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span class="center">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
事实上，中国应该积极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像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同时对技术精益求精。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定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经验，全面考虑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改革三步走战略——建设“政策特区”
中国经济、能源消费、环境负荷与日、美比较如下。经济：名义GDP为世界第2位（2010年为58895亿美元，美国为146，240亿美元，日本为54742亿美元）、人均GDP为4253美元（世界第94位）［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人均GDP为33828美元］。显然，经济大国≠经济强国。
那么，人均GDP1万美元具有何等意义呢？下面以日本的经验作为他山之石，看看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1）五大内患和两大外患。有人称中国近年的变化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体现为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不管你是否喜欢中国，但你不得不重视它的分量，倾听它的声音。但中国的发展曾几时引发了国际上几种不同的论调：“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时代论”，等等。作为物理工学和可持续发展学的研究者，尽管不能苟同此论，但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政经腐败、贫富差距、民族问题、生态破坏、资源制约）和两大外患（外来纷争和全球性气候变化）。
（1）人均GDP从1958年的不足500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将近4万美元，但国民中对现在的生活回答“满意/满足”的均在70%左右，即满意度几乎不随GDP而变。
（2）日本新干线与中国高铁。建设高铁是中国保持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必经之路。力求国民保持共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都是交通先行。在中国这样的资源短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高速铁道和城际轨道交通，这是在9年前，我作为日本新华侨华人会的首任会长时极力向国内呼吁建设的一个提案。
原则3：污染的排出量
和谐发展，乃当今中国和未来中国之最大命题。而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基于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表面的稳定。
也许应该告诫决策者们和我们的国民，中华复兴、百年大计“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探求一条适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和谐发展之路。
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基于文明的未来这一长远前景，就难以找到解决的办法。黄河断流、长江洪水和每年以2300平方公里速度推进的沙漠化现象，这一切足以警钟长鸣。不仅使每一个中国人夜不能眠，甚至让全球人坐立不安。而到处蔓延的“短平快”思维和“急欲富起来”的思想，腐蚀了国民精英的道德，减弱了他们作出这个大国赖以立国的长远决策的能力。以国土资源等综合衡量，中国比较适合生存的人口仅为6亿人，这让人们重新思考未来战略走向和内涵。
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主要家电的普及率已接近100%。而家用小汽车的普及率也达到了60%左右。
为什么会有如此现象呢？
原则1：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
这是人均1万美元的环境意义之一。人均达到1万美元时，国力增强，环境意识提高，环境保护力度加大，资金投入增多，使得大规模导入脱硫装置成为可能。
这些问题不只是中国有，发达国家同样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要借鉴世界所有文明成果，就像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社会系统中拥有诸多“社会主义”元素一样，中国的社会系统同样要与世界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和创新。
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5年和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我以为必须从“中国-亚太-全世界”“短期-中期-长期”和“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大轴来考虑中国的未来。为此，建议创立实体与虚体结合、国内人才与国际人才结合、突发课题与长期战略结合、民间与政府结合、中央与地方结合的“中国百年发展研究院”，集中海内外中华英才构筑百年发展战略。
根据日本1958？2004年的人均GDP的变化和国民对生活的满意度的变化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
202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前10年完成
（1）日本在1981年达到了PPP换算的人均1万美元水平。中国与之相差近30年路程。
今日中国的高铁技术，既有日本、法国、德国等先行国家的技术基础（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这一点，尊重这一点），更有中国人的汗水和智慧。现在的技术开发模式，大都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从日本战后高度发展的轨迹看，除了自身努力和外部原因之外，一个典型的模式是：第一阶段是进口设备，第二阶段是消化-改良-国产化（创立自己的品牌设备），第三阶段是大量出口设备。这一模式可叫“传承与创新”。高铁是一项高度综合技术。日本是第一个开通新干线的国家，为世界高铁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日本的新干线也是融合了他国的技术而成就的。
GDP与幸福指数——中国的发展目标
（2）日本在达到人均GDP1万美元（PPP换算）之前，追求物质需求的国民人数要比追求精神需求的多。但一旦超过1万美元，即1981年以后，追求物质丰富的国民人数反而比追求精神丰富的越来越少起来了。
（2）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即在战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有70%的国民对困难的生活表示满意，这可以理解为，一是大家都穷（均穷），二是大家对未来拥有希望，三是意味着社会稳定。
（3）幸福指数几乎不随GDP而变，则多少预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规模和模式。
经过3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名义GDP已跃居世界第2位。而人均GDP也上升为4253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换算的话，则为7500美元（日本为33828美元）。再经过三年的发展，按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GDP有望达到1万美元。
三、构筑中国百年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起的30多年时间里，超乎世界所有的预期，保持着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国家战略目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078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约856美元。如果2020年实现翻两番，人均GDP应该达到3500美元左右。但实际上，2010年的GDP总量达到了58895亿美元，而人均GDP也达到了4253美元/人，即为2000年的近5倍。也就是说，2020年的国家目标已经至少提前10年完成了。
实现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最低必要条件，需遵循下述三原则。
CO2排放量：世界第1位（2007年，中国CO2排放量为61.4亿吨，人均4.5吨。美国19.2吨，日本9.6吨）。
原则2：非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量
“7·23”高铁特大事故，夺去很多宝贵的生命，暴露了中国高铁硬技术和软实力上的严重问题，更暴露了在事故处理上行政“让人愤怒”的严重落后现象。由此事件深切感到，中国急需行政改革，让行政制度与世界接轨。
环境负荷/人口＝（环境负荷/资源）×（资源/GDP）×（GDP/人口）－除去量/人口日本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人均SO2排放量出现峰值。之后，GDP不断上升，但人均SO2值却不断下降。这便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几年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无论是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21世纪头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就是说，一个人拥有1万美元年收入的话，便可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这1万美元是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的，各国具有一定可比性。
立命馆大学周研究室为上述重要的战略观点提供如下研究结果为其佐证。如果中国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为止保持在7％（保7）、2020年时保持到5％（保5）的话，其经济规模（GDP、按购买力平价换算，以下同）在2010年时约为7.5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日本的约1.5倍，2020年时约为10万亿美元，可与美国、加拿大的同期统和相匹敌。也就是说，在21世纪的前二三十年里，中国非常有可能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一旦经过这20年的安定发展，之后的发展速度只要保持在3％（保3），2050年（也即新中国成立101周年）时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而综合国力自不待言。这一结果表明，只要安定发展，经过百年努力，中国有望再度和平掘起。我把它称为“753百年战略”。
30多年前，以经济特区为标志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地牵引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描绘的中国经济两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即2020年的GDP扩大为2000年的4倍的目标已提前10年得以完成。建设经济特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根据是，经济系统不论姓“资”还是姓“社”，都有共同规律，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
人均环境负荷与人口、经济、资源消费的相互关系，可由以下公式算出：
中国高速发展这一“奇迹”的背后，我不得不直率地提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现象，坦言中国隐藏着五大内患（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民族问题、生态破坏和能源制约问题）及两大外患（外来纷争与全球性气候变化）。
中国不得不在半个世纪之短的时间内经历欧洲各国在产业革命以后花费200余年、日本花费100余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之路。因此，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以后才逐渐采取环境对策不同，中国必须同时面对贫困问题、公害问题和地球环境问题。
二、他山之石——人均1万美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