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樊志军的年轻人来到温州。

    踏上柳市的土地，年轻人豁然开朗，“觉得停薪留职是个错误的选择”。他眼中的柳市，充斥着昂扬的创业氛围，街头车水马龙呈现特有的繁华。相比之下，老家衢州显得“萧条”。

    几天前，樊志军还在衢州一家国有企业上班。日复一日地重复让他找不到人生方向，反而意志消沉。经不住温州同学劝说，“过来看看”。但他为自己留下退路： 办停薪留职手续，心想“万一不行可以继续回去上班”。

    柳市的情境让他彻底推翻了念头。他想“我不可能再回去了”。岁月依旧无声，只是时代激昂豪壮。万马奔腾，激情四射。不甘平庸者如樊志军，倾听内心召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路曾晦明不定，许多人上下求索，亦步亦趋。而今，迷雾消散，曙光乍现，无数人得以脱身于枷锁，握住命运的喉咙。

    生命轨迹由此改写。这注定将是滚滚长河中的非凡年代。

    大事件

    春节期间，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照例四处视察，以示亲民。

    普通的人们因此觉得国家并无新事，天下太平。这是中国的老百姓观察国家高层的一种智慧——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否出现在公开场合，以此判断国家动态。但这次人们忽视了一点，最重要的领导人江泽民一直没有出现在电视里。而身处各地的领导们也没法像近几年来电视直播的那样在老百姓家里过年。他们得到了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猝然与世长辞，终止了充满劳累和战斗的一生。据说，当天晚上，天气很好，星星月亮当空闪烁。国人相对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虽然遗憾他没能等到香港回归，而那将在五个月后。遵照邓的遗嘱，骨灰撒向大海。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葬礼，令人泪流。新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他最好的战友周恩来，同在那片海洋。

    邓的去世和香港的回归，被视为一个时代的开始。中国从改革开放的大幕中走来，进入更加快速的上升通道。

    回归当天，香港下雨，且雨势不小。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默契地借助这场雨表达心境，英国记者说：“上苍哭泣。”中国记者则说：“闻报香江归故主，喜泪长流。”

    岁月沉淀。

    英国，这个老牌的世界强国已经跟不上中国的步伐。然而，其底蕴依然强劲。《自然》杂志报道：“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母羊‘多莉’。一个科幻片中的情节变成现实，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可能。科技在发展，人类则显得有点踉跄。”

    国内，伟人离去没有引发大的变故。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讲话。官方和民间称为“五二九”讲话。

    公开发表的部分态度平和，对于新一轮意识形态的论争未予置评。可是，现场直接聆听讲话的人，都发现江泽民心有所指。此后几个月，官方媒体号召全国学习讲话，统一思想。等到秋天，中国私营企业主终于从1990年的惊慌中摆脱出来。时政作家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这样写道：“公开的舆论，包括北京的理论界、新闻界、出版界，还有北京之外的省市区，大家的倾向都是明显的，全都摆出更高昂、更开放的改革姿态。”

    中国再次统一了思想，可世界又乱了。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第二天，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爆发。两者之间并无关系，但在时间上而言，让人浮想联翩。

    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外媒称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到处游走，到了哪里，那里就要完蛋。

    幸运的是，“风暴”在中国内地的海岸线徘徊几许，终究没有登陆。由于采取保守的金融政策，金融危机并未侵入内地，当年（1997年）10月，席卷香港股市，但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港人很快就渡过难关。

    此时，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扶持私营企业，让这些极具成长力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抓住机遇存活壮大，为风暴过后“中国制造”引领世界埋下伏笔。

    制度建设之门缓缓开启，一切有所节制，却井然有序。

    同志仍需努力

    高层的讲话到底有几分可信？

    思想的滞后曾令无数人心灰意冷。“摸着石头过河”的游戏法也让许多人用自我牺牲换来微不足道的胜利。不过，改革开放十余年，国家领导人们逐渐摸索到一条稳健的发展路径。

    全中国进一步开放的间隙，22岁的胡旭苍被推上董事长的位置。

    接班时，他父亲只对他讲了一句话：“你年轻，即使跌倒还有机会爬起来。”就这样，大学毕业不到两年的年轻人成为公司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实际上，他几乎和企业一起成长。读书时，他已在建设工厂的工地上“发票”： 有人运来一车沙，给一张沙票；运来20包水泥，就给20张水泥票，工作简单枯燥。

    站在新的位置俯瞰全局，企业未知的境况让人无法乐观。为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完成从低压电器到热塑料管道的生产跨越，那是一个在国内尚处空白的全新行业，前景乐观。胡旭苍明白，行业空白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没有经验支持，无法从他人处借鉴参考。胡旭苍的孤独无处诉说，而他排遣孤独的方法是让自己忙碌起来。

    他带领工程师辗转各地，到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机构考察。辛苦数十天，结果令人扫兴： 国内技术落后，不可能生产出高精度部件。无奈之下，胡旭苍决心自主研发，投入800万元技术攻关。钱花光了，还是没有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家族内部有人心灰意冷，拒绝再次投资。

    山穷水尽之际，胡旭苍从互联网上得到消息： 美国诺誉公司将参加北京召开的塑料展览会。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CPVC塑料生产商。为了近距离接触，胡旭苍应聘展会解说员，一连五天，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和诺誉员工交流。通过接触了解，更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头脑中酝酿： 和诺誉合作，利用对方技术优势，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合作似乎是唯一出路，但“凭什么条件和人家合作？”胡旭苍把自己的弱势坦白告诉对方，但刻意强调“中国最能打开市场的是温州人”。而对中国市场志在必得的诺誉对此事高度重视，派遣谈判代表前来考察谈判。数月后，美方被胡旭苍的坦率所感动，同意合作。问题迎刃而解，胡旭苍长出口气。

    按照农历来说，1997年的春节姗姗来迟。

    2月下旬，作家戴来准备过与“以往不一样的新年”。她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蜷缩在鞭炮四起的新年中，感受孤寂——“没有时间，没有季节，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比利时作家图森在《浴室·先生·照相机》一书中，用叹息般的声调自言自语： 在这本书中，我什么也没有写，几乎一无所有……

    但是，对更多的中国人，快乐的新年，缘于邓小平的离世而默然不语。惊闻变故，郑元忠怅惘良久。

    十几年前，在柳市经营电器的他因“投机倒把”，被关了整整186天。当他绝望地认为“只有死路一条”时，却被莫名其妙地释放。出狱才知道，是邓小平的讲话救了他一命。从此，他对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在不止一个场合说过：“我的命，是邓小平救回来的。”郑元忠在集团大楼内设立灵堂，专门召开追悼会，表达对领导人的感谢和缅怀。邓小平“救回”的不仅是郑元忠一人。所有温州人都受惠于他以及他推行的开明政策。李中坚说：“邓小平让我们有胆量去赚钱，有胆量去花赚来的钱；也是邓小平让我们赚到钱，并有信心赚更多的钱……”

    改革开放前，物资流通不畅，头脑灵活的温州人靠低买高卖的手段赚钱。但质疑声音如影随形。有人认为，温州是资本家的聚集地，潜藏着“投机倒把”因素，应该严厉打击。先富起来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被打击对象，温州人人自危。1978年年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方针。温州和石狮、广州一并成为推行改革的试点城市。而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温州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做自己的事”。正因如此，类似倒卖油漆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胡金畴们才敢在全国各地推销电器。

    时局时好时坏。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黑典型”，大小老板摇摆不定。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在和浙江省领导的谈话中指出，无论乡镇企业，培育商品市场，还是温州经济模式，不要争论，要敢想、敢闯、敢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试验，好的就加以推广，不行就重新研究，实践中解决问题。

    1997年初春的温州城，湿漉漉的空气掺杂着情绪，在大街小巷发酵。人们的心情和脚步同样沉重，除了缅怀，似乎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发泄心中的悲痛。

    祸福相倚

    内心伤痛的大有人在。这一年，企业界正经受着无妄之灾。

    秦池酒业骤然崩盘，三株口服液土崩瓦解，沈阳飞龙奄奄一息，巨人大厦遭遇停工，亚细亚商场陷入绝境。

    大环境不再令人着迷，外部金融生态恶化。即使新的权力接班人努力安抚民心，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去世让中国的商业前景看上去扑朔迷离。

    接下来，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1997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也是政府工作的突出任务。按照“规范破产，鼓励兼并”的改革基调，通过“加强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管理，整顿和建设好企业的领导班子，认真抓好企业的扭亏增盈工作，大力提高企业素质和效益”。

    市场经济冲击、砥砺着社会的每一个单位和个体。计划经济体系运行的国有、集体企业连年亏损，入不敷出。自1992年，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年度经济工作计划中的重中之重。5年来，改革向纵深推进，国有企业迎来最为艰难、没落的时期。

    1997年这一年，每一个在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的人都心头紧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面积的国有企业会恢复元气。这说明改革不会停止，反而愈加猛烈。数年内，六成的国有企业员工失去饭碗。旨在让更多人获得幸福的改革一度让许多人生活无着落。

    强制下岗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长时间的温室生活几乎令下岗职工丧失自谋出路的能力。众多下岗工人中，年龄参差不齐，却对未来充满迷惘。政府出台一系列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包括再就业工程，发放最低生活保障。但是，政策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困境。下岗而生活潦倒的工人们必须在当下寻找到维系生存的路数。

    无数人忧心忡忡，温州却景象别样。打破铁饭碗的初衷是让社会成员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社会血液流通顺畅。潮流面前，顺势而为自然走得更为长远。7万多下岗职工，带着些许新奇，操持新的职业，静悄悄地完成了新旧角色的转换。

    机械厂境况不佳，数月发不出工资。黄小兰主动下岗。她拆下两块门板，摆开小摊。攒下钱，她把摊位变成商店，打出“兰兰糖果店”的牌号。再后来，她和下岗的丈夫考汽车驾照，轮流看店、开出租车，靠勤劳发家致富。

    和黄小兰一样，多数温州下岗职工选择摆摊、服装销售这些启动资金较少的职业。另一些人则凭借一技之长，做“自由职业者”。他们中有医生、广告策划人、职业歌手、写作专业户和修理工……温州高度市场化的经济运作为他们提供了创业平台。而事实上，年销售额上亿的高邦总裁朱爱武也是下岗职工。从温州电池厂下岗，她骑着自行车，穿梭于温州各个角落寻找便宜的花边、纽扣、线，以最低的成本做服装生意。

    走出困境的还有林立人。今年，他最犯愁的问题是如何从国外采购更多的传呼机。

    中国通信领域建设刚刚起步，大哥大、传呼机等通信器材供不应求。林立人用仅有的200元钱买来最便宜的寻呼机。随后在街头电线杆上贴了转让的小广告。一个小时，有人找上门来，买走了寻呼机。前前后后，林立人赚到差价几十元钱。他觉得这是条生财门路，于是便做起寻呼机的买卖。

    随着对行业了解程度加深，林立人发现： 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市场上卖得最好的传呼机多是由国外的二手机改频而来，一个二手传呼机成本在20元左右，改频后价格上涨十几倍，利润空间相当大。

    改频二手传呼机需要两个条件： 拥有大量二手传呼机货源和懂得改频的技术人员。身在深圳的林立人无法出国，想到利用网络联系生意。

    互联网方兴未艾，通用的方式是拨号上网，速度慢费用高，且无法访问国外网站。希望忽明忽灭，林立人踌躇满志却有心无力。准备放弃之际，香港回归的新闻见诸报端，敏锐的他利用地利，跑到香港上网。日本NEC公司的网站帮了大忙。按该公司网站主页上的联系方式，林立人通过邮件和对方联系。一段时间后，首批二手传呼机到货。林立人找到几个改频的技术人员，修改传呼机的频率和制式。货物推向市场，一炮打响。

    网上交流合作的加深，NEC公司把库存的二手机低价转让。年底时，林立人已腰缠百万，也切身体会到互联网蕴含的无穷潜力。可惜两年后，他放走了一次绝佳的机会。那年夏天，他在北大学习，住在校方提供的宾馆里。某个傍晚，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敲开他的房门，自我介绍是国外回来创业的学生，准备做互联网搜索业务，没有资金，想找合作伙伴。

    互联网的春天即将来临。北大校园，学生们都在谈论网络，一墙之隔的中关村更是气象万千，有了风云际会的味道。太多的迹象表明这是一次资本和技术的爆发性结合。可林立人犹豫了。虽然靠网络赚钱，但年轻人谈论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的阅历和想象。

    未来像是一个被帷幕遮掩的谜，众人按照各自命运的节拍，本分却不安分地走着。林立人这个素来以胆大著称的温州人最终没能迈出那至关重要的一步。多年后，一个叫做李彦宏的青年带领百度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创下收盘价每股122.54美元的交易记录。那一刻，国内骤然多出数十名千万富翁和上百名百万富翁。然而，一切都与林立人无关。

    当天的电视画面反复播放着那个激动人心的画面，林立人关掉电视，点燃一支烟，起身来到窗前，留下一个无限落寞寂寥的身影。

    苦果的滋味

    鲁迅说过：“有些道理，你不说我倒还挺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涂。”

    郑秀康就怎么都不服气，“为什么合作六年的燕莎商场会把康奈轰了出来？”他找到商场经理交涉。后者拿出招商名录，许多国际顶级品牌赫然在列。

    康奈在国内鞋业评比均名列前茅，一举斩获“中国真皮标志领先鞋王”的称号，但与国际品牌的差距还是明显。郑秀康心怀愤懑，可不得已撤出专柜。

    在郑秀康看来，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

    回到温州，郑秀康闭门思考。沉默过后，他投入几乎全部身家的2400万元，引入国际一流的技术设备，在企业内部掀起技术改造浪潮。他多方打听，接触到一位制鞋台商，说服其允许自己去他的鞋厂参观。

    东莞郊区的鞋厂内，机械化大生产的场景令郑秀康震惊： 数百台机器安静运转，所有工序秩序井然、条理分明，生产效率极高。郑秀康想把所见的拍成照片。台湾老板爽朗一笑说：“我和你不沾亲带故，但都是中国人。你把皮鞋打入世界，是中国的光荣。”

    郑秀康在这一年的境遇只是整个温州鞋业的缩影。

    中国市场是个悲欢的洗牌机，品牌优胜劣汰故事每天都在演绎着。是是非非、生生死死、沉重也惊心。竞争力不济，本来就应该被超越抑或淘汰。

    多年粗放型、原生态的野蛮生长，温州皮鞋制造业已然后劲不足。毛利润被越拉越低，行业竞争日趋无序。一些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其中有曾风光无限的“耐宝”。

    耐宝的辉煌最早要追溯到1990年。

    那年夏天，补鞋匠出身的王成栋联系到一家香港公司搞合资公司。作为温州为数不多的合资企业，耐宝成立之初出手阔绰，率先从国际、国内引进设备，是温州首家拥有意大利制鞋流水线和配套设备的厂家。随后一帆风顺，获得“中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产品质量特等奖”、“北京百鹿杯鞋类博览会金奖”、“第八届国际鞋业博览会金奖”等称号。

    1997年，耐宝总资产达138亿元，全国开设328家专卖店。王成栋豪情万丈，准备多领域进军，打造企业集团。他搞“千店工程”，气势吓人，可收效甚微。他融资3000多万元投资兴建豪华的“耐宝大酒店”，由于精力分散，酒店经营不善。与此同时，耐宝皮鞋遭遇质量危机，销路严重影响。到1997年秋天，耐宝破产，王成栋负债出走。

    兴勃焉，亡忽焉，企业的兴衰更替往往转瞬之间。耐宝事件给温州人敲响警钟。这一年，很多鞋革企业对企业进行了一次分水岭式的调整： 康奈、奥康、吉尔达、红蜻蜓等选择做自主品牌，拓展内需；而霸力鞋业则去开辟另外的战场。

    王成栋的出走对温州制鞋老板们震撼极大，尤其是霸力皮鞋掌舵者王跃进。回顾往昔，霸力和耐宝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异乎寻常的一致。

    耐宝合资企业当年，鹿城跃进皮鞋厂的牌子被摘下来，取而代之的名字是“霸力皮鞋厂”，主人就是“从小就跟舅舅学做鞋”的王跃进。

    霸力第三年，王跃进突破性地把信誉卡放到皮鞋包装盒中。“霸力”品牌知名度迅速上升，并在首届中国鞋王杯大赛中夺得“中国鞋王”称号。王跃进觉得“鞋王”称号该有个宏大的表现形式。他极具夸张的用7张牛皮造出世界上最大的男式皮鞋，长2.05米。

    种种迹象表明，王跃进敏锐、胆大且性格张扬。而在自信心极度膨胀上，他比王成栋更要急不可耐。1994年，他利用公司改制，组建浙江霸力集团，成为省皮鞋行业首家集团公司。当时，其他制鞋企业只有一两条生产线在生产，霸力则8条生产线全部开通。王跃进志得意满，曾经对来参观的郑秀康说，“老郑，我成立集团公司，你也去弄一个吧。”郑秀康有所顾忌，委婉地说，“我还是先把鞋底做扎实了再说吧。”

    不甘寂寞的神经被拨动。和王成栋一样，王跃进陷入自我陶醉、盲目扩张的恶性循环。王成栋负债出走的同时，王跃进对资源投资产生兴趣，涉足矿业领域。

    于是，霸力的辉煌就在创始人的辗转反侧中一去不返。而温州制鞋界呼风唤雨的这两位风流人物也终究被雨打风吹去。

    非凡年月

    某个温州商人说：“有一点毋庸置疑——越封闭的地方，越适合温州人发展。”

    封闭的地方往往没有成熟的商业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卖方市场。而温州人总会本能地去寻找那些封闭的地方。

    回归庆典带来的快乐稍瞬即逝。1997年8月，一份非公开的政府文件在温州市级领导的案头传阅。文件披露： 上半年超过100家灯具企业大举外迁。直接后果是，温州灯具产业就此衰落。

    吴建海就在外迁的人群中。

    放下经营多年的国内成熟市场，他只带着几只皮箱和一本从地摊上淘来的励志书，去喀麦隆重起地盘。他的目的也非常单纯，仅仅“听说喀麦隆是非洲一颗灿烂的明珠”。

    杜阿拉市是终点。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中国商店”，可中国货很受当地人欢迎。这显然是不容错过的商机。不费太多周折，吴建海筹备起贸易公司，专门经销中国商品。

    时间推移，这个善于观察的温州人慢慢发现有中国人来喀麦隆经商，但语言限制、店面难找以及治安问题，大多半途而废。更激情的想法在他脑中酝酿： 办一座中国商城，“中国商人汇聚一堂，形成规模经营，使中国商品走进非洲千家万户。”当吴建海面积4000平方米的商城开业时，数十家店面预购一空，温州眼镜、皮鞋、服装等小商品蜂拥而入。

    大举外移的还有数量巨大的民间资本。

    数年沉淀，温州民间资本已有数百亿之多。膨胀的资本急需寻找出路，许多温州人便联合起来，投资煤矿，承包年限从数年到数十年不等。

    黄益铫也想趁机大赚一笔。他拉拢做生意的朋友，前后凑齐200多万元，承包下一口煤井，准备坐地收金。不曾想，煤井承包到手，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到触底价每吨10元钱，亏损达400多万元。

    不利情势之下，黄益铫等人决定不再坚守，忍痛把原本承包年限数十年的煤井转让他人。那时，大多数温州炒煤团都在山西惨败而归。几年后，国家政策日益宽松，煤炭价格直线上扬。转让的矿井身价倍增，评估价值达到5亿元。形势大好，温州人再一次趋之若鹜，一度掌控山西省60%的小煤矿。不过，事态的走向向来让人猝不及防。

    泪水和欢笑，担忧和希望，日子匆匆而来又匆匆而逝。无论曾经多么不寻常，岁月总是倔强得毫不留情。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这个管辖着接近3000万人口的庞然大物在日后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有震撼，还有真实的思考。

    三峡和黄河小浪底相继截流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华南虎野外灭绝。两则消息，前者是工业文明过往积累的成就，后者则是人类文明未来延续的隐喻。而有意思的是，一个台湾人柯受良在亿万人注目下飞跃黄河壶口瀑布。

    有人评价是年，说： 阅读的世界，属于去世的王小波。他用短暂的一生和作品诠释了什么是自由的精神。而年初开始，中国工商界无可救药地迷上了MBA。

    1997年10月，温州首家上市公司“浙江东日”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成为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零的突破。与此相对，是一件国际大事，美国众议院通过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英语简称tMD。国人戏谑称其为“他妈的”。入关谈判中，美国更是中国最大的障碍。1997年的中美关系恰如这年风行的一首歌所唱：“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下一个新年来临前一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厦门召开。会议部署下年度工作要点，着重指出： 要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把握全局，重点突破”，以加速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福利分配货币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经济运行法制化”这四个目标。

    上至国家，下至个人，大家都忙着制订新一年的计划。这样的氛围中，一部名为《甲方乙方》的贺岁片隆重登场： 故事发生在1997年夏天，四个年轻人推出“好梦一日游”的业务，帮人们过一天好梦成真的瘾。招牌打出去，受到追捧： 卖书的板儿爷想当一天巴顿将军，明星则想做回普通人，大男子主义者希望受气，大腹便便的大款却琢磨着怎么吃苦。

    喧闹的气氛中透露着荒诞的气息，观影者在哄堂大笑之余，不免生出诸多感慨。最后，影片在一场婚礼的闹剧中收场，一如这个非凡的年份，纷扰热闹，虚怀感叹： 在挥洒着大红大紫色调的背景下，明天会演绎出怎样的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