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

    1992年的南巡，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后重新启动的。如果说第一场改革有历史的天幕，天幕上有一行字，这一行字写的是“混乱的悲剧必须终结”，那么第二场改革的天幕上还有一行字，叫做：“坚定不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相对比，后者的着眼点从泛政治化的改革落到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世俗经济体的追寻。

    1992年，接近九十岁的邓小平，尽管身无要职，但凭借一己之力，最终将走向震荡的中国改革重新拉回了务实的轨道。

    大环境

    青年学者许知远回望当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时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改革初期的理想主义式微，信念濒于破产，物质成为大多数人唯一的依靠。部分人迅速积累起来的财富，使得消费主义浪潮到来。”

    现在看来，1992年正是激发这种转变的第二次改革。

    有论者感言：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次改革是接近百分之百不折不扣执行经济改革意图的时代。让世人意外的是，把市场经济写进党的最高文件，居然就是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上，这理应视作南巡推动的结果。

    此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突飞猛进，非第一场改革可以比拟的，中国人积贫积弱的情况迅速改变了，农民开始大量的进城。

    一片繁荣之下，很多欧美访问者认为，中国已经跟世界发达地区接轨了。这场始于1992年的改革有很多秘密，它的动力来自于政府和资本的结合。

    1978年改革的时候政府各级官员是游移的，是有顾虑的。第二场改革时，政府各级官员下海的积极性，并不是改变身份弃政投商，当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而是政府部门职能的转换。省、地、县很多各级官员最关心的是招商引资了，以至于在很多经济学家的眼里，各省市都成了大型的投资公司，很多个大型投资公司之间的竞争形成了这种改革的持续动力。

    这种竞争不是空穴来风。1989年，资本大规模撤离，三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幅降低海外资本投资的门槛。经过短暂撤离之后，海外资本卷土重来，其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摧毁了关于经济改革的质疑。

    中国在一片风声鹤唳之中摇身一变，成了国际资本投资的天堂。

    无论是怎样的历史学家，都没有预见过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发生这样一件足以称之为奇观的事。社会公权和资本的强势结合，引发了一场壮怀激烈的巨大变革。这样持续的几乎是人力不可控制的暴风骤雨，让这个国家在其后的数十年间不费吹灰之力就赢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最开始，我们拍手称快。直到今天，似乎又到了一个岔路口。

    更重要的是，当资本如入无人之境，大踏步回归中国时，中国体制改革的进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这是1992年改革的另一个显著特点。第一场改革是有双向目标，第二场改革时则只剩下了一项目标，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秘密，几乎成了二十多年后的管理者面临改革两难境地的唯一诱因。

    微观变化

    今天的周成建出现在各种访谈节目中的次数多了起来，于是公众开始透过只言片语了解到这个浙江人。在镜头里，他显得有些腼腆，普通话不是很流畅，但相比很多草根出身的浙江老板而言已经标准的多，更重要的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企管与产业术语让人颇为意外。在一次节目中，他不无感慨的说，如果自己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

    这些谈吐和映像雕刻出的都是现在的周成建，然而在1992年以及之前的若干年里，他只是一个每天亲手缝制衣物的人，一个裁缝。没人会想到后来发生的种种，正如没人能料到发生在1992年的各种故事。

    故事之一，就是周成建在惴惴不安中挣到了一大笔钱，这笔钱比他在1986年欠下的20万天文数字般的巨大债务更加令人咋舌。

    要概括事实经过并非难事，更值得回味的是，这段意外的成功无法脱离大环境的更改而独立发生。而这也是所有瓯商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关转折与突破的重点。这年，邓小平在南方的巡视以及随后席卷全国的改革旋风，恰恰是成就无数像周成建这样的商人的新起点。

    要知道，在这股旋风之前，唯有1978年的小岗村民体会过那种地狱和天堂之间游走的复杂感觉，而在邓旋风之后，全国的商人们都在风口中领悟到了“改革”二字的含义。14年来，他们尽管也有不少次或者感动或者激越的美好回忆，但总会在周期性的治理整顿中魂飞魄散，直到南巡讲话过后，很多人都说，真正的一往无前的改革大潮终于来了。

    大潮冲刷最直接的地方，一个是深圳，另一个是温州，后一个地方要到很久以后才被人们恍然发觉。周成建所处的温州是这样一个地方——既闭塞，又充满渴望；既偏远，又胆量过人。这是一个政治氛围和中国其他地方比起来不甚浓厚的地域，于是给了商业闯关先天的理想温床。它和更遥远的深圳之间，似乎有某种奇特的关联，前者是民间闯关的成功典范，后者是官方指定的改革试点。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向更自由、更活跃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共同点，却不是第一时间就在舆论中出现的，此时的周成建和他的温州伙伴们远远没料到自己正在从事的行业将会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棋子，而要看清这年的脉络，一切需要从深圳说起。

    1月19日，天气并不太暖和。平时，深圳市政府官员们应该已经坐在办公室里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但这天是周日，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庄重而肃静，它们都在翘首等待一个大人物的到来。早上八点，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他的同僚们在火车站迎接到了这位大人物——时年88岁的邓小平。

    邓小平南巡的意图很明显，他要走一遭，看一看，中国的南海边发展成什么样了。过了没多长时间，地方官员们已经从邓小平提出的问题中感觉到首长的急切心情了。毕竟，离上一次给深圳题词，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邓小平确实对这里再度充满了好奇。

    这次南下，除了官员们能近距离接触邓小平外，还有一家媒体获准来到现场，这就是《深圳特区报》，报纸副总编辑陈锡添把这次经历当做了一份见证历史的资料，他后来说起邓小平，就不由自主地呈现出一种很宏大的人与历史的逻辑：“他没有慷慨激昂之状，经常是扳着手指，平和地娓娓道来，却道出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描述尽管有些夸大，却也和事实相差无多。

    这个春天，让喜欢宏大叙事的中国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在后来的很多记忆中，这一整年都被称作春天。邓小平的南巡在政治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更大的号召力则体现在经济上。

    研究过中国政治规律的人无疑将这次南巡看做一场经济觉醒的开始，谁在第一时间跟上了高层的思路，谁就有机会创造奇迹。江苏的华西村，每天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的吴仁宝一看到邓小平南巡的新闻，当晚就把村里的干部召集起来，会议开到凌晨两点，他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为此，他整日奔波，一方面四处高息借贷，另一方面到处要指标、跑铝锭。他的大儿子吴协东后来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一万八”。吴仁宝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行动起来的人，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从商热潮。

    众多成败得失的热情中，早已暗自蓄力的温州商人们以一种整齐的方式发起了比其他从商者规模更加浩大的商业旋风。此时的温州，火热狂飙，全民皆商，辐射全中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商业据点。

    当时的北京有个浙江村，温州人马上订正：与其说是浙江村，莫如说是温州村。1992年，温州人在北京谋生的有十来万。而在北京市政府当年的文件中，这个数目是10万。这些人几乎全部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南面五公里的地方。

    那里的景象常常会让人陷入迷茫。老胡同的两边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砖棚；“成衣店”、“粉干店”的招牌四处飘摇；小三轮、摩托车和老驴车四处穿梭；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匆匆而过，不时掏出一个“大哥大”嚷些什么。更多温州人闻声而来。没多久，南苑乡大红门一带，骤然聚起数万温州服装专业户。

    他们通常赁屋而居。一间小平房既当车间又当起居室，屋外的墙壁挂着“批发皮夹克”的牌子，屋内则是一派热闹的生产景象。

    此时，在这些温州人的故乡，是另一番天地。

    流行歌曲《小芳》正在大江南北飘红，暧昧而混沌的气氛中，热情被鼓动起来。伴随着轻快的旋律，人们纷纷丢掉“铁饭碗”，下海去了。

    温州的街头，身兼数职者大有人在。很多人从事第二职业、第三职业，有的公职人员每天下班后替别人开二三个小时出租车，收入便是工资的好几倍。温州人认为，“一个人能赚钱说明他有能力”，至于这钱的“姓氏”便顾不了许多。赚钱成了第一要务，从政府办公室到田间地头，经商创业的风气盛行一时。

    这种火爆的商业气氛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各种可以滋生利益的行当纷纷冒了出来，其中包括一年前刚刚出现的证券、股票。即便关于证券和股票姓“资”姓“社”的问题仍旧是讨论的重点，但南方讲话之后，所有疑问都烟消云散，炒股成为名正言顺的行为。

    然而，在温州，这仅仅是昙花一现，股票很快在温州遭受长期的冷落。温州人“不喜欢炒股票，买基金”，尤其是“那些大款们，投入资金炒股的更少”。事事都走在国人前头的温州人“唯独对股市避而远之”，《经济日报》对此大惑不解，称之为“一种奇特的金融现象”。

    实际上，温州人显然更喜欢“实打实的交易”。

    正如温州街头的一位出租车司机所言，“温州人精明得很！没有把握赚钱就不做，现在温州老板开服装厂，皮鞋厂和打火机厂，小打小闹，能赚一些钱，也没有工夫到股市去。”

    风暴的恩赐

    喧嚣和静谧，庞杂与理智，如同一场盛大而又不可思议的隐喻。周成建就在这种充满未知和希望的隐喻中等到了他要的东西。

    这时的周成建正在温州最火的妙果寺服装市场里稳稳地当着他的前店后厂的土裁缝，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拼了命的裁缝每天要不停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意也做得不错。到了冬天，一个火爆的现象让所有温州从事服装生意的人们眼红心跳。这年的温州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福建石狮的风雪衣、夹克衫在温州当地销售火爆，甚至畅销全国，每次都是刚一到货便被抢购一空。

    外观新颖的风雪衣和夹克衫，像极了电视里外国人穿在身上的衣服，同样的衣料如果做成普通款式，也许只会泯然众人。周成建当然明白这小小的模仿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但具体有多丰厚的利润，他没敢想。他只是仔细地研究了这种款式，在确信自己能毫不费力地做出一模一样的衣服之后，决定做一批出来试试。

    在任何一项实验取得成功之前，总是会经历许多次失败。但周成建赶上了一个奇异的时代，那是一个崇拜新生事物的年代，从1992年开始一直持续了很久，源源不断的新事物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改变着这个国家的样子。

    于是，不出所料，周成建的实验成功了，除了他的诚心和扎实的裁缝活儿，他的成功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幸运。但一想想他说过的那句话，“宁做跑对方向的乌龟，也不做错误方向的兔子”，就能明白这幸运还包含着比运气本身更复杂的成分。

    在投入生产风雪衣之后，周成建的小店下足了功夫，衣服质量不错，卖到东北，被一个黑龙江老板一眼相中，老板下了300件的订单。工人连续加班几个昼夜才完成任务。质优价廉的衣服很快占有了一部分市场，客户接踵而来，订货量激增到几千件。

    小小的店子已经忙不过来了，周成建索性租下了温州制帽厂，雇了一些人为他打工，等到过完冬天，周成建算了算账，他的所有资金加起来有400万元。

    1992年，这个彻底摒弃了意识形态束缚的年代，崇拜新生事物，同样崇拜快速积累的财富和膨胀的速度。如果按照常理，周成建也许会将资金继续投入，把生意做大，但很明显，他有了新想法。即便当时这种想法很初级，但毕竟，已经和大多数人的选择有所不同了。

    就在更多的温州商人跳到风雪衣这块蛋糕上要分到一点甜头的时候，周成建想给自己生产的衣服上贴上一个固定的标牌，他已经模糊意识到，同样的衣服，只要贴上工业化的商标，就能卖出更好的价钱——这是一个成熟商业世界的准则，商标就是那枚改变产品价值的点睛之笔。

    “当时我认为妙果寺市场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所有产品都是没有商标的，也就是没有任何附加值，所以我就想去做一个品牌出来。”周成建在回忆当初的选择时如是说。

    他注册了一个商标，从此以后，周成建生产出来的衣服上都有了这个商标，当时还不叫“美特斯邦威”，而是只有后两个字——“邦威”。这是美特斯邦威的肇始。

    注册商标则成了决定周成建命运的一个举动。在当时的温州，服装行业同质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基本上什么好卖大家就蜂拥而上生产什么，一模一样的东西，款式和质量成了甄选的标准，但这两个标准却无法让人一眼识别，因为谁也不知道衣服到底是谁生产的。周成建的衣服卖得好，就是将质量和款式外露，过了不久，人们再买风雪衣的时候，都指明要“邦威”的。

    与此同时，邦威也不再限于风雪衣了，随着一些国外服装品牌被出走国门的温州人穿回来，当地服装生产商们第一时间发现了这种款式上的与众不同。周成建比其他人多做了一件事，他不再只是单纯模仿样子了，还在模仿中有了自己的设计，最重要的是，作为裁缝的他出手很快，作为老板，他下手更快了。就在其他个体户、小作坊散兵游勇般抄来抄去却总是那几种款式的时候，周成建开始用“邦威”的商标来复制hM、ZARA这些洋牌子的款式了。

    外部还在持续剧变，国有经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民营经济粉墨登场，村办企业、集体企业个数急剧增加，尽管企业规模都很小，但数量巨大，从而逐渐成为产业生力军，主产区也转移到宁波、温州、石狮、虎门、汕头、南通、无锡等地区，其周边乡镇乃至村也被带动起来，形成了村村镇镇重点开发某个品种的产业集群雏形。

    民营经济在不断进步，从只有几台缝纫机的手工作坊到拥有几个雇工的个体经营户，到几十个工人的小工厂，到具有一定规模和产品定位的小企业，再到系统完整的家族企业，民营企业完成了工业化生产的蜕变。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第一批领军企业也由此诞生，率先提出了“名牌战略”并身体力行地去实践“名牌战略”。

    日本、香港等地企业纷纷来华投资办厂，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在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沿海地区聚集，不仅带来了出口订单，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工艺和管理。

    随后，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要“进一步发展商品市场，在重要商品的产地、销地或集散地，建立大宗农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批发市场。”

    这为服装品牌的成长提供了土壤。在此带动下，突围和发展之势暗流涌动。1992年开始，有企业开始探索10年后成为主流模式的特许经营模式，“广告”成为品牌宣传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