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的很多事情，都具有滞后性。一种纯粹追求速度的扩张往往因为监督机制和反思的缺失而变得迷雾重重。直到许多年后再来看，又习惯于将往昔的失误归结为历史原因。我们的历史是注重理论的历史，却不是历史本身。
三峡库区的问题正或多或少地让我们感觉诧异，而见诸报端的报道则透露着令人不安的信号。也许，这又是一个在“赶英超美”式的速度和规模化寓言中，不得不最终妥协的微妙结尾。
更难以化解的是，与此类似的问题，几乎存在于每个行业中，服装制造业更不能幸免。在长久以来沉浸于取得成绩的喜悦情绪下，近年来日益颠覆传统的一种声音是，“制造”不是长久之计——还需要“创造”。
然而，缺乏多方制衡的声音最终都会误入歧途，即便出发点是好的。在制造与创造的递进之间，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出于民族大义的历史觉醒，但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创造如果失去衡量准则和细化、人性化的评估与监督体系，也将失去正确的意义。
倘若有天我们终于承认这一点，那该是更真实的觉醒。需要正视的是，这一切都需要循序渐进式的改变，从制造到创造，至少在意识中已经成就了一种进步的觉醒。
制造业童话
2002年，周杰伦的火爆出道，直接促成了美邦与其后来的合作。在更宏大的地方，却有一块空前巨大的冰山漂浮于水面之上，这就是体量庞大的国有资产。
这年开始实行“国有资产分级管理”，放出了国资可以被管理者控股的信号，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发生的将会是“MBO之年”。很多地方政府在这种情绪下，通过失衡的权力将自己手中的国有资产分配给相熟之人，其速度之惊人，规模之宏大空前未有。
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大批背景隐秘的富商频频出现在这盘巨大的棋局中，人们通过媒体苦心讲述的神秘故事了解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但在一片艳羡的观摩中，关于未来，却无人提及。
这些神秘的阶层浮现，让关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思也呼之欲出。农民问题研究专家陆学艺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他眼中的中国，不再是那个阶层有限的单纯构架：“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盛大宏伟的国资交易整整持续一年，直到年底，无序的MBO被高层叫停。然而在一年时间里迅速遁去的那部分东西已经一去不返。
在充满争议的背景下，火爆的中国制造业，依旧打遍全球无敌手。另类中国制造是姚明，2002年6月，他在NBA选秀中被休斯顿火箭队挑中，有权威人士测算，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他将获得至少3亿美元的工资收入。姚明也被称是“中国输出的单价最高的商品”。
制造业的童话看起来美好，但实质却令人担忧。这其中，自然包括看似步履轻盈的中国服装制造业。
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不无忧心地说：“中国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型飞机。”尽管衬衫和飞机之间并无必然可比的联系，但这句话还是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服装行业那种无法承受的品牌之痛。
这个制造业的巨大童话，最揪心的部分是如何走出困境。当时曾盛传“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服务，四流企业卖产品”，这种论调也非常清晰地划分出企业从小喽啰到大老板之间的残酷等级。令人尴尬的地方在于，所有人都清楚，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境遇，充其量是末流。
从“制造”到“创造”是一种质的改变与飞跃，这种改革将改变单纯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创造利润价值的局面。也将提升企业整体的竞争实力，能使企业步入一个良性的道路。
在服装制造领域，最核心的部分无疑是设计。美邦最初选定的核心理念也正在于设计，这种幸运的战略选择除了周成建本人的眼光，还和他掘的第一桶金不无关联。那批因为失误被裁掉袖子的衣服，小小修改过后大获成功的经历，让周成建意识到了设计对于服装的重要性。
事实上，这个实践中得来的规律，早已是国际服装业心照不宣的法条。然而纵观中国服装企业，对于服装设计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一种模仿和抄袭的阶段。没有核心技术的模仿，其生命力的长度令人堪忧。更危险的是，这导致了国内服装款式千篇一律，大同小异的场面。
中国的企业不乏先行者，更不乏以创新为生命的企业家。但这种“不走寻常路”的企业只能说是异类。
比如It业的巨头，华为。在军人出身的老板任正非带领下，这家企业每年从营业额中拿出不低于10%的资金作为研发，并在全球包括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深圳、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杭州、成都等城市建立起11个研究所，这是它获得成功的基石。
美邦的周成建也不惜代价，在设计上苦练内功。然而，美邦的执着并不具有代表性，作为制造业的核心本质，服装制造行业内的技术创新缺失、设计乏力将导致整个制造业的后继无人。
为什么中国的服装企业无法真正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因为许多企业主对于品牌的认识，停留在最初最原始的阶段，以为品牌等同于商标。以为只要给服装取一个名，设计一个符号，再请服装代言人，在媒体上做一些广告，这样，服装品牌就建立起来了。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营销泰斗菲力普科特勒说“品牌是一种名称、术语、标记、符号、图案，或者是他们的相互组合”。这些元素只是作为品牌的骨肉，而品牌的文化才是真正决定灵魂的神经和血脉。
落实到市场上的创新同样重要。终端的创新同样需要精耕细作，这种终端的精细耕作讲究实效性。开一家门店要让其赢利，并且富有竞争力。许多门店匆匆忙忙地开业，又匆匆忙忙地退出，品牌的延伸更是天方夜谭。终端的创新，要求服装企业做出系统的分析和周密的权衡。那种贪多求大、赶英超美式的空洞理想，无异于非理性的亢奋。这种疯狂的状态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也无数次以恶果告终。
很不幸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正是这样危险的境地。
从“制造”到“创造”，在管理上，必须打破企业普遍存在的家族式管理。费孝通先生曾经考察过的乡村经济模式，在若干年后因为后继乏人而纷纷破产。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是整个时代的诉求。但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数发迹于江湖的服装企业却死死攥住家族的藤条不愿松手。要知道，在日益市场化的大环境中，单纯靠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家族模式，将因为一个细小的个人失误导致企业走向毁灭。
中国制造业的悲剧还不仅于此，以低廉的劳动力换取的成功，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一份对2629位参加广交会外商的调查表明，外商更熟悉中国企业的名称，而非中国品牌。负责调查的人员道出了其中缘由，“主要是因为多数中国企业都是为外商OEM（贴牌生产），而不是以自主品牌出口。”
尴尬的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制造”虽然强大，但是“中国品牌”却籍籍无名。周成建之所以成为先行者，就是把握住了品牌这块稀缺的奖章。然而，如果周成建一个人的成功故事无法成为所有企业可资借鉴的样本，其品牌也自然没有更强大的渲染力。
幸运的是，他的故事虽然是另类，但完全可以复制。
在这个故事中，最需要看清的部分在于，如何把握贴牌生产和创立自主品牌的关系。
由于贴牌生产，中国企业只能赚得微薄的加工费用，而大部分利润为国外品牌企业所赚取。另外，贴牌生产往往因为加工出口量大而容易遭遇国外的贸易壁垒，近年来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皮鞋、彩电等制造品屡屡进行的反倾销调查足以说明问题。
我们依然沉浸在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消费国以及生产国这样的虚幻荣光中。中国服装每年出口额可观，但绝大多数企业停留在替国际知名品牌代加工的层面。消费者对一个成功品牌的执着和忠诚，更多源于品质信赖和文化诉求，在制造与创造之间的沟壑，必然通过无数次痛苦的流血和挫败来填平。
现在的市场是买方市场，品牌的生命力就在于对自身和市场的双重把握。看一看美邦的努力，最清晰的地方正在于此，周成建对产品的严格把关以及对市场的精确判断，是一种不断觉醒的过程。在满是泥沼的世界中探索一条便捷之路，需要无数个周成建，也需要无数个美特斯邦威。
深度觉醒
时间到了2003年，美特斯邦威走完了觉醒的路。在一半幸福一半焦虑中度过了三年的觉醒过程之后，周成建曾经的决定很快就要实现了。这种时机的成熟还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轮回。
春天，朱镕基卸任，温家宝就任新一届总理。中央党政领导核心实现了顺利的权力交接。这意味着在一以贯之的方针下，许多小细节将发生改变。然而，面对一番盛世，却屡屡传出不和谐声音，这令人匪夷所思。
过去的十多年，朱镕基务实而强悍的作风引来了不同的赞者和贬者，但好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同样无法否认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官员腐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失业、法制不完善，等等。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引发一场危险的大火。这一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58，已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地方政府为谋求经济快速增长，有苦难言地牺牲医疗、教育等公共品投入，在一片对土地买卖快速致富的呼声下，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这种交易带来的是层出不穷的上访事件。国家信访局长说“80%的上访都是有道理的”。但体制上的问题，不是解决个案能消除掉的。
危险的脚步声已经越来越近，如果有人觉醒，也只是基于后改革时代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不得为之的肤浅觉醒，涉及到所有人的深度觉醒依然需要大动作。
为了扭转困局，这年10月，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的领导层似乎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将新一届政府的工作重心偏转。
这场灾难起先命名为“非典”，后来正名为“SARS”。在强大的组织协调下，经过数月防控，疫情有效控制。先前还在问“hOIShU”的美国媒体，这时候也说：“SARS危机证明，胡锦涛是能同时下几盘好棋的中国领导人。”
虽然大半年都在SARS的阴影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还是挡不住。GDP增长9.1%，人均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
惊人的增长，却并不完全等同于发展。对于中央领导人而言，他们在首次亮相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令人称道，但直到今日，却再次遭遇了一系列严重的民生和社会问题。
问题总是存在的，这是世界的常态。在2003年，除了SARS的肆虐外，中国制造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寻求融入国际社会。这年，有3家中国企业跻身全球前100大品牌。
联想是努力摆脱廉价制造形象的领军企业，这家电脑制造商最终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新一代中国企业家对其业务在国际上的潜力充满信心。周成建也一逞雄心，“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在中国，因此，任何在这里获得顾客青睐的品牌，都有望成为全球品牌，我们需要在中国保持强势，但肯定会设法将品牌打到国外。”
然而，尽管企业意识到发展品牌需要投资，仍有许多因素仍然让前路无比艰辛。
中国的制造业很强大，但质量可能是个问题。在某些领域，中国消费者会购买在欧美可能被视为不可接受的产品。除了服装这种轻工业，连汽车这样的重工业也在深度觉醒中。
很快，几家中国制造商宣布，计划从2008年开始向美欧出口汽车，希望复制某些汽车企业在本土市场获得的成功。然而当岁月临近，时光却不尽好。几家企业后来推迟了出口计划，因为它们仍在努力达到美国消费者所要求的可靠性。
产品的问题是根基，在上层建筑层面，国际化最大的困境在于物色到能够领导国际营销的合适高管。曾经的一篇有关中国“人才大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企业中负责管理的专业毕业生，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具备跨国公司所需的英语能力和团队工作技能。
拥有国际背景的中国企业高管人员相对较少，对于设法在其中挑选人才的本土企业来说，与它们竞争的是日益增多的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想雇用同样的人才。
在更宏伟的场景中，改革的路途，需要重新觉醒的因素更为庞杂。服装业的从业者们，也面临着伴随中国大多数行业的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牵一发而动全身。
在周成建们刚刚起步的1980年代，关于改革的前景被承诺为一个终将符合所有人的道德美景，结局当然是皆大欢喜。对于当时一无所有的大众而言，通过“先富带后富”的途径，完全可以接受。这个曾经美好的承诺，让贫瘠但精神矍铄的人们那么安心——人们用不着担心明天，并且心甘情愿地为了明天牺牲今天。
然而这个如同咒语般的承诺，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老去变得岌岌可危。在一代人短暂的数十年间，现状与承诺日益背道而驰。先富的人越走越快，后面的人已经望不到他们的背影；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经济上的庞然大物，但社会公正和财富共享似乎变成了虚拟的谎言。
这种巨大的打击让民众不堪忍受，失去了民众，则意味着失去消费和生产的动力。无论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国家，这都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对于企业而言，他们同样是为了这个目标而付出代价的群体。由上而下的承诺正显露出力不从心的疲态，企业的明天也面临日益高涨的运营成本。内部消费力的饱经诟病和工人群体的不断流失即是明证。美邦这样的品牌，也希望得到重新提升，但突破的路如此狭窄。薄利多销的年代似乎一去不返，竞争者的增多迫使企业在自身律己的基础上，在多元发展和专业精攻的矛盾中踯躅不前。稳定压倒一切，仍然是美好愿望，但这个愿望日益接受严峻的挑战。
很明显，如果失去稳定的外部环境，企业的明天又从何谈起。
民众作为消费者的情绪正在波动，他们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作为社会的实质核心，不再愿意充当那个“付出代价”的“后富者”。“改革”成本越来越高，“发展”速度被迫放缓。政府主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成果并不能被大多数人所分享。
雪上加霜的是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产权改革，这是另一场涉及大多数行业的繁杂剧目。民营经济的进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解决改革之困的完美途径，然而在私有制重建之前，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现在要重新出发，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面对更加专业化的市场竞争，首先需要一个明确而纯粹的市场经济体系。
即便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是中国政府公开认定的，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但强调我们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而且积极寻求其他国家的认可。然而等到入市七年之后，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也只得到世界上不足三分之一的国家的承认。近来风声陡变，美国只是遮遮掩掩地、有保留地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这场巨大的转变中，从制造到创造的转型只是诸多觉醒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对于周成建们而言，转型的明天是否光明，完全取决于这种觉醒的深度。一个国家的诞生和成长，则决定了其商业的未来之路。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环节发人深思，而转型无疑是让所有人都翘首以待的契机。
意味着更美好更光明未来的转型，迟早都要到来。而美特斯邦威，已经准备好在这个恢宏的转型时代中又一次捷足先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