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2003年8月5日在“新经济周期扭转股市乾坤，中国股市进入新发展周期”的撰文中认为：

    纵观当今中国经济，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已经显现的升级变化和加入tO后潜在竞争力变为现实竞争力等方面看，可以断言，国民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而根据国外发展经验，这一经济增长周期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

    从消费和与之对应的产业结构看，我们经历了“老三件”的百元消费阶段、家电的千元消费阶段、电脑和通讯设备的万元消费阶段后，目前正进入以汽车、住宅为代表的十万元级消费新阶段。虽然全国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极不平衡，但总体上正在由温饱型消费向舒适型消费过渡，居民对汽车、住房、通信、旅游等方面的消费需求正与日俱增。与80年代快速发展的轻工、家电、纺织等产业链相对较短的行业相比，以汽车、住宅为代表的行业产业链无疑更长、更宽，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总量更大。这些产业链曾使日本和韩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15年的增长。在人口众多、消费层次分化且逐层递进的中国，它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势必更长。

    新旧周期转换的历程人们记忆犹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家电、轻工等产业高速发展周期结束后，国民经济出现了总需求不足的现象，新消费热点的缺位造成投资增长呆滞，消费增长乏力，企业效益下滑。与此相应，上市公司业绩普遍不佳，证券市场热点难以持续，亏损企业增加导致虚假重组盛行。由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财政不得不“越俎代庖”，扮演起直接拉动经济的重要角色。随着新消费热点和新产业链的形成，中国工业投资在经历了1997-2000年连续四年的低速增长之后，2001年开始恢复性增长，2002年增长23%，今年1-5月增幅更是达到52.4%。与前几年千方百计要启动民间投资相比，今天政府调控的重点已是如何防止房地产局部泡沫，怎样避免钢铁、煤炭、电解铝、水泥等传统行业的重复建设。尽管新周期带来新问题，但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是，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投资不足的大难题，终于成为“过去时”。

    再看国际贸易与外商投资。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高达40%，自去年以来，tO效应更是出人意料地凸现出来。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源于对汇率工具等的运用，决定因素是低廉的成本和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全球资本过剩、利润下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优势”对于任何一家全球性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不仅中国需要外资，外资更需要中国。伴随着基础设施的快速完善和国民教育素质的迅速提高，中国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目前，中国已形成了一些独特的产业集中带，其产业配套能力已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所无法超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未来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尽管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汇率压力等问题会层出不穷，但其竞争优势无法动摇。

    此外，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年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时，是一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目前中国城市居民人均收入进入这一区间者虽在少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一段时期，更多的居民将迈上这一台阶。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根本性因素，经济学家们大都看好未来10年或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前景。2001年，在GDP增速要“保六争七”的说法还很盛行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就大胆提出了“坐八望九”。在这一预测得到验证后，今年3月，他又向笔者谈了自己的看法：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你能想像多好就有多好”。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负责人徐宏源的观点同样鲜明坚定，“这次已经启动的经济增长周期给股市带来的机会，对于一些投资者来说，也许是此生最大的一次”。

    就连前些年一直诟病中国上市公司的国外投资者，眼下也改变了看法。2003年以来，香港h股已经远远强于境内A股的表现。但从国际大鳄的出手力度看，h股行情也许仅仅是开始。两地股价谁向谁靠拢的问题，以发展的眼光看，或许也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司透明度低等原因，国企在境外的股价长期存在风险贴水，这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股价不合理的一面是，GDP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相应升水。

    股市开始发生实质性变化。上证指数早在1993年初就曾达到过1556点，一个轮回过后，又重新徘徊在此附近。如果考虑到虚增因素，目前上证指数的实际位置会更低。这种状况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因供求严重不均衡导致的原始上升期已经结束，市场正在从一个无效市场向相对有效市场过渡、从资金推动向相对价值推动过渡、从高度政策依赖向多因素决定过渡、从卖方市场向相对均衡市场过渡、从机构-散户的不对称博弈向机构对称博弈过渡。总之，股市正在步入一个新周期。

    上述种种实质性变化，首先表现在市场正在由散户时代向机构时代过渡。历史上的三次大牛市（1991-1993年、1996-1997年、1999-2001年），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散户数量急剧扩张的结果。第一次牛市开户数从零到几百万，第二次牛市开户数从几百万增加到2000万，第三次牛市则从2000万增加到了6650万。自2001年以来，散户开户增幅急剧下降，自2001年到2003年6月，投资者开户数只增加了417万，仅为第三次牛市期间增长量的20%多。另据统计，到2002年四季度，经常交易的帐户已经下降到不足200万户，也就是说，散户投资者数量又回到了股市初期的水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机构投资者在“超常规发展”思路引导下迅速膨胀。

    经过2002年以来的大发展，基金资金规模已占流通市值的10%以上。从国外共同基金规模稳定地占股市市值40%以上，峰值时超过60%的情况来看，中国股市的机构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专向理财、社保基金、商业保险、QFII等的发展空间还很大。随着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数量的增加，两者吸引散户投资者“眼球”数量正在急剧减少，“做庄”与“跟庄”之间的博弈正在弱化，“机构博弈”时代正在来临。今年以来的庄股崩塌与主流板块上涨交织并存，正是新旧时代交替的鲜明反映。

    股市资金性质发生的这种替换效应，必然导致投资理念和赢利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对于投资决策——-择股与择机都具有深远影响。在择股方面，“价值”和“价值成长”成为核心。为适应这种变化，公司的透明度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价值分析的前提，而不透明正是庄股的必要条件；板块、个股的资金容量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机构博弈的要求，而以前的庄股总是要把别人“洗”出去；既然以价值为买入或卖出的前提，是否有庄便不再是前提，相反，一庄独大，透支价值，致使股票流动性丧失，反而会成为滞涨的因素。

    由于机构拥有更加强大的研究力量，因此未来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将不再是对“价值”股票即对低PE（市盈率）股票的筛选，而是对“价值成长”的判断即对PEG（动态市盈率）的判断。对PEG的判断，是价值投资的精髓。

    目前，市场正在转向对PEG的投资，正显示了价值投资理念的深化。中国宏观经济长达1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周期给股市带来的投资机会，不是一个或几个行业所能涵盖的。国民经济是由众多行业构成的一个巨型系统，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各个行业动态、均衡、持续的增长来推动，不同行业都可能享受由此带来的机会。在这个长周期中，落后往往意味着潜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落后的不仅是人均汽车拥有量和住房面积，科技装备水平更落后，物质消费水平刚刚上来文化消费水平落后又凸现出来……因此，如果把目前的行情仅仅归结为前期的主流板块行情，很可能意味着没有完全理解本次行情的深层原因，从而有负于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

    总之，与过去的12年相比，中国股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周期：长经济增长周期为股市向好奠定了坚实基础；机构时代来临将凸现价值投资；股市运行将抛弃暴涨暴跌，趋势运行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