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两则消息在温州城里不胫而走： 某位市权威领导的孩子，因为屡次违纪，被当地一家颇有规模的民营股份合作企业炒了鱿鱼。说情者要求企业董事会重新表决，最后还是以八票对一票维持了原先的决定。

    鳌江镇的一家私营企业，大模大样“承包”了县里最老的国营企业，承包经营期5年。当地人戏称这是“倒踢紫金冠”。倘若时间再稍微往后数月，邱光和以“个人信用”作担保从温州市农行贷款1800万元，则完全算是惊天动地的一件大事。

    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却能引起莫名的骚动。激进、大胆的城市基因在每个温州人跳动的心中，如血脉般喷涌。聒噪之余，难免发生一些看来出格的事情。许多思考来不及进行，便进入群体性的感慨和惊讶。然而，事后仔细梳理，恍然才觉，定局早已埋下……

    若是前几年，“出格”的乡镇企业很可能被戴上各种帽子，成为打压的对象。但这一年，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宽容让人有种换了人间的惊喜感觉。

    偌大的中国，到处氤氲着挣钱的欲望和躁动。就这样，一个“一扫前几年的平凡，充满了一种全新的活跃气氛”的1992年，不知不觉地在朦朦胧胧的不确定中闯入了温州人的生活。

    闯

    大政频出，豪言连天。可高层一再不遗余力地强调“重点搞好国营企业”，后者的颓势之势依然不可避免。18家国营企业同时宣布资不抵债，报纸上列出了它们的名单。倘若再没有人接手，破产是唯一的结局。过去43年来，这些企业既依靠政府，又养活政府。

    潮涨潮落，这个微妙的时刻，私营经济这边峰回路转。《爱拼才会赢》这样的口水歌，不经意间成为社会主旋律，映衬着国民的心态。集体行动下，孕育着个人改变命运的萌动。经商，不再是危险的勾当。无论对于官方抑或民间，都是百舸争流的季节。即便在国家的上层建筑中，也有人投身商界，遑论诸多草根。“下海”，毫无避忌地成为那一年最流行和最时髦的词汇。

    教师马云成立杭州第一家翻译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务员陈东升放弃公职，搞起拍卖；摄影师罗红日后将以卖蛋糕为主业；最离谱的还是一名叫冯军的清华高材生，此人竟然闯进“中关村”，拉起板车倒卖电脑耗材。而哪怕是一年以前，上述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对商人的评价还很尖酸刻薄，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下海”联系起来。

    人生豪迈过后，他们之中，有人将大业有成，有人则空空一场。但下海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们目睹众多纷纭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后，早已看破万事。纵然如此，这一年对于这群人价值观念的冲击和影响终究都是前所未有的。

    偏偏，中国人特好“文以载道”。51名乡镇企业家名单登上《人民日报》，其中19人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两天后，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名乡镇企业家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国家确定了“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私营经济方针。从属性上来说，乡镇企业徘徊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从实际演变的过程中看，从“公”到“私”的转变步伐中，集体经济总扮演着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次的表彰就不例外。

    平静的表面下，奋进向前的潜流悄然积蕴。人心所向。也难怪，在许多人的回忆中，这年的春天似乎特别悠长。

    过完春节，一个内地人去温州出差。坐车经过大溪岭的盘山公路到温州，还在五马街逛了逛，这里让他“感觉很洋气”。后来回忆时，他写道，温州“跟浙江的其他地方不太相同，犹如当时的广东跟中国其他地方的关系一样”。

    实际上，当时的广东正在经历一场有关未来的大变革。

    1992年2月，邓小平用四天时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敢闯”的深圳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南方谈话”则把深圳经验推向更广阔的前台。广东俨然成为改革开放的标杆，激荡出阵阵春风。

    风从南方来，吹到温州。尽管彼时的温州，早晚气候仍有小股寒流，回暖之势终究无可阻挡，最终凝聚而成“让改革来得更猛烈”的呼声，大气磅礴。

    天气晴空万里之时，有人不再小心翼翼地收敛光芒，而变得急迫起来，大胆且露骨地表达着自己的意见。温州柳市，胡万地正被媒体追逐。《中国乡镇企业报》等6家媒体联合采访，前者“口出狂言”： 目前，国家营业执照改了。

    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代表人： 中国共产党；经济性质： 社会主义，括号，中国特色；经营范围： 凡符合“三个有利于”的都可以做。

    就是说，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个公民手举五星红旗，听从共产党的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什么都可以做。

    我当然也就可以舍弃铁饭碗而到民营企业工作。在这里同样可以放心大胆地有所作为，同时给众多有识之士提供施展才华的新天地。温州的个体户、小老板也多了起来，“走在大街上，一头会撞到5个老板”。可与胡万地的高调不同，这些小老板们仍旧习惯于缄口不言。

    的确，记忆里的阵痛远未退去，低调的温州人明白生意与微妙的局势之间，永远存在诸多变数。而缄口不言的后果是，越发激起了外界无尽的好奇。温州人好做生意的名声吸引着无数市场经济支持者密切关注。短期内，取经的外地访客达50万人次。那个感觉温州像广东的北方人也在其中，他的话分明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

    春末，一批京城名记来温调研。政府大楼里，大小官员们“不是西装墨镜、就是夹克牛仔”，讲话干净利落，完全没有官员的样子，反而像“哪家公司的经理”。迥异于当日中国官场的现象让京城来的记者倍感新鲜。

    当时，温州全城正大搞基建。包括人民南路在内的12条主要路段的改建工程同时启动，市民们一边忙于经商，一边垂手观望。大胆的官员们意气风发。他们好像心中有数，一切尽在掌握中，对来访者表现着自己的沉稳或激扬。

    午饭时间，负责接待记者的温州市委副书记请客。地点选在市委大院对面一家个体餐馆。大红字的招牌相当显眼，反而衬托着下面的“市政府礼堂”有些黯淡。

    故事的内涵远不止这些。此时，个体餐馆、私家酒楼已在温州遍地开花。大面积的繁荣带来大规模的一致，餐馆的饭菜、定价、服务，几乎雷同。可是，头脑活络的温州人很快想出“新点子”： 提供外卖服务。家里来客人，许多人“一个电话打到餐馆叫几份菜，吃完餐馆叫人取盘碗”。私营餐馆经营方式灵活多变，服务意识超前，生意好得一塌糊涂。即便是政府官员请客，也常选择“下馆子”，国营饭店“门前冷落”。

    餐饮改革，也许是贯穿全国的整场商业复苏中的沧海一粟。温州人变革的另一个案例是房地产。城市建设大张旗鼓，温州街头冒出许多新式楼房。看着这些陌生建筑，有人忍不住打听，才得知叫“商品房”。

    这个词汇之新鲜，让人浮想联翩。事实上，1992年之前的温州人住在联建房里，“一座楼房有10来个门洞，每个门洞是一家”。但在这年许多人搬进了商品房。温州私人的房产开发公司推出9个楼盘，根据房屋情况不同，售价分为每平方米800元、1200元、1500元三档。当时温州工薪阶层的月收入在一二百元之间，这意味着拥有一套60平方米的住宅，双职工家庭至少需要不吃不喝攒10年钱。

    即便如此，新楼开盘不久还是遭到了疯抢。也许，温州最不缺乏的是财富，而金钱总是能领先一步在尚处于计划体制范畴内的温州展现出惊人的魅力。正因如此，温州人才对财富充满渴求，“只要有一点赚钱的机会，他们便极力寻找”。

    心如潮涌

    然而，浙西南的崇山峻岭无情地阻隔了温州人的“渴求”。政府投入资金开通至北京的班车，时常有人买不到车票。温州更需要一条铁路。

    一个世纪前，孙中山提出在金华和温州间修建铁路的构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温铁路开工、停工，反复不下七次。到1992年，一切反复是需要有个交代了。

    温州人当然对铁路迟迟不能落成耿耿于怀。几乎每年“两会”，温州人大代表都会联名提议，甚至有人放言，“不造金温铁路，我们死不瞑目”。疾呼之下，政府部门纷纷表示支持，资金问题却迟迟不能解决。“既然政府没钱，何不请海外温州人投资？”提议引起共鸣。政府想到温州老乡南怀瑾。

    南怀瑾早年赴台，颠沛流离半个世纪，门下弟子无数，在海内外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而在南的老家乐清，其高龄老母和原配妻子依然健在。1988年，温州市长刘锡荣几经努力，获得特批，接通国际电话。电话两端，南母子闻声哽咽，感慨万千。随后，刘锡荣请发绣大师魏敬先用南母亲落发制成老人肖像，派人专程送到南怀瑾手中。收到礼物时，后者跪倒在地，泣不成声。

    家乡诚意感人至深，可投资铁路不能贸然决定。经过审慎思量，南怀瑾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担忧：“修建金温铁路，不能达成几个突破性的关键做法，恐难办通”。他所说的关键做法，最重要的是如何与地方政府合作，设立拥有独立经营自主权的铁路公司。南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铁路经营权掌握在政府手中，私人无法涉足。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行云流水。其过程中的波谲云诡，有意无意塑造出温州政府层持续的敏感且严谨——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是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所以，令人赞叹的不是这些一届届上任卸任的地方干部究竟具备多大的才智，而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练就的机敏与洒脱。

    政府网开一面，1992年11月12日，浙江金温铁路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这是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南怀瑾以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名义参股，占80%；浙江省占股20%，由省政府和温州、丽水、金华一起出资，其中温州占大头，约占20%投资中的1/3。

    一个月内，第一批资金顺利到位，各项工作就绪。1992年12月18日上午，金华到温州沿途的五个施工点同时响起爆破声，金温铁路正式开工。

    两年后，铁路如期建成。投入营运之际，正逢“两会”召开。温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乘坐火车到省城赴会。据说，他们脸上洋溢着笑意。

    再后来，通过这条铁路，无数温州人踏上冒险的旅程。尽管早已蠢蠢欲动的温州人已经在这一年挤上超载的长途汽车，成群结队涌入京城，平地掀起万丈波澜。

    温州人传统、讲孝心，满山椅子坟；温州人又很不传统，他们挈妇将雏、四海为家。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马上纠正： 与其说是浙江村，不如说是温州村。

    1992年，政府文件中，北京的温州人数目是10万。而他们几乎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五公里的地方——浙江村。

    村子里的景象常让人陷入迷茫。老胡同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成衣店”、“粉干店”招牌四处飘摇；小三轮、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不时掏出大哥大嚷些什么，然后匆匆而过。

    浙江村，光怪陆离、形影乱纷。生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灰头土脸，至少当下暗淡无光。可蔚然成风的气候下，还是不断有温州人趋之若鹜。这一切，始于一次意外。

    初始，乐清毕氏兄弟跑到千里之外的包头卖服装。虽然款式新奇，价格便宜，包头保守的人们并不敢突破传统。兄弟俩支撑不下，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火车在北京站短暂停留，“没有进过京城”的老大忍不住好奇，拉着兄弟下了火车，“想第二天看一眼天安门，也算不枉此生”。

    北京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敞开嗓子叫卖的商贩。走在京城大街，兄弟俩发现这里的管制并不像想象中的严厉。他们索性把肩上包裹一抖，找个有人气场所，“练起摊来”。不曾想，一堆衣服在北京成了抢手货，一下午兜售一空。

    傍晚，兄弟俩到丰台租间民房。第二天，他们买来缝纫机，准备在这个充满诙谐、嘲讽因子的城市里，用倔强的酒杯，浇灌命运的垒块。

    小作坊生产的衣服总能在北京找到市场，毕氏兄弟如鱼得水。消息四散传开，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

    但是生意不会一帆风顺，在京温商时常遭到种种歧视。就如，北京某展销会不接收零星个体摊商的申请，数千家浙江村个体户一筹莫展。但是，在这个封闭的、理想化的小世界里，温州人做着自己心目中的大生意，演绎着草根商业及人性的启示录。

    他们日夜加班，用自己廉价的人力，去挑战这座城市的商业竞争规则；他们薄利多销，市场上198元一件的皮夹克，他们卖120元，“仍然有得赚”。他们隐忍、沉默，丝毫不敢张扬与狂放；他们焦虑、挣扎、不断幻灭，可从不放弃最后的希望。终于，温州货充斥大街小巷，浙江村风光无限。

    不过，毕竟狭小的村落人来人往，自然藏污纳垢，怪相迭出。浙江村的前途注定会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落下帷幕……风潮起又落，但至少在眼下，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耳闻目睹着别人波澜起伏的故事，成千上万的温州人依旧争相涌出。

    下海吧

    1992年6月的中国自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一首歌词简单，内容直白的歌曲《小芳》突然飘红于大江南北。暧昧而混沌的气氛中，人的热情轻易地被鼓动起来。伴随轻快的经济节奏，人们丢掉“铁饭碗”。

    面对宽松的创业环境，许多人选择兼职。一外地记者到温州采访。街头招呼一辆“菲亚特”，坐进去。和司机攀谈，得知对方是温州市政府某局的副处长。记者万分意外。实际上，温州街头，身兼数职者大有人在。有的公职人员每天下班替别人开两三个小时出租车，收入便是工资的好几倍。温州人认为，“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至于钱的“姓氏”谁能顾及。

    从政府办公室到田间地头，经商创业风气早就不是盛行一时。而此时，郑元豹正酝酿一次变革。他找到总经理叶玉森，两人合伙买下人民低压电器厂51%的股份。

    体制转变增加了企业活力。郑元豹推行“新政”。不久，他买下四层柳市镇电器城，稍加改造成生产车间。人民电器厂生产的低压电器产销两旺。郑元豹忙着扩大产能，他要把“人民电器”推向新的高度。

    这一年，温州产品出奇平静。质量有了保障，声誉在慢慢恢复。报纸上没有再出现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相反多了一些褒扬的信息。

    7月，“月兔”空调登上《经济日报》： 温州空调器总厂生产的三个系列20个品种规格的“月兔”牌家用空调器，经国家权威部门检测，各项指标均优于国家标准。目前，该厂产品已行销全国20多个省市，并远销法国、新西兰、东欧等国家和地区。空调器总厂厂长谢铁澜无比自豪。在给温州市长的信中，他说： 我厂今年在中央电视台赞助“广而告之”栏目，每天5秒钟的广告费就是近1万元，我们舍得花钱，为了在月兔空调前面加上“温州”两个字，情愿不加“部优”二字。这不仅是为我的产品打广告，也是为您这位市长争口气。不管承不承认，“争口气”已仿佛为温州人的共同心愿。前几年，关于温州假货的报道铺天盖地，温州货名誉扫地，温州人也吃到了苦头。他们关起门搞整顿，决心扭转外界对温州货的成见。那时，郑元豹被政府从几百里外的杭州火速召回。摆在他面前的是个烂摊子： 假冒产品层出不穷，产品无人问津，利润大幅下降，员工人心惶惶。

    面对萧条市场，郑元豹推出方案： 精简行政人员，扩充技术人员，狠抓质量、责任到人。“宁失利益，不失市场；宁失数量，不失质量；宁失面子，不失顾客。”改革成效明显。质量扭转，产品受到追捧，“人民电器”名声渐响。可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限制着企业的发展。郑元豹趁“股份制改革”东风，再次掀起风暴。他建立厂房扩大规模，还在黄金地段开设经营部，在主要路口竖起路牌广告。

    而同样从事电器生产的南存辉则更具气魄。他在乐清建起现代化生产车间。

    南存辉的一系列举止超前且大胆，有人称赞，而更多人持怀疑与不解的态度。不管怎样闪展腾挪，当时的乐清低压电器市场终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混乱江湖，掺杂其中虽不乏心系鸿鹄之人，然而涌向前台的多是卑微的小角色。

    这些人如何能前瞻到一个行业10年，甚至更久的未来走向？

    10多年过去，依然有相当的温州企业硬伤和困局与10多年前大相径庭。他们集中在“微笑曲线”的最低位，徘徊在贸、工、技的逻辑里，没有建立起品牌价值，更没有突破性的技术专利。对比之下，正泰日后的前进轨迹，以及最终成为温州第一家登陆中国主板的上市公司，无疑客观上验证了企业之生命与人之经历，幽深处不可不察，叫人感慨万千。

    新鲜事

    人们在各自领域奔忙，牵出大大小小故事。尽管杂乱，也精彩纷呈。

    前几年无比风光的牟其中发表管理论文《99度＋1度》，这或许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家发出自己思考的始端；大洋彼岸，彼得·杜拉克出版了《管理未来》一书，这位管理学泰斗和他的著作日后风靡中国。人世间的煊赫光荣，往往在瞬间注定。风云莫测，电光火石间，世界早已流转一新。

    城市运转不停，新旧更替交织。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发廊”散布全国，外来事物也纷涌而来。人们摸不准温州的脉搏，任它们兀自吐故纳新。

    手提电话刚进国门没有几年，温州人已迫不及待。当时，人们将这款称为“大哥大”的手提电话看作是“身份的象征”。虽然带有暴发户色彩，但恰如其分。砖头大的手持机总是特别显眼，大街上边走边通话，注定招来“不少回头率”。

    温州街上的“大哥大”清一色是摩托罗拉8900。笨重的块头套在专门夹包中，露出颤巍巍的天线，拎在手里“很风光很洒脱”。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风光”和“洒脱”。

    因为数额有限，首批移动电话号码需要“公开拍卖”。1992年8月2日，第一次放量拍卖38个号码。五六百名竞拍市民将鹿城拍卖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显然是有备而来，过程异常火暴，每次报价都有人举牌竞拍，最后拍得247.55万元。最高的号码拍到12.1万元。

    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光一个号码费是不够的，还需缴2.2万元初装费（包含“大哥大”），每月缴纳150元月租费。市内通话每分钟0.5元。长途通话则加收长途通话费。一年下来，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一件耗钱的东西，在温州却供不应求。

    这就是温州，仿佛物理学上的黑洞，任何新事物出现，便会受到追捧。手提电话引起的兴奋没有消退，股票又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对象。

    1992年9月，温州第一家证券营业部温信证券营业。开张第一天，营业部门口排起长队。不少人“彻夜排队”，更有人“将人民币成筐成篓地抬进营业部”。50张委托单很快在短时间一抢而光。买到股票的人露出胜利者的笑容，没买到的“摇摇头走开”。

    然而，事后证明，火暴的景象仅仅是昙花一现，股票很快在温州遭受长期的冷落。

    温州人的群体发家史，从来不缺少对新事物的追捧。某个财富领域出现空白时，庞大纷杂的温州大军便会蜂拥而入。炒房、炒煤、炒矿，通过各种“想得到就做得到”的方式，无数温州人摆脱贫穷，走向暴富。他们对财富的追捧总能激起更大范围的涟漪。

    现在，涟漪有了波及不到的地方。多少年后，中国人对炒股已习以为常，温州人倔强的“不喜欢炒股票，买基金”， 尤其“那些大款，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事事争先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经济日报》对此大惑不解，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然而在狂热和冷寂交替中，还是有人在股市里捞到了未来。

    开市那天，王建波从证券营业部对面的眼镜厂下班，看到有人排队，就下意识跟了进来。就这样，他戏剧性地成为温州最早的50个股民之一。牛市时，王建波大发其财，半月时间狂赚1亿。而据坊间传言，同样是靠着做股票、炒期货、卖眼镜的黄伟一夜发迹，如今荣登温州首富。

    黄伟温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瑞安城关一中当老师。没多久，他辞职下海。当时，杭州名头最响的商场是国际大厦。黄伟在一楼租下几个柜台卖眼镜，赚到2万多元。恰逢股市走牛，他用这笔钱买进800多张认购证。这笔投资为他换来800多万元人民币。

    认购证出现不久，温州民间流传这样一个段子： 1991年，“票贩子”章某以50元一张的价格购买3个认购证。几天后，认购证暴涨200倍，章某轻松赚了3万块钱。因此，为限制疯狂抢购，股票市场需要凭身份证购买认购证。

    黄伟大范围地收集身份证，然后以5元钱的价格疯狂购进认购证，“转手能赚到几倍的利润”。握着这笔钱，黄伟转身进期货市场，做得风生水起，“输赢都在千万元以上”。

    与多数人不一样，而和多数温州人一样，黄伟最终从变幻莫测的金融市场抽身出来，投身进入实业领域。1994年，他分别投入1亿元资金，先后创立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新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进军地产业。

    黄伟搞房地产很像做股票，“有点投机的味道”，“看好土地升值于是买了很多地”。不到一年，他手中握有不下1000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号称当时土地储备最多的地产商。

    随后几年，黄伟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股权交易，先后进入地产、金融、矿产、制造四大产业领域，未来财富的空间充满变数，黄伟不容置疑地一跃成为温州首富。

    财富总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媒体也试图制造出更大的轰动。面对询问，黄伟总是尴尬地笑笑。外界猜测甚嚣尘上时，黄伟愈加神秘。他甚至不直接面对记者。“这辈子黄总都不会接受记者采访！”旗下公司高层甩下话，起身而去，任凭记者惊得目瞪口呆。庞杂与理智，喧嚣和静谧，就如同一场盛大而又不可思议的隐喻。

    悲喜交织

    冬天，天气出奇寒冷。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畅销全国，一到货便被抢购一空。周成建当机立断，生产此类衣服。小作坊生产的衣服量不大，质却不错，卖到东北，被一个黑龙江老板一眼相中，老板下了数百件的订单。

    工人连续加班几个昼夜完成任务。质优价廉的衣服很快占有一部分市场，客户接踵而来，订货量激增到几千件。过完冬天，周成建钱包鼓了起来。

    几个订单挣上数百万，这钱来得容易，可周成建没感到满足。服装市场摸爬滚打几年，他的眼光老道许多，胃口也膨胀起来。

    温州服装行业同质竞争到白热化的程度。个体户、小作坊散兵游勇般蜂拥着，看到什么流行就生产什么，产品大同小异，抄来抄去总是几种款式。

    温州街上逐渐出现国外的服装品牌。新奇的款式吸引周成建的注意。这些洋牌子主打休闲，受年轻人欢迎。心头一阵激动，周成建把手里的钱全部投进了制衣厂，借鉴外国品牌，给衣服起了颇为绕口的名字：“美特斯邦威”——既新奇又好记，还带有异国情调。

    这年，中国服装市场掀起休闲风，“美特斯邦威”随风飘散。再后来，这个已上口的品牌被植入进《变形金刚2》的电影。随着影片在全球上映，引发热议无数，有褒有贬。

    伟大的创意通常源自碎小的细节。周成建大张旗鼓之时，陈鸿斌还在苦苦寻找灵感。

    为寻找设计灵感，陈鸿斌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学习。他跟团赴香港旅游。10天的旅游时间，他把其中7天消磨在香港皮鞋街上。返程时，别人带着香水、玩具，陈鸿斌带回一大批高档皮鞋。

    深圳一家商城内正在进行一场时装表演。坐在头排的陈鸿斌目光被一双鞋子吸引： 鞋跟造型从来没有见过，米黄色的鞋底闪闪发光，像镀了一层什么材料。他起身走入后门，塞给门卫50元，希望“见见那位穿闪光鞋的模特”。

    面对眼前陌生的男子，模特感到诧异。陈鸿斌赶紧解释，“我专做皮鞋的，能不能看一下你的鞋。”手捧鞋子，他盯了五分钟： 鞋底材料是改良过的聚氨酯，经过电镀处理，鞋跟则是细桥跟。弄明白后，陈鸿斌赶回温州，一头扎进了新型鞋底的研制。

    从温州到北京，再到纽约、巴黎，温州人的坚韧和执著成了市场经济的完美寓言。然而，并不是所有温州人都一帆风顺。

    那个年初豪言壮语地解读大政方针的胡万地，这一年更像一首有头无尾的悲歌，尽管开始气势昂扬，最后却草草收场，留下一个无限落寞的身影。

    一年前，胡万地是二轻企业的厂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年，成功挽救半死不活的工厂，还利用一次全国会议的机会，拉到180万元的项目，“搞出很大的动静”。

    1992年年初，胡万地辞职，成了私营企业“精益”开关厂的厂长。他意气风发，成为人们眼中的另类。《“出格”的胡万地》，媒体用如此标题将他的形象放大。家人替他紧张，身为机关干部的哥哥找到他，狠狠地说：“胡万地，你头大啊，这样的话，你都敢说。”胡万地不为所动，回应说，“你们不看文件，我说得没错。”

    柳市这个是非之地，姓氏问题依旧模糊不清，人们紧张但无奈，仍旧操持着各自的生意。胡万地一鸣惊人，“我们说这盆水很脏要倒掉，但总不能把坐在盆里的胖娃娃也一起倒掉吧”。说这话时，他手里正拿着《人民日报》，思路却飘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

    几天前，他收到美国一家大型企业的邀请函。如果谈判顺利，这将是笔大生意！多年的经验让胡万地满怀信心。1992年年底，他搭上飞往美国的航班。

    谈判果真顺利。飘雪的纽约街头，胡万地手捧汉堡边走边吃，尽管冻得发抖，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过几天就要回国了，回去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只要他的“精益”开关厂算出一笔账，缺多少，美方出资多少！他甚至追忆起上任第一天简单“讲的几句话”： 希望大家扭成一根绳，同甘共苦，为“精益”发展做出各自的努力。

    生意蒸蒸日上，可大家没能“扭成一根绳”。从美国回来，胡万地感觉到了异样： 办公室变成了车间，办公桌椅“不翼而飞”，诸如“企业效益好了独自跑到美国去逍遥”之类的流言四散。失落之余，他选择了离开。

    颓废无可避免。失落的胡万地要重新崛起，尚需要时日。

    猛回头已是万年身。对于凡夫俗子，世间一切，皆是背景。

    胡万地默默离开的时候，售价一元的一次性打火机风靡全国，曾经风光的火柴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

    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辉煌的过往在事后看来，总让人意味深长地叹息。岁末，温州火柴厂寿终正寝。

    综观这年，一个人或一个碎片的失落并不能遮掩温州的繁忙。陌生并熟悉着的这个城市，正以世人瞩目的速度领跑繁荣。更多的温州人，或出走异乡、或坚守本地，在激情与战栗之间小心又大胆地闯关。下一年，温州人的故事，在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宏观背景下，又会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四处蔓延的商业脚步，已然无法阻挡……“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