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球经济复苏，有人说，“好日子，回来了！”然而，一本诺查丹马斯的书却预言：“8月，太阳系九大行星和月球呈十字排列，处于十字中心的地球将接受末日审判。”

    真真假假，是是非非，新中国迎来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

    静水流深

    追求新奇和创意的《财富》杂志适时宣布，享有盛名的财富年会将在上海进行。主办者给年会起了一个寓意十足的口号：“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很快，中国人明白了“让中国认识世界”的真正含义。此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正在艰苦进行。而这场国际贸易领域的拉锯战，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教科书上中美谈判的场景——那时中方的主角是李鸿章。当时有人说，这是美国人在用谈判来夺回他们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去的东西。谈判的火药味很浓，唇枪舌剑就如同刀光剑影。原来，世界如此的分毫必争。这一点，其实，中国并不需要重新认识。

    秋天，45架跨国公司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有美国RICh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里奇的“FAL900”，有通用汽车公司总裁理查德·瓦格纳的“湾流5”。他们的造访是为参加《财富》杂志的年会论坛。

    论坛的题目叫：“中国——未来的五十年”，显然是个空洞的幌子，就像李光耀所说：“要想预测中国未来50年发生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的确，无数大事即将发生，只是谁也没有能力预测。这是个平静中蕴含着暗流的时代之夜。

    1999年3月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面对台下3000代表，朱镕基总理提出：“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与一年前相比，朱的讲话缺少了一丝锐气，多了些许沉重。日本《产经新闻》认为： 建国50周年，这特定的年份，“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在首位。

    政府在努力避免风险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改革成果。随后根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被写入宪法序言，这被视作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有力信号。焕然一新的变化还有，过去对公有制经济起着“补充作用”的私营经济，如今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和“多种形式的分配制度”成为宪法确认的“国家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外媒评价说： 伴随着私营企业的成长，中国政府确定了它的合法地位。这次修改宪法，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措辞，是进一步促进其发展。然而，这次的修正案里也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文，说明中国领导层尚不允许私营企业无限制地发展。在国有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释放出惊人活力。1999年，中国纯粹的私营企业突破100万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10%，并呈进一步扩大之势。私营企业产值以年平均69%的迅猛之势增长，成为“接收国营企业裁减人员的重要部门”。

    私营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也开始享受到切实好处。此前，政府“批准61家大型私营企业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简化成立私营企业的手续”。年内还制定《私营企业法》，保护私营企业的权利。联想到一系列优待政策，外报认为： 中国想通过发展私营企业，刺激低迷的出口和设备投资，以实现7%的经济增长目标。

    会议第三天，北京突降大雪。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来自南方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欣喜万分。“瑞雪兆丰年”，大雪或许带来了极具象征意味的开端。

    梦想家

    “两会”期间，范鸣强携家人去北京游玩。天安门广场人潮如水，他不禁神思遐想： 城楼下开家“马列书店”，店内以红黄“国旗色”为主色调，悬挂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画像，销售伟人著作，说不定能稳赚一笔。

    朋友认为想法“太痴狂”，奉劝他不要冒险，否则“吃定红灯”。范鸣强一意孤行，叩开天安门城楼管理处大门，畅谈胸臆：“新中国成立50周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00周年，在天安门这个庄严肃穆的地方，销售马列书籍，还怕没有销路？”

    对方当即同意，破例免收租金，以示对“红色阵地”的支持。范鸣强用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梦幻开局。书店开张，他坐地收金。

    私营经济前途明朗，胡成国决定三进上海。

    几年前与国外公司谈项目，老外在“地图上指点半天都找不到温州”，经常问“温州与大连还是深圳毗邻”。胡成国好笑又无奈，也产生走出温州的决心，上海成为首要选择。

    1993年，胡成国投资100万元，但由于投资环境不完善，投资失利。3年后，他再度赴沪，投资240万元兼并一家开关厂，最终合作无疾而终。1998年，上海市政府制定24条政策，吸引国内大企业集团。当年秋天，青浦区组团到温州招商。胡成国则显然老道许多。他开车领着夫人赶到青浦，选中“交通便利，有三条公路经过，离青浦城、虹桥机场、大观园都不远”的香花桥镇，圈下135亩地。而尽管当地政府频频示好，胡成国仍然没有贸然行动。前两次失败让他心有余悸。

    1999年3月，私营经济写进《宪法》。胡成国才放心，出资3亿元投资建设上海德力西。他一次性招来600余名员工，高薪聘请高级工程师，设置与总部同样齐全的部门。

    做法引起相当多的质疑： 生意才起步，工厂按照年销售额两三亿元的规模做，这不是杀鸡用牛刀？胡成国自有高见： 不能看眼前有多少生意招多少工人，既然进了行业，来到上海，就要做行业状元。

    事情在预料之中，不到4年，公司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净增9倍。德力西进入上海同行业前5位，被列入当地政府的“小巨人”企业。

    彼时，中国流动着无法遏制的渴望，四两拨千斤的创业方式自然激起关于财富的无限遐想。“多挣点钱儿多挣点钱儿，钱儿要是挣多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一个叫崔健的摇滚歌手在歌词中这样唱着，还口气老城地喊道，“其实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不把事情都就办了”。

    财富早是光明正大的追求，即使追求的方式五花八门。国家对私营企业放开进出口自营权，一部分人却嫌财富来得太慢，大胆地铤而走险，做起走私勾当；个别官员大开方便之门，居然能从中分一杯羹；当然也有人不越雷池，安稳地经营，梦想着小打小闹发展壮大，但事后看来，无情的市场却未给其机会。

    多年后，前者或者急流勇退、改邪归正，抑或者锒铛入狱、永不翻身。后者多在岁月的磨洗中失去棱角，乃至销声匿迹。只有精神顽强如范鸣强、胡成国之流，起伏于经济大潮，昭示出颠扑不破的商业本质。

    代言人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同寻常。然而，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依然贫穷。

    4000多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他们多数集中在西部地区。与沿海繁荣不同，那里，看不到鳞次栉比的高楼，看不到现代化生产车间，扑入眼帘的是被时代不屑一顾，乃至抛弃的生产方式，以及无数无助迷茫的眼神。“神武景气”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愈发失控。

    就在这年夏天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上，江泽民提出：“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三个月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敲定“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甚至发话：“像当年搞特区那样，加快西部地区大开发。”

    默默无闻到举世瞩目，“热”起来的西部引起温州市委的重视，政府组织的考察团接踵而至。事实上，敏感的温州个体户们动作要快了许多。

    更早之前，西北地区商家进货需跑到武汉甚至更远的地方，路途遥远费时费力。在西安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江金波和林家希抓住市场空当，“拢到一块儿把这钱给赚了”。他们在碑林区李家村租下经营不佳的企业厂房，兴建市场。

    西安浙江村开业，经营低档服装。西北五省及山西、四川客商慕名前来。随后，市场吸收千名下岗职工，每年上缴数百万元利税。起于微末的西安浙江村风头日盛。

    西部大开发，温州人惊觉而起，带着资本和憧憬以及对商业拜物教式的执著，干脆者甚至不带分文只身上路，趋之若骛于西安、兰州等西北城市淘金。打拼的人中，陈玉琴名气不小，她事业几经波折，把温州女人的干练、耐性和不服输，发挥得淋漓尽致。

    怀揣3万元借款陈玉琴闯西北。下火车，她惊喜地发现温州50多元的灯具，这里竟卖到上百元还多。陈玉琴本能地判断，这是缺少竞争但利润巨大的行业。她花万元租下店铺，一面墙摆灯具，另三面转租给别人。尽管不伦不类，她还是勇敢地打出灯具店招牌，开张营业，4卡车灯具销售一空。

    灯具零售有利可图，当地人效仿。半年下来，利润骤减，陈玉琴转而经营灯具批发，“灯具店如果都找我进货，生意不好都难。”可惜，天不随人愿。灯具店老板们并不批量进货，而是卖一个进一个，陈玉琴的批发店实际成了别人的库房。经营失败，血本无归。陈玉琴改行做服装生意，苦拼半年，重新“活”了过来。

    这一年，温州人到西北创业者众多。惊鸿无数、藩篱丛生，行业千差万别，但共性明显： 挣钱。当一个月拿2000元时，他们想着下个月怎样拿3000元。西北人对此不可理喻，“要那么多钱干嘛？”他们能挣到1000元工资，就已觉得“800元足够了”。巨大的思维差异让温州在每一个缝隙和角落中游刃有余，把民营经济的草根本性发挥极致。

    时空经常错位。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独立存在的价值，至少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多年后，有人才幡然醒悟，对当初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思维感到后悔。可是在那时，杂草般丛生的温州草根们占据大多市场空白，后来者似乎已无立锥之地。甚至遥远的海外，温州人也努力着出人头地。

    夏天，美国西海岸惠风和畅。

    为筹建中的研发机构招徕人才，南存辉飞赴硅谷，却听到刺耳的声音。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魏京生、吴弘达发表言论，“中国政府限制和歧视私营企业，不尊重在华投资的外国厂商，只保护政府所属的国有企业。”

    魏的无稽之谈居然得到美国国会议员马克的信任。后者计划在国会会议中大做文章，提出取消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原“最惠国待遇”）的议案。一旦议案通过，中国进出口企业将面临巨大损失。南存辉了解情况，当夜发送邮件给马克，说明真相、驳斥偏见。

    第二天，洛杉矶，国会议案如期举行。南存辉针锋相对，自掏腰包召开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他拿着一份《中华工商时报》慷慨陈词： 报纸统计，正泰集团是当时中国第八大民营企业，1998年产值20多亿元人民币，约合3亿美元。假如一直受到限制和歧视，我们能在短短十来年，由一个几万元起家的小作坊发展到如此规模？

    台下的美国记者兴趣陡增。南存辉进一步反问：“我的家乡中国温州，私营经济占95％。没有国家政策扶持，怎么可能有私营企业的今天？”最后，他语气坚定：“各位美国朋友如果不相信我，可以亲自去中国。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美国国会作证。”

    次日一早，《世界日报》、《国际日报》等10多家媒体以“私有企业在中国内地不受重视？温州殷商南存辉以个人成就反驳”、“温州正泰集团董事长要为中国说公道话指魏京生、吴弘达对大陆企业批评不实”等类似标题将南存辉推上显著版面。

    受此鼓舞，加州两位政界知名人士随即给美国国会决策人物曼杰森发送邮件，转达南存辉上述观点，并在信的结尾写道： 美国参、众两院的先生在对中国的政策投票前，应该了解中国的今天，多倾听中国商人的意见。健全的商贸关系必须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南先生认为魏京生和吴弘达对中国的现状太不了解，他们的见解荒谬无知。

    不久后，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取消对华正常贸易关系”议案，中美贸易关系得以维系。

    回到国内，南存辉被媒体奉若民族英雄，在京城主流大报连篇累牍的报道中，他形象高大。次年春，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中央领导来浙江代表团座谈。《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捕捉到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 中央领导人与两位浙江代表团代表亲切握手，右侧是公认的中国乡镇企业代表人物鲁冠球，居中者为南存辉。

    多事之秋

    1999年6月末，温州大罗山风景区草长莺飞。

    风景区内，一幢洋楼门口，“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牌子被“瓯海国防教育基地”的石碑替代。不久后，那里会出现炮台、枪械和操练场。

    这是中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微观缩影。毕竟，这一年国人的情绪刻骨铭心。

    年初，江泽民主席访问欧洲三国，向“欧洲显示中国的存在”。期间，北约空袭南联盟。在此前后，美国五角大楼资助的课题小组发表报告： 今后25年不大可能出现能在全球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但新兴国家——单个或者结盟——将越来越大地限制美国的地区选择，抑制美国的战略影响。报告预测，“像中国这类竞争势力的出现将给美国造成限制”。

    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人感到不安。而中国同样该为此谨慎，未来两国关系当然不会是一条通行无阻的坦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所言： 中国发展到一个阶段，内部可能会出现要求调整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压力。外部环境也可能恶化，譬如当今唯一超强美国，就可能会千方百计地从中阻挠，或者借故挑起冲突，甚至发动一场小型冷战，生怕一个强大的中国，会夺走其世界霸主的地位。很不幸，随后发生的事实印证了这种猜测。美国轰炸机疯狂轰炸贝尔格莱德，五枚精确制导武器落地生花，中国驻南使馆一片废墟。三位中方记者遇难，其余伤者数十人。

    消息传回国内，无数年轻人受到真实而沉重的侮辱。他们举着写有反美标语的床单，冲出校门，走上街头，放肆地宣泄不满。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美国驻华使馆的玻璃和门灯被砸碎，麦当劳和肯德基未能幸免，不得不“暂停营业”。愤怒的年轻人挥舞国旗，在街道上浩荡前进，尽可能地煽动围观市民的情绪。

    除了空袭，谁也不曾想到，中美两国间的较量还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

    美国玫瑰蔓体育场的世纪大战让无数国人难以忘怀。90分钟比赛，双方不相上下，点球大战中中国女足悲壮出局。美国人在球门前欢呼庆贺，仿佛赢得的不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战争。这是民族主义者不愿看到的另一个场景。事实已定、挣扎徒劳，满腹愤懑只能在互联网世界宣泄。铁血社区、强国论坛等具有民族主义思潮的网络社区迅速走红，中国红客由此进入公众视野。以后一段时间，他们被视为“中国对抗西方的希望”。

    国人亲历的煎熬以及各种事件背后的曲折，让旁观者如芒在背，接续者如鲠在喉。民族主义情绪伺机空前高涨，政府适时提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口号。温州市政府积极响应，筹建国防教育基地，地点选在茶山镇茶山村——一处风景优美的景区。

    任务下达，茶山镇政府迟迟不能拿出方案，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李芝尧主动提出投资建设国防教育基地。全国还没有民营企业家投资建设国防教育基地的先例。几番讨论，镇政府拍板： 同意。李芝尧出资100万元。他一方面派人收集军事图片、影像资料；另一方面请专家设计综合大楼，成立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展览、餐饮娱乐等领域的股份制公司，专门负责国防教育基地的经营管理。

    奇迹对于时局的扭转总是令人沉迷，但等待奇迹的过程一般都如此漫长。

    贯穿这年的商业新闻，“打假”是个焦点。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某家属院发生燃油锅炉爆炸事故的报道。

    江泽民看到新闻后，“心里不安”，立即给经贸委主任盛华仁打电话，“锅炉产品，从制造到安装，每一环节必须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不合格的绝不允许出厂和使用。运行中的锅炉，必须定期严格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隐患。现在制度松弛，不那么严格，非常危险。人命关天，要慎之又慎，确保万无一失。希望你们对安全生产问题认真进行检查和总结，从发生的事故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加强和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一旦涉及假货，温州似乎难逃干系。人们目光狐疑地投向温州，王振滔心急如焚。他一手创立的奥康声誉日隆，可假冒产品如影随形。武汉、安庆、高密、临沂、泰安等地市场上，存在诸如“×奥康”、“奥×康”、“奥康×”等近似商标。

    王振滔派人去山东打假。打假人员回来汇报： 高密碾头村生产的假冒奥康皮鞋具有相当规模。10家造假企业，形成一条龙配套生产的流水线。1家专门制作奥康商标，3家专门制作奥康包装，另外6家则专门生产假冒奥康皮鞋。

    王振滔果断决定： 火烧假冒温州鞋。“现在烧这把火，说明我们有信心把它做好，不但是我们行业，包括政府也有信心，进行温州的二次创业、三次创业，再去继续发展。”

    工作人员问：“火烧地点选哪里？”

    王振滔毫不犹豫：“杭州武林广场，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12月15日，杭州武林广场再一次人头攒动，巨大的横幅“打假保名牌”格外显眼。王振滔点燃火把。

    《经济日报》评论：“12年前一把火，烧温州人的劣质鞋；12年后一把火，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劣质鞋。”而王振滔说：“为这一把火，我付出了怎样的长达12年的努力。”

    温州制鞋发展到1999年，鞋机、鞋革，乃至鞋扣、鞋带等制鞋的各种配套设施都已经非常到位。康奈、东艺等品牌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鞋王”。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向十四届六中全会献礼片“世纪的呼唤”中，连续报道温州鹿城鞋业和温州长城鞋业公司；在北京举办的“十四大以来辉煌成就展”，温州鹿城“康奈”皮鞋被录取参展。“共和国50年成就展”，中国皮鞋行业仅“康奈”被录取参展。 好消息频传，温州制鞋产业园区在鹿城区双屿镇前陈村隆重奠基，“中国鞋都”呼之欲出。

    走向新时代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预言：“过去的一切又全完了，一切业绩化为乌有。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多少地狱和炼狱。”温州人用盛大的姿态摆脱了假货，锻造出激动人心的故事。而整个跌宕起伏的1999年，对于中国与中国商业而言，颇为壮观。

    这一年，是中国商业房地产的元年，也是中国E时代的元年。世界是平的，更多的人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并非真正的公路。“信息爆炸”令人惊叹和向往，人们被告知“知识经济”即将到来。没有现实世界的尊卑秩序羁縻，BBS成了普通人发言的广场。

    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的吴鹰，其时投资数千万发展小灵通——一种外形酷似手机的通信工具，以“便宜”、“信号差”而著称。通讯的便利，无疑以摧枯拉朽的态势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它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变得如此简单。

    同在1999年，星巴克进入中国；陈天桥创立盛大；马化腾推出“OICQ”聊天工具；马云的阿里巴巴横空出世，新时代的商业模式百花齐放。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时针和分针恰好重合的瞬间，五星红旗在澳门上空迎风招展，红绿相间的葡萄牙国旗在绿色灯光的映衬下悄然谢幕。时隔112年，澳门脱离葡萄牙非法占有，回归祖国。是夜，北京城天寒地冻，天安门广场上空烟花绚烂。3万名市民在烟花下狂欢，庆祝“中国南部沿海这个小小城市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此时，珠江三角洲经济圈悄然形成。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五座城市连接起珠江沿岸肥沃的平原地带，日后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

    20世纪最后一天深夜，北京再次被烟花和灯光照亮。当新千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华世纪坛亮如白昼，镌刻着五千年文明史的青铜甬道旁，狮舞龙腾。

    “今夜月明风清，波平如镜。”一段历史结束，另外一段历史开启。时代的夜晚，一切才刚刚开始，而我们是否站立在未来的入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