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不同着书中一再强调消费量级理论，其立论是：不同时期消费量级的变化会带来经济的飞跃性发展，也就是经济增长高潮。上述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刘世锦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力量正成为替代积极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这种新的增长力量就是高增长行业，这种高增长行业将支持中国经济增长30-40年。我完全赞成这一观点。按照消费的量级理论，中国的消费正在从千元级向万元级和十万元级升级，这两个台阶交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又高又大的台阶，蹬上这个台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经济快速增长与高增长行业具有强相关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年均9.4%的快速增长。在不同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应着不同的高增长行业。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总是希望经济依然能够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如果把问题简单化，从产业变动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来看，经济的快速增长总是与存在一组高增长行业直接相关。看一个国家能否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没有一批高增长行业。所谓高增长行业，主要就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那些行业。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起旺盛的市场需求，刺激了高增长行业的形成。
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已经基本解决了吃、穿和部分用的问题，正在向提高住、行、通讯和其他方面生活质量的层次过渡。与消费结构的这些变动相对应的住宅、汽车、机械、电子通讯、钢铁、建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以及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的服务业，都有潜力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期的高增长行业。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经济起带动作用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轻工、纺织等行业。经过80年代末的调整后，从1992年开始，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其间的高增长行业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公路、港口、电力、钢铁等)、新一代家电产品(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等)和商业性房地产等。1998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但作为一个内需为主的大国来说，问题主要还是在国内。从产业结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角度，可以理解为90年代初崛起的高增长行业到90年代后期作用力显着下降，新的高增长行业未能及时接替，出现了高增长行业的“空档”或“转换缺口”。
新的高增长行业作用正在显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的“中国产业增长景气指数”研究成果显示，2003年汽车、机械、建材、钢铁、医药、家电、食品、电力、煤炭等行业表现出显着的景气上升态势，房地产、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了较高增长速度。这些增长力量主要来自与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相关的高增长行业。这些行业大多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相关。近年来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7%以上，说明新的增长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以美国为例，在很长一个时期，以提高住、行水平为特征的汽车、建筑、钢铁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住宅、汽车、包括公共交通在内的与城镇化进程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对经济增长综合带动力最强的几个高增长领域。这与国际上的大国经验是相符的。
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连续两年超过20%，2002年1-8月达到30%。据有关研究，在未来10年，每年需新建城镇住宅5亿平方米以上，城镇住宅投资占GDP的比重将达到5%以上。
发展汽车工业不容争论。2002-2003年汽车的爆发式增长有一些短期因素的作用，但汽车产业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是合乎逻辑的，汽车的增长率达到20%左右是可能的。根据国际经验，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可以持续二三十年。汽车工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力大体上为1：1，对下游产业即汽车服务业的带动力超过1：2。据估计，在今后10年，汽车产业直接和间接带动力对每年GDP新增量的贡献可达六分之一或七分之一。
2002年中期，一位部级经贸官员甚至说，现在看来“十五”计划全错了，这主要是指制定计划的人没有深刻认识消费量级变化的规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我们就提出了要尽快发展汽车工业和公路交通建设。主要是依据经济发展规律和消费量级的升级变化。在中国，过去的汽车消费主要是以单位集团购买为主，而这部分费用主要转嫁给了政府财政。以集团为主的购车是不利于中国整体的汽车工业发展的，而且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长远需要。所以，以居民个人为主的私家车消费是发展中国汽车工业的主要方向。这几年，随着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居民私人轿车购买越来越成为主流。许多城市达到或超过50%的市场份额被私家车所占领，其速度令人惊讶。1999年，国产车产量为183.2万辆，2000年是206.8万辆，2001年达到233.2万辆。2002年超过300万辆。国内的汽车工业发展势头迅猛。
前一段时间国内关于汽车有种声音在交锋。一种是某媒体提出“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将轿车工业的发展提到了新的高度。另一种声音是以专家为代表的，他们以北京交通为例，就堵塞、环保、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自行车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交通方式”，“应对汽车进行限制”。国外一些人士也因为大气变暖等环保问题提出了限用私家轿车而改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的议案。究竟是限制汽车工业以解决那些问题呢还是发展汽车工业以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小轿车改变大中国”的说法和“自行车为主”的说法都有失偏颇。我们主张以发展来解决一系列存在的问题而非限制。
关于发展汽车工业的争论历来已有，而且是各种争论不断。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其它各方人士的争论。从别的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韩国，日本，甚至墨西哥都有过以汽车工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功例子。汽车工业和别的产业不太一样，它不是一个单纯东西，还和城市建设、化工、高科技应用、金融、保险、服务业等一系列相关，对提升相关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能起到很好效果。这是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面。象美国，轿车普及率在每家2-3辆，而且也不太堵，主要和罗斯福总统30-40年代搞的国家经济建设，大量修建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有关。从负面影响来看，汽车工业不可避免地带来道路和环保等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发达国家都遇到过类似经历。但汽车工业是一个高税收的产业。通过对其税收资金的积累，可以达到基础设施和环保问题的改造和解决。象环保问题，可以寻找替代品和生产电力轿车来进行改善，道路问题也可以通过在财政增收的情况下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解决。从国家整体经济利益来说发展汽车工业是大趋势，不容争论。
对于发展汽车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比如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我们曾经指出，交通拥挤不是汽车多了，而是汽车太少。在交通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当汽车工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将从城市向外发散，将会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汽车工业的发展，会连带出许多产业。
还有3股力量为中国经济加油。它们主要指市场经济本身的力量；以民智、民资、民力为特征的民间经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得益于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转变-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不断创新与再造所迸发出来的制度性力量。以市场进一步开放为特征的新的市场力量的崛起和加入，又直接和间接推动着各级政府加快自身职能的转变和再造。同样，新的市场力量拉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及地税增长所带来的“地方利益”，使地方政府更多感受到“开放”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从而促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行政首长以更大的自信和决心在制度层面自觉改善经济发展的外环境(包括软环境)。
在中国，市场开放一寸、经济就能增长一尺。这是为什么？在于凡是行政垄断的各经济领域、部门和行业，都普遍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资源浪费和效益低下，也是一个个供求不足的经济“大单元”，只消打破这些个总数仍然居多的“封闭体”，经济增长的空间就会当即凸现出来。再加上其他各项改革的深化与配套，人们没有理由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担忧。恰恰相反，各“垄断单元”一经打破，促进民间投资不成问题，拉动消费也不成问题，持续增长更不成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经济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有了好的开端，一组新的高增长行业正在形成。继续保持、加强这一势头，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国民经济新一轮较长时期、较高速度、较为稳定的增长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这是因为：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再有一个高增长时期是有潜力的。中国有13亿人口，市场具有无限性，中国的经济将有一个至少30年的更高的增长期，与此相适应，出现一批新的带动力强、持续时间较长的高增长行业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中叶中国经济发展轨迹将经历一个次高增长、高增长再到次高增长的过程，其总体发展轨迹也将是一个三拱曲线，中间一拱高大，前后两个稍小。中国存在巨大的市场空间，中国经济不同于日本经济，也不同于美国经济，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消费结构和消费层级的升级。
中国目前仍未摆脱二元经济的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在收入和消费上处于差距较大的两个层次。这种差距既是造成经济困境的原因，又是推动经济快速持久增长的动因。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非农产业规模的扩大；非农产业规模扩大在为城市居民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机会，并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农民收入增加又会显着增加中低档消费的需求，促进传统产业的增长，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简而言之，是“打开两个空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为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打开空间；非农产业和城镇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打开空间。这就是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结构和运行的主要特点。
如果高增长行业起不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后果是，由于不能通过新的高增长行业吸纳资金、人力等资源，一方面增加资源闲置外，使资金使用率下降；另一方面促使资源流入已有产业，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进一步下降。这两方面都增加了就业压力。另一个后果是，城乡就业冲突加剧，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的机会减少，收入增长速度相应减缓。从宏观上看，则表现为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物价水平走低，就业问题加剧，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性增加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中原有的诸多矛盾，如金融资产质量低、国有企业困难、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都会加剧。
在缺少高增长行业支撑、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加快改革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矛盾难度很大，搞得不好还可能使矛盾激化；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深层矛盾和问题，不宜分开来独立地看待和解决，而应用相互联系的观点，放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框架中来看待和解决。诸多矛盾和问题之间肯定是相互影响的，关键是要找出现阶段对经济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矛盾和“牛鼻子”。我们认为，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如何充分发挥高增长行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