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

    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还包括很多传统行业的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然而，另一方面，民营资本在同外国资本的合作与角逐中，又被它们巨大的资本规模和丰富的商业管理经验两面夹击，不得不弃守行业领先者的地位，沦为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的开拓者。这时，民营资本所能够扮演、也是外国资本最希望它扮演的只有三个角色，那就是代工（外国品牌、产品在中国的加工者）、营销伙伴和品牌延伸。

    ——摘自冯仑2007新年献词《跨越历史的河流》

    背景分析

    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挤压和政府的蹂躏，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是喜忧参半。

    一方面是民营资本借力外国资本发展。前几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在传统行业，外国资本同样像骁勇的骑士引人注目，例如在房地产行业瑞银华宝缔造的富力和雅居乐神话，摩根又创造了“绿城”的传奇，短短两三年时间，使原来为债务负担所困的传统地产公司完成蝶变，一飞冲天，在宏观调控的行业大洗牌中，不降反升，市值一跃超过200亿元人民币。

    另一方面是民营资本在外国资本的角逐中为对方所掌控。比如成衣。江苏某著名企业几乎为所有的外国著名品牌加工衬衣，但它只挣取这些海外品牌（例如POL0）产品在当地销售价的1%的利润，而委托加工者则有30%以上的利润。即便如此，当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或人民币升值之后，海外订单又纷纷转到印度或土耳其，国内企业立即面临减产转行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的威胁。

    显然，由于外国资本牢牢把握和控制产品价值链的上游——品牌、研发和海外市场，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被大大压缩，在它将要长大或者刚刚长大成人的时候就被强迫改名易姓，成为他人的赚钱机器。

    民营资本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中一触即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价值观上的弱势地位。西方商业文明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起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和商业伦理，而中国的民营资本才刚刚起步，不单在技术层面大量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且管理知识和商业伦理方面也几乎全盘西化。这些年德鲁克、巴菲特和盖茨早已成为中国民营资本的先知和偶像，所以在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时，中国民企的价值观就会主动倒向对方，特别当国有资本不给空间或者政策环境不给人安全感的时候，多数人更是以价值认同作为寻求安全庇护的心理支持。

    行动指南

    民营资本要取得竞争优势，与外国资本合作共赢，最重要的是师夷之长技，学会用同样的企业治理方式和游戏规则与其同台竞技。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