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局通常令人向往，那些微妙的变动，往往引发巨大的事件，而结局又往往总是因此不同。如此奇妙而刁诡的规律实质反映着微妙在时空流变中的永恒。
嬗变的力量
2002年，中国发生着既激动不已又忐忑不安的变化。
大街小巷，一首名为《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情歌四处飘荡，歌词露骨，引人联想。另一个女歌手陈琳慵懒而惆怅地唱着《爱就爱了》，一不留神，竟然成为流行歌曲。
社会风气无限开放，时髦的青年人在大街上公然接吻见怪不怪。他们有着奇形怪状的发型，穿着另类，频频进出网吧、游戏厅和迪厅，口中喃喃有词，归根结底是在追求“自我”。
何止年轻人，整个社会的自我意识都在集体觉醒。
手机普及，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是摩托罗拉，无论男女，以拥有一部V998自豪。一些人在汽车上涂抹奇形怪状的符号，把好端端的汽车改装得面目全非；更有人打起车牌主意，申请充满个性的数字组合，政府居然不加阻止。潮流从城市传进乡村，三位山西农民驾驶车头印有中国地图，车身写着“两岸携手，共创繁荣”、“爱和平，促统一”标语的面包车，自费周游全国。
一切，都不是无中生有。
中国加入tO，国家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世界各地的物质、信息、理念和潮流，洪水般奔腾入国门，击打人们心理，潜移默化着这个期待变化的民族。美国人斯宾塞的《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被介绍进来。这本论述变化的读物顺理成章地迎合主流，大行其道。
剧变还发生在资本领域。“权贵资本”现形，数额庞大的国有资产被以各种名义划拨到私人的名下，社会上一下子窜出来众多背景神秘、出手大方的人物，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慷慨大方、享用豪奢，就是无法清楚掌握他们的来路。
而开年仅仅几天，副总理吴仪视察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时值开发区建成10年，综合实力发展缓慢，甚至一度排名倒数第二位。吴仪不留情面地质问随行官员：“再倒数下去的话，我看你们这个开发区也不用办了。”
温州官员诚惶诚恐，回去反省。
英国《金融时报》记录下一个浙江义乌商人遭受非法地下钱庄的遭遇，并把矛头直指温州这样的小城市，还对“一些地方政府”委婉提出批评。而国外买家突然发现，自己几个月前在温州厂家网站上的问询迟迟无人回复，这些花哨的网站原来是“空壳”一个，它们的温州主人压根就不懂什么叫电子商务。
官员们对这种情况相当着急，频繁开会研究对策，最终提出“信用温州”，信誓旦旦： 决心用3年时间，建立良好的信用坏境，再用5年，达到国际信用水准。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无惋惜地对《人民日报》记者说：“要是温州发展初期就强调信用，老早就发展得更好。”
人世间的悲欢，本身就是一场轮回。
无需多疑的剧情，这时代赋予子民的使命和精神面貌，注定是追寻荣耀的宿命。这便是包括温州人在内的国人之所以在新生物浮现的第一时间，冒着各种风险仍然乐此不疲。而目空一切和辛酸荣辱的背后，充斥着磅礴而感伤的情愫。
一批批混迹于商业变革的洪流中，努力去营造惊人戏剧的探路者倒下和崛起。在这样的记忆交错中，有一种嬗变力量，始终让人坚定不移。
2002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迈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
因为无法参透，所以不愿放手。显然，温州在积极响应社论的号召。
民间，几位老板自发捐款16万元，抢修古老的木拱廊桥；一个普通市民，数十年如一日地收藏动植物标本，投资建设的野生动植物标本博物馆堪称国内之最；钱金波则不惜血本推广鞋文化，被金庸称赞为：“文化出招，叫‘飞龙在天’。”
至于政界，或许基于“信用”二字，掀起一股清理整顿风波。瓯海区对1297名干部的档案进行重新审查，62名干部文凭遭到质疑，其中2人因学历造假受到严肃处理。
紧接着，刚从鹿城区公安局局长位子退下来的王天义被检察机关调查。这个曾经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处级干部，在位时贪赃枉法、卖官鬻爵，10年间收受贿赂1800多万元，创下浙江官员的受贿记录，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终得春风来
除夕，百无聊赖的贾和芬正准备回家过年，突然收到来自以色列要求发货的传真，并答应预先支付定金。厨具公司成立半年，问询者多，下单者少，贾和芬沮丧地怀疑是否下海过早？此时负面情绪一扫而光。看完传真，顾不上吃年夜饭，贾和芬急忙打开电脑，通过邮件沟通交货细节。第一单交易顺利谈成。她给自己买了辆跑车，把办公室装饰一新。
摩拳擦掌的还有陈涛与何德贤。
几个月前，陈涛的身份是海员，而何德贤的身份是皮鞋厂的打工仔。他们对命运的安排并不满意。前者辞掉工作，到温州一家眼镜店谋了一个人事助理的差事，月薪600。随后禁不住弟弟劝说，开了一家名为“顶丰”的补发店。
一连数月，补发店无人光顾，使出浑身解数，陈涛发传单、打海报、送礼品，仍不见效。情急下，他从其他理发店拉来客户，为博取对方的信任，他用自己头发做实验，剃了个“地中海”式发型，再用店里的技术补好。他的诚意打动客户，迎来开业第一位客人。
没有想到，客人对补发效果非常满意，充当起免费宣传员，回家逢人便讲，前来补发者骤增，小小的补发店人满为患，“顶丰补发店”名声渐渐响亮，给其后的连锁加盟奠定基础。
2002年4月，非洲现代史上最旷日持久的内战结束。饱受战争创伤的安哥拉归复平静。易会场迅速出击，在安哥拉注册“温州易得利进出口有限公司”。苍南编织袋、毛毯等传统产品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运往非洲西海岸。
易会场还在安哥拉开办遮阳伞工厂。印着“易得利”商标的太阳伞，布满安哥拉首都罗安达——这个有400多万人口的热带海滨城市。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到此，易会场可谓苦尽甘来。商界沉浮，本是不归路。尽管成功未免来得过于苛刻，可易会场的这条路，因为两次破产、七次遭抢劫而变得更为惊心动魄。易会场初下海时，什么都新奇。当从朋友处得知饲料厂高价收购玉米，他以为赚钱的机会来了，倾尽所有购进玉米，准备运回温州。但货物运回，易会场发现玉米被动过手脚，掺水变质，只能贱价出售。像多数温州人一样，易会场第二次创业选择进出口贸易。廉价而多样的小商品提供巨大的采购空间，唯一的困难在于需要找到恰当的市场。
令人不解的是，易会场把目光对准安哥拉，一个位于非洲大陆西海岸、长期战乱的穷国。中非关系虽然日益紧密，可吸引中国商人目光的也只是少数的几个国家。长年战乱对商业生态造成破坏，不稳定的社会治安让人心有余悸，不入流的安哥拉根本不在中国商人考虑之列。这个国家总共只有30名中国商人。对易会场来说，这是人生第二次劫难。与上次生意失败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他向安哥拉发送完最后一批货物，合作者彻底断绝音信，170多万货款石沉大海。懊恼中，易会场登上开往罗安达的飞机。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首都，看到满街的垃圾、拥堵的街道、破败的建筑、横行的疟疾和纷飞的战火，易会场心中怒气却一扫而光，他决心在这里扭转颓势。
在罗安达最有名的圣保罗批发市场，易会场硬租下一间店面，开始创业。这里长期由西非人和越南人垄断经营，外人欲想分羹，多数会被打得头破血流。
明显的叫板果然引起垄断者的不满，易会场接连遭受恐吓。一天晚上，易会场在罗安达郊外的房间休息，一阵机关枪猛扫，顷刻间墙壁被打得千疮万孔，玻璃支离破碎。另一天早上，一群蒙面大汉闯进家，用手枪顶住头部，强令他双手贴在卫生间墙壁上，横扫了11万美金和手表、手机、相机等贵重物品后，扬长而去。
易会场没有知难而退。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批发市场，他带领不多的温州商人抱团作战。2002年，100多家店铺的主人，全部换成了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国际化的突进，管理视野的突变，温州人的雄伟抱负油然而生。外面的世界对温州人而言，意料之外的机遇总要大过意料之中的挑战。
同年，林建清收到邀请，发出者是乌克兰国际人权保护委员会。就这样，经商之余，他扛起人权保护大旗，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中国商人鸣不平。
三年前，林建清从温州来到乌克兰开拓市场，选中奥德萨城，一个位于乌克兰南部的港口城市。开始，林建清做鞋类贸易。经他之手，大量温州鞋找到下家，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奥德萨城。这自然引起当地竞争对手的愤懑。激怒的乌克兰人联合警察部门对林建清这样的温州人进行“围剿”，只要发现中国模样的人出现在奥德萨七公里市场，便蛮横地收缴一切货品。林建清就曾经被当地警察吞掉10个集装箱的货物。
商业环境每况愈下，温州商人们决定联合起来，维护正当权益。浙江同乡会应运而生，林建清为领导者。在和当地政商两界斡旋过程中，温州商人商业势力地盘不断扩大，建立了拥有300个店面的“中国市场”。可这也没能改变他们被欺负的命运。直到林建清受邀乌克兰国际人权保护委员会，情况逐渐改善。
中国，当之无愧地成为让人既爱又恨的“世界工厂”。随海外华人急速扩张，制造业被推到世界竞争前沿，与全球对手的短兵相接中，中国制造铺天盖地。5月末，一条反倾销消息从土耳其传来： 该国外贸署发布公告，决定对中国出口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进行反倾销调查。
温州，随即一股骚动。
过去半年，中国出口到土耳其的自动铅笔和圆珠笔价值高达1000多万元，半数以上产自温州。反倾销调查，意味100多家温州制笔企业的市场空间面临挤压威胁。
感觉威胁的并非只有制笔业，所有的轻工业制品都受到冲击，打火机厂商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更为棘手。
温州经济的三大“主力”之一，打火机在温州的经济地位不言而喻。政府部门开列过这样一张清单： 每小时，温州生产皮鞋12万双；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每年，1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其中70％出口到国外。有人开玩笑地说，温州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都会得感冒。
温州打火机遂风行天下。西方厂商无力从价位取胜，便以各种借口，向本国政府施压，设置贸易壁垒。
如此背景下，“中国入世第一案”应运而生。5月，欧洲标准化中心通过打火机“CR法案”。对温州打火机生产商来说，其中的两条规定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其一，全面禁止玩具型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流通和使用，以防止吸引儿童玩耍；其二，售价在2欧元以下，即人民币15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加装保险锁，以防止儿童开启。
这简直就是当年美国打火机“CR”法案的翻版。中国入世不到一年，欧盟效仿美国当年做法，阻击中国商品。“前车之鉴”可谓刻骨铭心，栽过跟头的老板们决定不再任人鱼肉。而大大小小的贸易争端中温州人逐渐成熟。他们学习tO贸易规则，开会研究对策，用法律自我保护——以周大虎为首，进行无损害抗辩。
改变历史和世界的到底是巨大的动荡，还是微小的细节？问题本身就带有迷惑性，毕竟巨大往往遮蔽微小，而微小却是隐藏在背后的力量。事情却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欧盟延缓了法案推行日期，并派出调查官，到温州实地调查，内容包括： 企业财务、销售和成本，并查看所有账目，细致到原材料的入库单、房产契约以及水电费账单。
从2002年9月一直持续到当年12月，调查历时4个多月。期间，调查者发现，温州劳动力成本低廉，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因此温州打火机的低价位绝非恶意竞争。而温州老板开诚布公的态度也让他们心悦诚服。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商们说： 欧洲没有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企业，没有竞争，何谈损害？充气打火机生产商则说： 自己的产品与欧洲一次性打火机有巨大差别，各自有生产、销售和消费对象，谈不上损害。
到最后，纷争竟然不了了之，温州打火机厂商逃过一劫。
做大做强
2002年夏初，陈时升得知： 福建省交警巡警合并，大规模更换车用警灯、警报等装置，福州市公安局全国公开大招标。他亲自携带最新研制的警灯，赶到福州招标。经过比拼，五家企业入围。最后的考验项目是： 连续运转15小时，正常运行者获胜。
两家企业的警灯未能挺过漫漫长夜，另外两家企业的警灯也因超负荷运转而变烫，陈时升的警灯仍然强劲地闪耀着，没有明显的发热迹象。凭借过硬的质量，陈时升拿下价值不菲的订单，再一次证明了其无可争议的行业翘楚地位。
从默默无闻到行业领跑，陈时升用了12年的时间。他的经历颇为耐人寻味，在浮躁、喧嚣的大环境中，始终坚守技术优先的发展理念，最终厚积薄发。
高中辍学，陈时升到温州无线电六厂做学徒。他研发设计的“蜗牛灯”名噪一时，为企业带来500万元的利润，但自己仅获得奖金100元。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陈时升的命运轨迹。
1990年，陈时升辞职下海，创办星际公司，生产警灯。四个人、三间房、3万元启动资金，这是创业的全部资本。一年后，企业净利润突破10万元，陈时升信心倍增。
熟悉陈时升的人会说，他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工作之余，他唯一的爱好是看警匪片。而警匪片吸引他的原因在于，影片中可以看到各种款式的警灯。他对技术的偏执追求由此可见一斑。到今天，星际已经是中国警用器材市场的佼佼者。但真正名声大噪的产品是长排警灯，触动陈时升研发长排警灯灵感的仍旧是警匪片。
1993年的一天，陈时升坐在电视机前，眼镜盯着风驰电掣的追车场面，目不转睛。突然，目光被美国警车顶部的新款警灯所吸引——画面里的警灯与车体同样宽度，配合着呼啸的警报声，闪烁不停，看起来具有十足的震慑力。陈时升预感到，长排灯将引领未来国内警灯趋势。三年后，星际率先推出长排警灯。时值全国公安系统大换装，进行大规模统一采购。陈时升赶上顺风车，打破美国道奇公司在中国警用器材市场的垄断地位。
夏末，家具界传言： 王东升涉足家具制造业，既从事终端销售又兼顾家具生产制造。
在温州家具行业，王东升能呼风唤雨，麾下数十家连锁卖场遍布全国，位于市区的旗舰店“新天地名家居博览中心”引领温州家具市场。温州人知“新天地”者众，知王东升者更甚。
少年时代，王东升家境窘迫。上学时，他利用周末打工挣钱，帮人粘过纸盒、推过板车。高中毕业，王东升跟随做家具的表哥做学徒。他把自家厨房改成店面，做家具买卖，很快赚到4000元钱——人生的第一桶金。
20岁，王东升考取温州轻纺技校，毕业后留校担任化学实验老师。课后，他还到一家颇具规模的家具卖场兼职做业务员。王东升掌握到这行的诀窍，曾创下轰动的销售记录，让他迷恋上家具事业，最终迈出辞职经商的重要一步。
1990年，王东升与两名好友凑足10万元钱，开了家200多平方米的家具卖场，取名“新天地”。开业不到三个月，生意火暴、业绩超群，俨然成为家具界黑马。几年内，王东升南征北战，把“新天地”的招牌打到全国数十座大中城市，50多家连锁卖场一呼百应。王东升开创的家具连锁经营引起业界热切关注，被定义为“新天地模式”加以推广，中国家具协会理事长贾清文亲笔题词：“开创家具连锁经营新天地”。
事业如日中天，王东升决心扩张上游。2002年，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上，王东升提出进军家具制造业，创办“城市之窗”，获得多数股东认同。
对于作坊生产起家的老板们而言，销售业可以在短时间内创造巨大的经济利益，这是资金匮乏的中小企业主梦寐以求的愿景，也是单纯的经营性生产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图景。当连锁经营模式被发扬光大后，销售业绩达到辉煌，同时意味着获利渠道的干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多数企业家的共同追求。凭借广阔的销售渠道和庞大的资金优势，顺利切入制造业，短期盈利。而制造业和销售业的联姻，一方面有效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增强抗风险能力。假若再往上游扩展，霸占原材料领域，做到极致，便会实现垄断。
梳理温州老板发家史，在产业链上上下求索者众多，但悍勇如王东升者鲜有。
创办城市之窗时，王东升投资数百万元，修建“生态展示厅”，展示产品的生活气息。当时，国内家具制造商过分执著于产品外观、质量，对家具的功能、搭配和展览缺乏应有重视。王东升此举他们不屑一顾，有人放言，这是有钱没处花，但是很快他们就改变了观念。
和王东升思路一致，区区卖烧鸡的陈剑平都无时无刻不想着做大做强。
山东淄博，陈剑平这个外来温州人也算名头响亮，十有八九的当地人都品尝过他的烤鸡。早些年，他和人合伙，卖“南源”烤鸡，风靡一时。后来，两人不欢而散，陈剑平失去“南源”招牌。再后来，他筹集400万元，买下一间商铺，到工商局注册新商标“国梁”，照旧做烤鸡生意。最终，“国梁”烤鸡后来居上，风头盖过“南源”。陈剑平出了一口气。但他没有在产业链上多做徘徊，而把目光瞄向眼镜业。
这个雷厉风行的温州人成立轻工制品公司，像模像样地盖起厂房，生产高档眼镜片。从烧鸡到眼镜，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曾经的同行暗下结论，这是一桩赔本的生意。他的一举一动也牵动旁观者的神经。
淄博地价低廉，能建设规模庞大的工厂，可产业链不全，只适合做配件生产。温州眼镜行业已经发展成熟，相关配套设施齐全，进行二次加工，加之物流渠道完善，成品直接发售。优化配置资源，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按照这样的蓝图，陈剑平生产眼镜片，把产品运往温州，加工成眼镜后销往国外，打入国际市场。
变化
就是有了源源不断的陈剑平们，嬗变的2002年，崛起中的中国不断地“拨动”别人的奶酪。贸易摩擦无法避免，好在并不妨碍大局。
2002年，中国外贸总值达6000亿美元，GDP为10万亿元。鼓舞人心的是，数字还在不断增长。显然，这是中国国际环境不错的一个年份。西方世界经济衰退，可不影响中国外贸出口的长足进步；相反，凭借质优价廉的优势，中国制造充斥全球。篮球运动员姚明则幸运地成为“中国输美的单价最高的商品”。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这名大个子会获得近3亿美元的工资收入，其中不包括广告代言。
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以“世界工厂”为题，对中国产品的全球化攻势进行报道： 全球市场现在已经少有什么产品不在中国生产。许多外国制造商发现他们要么必须在中国进行生产，要么必须扩大从中国的购买额。
摩根士丹利香港公司的一名经济专家说：“中国崛起为一个生产基地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好似当年美国工业化对世界造成的影响，而且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近年来，世界市场上销售的照相机有50%以上是中国生产的，30%的空调和电视机产自中国，25%的洗衣机和近20%的冰箱产自中国。全欧洲市场上销售的微波炉的40%是广东格兰仕公司生产的。世界市场上销售的金属打火机的70%产自中国温州。中国已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迅猛的经济增长态势震惊日本，同时也使他们多了一份忧虑。长期关注中国的大前研一适时地推出新书《中华联邦的崛起》，并大胆预测： 50年内中国经济将是目前日本的8倍。尽管美联社记者的眼中，日本的忧虑完全是杞人忧天：“中国收入快速增长，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中国前所未有地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江泽民已经努力构想出这个国家的未来”，一种讲求实际的和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模式。
不过，这还不足以打消日本的忧虑。
2002年11月8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日本媒体认为，“代表大会将指引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成其迅速的经济扩张”。
江泽民总书记在《工作报告》中宣布，“2020年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这意味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正式开始。江泽民还谈到“三个代表”理论，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吸收所有社会阶层，自然包括众多温州老板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代表。通过电视，人们注意到，参加这次党代会的几个民营企业老板： 刘思荣、蒋锡培、沈文荣、昝圣达和孙甚林。
日本《读卖新闻》揣测，这“将是中国共产党向‘脱离阶级化’迈出的重要一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写道，“中国领导人敦促共产党向资本家敞开大门”；《华盛顿邮报》评价更为拗口，“一个竭力设法在受到经济和社会变革冲击的国家中保持重要性的组织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另一个转变”；路透社记者则认为，“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的办法来保持党对这个迅速变化的国家的控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努力”。更熟悉中国政情的基辛格提醒西方世界，不要低估“三个代表”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
十六大通过党章修正案，新修改的党章增加53个字：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是“三个代表”思想的官方定义。
《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给出宽泛的解释：“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部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这个细心的观察家甚至从生硬词语中体察到不易察觉的变化：“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落后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焦点是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新旧更替的换届大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其他5位政治局常委全部退出，被更年轻的8位新人接替。
胡锦涛的任命是以传统方式宣布的：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他带领新的政治局常委在媒体面前亮相，简洁且有条不紊地加以介绍。许多中国老百姓通过电视直播了解了自198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层人事变动。
媒体见面会上，胡锦涛数次微笑着向记者和全国人民挥手致意。胡锦涛59岁，比“江1989年担任全党领导人的时候年轻4岁”，站在他左侧的8位常委“平均年龄年轻了将近10岁”。外国媒体评价，中共在“谋求建立充满活力和不断奋进的形象”。日本《读卖新闻》写道： 十六大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最大特点是，大胆提拔了可以说是“新领导后备军”的务实派经济干部。重用专家型干部，是为了适应入世后经济形势的变化。上任后，胡锦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
一次简短讲话中，他用很大篇幅“明确地告诉大家”：“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人们相信，中国还在路上，改革仍在进行。
跳出政治上的诸多变化，这一年的社会当然也精彩绝伦。
一部名为的贺岁影片上映全国各大影院。中国最炙手可热的明星们穿着2000多年前的服饰，打杀得不可开交。其实，导演张艺谋才是绝对的主角，年过50的他激情不减，接受各种采访。有人认为他哗众取宠，有人认为这是虚张声势。不间断的争议，创下3亿元票房纪录。正是这部令人“有点故弄玄虚”的影片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中国人的娱乐生活中有了更多的中国元素，而非千篇一律的好莱坞式视觉冲击。
银幕下，人们指指点点，评头论足，体验着本土大片引发的幸福、焦躁和稍微的不满。而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演员刘晓庆。成名以来，话题人物的她被司法机关调查，起因是偷税。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温州地税局在浙江省率先推出“税吧”——为企业提供税收网上申报服务，网上缴费者络绎不绝，交税大厅一度人满为患。
这年，温州全市5.6万家企业中，民营企业占了98.8％，贡献了94.6%的工业总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