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GDP增长达到8.2%，这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非典之后仍顽强地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高速增长之重？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控制在怎样的规模与速度才最合适？为此，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已出现过热苗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但这种潜力一旦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就说明它至少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过热要通过宏观的“微调”，使经济不真正走到过热的地步，防止大起大落，缩小经济波动的波幅。
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8.2%的增长率确实是个好数字，但在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的表面现象之下，是结构问题的恶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国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结构的恶化。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远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一些农民的收入甚至还有所下降。其次，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结构的恶化。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而消费，如果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来表示消费情况的话，我们的消费才增长8%左右。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第三，产业结构的恶化，最严重的产业结构恶化出现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从1993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互相收敛，到了1996、1997年整体经济情况比较乐观。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不得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就又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拉开了。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是10%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只有5%。
但和上述看法不同的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但这段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没有必要陷入对数字的恐慌。经济的过冷或过热是一个水平概念，而经济的扩张收缩是一个速度概念，二者不能混淆，不能用发展速度来判断经济的过冷或过热。对于中国来说，高速增长非常必要。中国即将迎来老龄化社会，在向这种社会形态过渡之时，要抓紧这段时间快速进行财富的积累，为以后打基础、做准备。当今中国正处在扩张的高速发展时期，所以保持住这种势头，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争取使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认为：从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看，中国内外需都比较强劲，有多支引擎在运转，这种比较均衡的状况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可以利用目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大结构改革的力度与速度，目前是中国银行界改革的最好时机，中国经济仍处于健康快速发展状态，总体来看未有出现泡沫成分，所谓过热只是局部的。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快速扩张期，这与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过热有根本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达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
2004年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时说：“我的判断是，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但是确实存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过热的现象。”李德水说，2003年，国内银行信贷扩张偏快，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抬头，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剧，部分产品供求关系趋于紧张，出现了新的资源“瓶颈”，上述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发展的思路不够宽阔，经济增长的方式过于粗放，长此以往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使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引导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需要“踩急刹车”。今后，中国将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解决“为谁发展”的问题。
我们认为，2003年中国经济并未过热。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开发区、房地产、钢铁、汽车等局部过热；投资结构是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居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不足，因而就业、收入和消费仍然低迷，并未正常循环；虽然粮食、蔬菜、煤炭等价格因退耕还林、陈化粮、储备虚报、超载清查、运价转移等而上升，整体上物价水平并没有走出通货紧缩的处境。2004年面临着导致中国经济紧缩的十大因素，处理不当，经济不但不会过热，甚至可能会趋于过冷：
2004年的城镇失业问题将非常严峻宏观经济指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并可能持续上升，是经济趋冷的体现，而不能称之为发热。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会太快2004年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仍然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城乡劳动者收入增长总体上将低于GDP增长速度。消费增长预期不会十分乐观作者估计，如果2004年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没有太明显和有成效的办法，就业不能显着增加，消费增长率至多超不过10%，消费仍然可能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收缩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样数量的商品由美元反映的价格上升，而交易相对所用的人民币货币减少，引起通货紧缩。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贬值，交易所用的人民币数量将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相对美元有升值压力，实际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收缩的压力。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冲动将会减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目标是，改生产建设型的政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财政要成为公共财政，国有企业要进行大规模的制，投资审批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入，政府可控资源减少，政府主导投资冲动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此，2004年政府主导、冲动和诱使的投资将会比2003年减弱。
外商投资增速不定，民间投资启动难度很大。2004年政府主导性投资如果趋于下降，外商投资不能维持高增长，且民间投资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推动力将会减弱。出口增速可能会受到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是人民币变相升值)，我们开始下调出口退税水平，这将增加出口的成本，部分提高出口品的价格，减少出口需求。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必然会抑制中国商品的出口。在商品出口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出口总额会下降。
改革土地制度会使投资成本上升。从2003年中期开始，中央明确提出要清理已有的开发区，控制新设立开发区，并实行严格的保护耕地的政策，并且对过去征用搞房地产和开发区的用地进行清查。200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究竟对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变数。
清欠民工工资将抑制上欠债工程的热度。对于城市欠农民民工务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200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年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资的清查摸底、法律援助、打击和处罚等措施。更重要的是，今后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规范，工资的发放要制度化，特别是要限制和打击挪用农民工工资来上项目、搞经济建设的不道德和不法行为。2003年末和2004年如果农民工工资清欠到位和制度严厉，并追缴往年的欠款，对于挪用和利用农民工工资来发展的热劲，无疑是釜底抽薪。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也将抑制经济过热。目前，城镇政权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有几千万人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制，1亿农民工几乎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制，到2020年，还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农民工到城市务工，享有城镇从业人员的一切权益，包括社会保障。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抑制投资、建设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的热度。
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从未来经济走势看，有两个态势值得重视。一是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在这一过程中，还有较短的周期性波动，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大约为四年左右。根据去年以来经济运行的态势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这一周期的扩张时段。但本次扩张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伴随新一轮较快增长开始的第一次扩张，因此预计时间不会很短，至少在两年左右。二是外部因素﹑突发事件对经济运行的扰动明显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支持其高速增长。历次通货膨胀都是由于国内投资和消费过热引起。外部因素，包括外贸和利用外资，决定于国内市场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表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中，国内消费和投资是主导性的，出口是补充性的。利用1981至1999年年度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中，消费﹑投资﹑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度系数依次为0.63﹑2493和0.13，与消费和投资比较，出口的影响要小得多。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表明，国内需求的增长状况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大小。在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以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重新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增幅呈现持续走高态势。这一背景下，外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减弱。
未来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中，周期性扩张不是结束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由于当前行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然广泛存在，生产过剩的财产责任在很多领域还不明确，不负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例如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地纷纷上马汽车生产项目等。这就加大了扩张期产生的过剩，特别会造成无法明确财产责任的不良资产，加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和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