研制出来后的10年，赵章光并没有苦尽甘来。相反，他在“非法庸医”的责骂中战战兢兢。

    药水研制出来，赵章光来到乐清卫生局，请求批准行医。意想不到的是，卫生局早已把赵章光和“假药”、“骗子”、“江湖郎中”等同起来。负责人用怀疑和冷淡的口气警告他，“以后不准再行医骗人，否则取缔法办”。

    这种状况又持续了6年。1980年夏天，感觉在乐清前途无望的赵章光带上药箱来到温州城区，寻觅当地医院合办脱发诊室。他不厌其烦地介绍“101”功效。遗憾的是，总是被一口回绝，甚至得不到对方拒绝的理由。

    第二年，幻想着能在宁波施展抱负，赵章光北上宁波，一边“非法”行医，一边联系医院。宁波依然没能给他带来好运。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返回温州。

    3年后，通过不懈努力，他在鹿城获得行医许可证。然而，乐清卫生局负责人很快得到消息，一纸公函发到鹿城相关部门： 赵章光是庸医，乐清不批，你们为什么批准行医？结果，行医证被吊销。赵章光再次来到宁波，公函却随之发到宁波。此后，他行医到哪，公函就跟到哪。

    梦想被蹂躏，甚至是粉碎，再回首已是无语凝噎。无论多么坚强的心在屡次打击下，也不堪重负，赵章光心灰意冷。

    1985年，仿佛换了人间。命运的垂青让赵章光幸福得有些措手不及。

    一天下午，赵章光不经意看到《浙江日报》上的一则广告。广告只有简单两句：“本店有护发水零售批发，请广大用户购买、洽谈。”

    刊登者来自千里之外的河南郑州市亚美商店。他立刻写信寄给对方，就此建立联系。不久，郑州管城中西医结合医院改名为脱发专科医院。亚美推荐赵章光当上名誉院长。医院为他开设了诊室，当年在郑州治疗13000多人。

    在郑州，赵章光破天荒地享受到专家待遇。医院每天补贴5元的生活费，派专人给他做浙江口味的饭菜。借助医院的上下斡旋，河南省科委主持召集全国著名皮肤病专家、教授、药理学专家进行鉴定，确认“‘101’生发真正是有效”。1986年，脱发病研究所宣告成立，赵章光任所长。紧接着，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精厂顺利建立。

    赵章光和“101”产生的口碑一次又一次传到北京。北京市民政局负责人卢积存按捺不住内心激动，三番五次派人邀请赵章光到首都安家落户，合作办厂。得到应许后，北京有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办起“101”毛发再生精厂，赵章光出任厂长。

    同样改头换面的还有泥水工伍温荣。

    拍掉沾满泥星的衣服，筹来2000元，他在柳市团结东路开起一家五金店。工商所的人来问有没有许可证。伍温荣大大咧咧地说自己只听过“卫生许可证”，不知道卖个电器还要什么证。

    泥水工出身的伍温荣哪有什么文化。电器货号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第一次看到这些字母，他只觉得跟扑克牌上的差不多： 把J念成丁，把Q念成皮蛋，X实在不认识，想了半天，原来念乘。

    如今，伍温荣已是利尔德继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不仅会说几句英语，还和韩国人合作做生意。

    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将改革总结为“民众基于自由的创造”。在温州，总有像赵章光、伍温荣这样的人物，一旦把他们放进整个如火如荼的创业大军中，很难从成千上万个忙碌又不乏激情的疲惫背影中将其分辨出来。他们大多缺乏学院训练，谈论经商之道时少言寡语。他们的故事几分心酸，几分诙谐。可正是这些人物，以超乎寻常的魄力与毅力，汇成滚滚洪流，冲破制度上、舆论上的种种藩篱，在温州这块相对自由的土地进行着自由创造，成为温州经济的脊梁。

    低调

    温州人终究还是低调的，即使他们的城市正当炙手可热。

    他们不善表达、不善理论、不善总结，他们总是用自己的实践为别人的理论创新提供最佳的佐证。事实上，当饱尝创业初期艰辛的温州人受到“集中火力的表扬”时，他们依然选择一心一意地埋头挣钱。

    所以，各类媒体不吝笔墨地大肆宣扬“温州模式”，但一些颇具典型性的事情却在毫不张扬地默然推行，若干年后才浮出水面。

    第一所民办全日制学校——乐清七里港高级中学开学，从此社会各界将投资目光聚焦民间办学。温州政府以“保中间，放两头，活全局”的办学思路，推进民办教育的改革试验，形成市场需求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和学校管理规范的民间办学特色，成为国内四种最富代表性的民办教育模式之一。

    股份合作企业在温州的践行是另一个秘而不宣的故事。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转载《河南日报》消息：

    河南临汝县出现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形式——股份制合作。就是合股经营、按股金比例分红。资金可以入股，土地、厂房、牲畜、车辆等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技术均可以计价入股。村民以入股形式参加股份制合作企业后，获得的股权证，上面标注了其所持股份。从这篇不到120字的文章里，临汝当年股份合作企业的兴盛清晰可见。但是，如能撩开历史的迷雾，温州实践这个新思想其实已百年有余。

    有据可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朝。瓯海区泽雅纸山一块清雍正四年（1726）楷书纪年题刻上，详细地记载着山民凑股份兴造碓坊造纸及如何分担费用。而在泽雅塘宅村一古老碓坊旁发掘出的一块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的石碑上，则清楚地写明潘子玉等7人合股建造一座碓坊，为明确相互间的权责，特立碑为证。

    若读出这样一段渊源，那么日后股份合作在温州历史上的数次演练便不那么突兀和难解了。就在“温州模式”被大张旗鼓地宣扬的1985年，温州人依着这低调的个性，开动马力，在原始的股份制模式下去挣取更多的钞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股份合作经济的雏形在温州农村逐渐形成。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在这里诞生。

    在桥墩这个贫困的小地方，牙医吴祖宗在桥墩卫生院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工作，生活波澜不惊。这一年，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到吴祖宗。他们看中了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想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由于国家投资和银行贷款依旧对私营企业紧闭大门，朋友们来找吴祖宗筹措办厂费用。

    朋友们对啤酒厂未来宏伟蓝图的激情描述，令吴祖宗怦然心动。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吴祖宗被推选为厂长。可是，35万元岂是小数目。啤酒厂发起人陈绍准与人合伙卖水产，一个月收入是100多块钱。野生大黄鱼时价0.8元一斤，35万元对于普通农户是一笔巨大的资产。

    为解决资金问题，吴祖宗带头以5000元一股入股，并广招股东，81个农民筹集到了37.5万元启动资金。这种股份合作方式与清末民初温州人陈虬在《救时要议》中建议提出的“愿入股份者，先将货物按时酌值，计数给予股票”，待出口销售后，“所赢子钱若干，照数派还”不谋而合。

    资金的问题迎刃而解。而按照不成文的习惯，办厂需要找挂靠单位。合股创办的企业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既不属于国营，也不属于集体，啤酒厂的定性成了难题。没有单位敢让啤酒厂挂靠，吴祖宗几次三番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也没有成功。最后，还是桥墩工商局“欺上瞒下”，给啤酒厂办了一张临时营业执照。没有挂靠单位的啤酒厂却因祸得福。摆脱了束缚与掣肘，啤酒厂毫无顾忌地大胆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在此基础上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厂长的权利与义务。

    初生的啤酒厂并不顺遂。资金估计严重不足，股东们不得不再次筹集资金；企业性质终究未定，要抓吴祖宗的传言甚嚣尘上，他的儿子痛哭着求父亲不要冒险；啤酒酿造出来，南北两面的国营闽东啤酒厂和平阳啤酒厂虎视眈眈，行夹击之势；销路难打开，有股东见势不妙，闹着退股。以下的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 一个春夜，吴祖宗和13位核心股东在小溪边，按古老习俗烧香盟誓。赤膊的吴祖宗吼着问大家：“有没有信心？”众人齐声回答：“有！”

    真正让啤酒厂血脉畅通的转机出现在1987年。

    市委书记董朝才带队在瓯海、苍南考察时，常有人们问，“我们到底算什么企业？”就在从苍南灵溪到龙港调研路上的一辆面包车里，董朝才提出，对这些“非驴非马”的企业，要定一个名。他对调研组的人说，过去有股份企业，有合作企业，我们把“股份”和“合作”合在一起，叫“股份合作企业”，把集体企业的利益给它，把私人企业的利益也给它。在董朝才提议下，温州出台《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文件一出，桥墩上上下下都在说，“上头认可了啤酒厂的做法”。同时，个体私营企业在贷款、征地等方面有苛刻的限制条件。没有集体性质的桥墩门啤酒厂根本无法和国营企业竞争。股份合作制的定性，让啤酒厂享受到政府的扶持，受益匪浅。1990年前后，5000元的一股就能分到1000元的红利。

    啤酒厂的柳暗花明，成为中国式经济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处于主流、游离还是被边缘化的企业，都割不断与政治的千丝万缕。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关键资源配置者，企业为遵循游戏规则和资源配置的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于企业无疑是得到了一张免死金牌。因此，温州首创的股份合作制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中庸”特色。就是这种“非驴非马”的产权制度，因角色尴尬反而避免了被卷入利益冲突的格局，在体制外获得了存活的氧气，并出乎意料地完成了改革的目标。

    另一方面，“温州模式”难懂，某种程度上源于外界对温州的认识始终流于表面。

    很多人能亲眼目睹温州街巷充满的火热奇景，能亲身深入“户户闻机声、家家办工厂”的生产现场。但无论是投资教育、涉足出租车私营化，还是首创股份合作，很多展现温州人积极、开拓和创造性的举措却难以被挖掘发现。本来只关乎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却引来沸沸扬扬、毁誉参半的各种评论。从姓资姓社到姓公姓私，从资本外流到模式生死，温州被层层贴上黑白迥异的标签。支持者将其描述得天花乱坠，批驳者把它批判得臭气熏天。结果便是，“温州模式”在“神化”和“妖魔化”间左右摇摆，持续好多年。

    蚂蚁雄兵

    先跳出民营经济发展的圈子来审视整个中国社会，柏杨的在1985年出版应该值得关注。书中提出的“龙虫说”：“一个中国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窝里斗天下闻名，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做不过日本人，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缺少团结的细胞”，一针见血。刺痛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也刺激了许多中国人的反省。

    在温州，柏杨的观点既灵验又失真。南存辉和胡成中源于彼此迥异的价值理念与商业个性而造成的和平分手无人不晓。“永嘉二杰”王振滔与钱金波的分家故事尽管鲜为人知，毕竟也是一段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

    然而，透过事实的另一面，基于乡情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小型群体社会，对于温州商人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那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温州村”、“温州街”，正是温州人义薄云天、抱团作战的最好明证。

    追根溯源，温州群体的形成，要从欧洲找答案。据说由于某些特殊的原因，温州人偷渡到欧洲以后，由于身份的非法性，使他们少有机会正大光明地参与社交，对外交流往往只能局限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小的社会圈。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相互鼓励，从在不见天日的小黑屋里替人加工皮包，到靠低价挤走犹太人，巴黎的庙街俨然一条温州街，似乎形成某种无法改变的路径依赖。

    温州人的抱团有历史的原因，不仅仅局限于此。从深层次来说，乡情是他们义结四海的根基所在。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巴黎十三区的温州餐馆，陆陆续续来了8个温州老乡，坐到了一起。原来，其中一个朋友的一笔20多万元的皮件给一个犹太富商拿去了一直不付款。这个犹太富商在塞纳河光游艇就有三艘。

    由于处在地下加工的特殊情况，大家无奈决定选择自己私了。行动前，大家收买了这个犹太富商的一个伊朗保镖，掌握了犹太富商的住宅线路。当9个穿着李小龙功夫服的人齐刷刷地把9支枪对准这个犹太富商时，这个犹太富商惊诧地大叫“强盗”，同时也有4把枪对准这9个温州人。这时，其中的一位温州人不紧不慢，用流利的法语说明了催款的来意，听完道理后的伊朗保镖慢慢地放下了枪，而这位犹太人还大声嚷叫着“不是不还你们，是因为最近手头没钱。”

    话音刚落，一声子弹就从他的腋下穿过，保险箱也被打开了。两个同去的人就迅速从已打开的保险箱里拿了厚厚的20万法郎。犹太富商看到此情景，脸也吓白了，急忙地又拿出5000法郎，说这点费用算是今晚的酒水钱。领头的温州人说道：“我们只想拿回我们想要的”，直接把5000法郎掷还给了犹太人。踌躇满志的马云这样表示：“中国企业未来的全球化发展可能是蚂蚁雄兵，以中小型企业带队，在全世界各地‘悄悄进村’，迅速占领市场。”

    蚂蚁雄兵的故事早已渗入温州人的血脉。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前赴后继，无孔不入地团结起来，钻入体制的缝隙，冲破旧体制的提防，以卓越的创业者精神与生存勇气不断壮大。

    其实，无论是温州之外，还是温州之内，倘若为这些企业家们赋予经济角色，他们都是改革的产物。一样的改革环境，产生了千秋各异的经济作品。这，恰恰印证了改革开放所带给社会的跌宕起伏。

    《中国企业家》1985年创刊，或许称得上是该年度中国企业界的一件大事。这本关注“一个阶层生意与生活”的财经杂志，将不同领域各领风骚的企业家们纳入公众的视野。从此，中国有了企业家的概念。日后包括南存辉、周成建在内的许多温州杰出民营企业家都上过杂志的封面。这意味着温州民营企业家的群体性崛起，影响力跨越地界。

    1985年，温州以外，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陆续报道过的中国腕儿级企业家的经历境遇与这批温州创业者大相径庭。

    28岁的李东生刚出任tCL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11月份，他带队参加全国邮电系统订货会。当时tCL刚生产出自己的电话机，用摆摊的方式，低声下气地向与会者推荐。最后签下10张订单，还不够此行的差旅费。

    张茵，一个女人，只身闯荡香港。16岁的黄光裕则跟着年长三岁的大哥黄俊钦远走他乡。两人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彼此的人生创业路。

    机载火控雷达专家倪润峰入主长虹。若干年后此人发动国内彩电内战，被称为“价格屠夫”。内耗后，包括长虹在内、元气大伤的中国彩电业，在与国外品牌抗争中一败涂地。

    倪润峰家乡山东，张瑞敏任职青岛电冰箱总厂(海尔前身)厂长。上任伊始，他做出惊世之举： 召集全厂职工把76台不合格的电冰箱全部砸毁。北京，中科院下海一年的科技工作者柳传志出现在IBM公司PC代理商的招标会上，坐在最后一排的他表现得诚惶诚恐。

    新疆，心存高远的唐万新第二次中途退学，彻底终结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一入商门深似海”。他赚到60万元，因为义气与莽撞，又负债累累。

    ……

    梦想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大小。就在这么矢志逐梦、意气风发的时代，温州人在相同的改革浪潮的驱动下，奏出别样乐章。他们厚积薄发，乃至一鸣惊人。

    耳目一新的变化中，更多的人看到了温州人发光、发亮的一面。

    1985年10月，温州产品展销北京，6万多顾客光临。遐迩闻名的正宗海味、地方小吃、系列配套的“擒雕”奶品、韧度均匀的“隆山”松花彩蛋、味美醇厚的甘露酱油、气味芳郁的“老酒汗”酒，价廉质高的温州鞋，受到首都人的欢迎。展销期间，专柜前水泄不通。展销结束次日，八天时间，零售额达100万元，批量额700万元。

    另一方面，经济向高位运行毕竟良莠不齐，有人就找到了黑暗的角落。经济的弊病与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同样被纳入“温州模式”。

    比如，乐清的柳市、北白象、翁墙因此上了《经济日报》。报纸上说，三个小镇集中了五金电器门市部1300多家，小百货店1000多家。密集的同类商品经营，竞争异常激烈。为赚钱，不惜行贿、诈骗。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骨肉相残，杀人害命。经济纠纷之外，民事、刑事案件不可忽视。一些人富了之后受金钱万能和封建宗族观念的影响，目无法纪。独霸一方的“大户”出钱雇打手打架斗殴，重婚案件屡有发生。于是，有人提出责问： 如果都像温州那样，中国不就乱套了吗？

    问题相当尖锐，像武林高手点穴，直接点中了温州的命脉，问得人哑口无言。

    接近年终的时候，香港经济学者张五常的两本著作《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辗转传到大陆，并很快在一小群人中传播开来。

    这是两本明显的盗印书： 版面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但并不妨碍两本书诱发的共鸣。书中，张五常看问题高屋建瓴，站在国家的高度，思考中国的未来。

    而在1985年的这个温州年，温州以所向披靡的势头在中国崛起。在新旧体制的断层中，一群不屈不挠曾被边缘化的经济群体与制度时不时擦出火花，留下些许把柄，由此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但是，他们带给整个社会的变革的意义，让时代铭记。

    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中断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商人阶级，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现在，温州的经历正努力证明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曲调风格正潜移默化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