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的妻子让我不要讲；她说，没有人会相信你，讲出来也只能让你自己难堪。当然，她的意思是，我会让她难堪。

    “拉尔夫和特露迪呢？”我问她，“他们当时也在，也看到了。”

    “特露迪会让他闭嘴的，”露丝说，“而且，说服你哥哥并不困难。”

    这话倒是很有道理。拉尔夫当时还是新罕布什尔四十三号学区的主管，而一个小州的教育部门官员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自己出现在有线电视新闻的最后时段，那段时间通常都是留给飞过凤凰城的不明飞行物和能数到十的山狗的。何况，没有了制造奇迹的人，孤零零一个关于奇迹的故事并没什么吸引人的，而阿雅娜已经不在了。

    可如今，我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在飞往科罗拉多照顾我们第一个孙子的路上，她突发心脏病，几乎是立刻就不行了。（这也是航空公司的人说的，但这年头连行李都不敢放心地托付他们，谁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信呢。）我哥哥拉尔夫也不在了——他在一次老年高尔夫比赛中中风——特露迪则得了老年痴呆。我的父亲去世多年；要是他还活着，就是个百岁老人了。我是家里唯一还活着且神志清醒的，所以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露丝说得对，这个故事难以让人相信，而且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奇迹总是这样，除非对于那些随处都能碰到奇迹的幸运儿们来说——但它很有趣。而且，它是真实的。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父亲得的是胰腺癌，已经到了晚期。我认为，通过倾听人们对那种情况的描述，能更好地了解一个人。（你看，我把癌症描述为“那种情况”很可能就能透露我这个叙述者的某些信息，比如我一辈子都在教孩子们英文课，而他们碰到的最严重的健康问题不过是粉刺和运动受伤。）

    拉尔夫说：“他快要走完他的旅程了。”

    我的弟妹特露迪说：“他糟透了”。

    乍一听，我还以为她说的是“他熟透了。”

    我知道她说不出那么有诗意的话，但希望自己听到的是对的。

    露丝说：“他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愿他得到安息，”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在受罪。那是二十五年前——一九八二年——痛苦仍然是癌症晚期可接受的状态。我还记得十年还是十二年之后读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大多数癌症患者安静地死去，只是因为他们太虚弱，叫不出来。那篇文章又让我回想起父亲的病榻，回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冲进厕所，跪在马桶前，满心以为会吐出来。

    但我的父亲其实是四年后，也就是一九八六年才去世的。他当时请了晚年看护，而且并非死于胰腺癌。他是被一块牛排卡住而窒息的。

    唐·“医生”·金特里和他的妻子，贝尔纳黛特——我的父母——退休后住在福特城郊区的家里，离匹兹堡不远。母亲去世后，父亲考虑过移居佛罗里达，发现自己财力无法承担后，就安心待在宾夕法尼亚了。确诊患了癌症后，他在医院住了一小段时间。住院期间，他反复向人解释他的外号来自多年的兽医工作，当所有听得进他说话的人都知道了之后，他们便把他送回家等死，他的家人——拉尔夫，特露迪，露丝和我——来到福特城陪他最后一段时间。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卧室。墙上是一幅群童围绕耶稣的画，地板上铺着母亲亲手做的百衲布垫：令人作呕的绿色布块，算不上母亲的得意之作；床边放着吊针架，上面贴着匹兹堡海盗队的贴花。每一天靠近那间屋子，我都越来越害怕，在里面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记得，小时候住在康涅狄格的德比，“医生”老爸坐在门廊的长椅上，一手拿着牛肉罐头，一手拿着香烟，白得耀眼的t恤向上卷了两卷，露出平滑的二头肌和左胳膊肘上方的玫瑰文身。他属于身穿不褪色的深蓝牛仔而不感觉奇怪的一代人——他们把牛仔服称为工作装。他把头梳得像猫王，带着点危险的气质，像是个到岸上喝醉酒闯祸的水手。

    我还记得德比街头的夏日狂欢，他和妈妈一起伴着艾克·特纳和旋律之王的《火箭88号》跳吉特巴舞。拉尔夫那年十六岁，我想，我十一岁。我们俩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的父母，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晚上也会做爱，会赤身相对，眼中只有彼此，把我们抛在脑后。

    八十岁时，他衰弱地从医院回家，曾经有些危险的、气派的父亲变成了睡衣里的一副骨架。（他的睡衣上也有海盗队的队徽。）他的双眼隐藏在乱糟糟的眉毛下。尽管开着两台风扇，他还是不停地出汗，潮湿的皮肤上散发出的气味让我想起了一栋废弃房屋里古老的墙纸；他的口腔中散发着消化的味道。

    拉尔夫和我远称不上富裕，但我们凑了一点钱，和“医生”老爸的积蓄放在一起，为他请了一位兼职的私人护士和一位每周工作五天的管家。他们很尽责，及时为父亲换洗，保持他的清洁，但我嫂子说父亲“熟透了”——我还是宁肯她说的是这个——的那天，气味战争已经快结束了。干结的粪便已经领先了强生爽身粉好几轮；很快，我想，裁判就要喊停了。“医生”再也无法去厕所——他总是把马桶叫做“罐子”——所以他穿尿不湿和方便裤。尚且清醒的意识让他为此很不好意思。有时，泪水会从他的眼角流下来，曾经对着世界说出“嗨，美人”的喉咙里此时发出不成调的哭声，听上去绝望而滑稽。

    疼痛开始蔓延。刚开始是在腰腹部，慢慢向上扩散，他甚至抱怨连眼皮和指尖都疼，止疼药也没用了。护士本可以给他更大剂量的止疼药，但担心会使他送命而不肯那样做。我却想无论如何都要多给他些。如果露丝支持的话，我可能就那么做了，然而我的妻子不是会提供呐喊和支持的人。

    “她会知道的，”露丝指的是护士，“到时候你就有麻烦了。”

    “他是我爸爸！”

    “那也阻止不了她。”露丝就是这样万事只往坏处想的人。她的悲观不是后天养育的结果，而是天生的。“她会报警的。说不定你会进监狱。”

    就这样，我没有杀死父亲。没有任何人那样做。我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们给他读书，虽然并不知道他听懂了多少。我们给他换洗，并随时更新墙上的用药表。天气非常炎热，我们定时挪动两个风扇的位置，希望能有些凉风。我们在把草地显像为紫色的小彩电上看海盗队的比赛并告诉他今年海盗队表现不错。我们彼此讨论他越来越瘦削的侧影。我们看着他受苦，等着他死亡。一天，他睡着了，鼾声不断，我从《二十世纪美国最佳诗歌选》中抬起眼来，看到卧室的门口站着一个体格高大健壮的黑人女子和一个戴着深色眼镜的黑人小女孩。

    那个女孩——我记忆犹新，就像是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她那时大概是七岁，但与同龄人比起来个头要小得多，事实上，就是个小不点。她身穿一条粉红色裙子，露着瘦骨嶙峋的膝盖；同样瘦的一条小腿骨上贴着印有华纳兄弟卡通人物的创可贴，我记得上面有两手各握一支手枪的红胡子山姆大叔。她的深色眼镜看上去就像是跳蚤市场上的搭赠货。对于她的小脸来说，眼镜太大，滑到了鼻尖，露出了厚眼睑、眼神呆滞的一双眼睛，上面蒙着蓝白色的膜。她的头发梳成了一排排小辫子，一只胳膊上挂着破了半边的塑料玩具手袋，脚上是脏兮兮的球鞋。她的皮肤并不是标准的黑色，而是油腻腻的灰黄色。虽然她是自己站着的，看上去却跟我病榻上的父亲一样衰弱。

    由于注意力都被小女孩吸引，我记不太清那个女人的模样。她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我也说不清。她留着非洲式的短发，表情平静。除此之外，我就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甚至连她衣服的颜色，是否穿着裙子都想不起来。可能是穿着裙子吧，但也有可能是宽松裤。

    “你们是谁？”我问。我的声音听上去很蠢，像是刚打了会儿瞌睡，而不是看了会儿书——尽管这两件事对我来说的确有相似之处。

    特露迪从她们背后出现，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但她听上去比我清醒得多。在她身后，露丝一惊一乍地叫道：“门肯定是开的，那门从来就插不上。她们肯定就这么走进来了。”

    拉尔夫站在特露迪旁边，扭头看了看。“现在是关着的。她们一定是随手把门关好了。”好像她们帮了我们什么忙似的。

    “你们不能到这里来，”特露迪对那女人说，“我们很忙，这里还有病人。我们不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你们必须离开。”“你们不能就这样走到别人家里来。”

    拉尔夫补充道。他们三个人一起堵在卧房的门口。

    露丝拍了拍女人的肩膀，动作可算不上温柔。

    “离开这里，除非你想让我们报警。你想让我们报警吗？”

    女人对他们的威胁不加理会。她把小女孩推上前，对她说：“正前方。四步。有个棍子样的东西，小心别绊倒。让我听到你数步子。”

    小女孩开始数：“一……二……三……四。”她轻巧地跨过吊针架的金属脚，都没往下看一眼——显然，她不会透过那副脏兮兮的、过大的眼镜看任何东西，那双像蒙了雾一样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她离我很近，裙子都碰到了我的胳膊。她的身上闻起来有灰尘和汗水，还有——像“医生”老爸一样——疾病的味道。两条小胳膊上都有深色的色块，不是疤痕，而是淤紫。

    “阻止她！”哥哥对我喊道，但我没理他。一切发生得很快。小女孩弯下腰，凑近父亲深陷的脸颊，亲了一下。不是轻轻一吻，而是重重一下，发出啵的声音。

    她的小塑料包轻轻地碰在了父亲的头上，他睁开了眼睛。之后，特露迪和露丝都说父亲是因为头被包打了才醒的。拉尔夫不确定，我却认为绝对不是。小包碰到爸爸头上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敢说，里面最多有一包克里内克斯纸巾。

    “你是谁，孩子？”父亲沙哑而虚弱地问道。

    “阿雅娜。”那孩子回答。

    “我是道格。”父亲的床榻仿佛黑暗的洞穴，他从中抬起目光，看着小女孩。来到福特城的两周来，我们还没见过他的眼神如此清醒，他已经到了被推着在屋里转一圈也醒不过来的地步了。

    特露迪大步冲了过来，推开那女人，又打算推开我，想要抓住这个突然闯到父亲病床前的小女孩。我拽住她的手腕，“等等。”

    “你什么意思，等等？她们莫名其妙就闯进来了。”

    “我病了，我要走了。”小女孩说。

    她又亲了亲他，然后往后退去。这一次，她被吊针架的底座绊了一下，差点把架子和她自己都撞倒。特露迪一把抓住架子，我扶住小女孩。她瘦得真的只剩皮包骨了。她的眼镜掉到了我腿上，那双模糊的双眼看了我一会儿。

    “你会没事的。”阿雅娜说，一边用她的小手掌碰了碰我的嘴唇。她的手像炉灰一样烫，但我没有躲闪。

    “你会没事的。”

    “阿雅娜，过来，”女人说，“我们该走了。两步。让我听到你数。”

    “一……二。”阿雅娜数着。她把眼镜戴上，往鼻子上推了推，我敢说它在那儿也待不长。女人牵过她的手。

    “祝你们愉快，”她说，然后看着我，“我对你感到抱歉，”她说，“但这孩子的梦结束了。”

    女人握着小女孩的手，穿过起居室，拉尔夫像牧羊犬一样跟在后面，我猜他是怕她们偷东西。露丝和特露迪俯下身去检查道格的情况，他还睁着眼睛。

    “那孩子是谁？”他问。

    “不知道，爸爸，”特露迪说，“别为那个操心。”

    “我想让她回来，”他说，“我还想要个吻。”

    露丝扭头看着我，嘴唇抿了进去，这是一个她长年以来不断完善的表情，毫无可爱可言。“她把吊针管拽出来一半……他在流血……你竟然坐在那儿，什么都不管。”

    “我会放好的。”我说，听上去不像我自己在说话。仿佛我身体里还有另一个人，而他站在一旁，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阿雅娜滚烫的手掌仿佛还贴在我的唇上。

    “算了，用不着劳你大驾！我已经弄好了。”

    拉尔夫回来了。“他们走了，”他说，“沿街朝公共汽车站去了。”他转身面向我的妻子，“说真的，露丝，你想让我报警吗？”

    “不。否则我们一天都会浪费在填表和回答问题上。”她停了停，“说不定还要出庭作证。”

    “为什么作证？”拉尔夫问。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们谁去拿胶布来，好把这根针固定住。我记得在厨房的工作台上。”

    “我还想再要一个吻。”父亲说。

    “我去。”我回答，但我先去了前门——拉尔夫不仅把门关上了，还上了锁——朝外看去。带绿色塑料顶棚的小车站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没有人站在站牌或是车棚下，人行道上也是空的。阿雅娜和那个女人——不知道是她妈妈还是照顾她的人——不见了。只剩下小女孩留在我嘴唇上的碰触，仍然是温暖的，但已经开始变凉了。

    现在到了奇迹的部分了。我不会省略这部分——既然讲故事，就要好好讲——但也不会大费笔墨。奇迹故事虽然让人高兴，却很少有趣，因为它们都差不多。

    我们住在福特城大路上的一家叫拉美达的汽车旅馆，墙壁很薄。拉尔夫开玩笑地叫它辣妹多。

    “如果你一直这样叫，当心在陌生人面前也脱口而出，”我妻子说，“那样你就会弄个大红脸了。”

    由于墙壁很薄，我们听见了隔壁拉尔夫和特露迪在争吵，为的是还能在这里待多久。“他是我的父亲。”拉尔夫说，而特露迪回答：“等账单到期的时候，请对康涅狄格电力照明公司说。或者，病假用完时，请对你的上司这么说。”

    那是个炎热的八月的晚上，刚过七点钟。很快，拉尔夫就会离开旅馆到父亲那里去，因为兼职护士八点就会走。电视里在放海盗队的比赛，我开大声音，想盖住隔壁令人沮丧的争吵声。露丝在叠衣服，她警告我，如果下次再买折扣店的廉价内衣，她就跟我离婚，或者抛弃我跟陌生男人私奔。电话铃响了，是科乐护士打来的——有个广告词是“请为科乐护士多喝一点汤”，她便让我们叫她科乐护士。

    她没有浪费时间寒暄。“我想你们应该马上过来，”她直截了当地说，“不只是拉尔夫来值夜班，你们都过来。”

    “他要走了吗？”我问。露丝放下手上的衣服，走过来，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我们希望他能不再受苦——但真的事到临头的时候，却感觉那么荒谬，难以置信，连伤痛的余地都没有。小时候，他教我玩板球，那时我也就和今天闯入家里的盲人小女孩差不多大。少年时，他逮到我躲在葡萄架下抽烟，告诉我——不是气愤地，而是慈祥地——抽烟是个愚蠢的习惯，如果能不被烟瘾控制，我会过得更好。明天的报纸送到的时候，他就会不在了？太荒谬了。

    “我不这样认为，”科乐护士说，“他看上去好些了。”她停了停。“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他是好些了。十五分钟后我们到达时，他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在大一些的电视上看海盗队的比赛——这台电视也没有高级多少，但起码色彩还算正常。他用吸管喝着蛋白质饮料，脸色有了些血色，脸颊似乎圆润了些，也许是因为刚刚刮过脸的缘故。看来，他已经恢复了元气。当时我是那样想的；随着时间流逝，那种印象越发深刻。我们达成共识的另一件事是——即使是我娶的那位多疑的托马西娜：医生们把他送回家等死后一直像醚般弥漫在屋里的死亡气息消失了。

    他依次叫出了我们的名字，告诉我们威利·斯达格尔刚刚为巴克斯队击出一记本垒打。拉尔夫和我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特露迪一下子跌坐在道格旁边的沙发上。露丝跑到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啤酒。露丝喝啤酒，也算是个奇迹了。

    “也给我来一杯，小露丝，”父亲说，接着——很可能把我呆板茫然的表情错认为反对，“我感觉好些了，肚子基本上不疼了。”

    “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喝啤酒。”科乐护士说。她坐在起居室另一边的椅子上，毫无收拾东西的迹象。通常，下班二十分钟前她就会开始收拾，而且，她那一贯令人讨厌的颐指气使的口气也柔和了许多。

    “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问，其实也不确定我说的“这”是指什么，因为父亲的好转是全面的。但若真要说我脑子里想的是某个具体的方面，我想，我应该想问的是味道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今天下午我们离开时他就好些了，”特露迪说，“我只是不敢相信。”

    “布尔什维克。”露丝说，她能允许自己说的骂人话最多也就如此了。

    特露迪没理她。

    “是那个小女孩。”她说。

    “布尔什维克！”露丝又冒了一句。

    “什么小女孩？”父亲问道。

    现在一局结束，电视上出现了一个秃头、大牙、眼神疯狂的男人向我们叫喊着朱克斯店里的地毯便宜得等于白送，而且，上帝啊，预约订购不需要任何费用。我们还没来得及对露丝的感叹语做出反应，道格就已经开口向科乐护士请求喝半杯啤酒了，结果被她拒绝了。但科乐护土在那栋小房子里的权威差不多终结了，接下来的四年里——在一块嚼了一半的肉永远堵住他的喉咙之前——我的父亲喝了数百上千杯啤酒。我希望他尽情享受了每一杯。毕竟，啤酒本身也是个奇迹。

    就是那天晚上，躺在“辣妹多”旅馆硬邦邦的床上听空调轰隆轰隆响的时候，露丝让我不要把盲人女孩的事情告诉别人。她一直没有叫她阿雅娜，而是称她为“有魔力的黑孩子”，那副难听的嘲讽口气十分不像她。

    “还有，”她说，“这种状况不会持久的。有时，一个灯泡坏掉之前还会变亮一会儿。我相信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

    或许吧，但发生在医生·金特里身上的奇迹却是持久的。周末之前，他已经能在我或拉尔夫的搀扶下在后院里走走了。

    那之后，我们就都各自回家了。到家的第一晚，我接到了科乐护士的电话。

    “我们不会回去的，不管他病成什么样子，”露丝近乎歇斯底里地说，“告诉她。”

    但科乐护士只是想说，她碰巧看见道格从福特城的兽医诊所出来，他是去和年轻的医师讨论马匹的蹒跚症的。她说，他拿着拐杖，但没有拄。科乐护士还说，她从来没见过一个“他这个岁数”的人气色这么好的，“我还是不敢相信”是她的原话。

    一个月后，他已经能走过整个街区了（不用拐杖）。那个冬天，他每天都去当地的健身房游泳。他看上去像个六十五岁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说。

    我跟父亲的主治医师们讨论了他的康复，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父亲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中世纪欧洲村庄里流行的所谓奇迹剧。我告诉自己，把老爸的名字改一下——或许就称呼他为G先生就行——说不定能写篇有趣的文章投给某家杂志。也许可以，但我从未真的动手写。

    是斯坦·斯洛恩，道格的家庭医生首先举起了红旗。是他把道格送到匹兹堡大学癌症研究中心的，因此他可以责怪那里的肿瘤专家雷迪夫医生和扎马科夫斯基医生误诊。而他们把误诊的责任推到了影像科，雷迪夫说影像科的主任无能得连胰腺和肝脏都分不清。他要求我不要转述他的话，但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猜那个限制已经失效了。

    扎马科夫斯基医生则将之解释为简单的器官畸形。“我一直不敢苟同最初的诊断。”他向我透露。我和雷迪夫通的电话，和扎马科夫斯基是面谈。他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下面是件红t恤，隐约透出t恤上印着我宁愿去打高尔夫。

    “我一直认为是VhL综合症。”

    “那种病不是致命的吗？”我问。

    扎马科夫斯基神秘地一笑，这是医生们为毫无头绪的水管工、家庭主妇和英语老师特别保留的笑容。然后他说，他约了人，已经迟到了。

    去找影像科的负责人时，他两手一摊。“我们只负责拍片，不负责解读，”他说，“再过十年，我们的仪器设备将会使这样的误读成为不可能。而现在，为什么不放掉其他想法，庆祝你老爸还活着呢？”

    我尽力照办了。在被我理所当然称之为研究的短暂调查中，我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奇迹的医学定义就是误诊。

    一九八三年我比较清闲。我和一家学术出版社签了合同，写一本名叫《授人以渔：创造性写作的教学法》的书，但是，和我那篇关于奇迹剧的文章一样，那本书也没有真正落笔。七月，露丝和我原本打算去野营，我的小便却突然变成粉红色了。那之后开始了疼痛，先是在左边臀部的深处，紧接着蔓延到腰腹，痛感也更强。后来，我就开始尿血了——我想，那应该是出现首次症状四天后，而当我还在玩全球流行的游戏“自动消失”时，疼痛已经从严重变成了酷刑。

    “肯定不是癌症。”露丝说，而从她嘴里说出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她认为是。她的眼神更让人警觉。她绝对到死也不会承认——她以自己的现实主义为傲——但我知道，那时她一定觉得癌症离开父亲逃到我身上了。

    的确不是癌症。是肾结石。对于我这种情况，奇迹就叫做体外震波碎石术——和利尿剂一起——粉碎了那些小石头。我告诉医生，这辈子从来没那么疼过。

    “我想你今后也不会这么疼了，即使得了冠心病，”他说，“女性患者把结石的疼痛和分娩相比，还是难产。”

    术后，我仍然疼得不轻，但等医生复查的时候，已经能够看杂志了，我把这视为巨大的进步。这时，有人坐到我旁边，说：“来吧，到时间了。”

    我抬起头。不是来到父亲病房的那个女人，而是一个身穿棕色西装的男子，看上去十分平常。然而，我知道他为什么来，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我还确定，如果我不跟他走，那么全世界的碎石术都帮不了我了。

    我们出去了。接待台前没有人，所以我也就不用跟人家解释为什么会突然离开。反正我也不知道该编个什么理由。说我的肚子突然不疼了？听上去又荒谬又不可信。穿西装的男人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

    从他一头精干的短发来看，或许是前海军陆战队员也说不定。他不说话。我们绕过我的主治医生所在的医疗中心，然后朝康复病院方向走去。由于肚子还有点疼，我一直略微弯着腰。

    我们走上人行道，又钻进一条走廊，走廊两边的墙上画着迪士尼的壁画，头顶的扬声器里在唱《小世界》这首歌。前海军陆战队员头颅高昂、步履轻快，好像他本来就属于这里。可我与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从来没觉得离家和能够理解的生活这么远过。就算此刻变成一只孩子们收到的“祝你康复”的气球飘到天花板上，我也不会吃惊的。

    在中心护士站，前海军陆战队员拽了一下我的胳膊，让我停下，直到那里的两个护士——一男一女——又忙开了。然后，我们从护士站前过去，走进另一个大厅，里面有一个坐轮椅的光头小女孩，她渴望地看着我们，伸出一只手。

    “不。”前海军陆战队员带着我继续往前走。拔脚之前，我又看了看那双明亮的、濒死的眼睛。

    他把我带到了一间病房，里面有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在玩积木，他的病床上罩了一顶透明的帐篷。男孩好奇地看着我们，他看上去比坐轮椅的女孩健康得多——起码满头的红色卷发还在——但是，他的皮肤是铅灰色的。在前海军陆战队员把我推上去，自己跨立站在一边后，我才看清面前的男孩其实病得非常重。尽管帐篷上写着无菌环境，我也没有理会，拉开拉链后，我看出，这个孩子剩下的时间恐怕是按天数而不是星期计算的。

    我向他伸出手去，与此同时，我闻到了与父亲病榻前类似的味道。这里的气味虽然轻些，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孩子毫无保留地向我展开双臂，我在他的嘴角亲了一下，他立刻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吻，足以显示长时间以来，没有人这样接近过他，至少除了给他带来疼痛的接触之外。

    没有人走进来问我们在做什么，也没有人威胁要报警，就像露丝那天在父亲房里那样。我又拉上帐篷。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看坐在透明帐篷里、手拿一块积木的小男孩。他扔下积木，向我挥挥手——孩子的挥手方式，手指两次打开又并拢。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他挥挥手。他看上去已经好些了。

    路过护土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又拽了我一下，但这次，我们没逃过男护士的眼睛，他脸上挂着不满的微笑，我们学校英语组的主任把这种微笑修炼成为了一种艺术。男护士问我们在做什么。

    “对不起，我们走错楼层了。”前海军陆战队员说。

    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医院外的台阶上，他说：“你可以自己找到回去的路，是不是？”

    “当然，”我说，“不过我必须跟我的医生另约时间。”

    “是，恐怕是这样。”

    “我还会再见到你吗？”

    “会的。”他说完就朝停车场走去，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

    他第二次来是一九八七年，露丝去市场了，我一边在花园修剪草坪，一边祈祷脑袋一跳一跳的难受不是偏头痛的开始，虽然心里其实也明白肯定事与愿违。自从上次康复病院的小男孩事件后，我就常犯偏头痛。但深夜里，我用湿布蒙住眼睛，辗转不成眠的时候，我想的不是他，而是最初的那个小女孩。

    那次，我们去见圣裘德医院的一个女人。亲吻她时，她把我的手放在了她的左胸上。那是她仅剩的一个乳房，医生们已经割掉了另一个。

    “我爱你，先生。”她哭着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前海军陆战队员站在门口，双腿分开，手放在背后，跨立姿势站立。

    再次见到他是多年之后：一九九七年的十二月中旬，那是最后一次。那时，我的问题是关节炎，现在仍然是。他头上竖起的短发大多数都变成了灰色，嘴角的皱纹深得像口技演员手中拿的玩偶。他带我去了城北的I-95号公路的出口，那里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小货车与一辆福特撞在了一起。福特被撞得一塌糊涂，医护人员已经把司机——一个中年男人——捆在了担架上。警察正在向惊魂未定但并没有怎么受伤的货车司机问话。

    医护人员砰的一声把救护车的门关上，这时前海军陆战队员说：“现在，伙计，动起来吧！”

    于是我动起衰老的屁股来到救护车的后面。海军陆战队员挤到前面指着一个地方叫起来：“哟！哟！这儿怎么有一条腕带？”

    医护人员们回过头来看，其中一个，还有一名刚才向货车司机问话的警察，走过去看他指的东西。我趁机打开救护车后门，钻到受伤司机面前。同时我紧握住口袋中的怀表，那是父亲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的，我一直戴着它。精致的金质表链的一端别在我的腰带上，但没有时间磨蹭了，我一把把表扯了下来。

    担架上那人阴郁地盯着我，折断的颈椎骨像蒙着皮肤的门把手一样从颈部隆起来。“我的脚趾头动不了了。”他说。

    我吻了他的嘴角（我猜那应该是我的专属部位），这时一名医护人员发现了我，把我拉了出来。“你这家伙想干什么？”

    我指着担架旁边的怀表说：“表落在草丛里，我想那是他的。”等福特司机发现那表不是他的、表盖里铭刻的首字母对他也没有任何意义时，他早不知身在何处了。“你找到他的腕带了？”

    医护人员看上去很恼火。

    “那不过是个金属片，”他说，“离开这里。”

    然后，还算大度的，他说：“谢谢你，没有自己留着那块表。”我真想留着那块表啊，但是……唉，时机所迫，手头只有那样东西。“你手背沾上血了。”

    在开车回去的路上，前海军陆战队员对我说。我们坐在他那辆雪佛兰轿车里，后排座位上放着一条狗绳，一枚圣克里斯托弗勋章用银链子挂在车子的后视镜上。

    “回去好好洗一洗。”

    我说我会的。

    “你不会再见到我了。”他说。

    我想起那个黑人妇女对阿雅娜说过的话。这些年我从没有想起过那句话。“我的梦结束了？”我问。

    他看起来有点困惑，耸了耸肩。“你的工作结束了，”他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梦的事情。”

    在他最后一次把我送下车、从此在我生活里消失之前，我又问了他三个问题。

    我没想着他会回答，但他确实回答了。

    “那些我吻过的人——他们还会再去吻其他人吗？吻他们，让疾病消失？”

    “某些会，”他说，“就是这么运转的。其他人不行，”他耸耸肩，“或者说不会。”他又耸耸肩，“反正一个意思。”

    “你知道一个叫阿雅娜的小女孩吗？尽管我想她现在应该是个大姑娘了。”

    “她死了。”

    我的心一沉，但并不太严重。我想我早已经知道结果。我又想起了坐在轮椅里的那个小女孩。

    “她吻了我的爸爸，”我说，“她只是碰了碰我。为什么是我？”

    “因为就是你，”他说，然后拐进我回家的路口，“我们到了。”

    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看起来是个善意的想法，上帝才知道为什么。“来过圣诞节吧，”我说，“一起吃圣诞晚餐。很丰盛的。我会告诉露丝你是我新墨西哥州的表亲。”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她有关前海军陆战队员的事情。我明白我父亲的事情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事实上，太多了。

    前海军陆战队员笑了。应该不是唯一一次我看到过他的笑，但却是唯一一次我记得的。“我想我会失约的，兄弟。但我还是谢谢你。我不过圣诞。我是个无神论者。”

    故事就是这样的，我想——除了吻过特露迪之外。我告诉过你她糊涂了，记得吗？早老性痴呆症。拉尔夫的投资很成功，留给她丰厚的财产；在她不再适合待在家里的时候，孩子们将她送到一个不错的地方。露丝和我一直一起去看望她，直到露丝在进丹佛国际机场的通道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不久以后，我开始自己去看特露迪，因为我孤独、悲伤，想和往日岁月还有一点联系。但看到特露迪现在的样子——只知道呆呆地盯着窗外而非看着我，咬着自己的下嘴唇，清亮的唾液从口角垂下来——只能让我更难受。就像你回到故乡去看从中长大的老屋子，却发现只剩一片荒地。

    离开前，我吻了吻她的嘴角，但当然了，什么都没发生。没有制造奇迹的人，也就不再有奇迹，而属于我的奇迹的日子早就过去了。然而，深夜我仍旧无法入睡。那时，我就会下楼来，看任何想看的电影，甚至无码的色情片。要知道，我有卫星锅，还有个叫做环球电影的频道。如果我愿意订职棒大联盟套餐的话，连海盗队也能看得到。可我如今收入有限，尽管近日无忧，也不敢随意开销。海盗队的赛况可以在网上关注。那些电影本身就是奇迹了，我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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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