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似乎遇到了问题。1989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

    社论的语调如此阴郁，如此沮丧，在前十几年中前所未见。自从1988年以来，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陌生。只有理智的人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改革没有理想化的方案，没有对真理的盖棺定论，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障碍更具有放大效应，而这恰恰需要改革者不容置疑的脚步，扫除传统、制度等因素所引发的寒流。

    晴雨表

    有人指天骂地，有人缅怀过去，有人歇斯底里，有人把讽刺社会种种现象的段子编得好笑又犀利，有人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开放将中国带往资产阶级的方向。还有人说：“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阶级斗争要抓抓了。”更有人说：“私营经济是不正之风的来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甚至“中央要取缔个体户了”的荒唐传言都能一次次撕裂着企业家的神经。

    思维与实践的断裂，精神与物质的脱钩，偶然和混沌中不自觉地使中国陷入到一种病态的境界，难以自拔。身处其中的温州又岂能独善其身？

    政策具有层层传递的效应，站在经济前沿的区域往往首当其冲。

    民营经济发展最迅猛的温州，应该是中国政治风向最敏感的晴雨表。每当政策走向出现变动的时候，在这里往往可以嗅出最初的迹象。

    1988年，温州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温州人不得不在惊惶中度日，在焦灼中等待中央给出的说法。

    5月14日，《人民日报》撰文《温州的畸形消费》，揭露温州种种在当时的人看来深恶痛绝的现象。要知道就在一年前，这份同样的报纸还立场鲜明地指出1987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温州的实践》的文章。： 温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上必然存在一些自己的特点。这在温州的实践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那篇《温州的畸形消费》的文章中，作者以厌恶和说教的口吻写道： 近几年，许多现象曾像幽灵一样光顾这块土地，畸形消费现象成为青年人的时髦话题。

    ……

    向任何人都开放的街头“卡拉OK”舞厅，门票每张15元。但你若认为人们来这儿是为比舞弄姿，那就错了。人们聚拢于此，穿金戴银，你穿100美元以上的毛衫，我必得千元人民币买来与你相陪，你戴5颗金镏子，我有3两黄金的手镯，珠光宝气，交相辉映。要说兴趣，比阔才是他们真正的兴趣。

    温州人不管钱多钱少，必办两件大事： 盖房造坟。很多方面，消费的竞争日趋激烈，“比学赶帮超”，花样迭出。不讲花多少钱，但求一鸣惊人；人可以累倒，挥金不能手软。

    ……

    对温州青年来说，消费就是目的。姑娘用香水，必须是法国、德国、美国的。她们不管脚下的烂泥臭街，不在乎哪种香型对国人的黄皮肤是否合适。钱花到了数就成，就快乐，生活就充满阳光。一位腰缠万贯的个体户坦率地告诉我，他第一信钱，第二信花钱……除了媒体，社会上不利于温州的传言四处流传。激愤而又充满创意的批评者们不惮于用最刻薄的言辞来质问与奚落曾经“光环满身”的温州。国务院也不断收到一些人反映温州问题的信函。温州市副市长去外地参加研讨会，与会的人听说温州就摇头，且毫不犹豫地断言“温州就是中国的东欧”。一位很有来头的老干部到温州转了几天，受到好酒好菜的款待后，回到北京发表观感： 温州除了市委、市政府大门上的国徽是社会主义的，其他都不是社会主义。

    6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一位浙江省政协委员的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物价高涨，走私偷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民间贫富悬殊……”言语强硬，措辞强烈，温州被认作罪恶的渊薮。

    8月，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指派武树帜等4人到温州调查。

    回京后，调查组向中央提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等三个专题材料。针对“温州模式”，调查组认为：“温州试验区的改革试验工作要继续下去。温州有温州的实际，温州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要是符合十三大精神，因地制宜，有利生产、利国利民的，就要继续向前走。温州的十年改革，成绩是主要的，任何时候也否定不了。”

    争议仿佛到此结束，一夜之间温州恢复了表面的平静。然而，一位“温州老百姓”的来信，再一次将温州推向风口浪尖。

    一个以“吴金侯”署名的“温州老百姓”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李瑞环和宋平。在普通方格纸上，这位“老百姓”描述说：“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请中央领导同志派得力要员，把温州重新引导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李瑞环将原件摘要转送李鹏，后者亲自批示： 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闻讯的温州又“紧张”起来，好多私有企业变得畏畏缩缩。为此，温州大学老师马津龙写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并通过相关渠道被推荐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国务院的两次调查对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在温州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还是作了积极而明确的肯定。但对温州的争议并没有完全结束，1991年有了第三次调查。调查的起因是： 1991年5月1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日总汇刊登署名温州市某医院主治医师、离休干部许某的文章《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位离休干部写给本报的信》，信里反映温州个体、私营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投机、剥削雇工和生活荒淫的情况，描绘温州老板骑的本田王(摩托车)、穿的A底王(高级鞋)、睡的弹簧床、抱的花儿王(高级妓女)。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看了这封信后十分严肃地作了批示。李鹏总理也作了批示，要国务院研究室再派人调查。这次调查作出了与前两次基本相似的结论。

    降温

    斗转星移，似乎换了人间。随着渐进式的变革，宏观环境的格调陡然发生变化。

    在这突如其来的剧变中，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在狂热中更狂热，冷静看世界者则少之又少。但不管如何，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是这场宏观剧变中的主角。温州的官员们在疲于应对来自中央的调查，第一批进入私营经济的企业家则多少产生了这样与那样的顾虑。

    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越发好转的创业环境突然拐向，“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满天飞。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分罕见的现象”。那是因为文章的作者们“担心民营经济的膨胀会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

    就连香港《星岛日报》都将治理的重点归结为乡镇和民营企业。文章写道： 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农民丢掉农事，纷纷开办企业，其中以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为最多。本来，大陆经济在三方面困难甚大，一是能源不足，二是原材料缺乏，三是交通运输困难（先天后天的原因都有）。加上近些年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冒了出来，占用了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设备，治理整顿，当然包括这些企业在内。文章由此得出结论： 如果认真清理，大量企业非关门不可。曾经邓小平跟前的红人年广九都风光不再。他提前进入了人生的冬季，第三次蹲进大狱。《芜湖日报》对逮捕理由作了详细诠释： 贪污挪用公款6万余元。有人质疑： 看不懂账本的年广九如何挪用公款？

    同一时期，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速度也降到了冰点，进入了诚惶诚恐、惊悸不安的历史性低潮和曲折徘徊期，显得异常脆弱。一年间，许多企业无端蒸发。全国数十条“温州街”、数十个“温州村”店铺被封，货物被充没，上万温州人逃回故乡。1989年至1990年，温州经济增长仅为1%至2%。经济专家却说，实际可能是负值。

    企业家既要“埋头种地”，还要学会“抬头看天”。报纸长篇累牍地出现吓人的论调，留心大势的潘挺宇一看就心惊胆战，“把我搞成资本家怎么办？”这是一场真实版的“幸存者”游戏。状况还在变糟，聪明人开始明哲保身而各显神通。

    当过去的一切成为历史时，也许就如黑格尔所说的“回过头看，都是理性的狡诈”。一种无可掩饰的社会现实逼迫着每个人都必须在“正视”与“逃避”间做出选择。

    高天乐与朋友飞抵香港创办电器贸易公司。在朋友帮忙之下，陈金明来到匈牙利，成为最早一批到东欧的温州人。

    国内政治形势不明朗，经商环境不乐观，绕道而行率先纵横四海的民营企业家则更有可能享受到国外制度完善、市场开放带来的优惠。因此，无论是进出香港、还是远赴欧洲的高天乐与陈金明都因地域的变迁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

    陈金明家住温州东门，是温州最早的个体户之一。他自立门户创办小五金制钉厂，很早就积累了万元资金。初到异乡，他一切从头开始，其中的艰难困苦简直难以用语言描述。每天凌晨4点，陈金明就背着贩来的小百货日用品到小商品市场占位设摊，饱尝酷暑严寒、狂风暴雨，还经常遭到吉普赛人的哄抢。有一定规模后，他开始用面包车装满货物，夜里赶路白天卖货，饿了啃面包，困了睡车上，专找别人不愿去的边远城镇。

    通过“流动摊贩”的方式，陈金明了解到匈牙利南部居民的需求。在靠近罗马尼亚边境的小城久洛，他开办当地第一家商场。以滚雪球的速度，短短几年时间，陈金明从一家起步继而陆续开出30多家连锁商场，遍布匈牙利东南部各个城市。

    主动的蜕变才能防止被动的灭亡。宏观的力量，无论能不能看懂，永远无关喜好，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改革中出现反复甚至回转，是反思中的矫枉过正。今天看来，的确让人啼笑皆非，但在1989年却是正儿八经的针砭时弊。如果硬充好汉，只能是鸡蛋碰石头。倒不如索性随岸赋形，寻找寒流的盲点，寻求栖身。

    所以说，有路子的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但没路子的也不愿意束手就擒。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里毕竟是特区。在温州却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春天，陈道荣不得已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来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经济特区，与几位台湾商人办起合资公司，自己出任总经理。

    逆流中的世界

    1989年，在新一代世界体系理论研究领军人物阿瑞吉的判断下是“20世纪的终点，现代世界体系由此进入混乱、过渡和重组时期。”他集中研究近200年的历史演变后，进一步地指出，西方主宰的现代世界体系目前正陷入危机，走向终结和没落，东亚能否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则尚在疑问当中。

    这的确是一个疑问。

    这一年，日本索尼公司买下哥伦比亚影业公司。《新闻周刊》专门设计了一个封面——穿上了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可一年后，东京股市崩盘，楼市泡沫破裂，日本经济从此陷入长达17年的漫长低迷，未能代表东亚“为世界开拓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

    这一年，因为物质主义的疯狂，外媒少有地以揭短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种种畸形的现象。改革产生层出不穷的阵痛，商品意识过分的无孔不入，让道德捍卫者痛心疾首。

    中国的未来会走出一条怎样全新的道路？一切都似乎取决于人们的心态和理智。对于这样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来说，激情飞扬的时代需要一场理性的跋涉。然而，在1989年的中国，对于理性的把握又是多么的艰难。

    意识形态的迷雾、政经语境和政企生态使先富起来的人胆战心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是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话语。经济特区被上线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诘难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批判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改革开放究竟是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是分歧的焦点，连其合法性都遭到质疑。就拿温州来说，围绕着温州是否是“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疑问，范围也还在不断扩大。

    1989年10月，浙江省主要领导来温州视察，在事先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公开提出要撤销“温州试验区”，令董朝才十分吃惊。董朝才当即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 温州改革试验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定的；省委确定的“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都是省里的领导，温州没有人进入这个班子；改革试验区成绩明显，也没有什么问题；撤销改革试验区，温州老百姓接受不了，他们会以为改革方向错了。当然，公开与省委“对着干”的董朝才，其“下场”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是啊，温州从来都是矛盾的综合体，盛名之下是诡秘，荣誉背后是焦虑，以至于连当政的一把手都前途未卜。那么温州的民营经济将何以为继？温州人曾经走过炼狱到达荣誉的巅峰，难道只是一次伟大的奠基？

    英国戏剧家戴维·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那时的温州人身上，似乎再恰当不过。寒流中，他们经历着社会评介的轮回——从妖魔化到改革榜样再到新一轮被妖魔化的可能——展望着未来的商业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