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n class="center">郭生祥 金融学博士，澳洲储备银行货币研究所研究员、荣誉主任，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荣誉主席
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60%多为美国国内自己持有，40%的为外国人持有，大约是4兆（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是1兆多美元，而中国通过统一的结售汇制度，用人民币统一购买外汇，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量是3兆多美元，其中1兆美元用来购买了美国国债，如果剔除这1兆美元，则两国主权债务对外欠债比例是2∶4=1∶2。
但是美国的主权债务是欠美国之外的，中国主要是欠自己国内的，二者截然不同。换一句话说，美国扩大了4兆美元美国国内的信用，中国是缩小了2兆美元国内的信用。
从宏观意义上说，美国国债的贬值等于美元的贬值，美元的贬值也等于美国国债的贬值，这是大势，具体来说，有时候美国国债稍稳定一点、美元贬值一点，或者反之，彼此之间此高彼地一点，二者之间的波动，最大的受益者是庄家，是美国。固然对美国国债来说，二者贬值，美国国内的受害占60%，国外占40%，但是美国的受害是真正的肉烂在自己锅里，而国外的受害才是真正的受害；同样对于美元贬值，尽管美元主要还是在美国境内，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还是占小头，但一个贬值是肉烂在自己锅里，一个却是真正的受害。
烂在自己锅里的，通过财政税收、医保社保之类是可以调剂的。在这个背景下，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形势，必须清楚两个基本的判断：
第一，美元贬值是复兴美国经济的最优选项。相比消费与投资，投资要寻找新的投资对象，消费要增加人们的收入，由于涉及的面较广、较深，估计难以一蹴而就，目前看来比较立竿见影的就是增加出口，要增加出口，短期内最快的办法就是美元贬值。
第二，美元贬值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拿捏好贬值的大小、进度、幅度，以便把损失对经济的破坏作用降到最小，效用发挥到最大，同时需要把握好哪些是对美国经济最有利的，其次才是关联经济体，或者再是世界经济。
我们只说哪些对美国最有利，比如贬值过头，过快过大过激，外贸迅速失衡，特别是进口迅速下降，对于依赖石油美元、制造业美元的美国，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万一贬值不够，起到的作用有限，对出口还是不利，而且如果贬值过快，则对于股市、债市会造成巨大波动，对于大宗商品价格造成巨大破坏。
一般来说，美国国债贬值，比如扩大欠债上限，那是直接让别人的外汇储备缩水，如果让美元贬值，则打击的是别人的出口，很多时候国债与美元是同时贬值的，但是有时候还是可以一个相对稳定，一个相对贬值，出现一定反差、背离现象。
一般来说，如果新兴经济体复苏过快的话，那么美元可以贬值慢一点，如果复苏过慢，则美元贬值快一点，美元博弈的优选是雪上加霜，而不是雪中送炭，这对美元是最有利的，但是如果新兴经济体的复苏时间过长，对于美元也不利，于是美国的最优策略是交替贬值，那时间就不能过短，但是也不能过长。
如果每半年制造一次美元事件，把危机贬值的风险主要传导给世界，那就是上策，根据这个分析，不排除美国决策者希望在未来3？5年内恢复美国经济，但这是一厢情愿，只要美国坚持这种自私策略，很可能会造成世界经济5？10年的复苏期，在这么漫长的复苏过程中，美元将持续地走在下降的通道上。
根据以上两个判断，会出现一个最坏的结果，那就是真正的世界货币危机。
面对美元贬值，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将不断地涨价，从危机以来，由于中国的需求，世界基础原材料、能源还能够跟着也不断地涨价，如果美国需求继续降低，中国出口势必也会降低，那么这些基础原材料能源也会失去涨价的动力，也就是说，很可能新兴经济体也会失去增长的动力，那黄金等就成为最后的避险工具。目前美元贬值的效果越来越大，几乎是同步地转移到黄金上了，向原材料转移正在下降，比如矿产能源最近价格有升有降，稳中还有降，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货币要么重新回到黄金上，要么破产，二者都不是理性愿意看到的，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唯一出路，就是现在需要立即着手构建针对世界货币危机的自保、自救，以及相互救助，或者更多的统一救助措施。
促进双边货币互换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措施，大大减少汇率风险，而人民币建立货币互换资金池，等于构建了世界货币一个新极，有可能是继美元、欧元之后的第三极。而这个世界货币第三极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贸易中心，这将促进人民币推动中国经常账目、资本账目走向均衡和高效，促进中国对世界经济负起对应的责任、权利、义务。
当然围绕这个货币第三极建立中国采买采卖指数中心、中国要素市场化指数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指数建立一定的对冲基金，加强人民币价格符号，当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目前货币互换大致情况如何呢？
2009年，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等五大央行宣布了总额近30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改善金融危机以来市场流动性不足的状况，这意味着稳定目前的金融局势也需要各国之间进行“点对点”的货币互换与融资。
截至2011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哈萨克斯坦、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货币签署了12个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与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之间的边贸上事实上也实行了一定程度的货币互换，不算这些边贸互换，总金额已达8412亿元人民币。
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为本国商业银行在对方分支机构提供融资便利，并可促进双边贸易发展，避免美元波动带来的金融不稳定，促进地区金融稳定与发展。
如果人民币与较多个货币建立了双向互换协议，事实上就等于建立了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一对多”的交换、融资、清算系统，如果围绕此建立一个货币交换中心，再在上面建立一个融资资金池，如果说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为第一极的话，欧元正在形成第二极，英镑作为第三极显然正每况愈下，它只能与欧元一起算作第二极，东亚的日本应该不算一极，如果这样，那么这个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互换体系，未来的前景显然可能就是世界金融中心的第三极。
为此本文的第一、第二部分事实上讲述的是在美元贬值大趋势下，人民币互换的背景和条件；第二是讲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互换就是其中必经之路；第三是“10+3”东盟合作组织签订的清迈协议正在推进这个区域货币互换进程；第四是在互换协议基础上，建立互换资金池，加强融资的功能；第五是在这个背景下，如何配套构建中国金融中心体系的框架精算总模式以及分块模型。
这可能是促进中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所能采取的科学的渐进的最优办法，既体现了与国际合作的诚意，但又不受制于人，对于目前的美元不稳定、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既不是简单地行政干预，也不能盲目地放任，而是采取市场的办法、科学的办法，渐进地演进，可以说是与市场化、国际化的一次无缝对接。
一、货币互换的概念及其意义
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互换交易形式除货币互换外，还有利率互换，以及平行贷款（parallel loan）、背对背贷款（back-to-backloan）、中长期期汇预约（mediu mand long-term foreig nex cract）、货币与大宗商品指数互换、股权互换、股权-债权互换等等。
使用货币互换涉及三个步骤：第一步互换交易的目的是转换风险，因此首要的是准确界定已存在的风险。第二步是识别现存的现金流量，匹配现有头寸。基本上所有保值者都遵循相同的原则，即保值创造与现有头寸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风险，现有头寸被另一数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头寸相抵销，通过配对或保值消除了现有风险。第三步是创造所需的现金流量。
在期初本金交换时，通常使用即期汇率；而在期末交换本金时，则使用远期汇率。远期汇率是根据利率平价理论，计算出两种货币的利差，用升水或贴水表示，与即期汇率相加减，得出远期汇率。目前流行的另一种货币互换报价方式是：本金互换采用即期汇率，货币互换的利息交换则参考交叉货币利率互换报价机制。
通过货币互换得到直接投资不能得到的所需级别、收益率的资产，或是得到比直接融资的成本较低的资金、资产、负债管理。
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国家、公司、机构的资产和负债开始以多种货币计价，货币互换可用来使与这些货币相关的汇率风险最小化，对现存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保值，锁定收益或成本。
进行互换交易，有利于丰富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者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负债管理工具，解决资产负债结构错配问题，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通过货币互换，交易双方可以规避由于货币升值或贬值所造成自身损失的风险，这对于企业和机构投资者尤其重要；用本币计价，既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计价方式的选择，又可以使企业降低购汇成本。
二、在美元波动、中国资本账目不能自由流通下的人民币互换
美联储是国家间货币互换的开创者，1962年美联储同法国央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当时美联储将货币互换看作是美联储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一个方式，别的国家缺美元，他们只得将本国货币“抵押”给美联储从而获得美元。
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信用货币，于是世界汇率市场开始构建在浮动汇率体系下的风险保护机制，其中货币互换就成为一种基础性的套期保值的手段与方法。
1981年世界银行和IBM公司之间的货币互换，世行需要马克，但却无法直接发行马克债券，不过世界银行获得美元却很方便，它在美国市场享受AAA的债券评级，而IBM拥有大量马克，于是商业性的货币互换发生了，两者都降低了其融资成本。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俄罗斯危机、阿根廷危机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盟式援助体制不如“点对点”的货币互换机制。东盟和中、日、韩“10＋3”构建的“清迈协议”的重点不是扩大亚洲外汇储备基金，而是放在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上面，“清迈协议”试图用货币互换的方式让亚洲各国外汇储备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援”的网络式关系。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也开始探讨自身的货币互换系统。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互换加快了脚步。
以阿根廷为例，中国央行与之签署人民币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还隐含着阿根廷进口中国产品可以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和支付等内容，这其实是发挥了货币互换协议对贸易推动的功能，相当于给进口方提供了“贸易融资”，而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则降低了过去美元计价结算体制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以白俄罗斯为例，中国为其修建了大量的电站，白俄罗斯希望能获得人民币贷款并以此支付给中方。以韩国为例，金融危机导致在华韩企因流动性不足产生大量破产，通过货币互换韩国央行可以获得人民币为这些韩企提供支持，可以将换得的人民币向中国央行兑换美元，而中国央行则可以将美元储备借给韩国，韩元-人民币-美元，这对中国来说汇兑风险较低。而仅仅是向韩国人借出美元，那意味着中国将独立承担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波动风险。
显然人民币的互换与美联储大规模地货币互换性质不同，美联储从英国央行购买300亿英镑的储备、从欧洲央行购买800亿欧元、从日本央行购买10万亿日元、从瑞士央行购买400亿瑞士法郎，是其“印刷美元”行动的一部分，美元现在还是国际通行的货币，一般来说美联储本身不存在外汇储备“流动性困扰”，而只存在“印刷量大小的困扰”。
作为国际金融衍生工具，货币互换交易规模已达到万亿美元，中国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互换交易，但直到2001年加入tO后，经济活动日益国际化，汇率风险日益成为影响成本与收益的首要因素，货币互换才走上前台。
从当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分布来看，美元、欧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均以掉期交易为主，即期交易所占份额仅为三成，而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则主要以即期交易为主，掉期交易仅占7%。
一方面，通过与周边国家乃至更多的经济体的官方结算协定，促使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在一般贸易中普遍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同时充分利用货币互换协定等方式，促使其他经济体中央银行扩大与中国央行间人民币的交易，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经济体的官方储备货币，并逐步推动人民币在官方交易中可兑换。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改进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在更高层次上承担投资货币的职能。促使其他经济体自发地将人民币作为汇率安排上的某种“锚”货币，进而成为其他经济体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选择实力较强、资信较好的银行加强业务合作，建立代理行关系，促进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发展。发展离岸人民币结算市场，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外将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相互转换，从而降低持有人民币的成本；发展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市场，可以使得境外投资者规避持有人民币资产或负债的汇率风险；发展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市场，可以使境外投资者购买具有吸引力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使他们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进而使人民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储备货币。
逐步开放境外人民币QFII制度，就是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使用自身持有的人民币，或通过公募或私募成立人民币基金，并在规定的额度范围内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股票、债券等的资本市场。人民币QFII制度可以有效集中境外大量分散存在的人民币资金，并通过投资分享中国内地资本市场的成长，其流动性和收益率都将较为可观，因而对境外人民币是较有吸引力的一种投资形式。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在内地放开了20多个城市与全世界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鼓励机制，配套的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在人民币债券、证券发行上，也放开了试验和探索的口子。
只是略显不足的是，在向外资全面开放金融业之前，向国内市场、民营资本同步开放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相互配套，不可偏废。
三、清迈协议下的亚洲货币互换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受经济实力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某一大国的货币汇率制度，在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和大幅汇率波动的冲击下，这种盯住汇率的成本现在变得越来越高，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区域内的资金协调与互助、力求保持自己在金融政策上的自主性的出路。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的时候，如果不是当时中东的石油美元、日本西德的科技型美元、“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美元，以及2000年之后的新兴经济体储备美元的扶助，更多地构建货币互换机制或区域货币统一，以实现更多的自保，应该早就形成。
历史到了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推动了拉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东盟在2000年5月6日泰国清迈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上，东盟十国和中、日、韩三国财长就东亚地区财政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十国和中、日、韩“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达成共识，称“清迈协议”。其主要内容为：在亚洲地区发生短期资本急剧流动等情况下相互提供干预资金，以应付紧急之需；交换经济和外汇方面的信息；建立一个预防新的货币危机的监督机构；建立一笔备用贷款基金，估计达到200亿？300亿美元，各国出资额将按照外汇储备额比例分摊。截至2003年12月底，中、日、韩与东盟10国共签署16个双边互换协议，累计金额达440亿美元。一是日本先后与韩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也与泰国、韩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2002年3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必要时向对方提供最高约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东盟十国已全部加入东盟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已经分别相互缔结货币互换协议，中、日、韩三国与东盟成员国缔结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工作分别也在进行之中。
2003年6月22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洲合作对话（ACD）外长会议上，亚洲18国的外长发表了关于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清迈宣言》，表明了各方致力于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共同意愿。亚洲开发银行将从2006年开始编制和公布显示亚洲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清迈协议的前景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按照这个设想，拟议中的亚洲货币基金至少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第一，经济监督和数据公开。应该公开的数据包括外汇储备和国内金融变量的数据，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中不包括的衍生金融工具也应该公开。第二，建立起一种地区性磋商机制。其功能是在没有危机时对成员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其实行可能导致危机的政策。第三，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国家之间货币互换总额仅2亿美元，清迈协议初步确定，将要求在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共出资500亿美元进行货币互换安排。第四，吸收低收入国家进入“东盟+3”的框架。到目前为止，“东盟+3”的框架中进入货币互换协议的都是东盟的中等收入国家，如何与低收入国家如老挝、越南、缅甸进行货币互换有待研究。第五、亚洲货币基金应建立一套危机预警系统，包括一套宏观谨慎指标体系和可行的指导机制，为保证成员国遵守协议，应当制定一些经济制裁措施，如对于久拖不还的贷款收取罚息等。
货币合作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性解救危机机制；二是实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这个过程中，货币互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工作；三是建立单一货币。目前中国与东盟2010年实行自贸协议以来，正加速进入第一层次。
四、为货币互换创造人民币回流机制
1994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
从那时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监督体系也初步健全，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国内已经初步建立以人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为核心的金融监管体系，在金融业务国际化、综合化、全能化的趋势下，可以实施更加有效的监管。
从当前已有的金融交易来看，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将全球的交易市场连为一个整体，并实现交易无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也适合货币互换涉及范围广、市场信息变化快的特点。同时，高交易效率和低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将进一步推动交易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自2005年9月21日起，银行开始可以自主决定存款的计息方式，这是存款利率开始走向市场化的历史性一步；自2005年7月21日央行宣布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人民币汇率放弃了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汇率制度更加完善合理，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波动程度加大，市场上外汇品种丰富，为货币互换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机遇和对冲工具。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后，外汇储备需要随时面对汇率变动的风险，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屡创新高，这对以美元形态表示的外汇储备显然构成冲击。因此，有必要利用国际上通行的金融互换技术来调整外汇储备与外债的币种结构。
货币互换的风险是：如果中国与对方国家所持本币均未实现国际化，那么其支付结算功能局限在国内市场；两国互相持有对方货币，都存在因为没有强大的债券市场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投资渠道，而使得其货币的储备功能与投资功能无法有效地发挥，从而导致持有的货币头寸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最终积累的长头寸只能向对方国家调钞才能平衡，既有汇率风险，还要承担调钞费用。
同时，由于人民币还尚未实现完全的国际化，人民币顺差的回流途径不完善，再加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因为利率水平和汇率变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差异，这些可能都会给已达成的货币互换协议造成冲击。
资本账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正在加强和提升，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同业拆借、外汇、股票、国债等基础性金融市场，2011年初中国已经同意海外人民币进入银行间资金市场。
与之相对应的是，除了香港正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外，新加坡、伦敦、纽约等地也在加强建设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截至2011年6月，英格兰银行与央行可能进行的货币互换无疑将为伦敦竞争人民币离岸中心增加筹码。估计这个互换数据至少是1000亿，伦敦的金融机构正在积极发展人民币相关业务，未来在交易当中，要加入人民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现在伦敦每天和人民币有关的交易量，如果以美国的等量计算，实际上已达到了2亿美元。
国际金融机构间衍生品交易业务都是以国际金融互换交易协会（ISDA）协议为基础，互换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需要法律解决的纷争问题，因此研究与ISDA协议接轨的方法十分必要。
当前，在国内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导国内企业、金融机构先进入国际互换市场，从事外币间的货币互换，随着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完全实现，再开展国内互换交易市场，最终实现与国际互换市场的完全融合。
五、构建人民币互换基金池
目前国际清算系统以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为主，围绕美元中心主导世界贸易结算、资本流通，而在IMF特别提款权中享有主要份额、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日元、英镑等也基本上建立了以自家货币为主的贸易结算体系、资本流通体系；欧元成立后，很快建立了以欧元为中心的欧元清算系统。
目前，在市场之间中国银联卡与国际VISA、Master Card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中国清算参与了国际市场结算。随着中国经济、外贸对外加强，无论国际卡怎么阻拦、打压，其实都是难以阻止人民币清算系统扩大的。
在人民币“一对多”的互换、清算系统中，筹建互换资金池，可以极大地扩大这个系统，从而推进清算功能的发展。
具体来说，这个互换资金池的构建思路是这样的：一是在即时清算的时候，也可以仿照国际清算银行，按照年度实行双边差额互换以及余额结算，既包括一个经常账目系统，也包括逐步建立一个资本账目系统，在直接的双边结算融资中，鼓励围绕以人民币为中心，实行间接的双边互换。二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双方需要一定的外汇，中国富余的外汇完全可以提供一定的信贷。
总之，在这“一对多”的交易中，既可以在这“多”中彼此寻找对冲，然后是余额采用外汇结算，在这个过程中，逐步配套允许把海外人民币投资中国证券、债券的渠道，那么这个事实上的以人民币为中心的结算中心，就既类似瑞士国际清算银行，也类似IMF、世界银行，从逻辑上这确实意味着第三极金融中心的形成。
为了扩大这个规模，甚至可以把一些国家主权债务也放到这里交易，连同企业债、机构债，这样就初步建立了一个多元的债务结构层次。
比如，目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想发行州内高速公路、铁路改造债券，其实新州政府可以利用这个事业自身的盈利，以及州政府税费担保，到中国清算资金池，以及构建在这个资金池基础上的主权债务交易系统上，发行人民币建设债券，这对中澳金融合作无疑是有益的尝试。
第一，中国应该积极地推进经常项目下用人民币计价、清算，并为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第二，央行、银监会和商务部在积极组织引导外贸企业、商业银行用人民币计价、清算的同时，要建立经常项目下本币清算中心，确保经常项目下本币的流出和回流。
第三，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各类外贸人民币信贷工具，如在出口的买方信贷中，使用人民币作为借贷货币等。
第四，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建立开放式短期外汇借贷市场、人民币清算市场、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以及主权债务市场。
第五，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参与，其次是鼓励居民和非居民参与。对于外贸企业的外汇资金运用和外汇资金的筹措具有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积极意义。外国人民币债券市场，对非居民的资格审查以谨慎为原则，对于外国企业以购买中国成套设备为主要目标。外国人民币债券还可遵循先私募后公募的步骤进行。
第六，当中国调整结构达到既定目标，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外依存度下降到50%左右的相对均衡时，可以开始全面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全面形成。
六、精算围绕人民币互换资金池
构建金融中心体系的任务从1840年到2011年，中国市场实行了171年追赶型经济，这导致了目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据说）为10、地区收入差为2、城乡收入差为3。
171年前，中国市场主要是一个自然市场，后来被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打破中国封闭落后的局面后，慢慢地实行了不平权的追赶型经济，要纠正这171年的不均衡，目前自然需要逐步平权和反哺：
第一平权之解放制度市场，包括平权的制度、习惯、偏好；第二反哺之投资市场，吸引资本投资建立权益补充，加强资本化、金融化能力，促进机械化、精细化、分工与组合之现代化，平权、补充是基础，资本化、金融化是出路；第三补贴，包括机会平权的优惠优先，再是贴息、税费减免、保险、补偿、福利与救济。
在企业内外、地域内外、行业内外，由于长期倾斜因素造成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是不同的，而且这个成本目前还是重要的可变成本，这个可变成本遵循第一公式：企业内部成本+（+/-社会信誉成本）=实际成本，第二公式：正相信誉成本-反相信誉成本=公平和正义成本=社会平均实际信誉成本，根据这两个公式，对于三农、中西部、落后行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之类，需要加上过去被抑制、剥夺的社会成本和信誉成本。
同时，也需要向外部世界市场争取矫正的机会和反哺机制。同时根据信息区隔之发现价格的“柜台现象”，以及“十坛九盖”信用运动现象，社会与市场之分层、分级是一种自然差序化，是效率和效益演进的必然。
社会天然具有一定等级制的环境和条件，同时也天然具有一定的打破等级制的和谐冲动，因而在开放性和封闭性之间，就创造了一定的内外封闭、交流机制，围绕此形成市场中心，而金融中心是市场中心的灵魂和核心。
创造开放式内外交换的条件，加强层级之间的流动性，既承认封闭性，又创造开放性，这是实现差序化发展的市场环境。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二者博弈的差序化模型的建立，需要深刻地调查、统计、概率计算、逻辑分析。
比如美国一定的农田在玉米和小麦种植面积之间存在着一个此多彼少的增减，这个增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石油和粮食价格，玉米是生物能源的决定因素，小麦是粮食价格的决定因素；再比如美国储备的黄金，一边是美国的美元，一边是各国货币，二者也存在着一个均衡，这需要常年的统计分析，当达到这个度的时候，任何在这个度上的美元与黄金的增减配置，都可能影响美元或大宗商品的边际价格；2007年之后，在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之外，由于场外市场风险加权与整个资产的比值的新观察，显然也存在着一个度，目前巴塞尔协议三要求，这个风险加权的比值不低于3%，这都是在寻找信用与风险的均衡点，这个均衡点所包含的就是风险与效用函数的最优化。
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建立世界主权债券交易中心，如何设计这个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如何安排交易制度？如何观察主权债务交易的市场风险均衡点呢？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度上，人民币与外汇、外汇中不同的货币比例配置，这两个变量的博弈，到底对中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的影响如何？又比如在中国自己的低附加值商品与国际大宗商品之间，如何创建中国的世界采买、采卖中心指数，两个指数如何运行，如何实行互换？在中国商人走出去的情况下，一些商业银行渐渐向商人银行演进，沿着杰出商人的脚步，探索新商业的机会，这个金融资本如何与商业资本结合，这个新文化领域的投行机制如何总结、探索，如何建设呢？对于货币市场，可不可以在人民币不可自由交换下，仿照当年悉尼建立的在岸远期不可交割市场，这样香港地区的人民币离岸NDF和中国内地在岸NDF，以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人民币NDF，就可以进一步采用市场的办法缩小人民币自由化的差价。
在利用层级差序化的时候，始终注意有多少集中、就有多少分散，反之亦然。集散的层级差就是能量差，反之交易的能量差就是集散的层级差。
从自然货币到信用货币，在实体经济阶段，其中实体经济、实体金融发现的是生产价格，到了信用货币阶段，虚拟经济、虚拟金融发现的是风险价格，由于货币是自然货币和信用货币的组合，需要对实体经济、实体金融、虚拟经济、虚拟金融多重定价，否则难以对冲风险，既要发现实体经济之效能价格，也要发现虚拟经济之风险价格，才能更好地跨越时空配置资源。因此，中国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单有500强的企业不行，还需要系统，所谓的系统就是集散系统，这才是有序化交易发现价格的根本。如果中国商品、资本、劳动力产品能够覆盖世界，那么中国信息、信用、知识也要配套地覆盖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中国金融中心覆盖世界，那么中国经济从大到强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矫正171年长期扭曲的过程。
要实现以上目标，围绕货币互换、资金池以及清算系统，先是人民币中心的贸易结算系统，再是人民币资本账户结算，还有资金的融通，还可以扩大本币、外币大额存款协商利率和汇率，以便在银行间补充一个银行与零售之间的人民币大额存款市场，进一步发现人民币市场价格，最终让市场方法促进人民币最后利率和汇率自由化的形成。
概括地说，以上是围绕人民币互换、资金池机制的建设，探索围绕人民币建立货币、资本市场情况下，如何实现对内人民币利率的自由化、对外汇率的自由化，同时匹配与人民币地位相称的国际化地位，这些需要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从而利于构建一个恰当的宏观精算模型，既包括总精算模型，也包括分块模型。
鉴于中国金融对于国有企业信贷是宽松的，对于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支持的力度尚不够，对于“三农”整个中国金融更是贫乏，对于高科技也是力度不足，构建以上系统显然要与鼓励开放这些市场是同步配套的，因此，鼓励商人银行的创新服务，鼓励对于风险的财政贴息、再保险补贴，包括对再投资、再信托、再担保、再租赁之类的税费减免、优惠优先，将是题中应有之义。
显然这一切的组合可能就构成了正在形成的世界金融中心第三极的市场雏形以及相应的精算框架任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