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战略塑造了对美战略，而对美战略要服从于大战略。中国对美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首先受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对美战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没有对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这一点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共产党人做作出这个决策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新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国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因此中国要向苏联而不是美国学习，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的经验；为此，就必须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和中国要向之学习的老师——保持良好的、甚至是亲密的关系。此外，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这就需要国外的援助。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是指望不上的，只有苏联有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而且苏联的经济、技术又是世界最先进的。上述因素决定了新中国要走“亲苏”的外交路线，而当时苏美之间已经开始了冷战，所以中国“亲苏”就必然要“反美”。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对中国来说，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动机就是要“联美抗苏”，缓解苏联威胁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权易之计，是策略上的考虑，是在利用美苏矛盾。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仍然要打倒“美帝”，只不过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集中力量并“联合”第二号敌人来同第一号敌人做斗争。这也符合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两天，2月19日，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敌人。既然美国将中国当作“敌人”，那么中国也绝不会将美国当作朋友。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构成后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美建交的实现延迟了七年，与国内政治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由于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缺少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力。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联系此前不久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签字）这件事，就更能看出中国内政转变与外交之间的关系。
从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国内政治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力。这种动力除了寻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外，还在于美国是最主要的开放对象之一。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这个词语，但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有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他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这里有一个对“谁是世界先进国家”的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世界先进国家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苏联不仅在社会制度上先进，而且在经济、科技上也先进，而美国则是“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是凭借发战争财而一时强大而已，是一只“纸老虎”。到了70年代，至少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看法已经改变。在1975年他主持工作期间，多次谈到要向西方国家学习。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要“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接下去他又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所谓发达国家就是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先进水平就是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不是苏联的水平。1977年9月29日，他在会见英籍科学家时说得更明确：“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对美国人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的条件”。
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美国在经济、科技上是先进的；（2）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水平的现代化，而不是苏联的水平；（3）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就必须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学习，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开放，为此就必须同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从“以苏为师”到“以美为师”，是基于大战略需要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预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进程中，这种“以美为师”的战略姿态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中国的大战略决定中国要“以美为师”，并积极发展对美关系，寻求同美国的合作，但是中美之间毕竟存在着许多差异和利益矛盾，特别是美国对华战略中存在着的遏制成份，这决定了美国在中国对外战略中扮演着双重角色。美国既是中国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
一、多领域的合作伙伴
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国家间关系越来越复杂，利益关系犬牙交错，特别是大国之间，往往是在一些领域有合作，而在另一些领域则存在着竞争，即使在同一领域，也是合作中有竞争，竞争中有合作。如果从安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同时又把安全分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而传统安全又分成军事安全与地区安全等多个层面，来考察中美关系的话，可以发现，中美之间在多个领域和层面都存在着深厚的共同利益，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首先，两国都希望国际局势最起码在近中期内相对稳定。中国要专心搞建设，希望有和平的外部环境；美国要充当世界的领导，不希望看到一个动荡的世界，它想实现霸权控制下的和平。
其次，两国都不想走向直接对抗。在多极化大趋势下，美国不愿与“多强”中的任何一强走向对抗。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在美中、美俄、美日、美欧等大国关系中，任何一对双边关系处于对抗状态，都会使第三者从中渔利，乘势崛起。冷战时期，美苏对抗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日本和德国的复兴。中国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不愿同美国这个“一超”搞对抗。50-60年代同美国对抗，曾给中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单从军事安全上讲，美国曾四次打算对中国动用核武器，如果这种打算成为现实，那么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乃至世界的历史恐怕得重写。
第三，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的安全利益。地区安全形势直接影响本地区的发展速度和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及受益程度，以及在多极竞争中的处境。欧洲曾为世界中心200年，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相对地位下降，北美和东亚乘势崛起。亚太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亚太各国都从中分享到了极大的利益，如果亚太动荡，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中、美同为亚太地区大国，都将亚太的安全、稳定、和平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并且有相当程度的共识。比如，两国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都非常关切，在有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和六方会谈中，中美就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就目前来讲，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两国都有为维护地区稳定发挥作用的愿望，更不愿看到因两国之间发生冲突而将亚太带入动荡的深渊。尽管美国与中国在地缘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是同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比较起来，后者所牵涉到的利益更为根本一些，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不会冒与中国一战而毁掉地区安全的风险的。
问：您怎样看中美日关系？现在东北亚出现中美日三强并存的局面。但是历史上，当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甚至全面入侵中国时，美国仍然保持沉默，将来美国还会采取类似的政策吗？
答：那是个大错误，美国没有发挥强有力的领导，没有抵制住孤立主义。将来最危险的事情是，日本和中国相互冲突。20世纪最后1/4世纪这段时期是非常有趣的。因为这是美国同时与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时期。一个世纪中，从没有这种情况。但在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后，出现了这种情况。所以在东亚有一个隐形的安全体系，它依赖于美国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好事。如果美国退回，丧失利益，中国将同日本和美国有许多麻烦。人们不理解在东亚的安全体系，因为它没有像北约那样的清楚的多边组织的框架，东亚的体系是由一些双边关系组成的，主要是美国与不同国家之间的双边联盟，由美国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联盟组成的。中国对这个体系的接受也是其组成部分。
第四，中美两国在反恐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9·11”后，中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立场，对美国遭受的损失表示同情，对美国随后进行的反恐战争表示理解和支持。虽然在伊拉克战争中，中国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但中国只是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以及借反恐之机进行战略扩张的图谋，并不是反对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对中国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美国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宣布“东突”为恐怖组织。反恐合作成了“9·11”后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后，中美是否会像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讲的那样走向冲突？
答：这种说法有一点道理。但我倾向于认为，有许多事情可能在未来10-20年间发生。即使反恐合作结束了，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合作。就是现在，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在某种意义上比反恐合作更重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考验：两国是否能在将来进行安全上的合作。
当然，目前的反恐合作也很重要。
第五，在全球化趋势下，两国经济层面上的共同利益增多。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90年代，在中美两国政治关系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却稳步发展；美国国会一再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向行政当局让步；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几乎采取了一致的立场，赞成中国入世。就是在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将中国定位“战略竞争对手”时，也仍然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经济伙伴”。这些说明，美国在经济上已对中国有很强依赖性，美国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相应地，中国对美国也有依赖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更大。在两国的经贸交往中，中国从美国得到的很多都是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东西，而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则是其他国家可替代的。发生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如果发生在美国，恐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大。
第六，在军事关系上，尽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利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发展，对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发展也有抑制作用。如果美军离开亚洲，任凭日本的军事力量自由发展，那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消极影响会更大。
第七，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中美在统一目标和方式问题上有矛盾，美国有利用台湾遏制中国的因素，但是中美也有共同点。50-70年代，美国在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反对台湾拥有核武器、一个中国等问题上与中国有共同立场；以后，在和平统一、实现两岸交流与对话方面，中美也有共同点；现在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美国都表示反对。美国的这种立场，与支持、纵容台湾独立比较起来，还是应该值得中国欢迎的。尤其是在台湾拥有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更需要美国的合作。
第八，在文化交流和社会人士交流上，中国25年对外开放的历史表明，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对中国所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需求大于西方对中国的需求。文化交流不仅限于自然科学方面，也包括社会科学。邓小平说过：“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段话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说的。足见在邓小平心目中，中国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外国进行交流的重要性。
第九，在人权问题上，中国虽然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对其施加压力，而且认为中国对人权的看法与美国有很大差异，但是中国也主张在人权问题上同美国对话。应该说，对话是有基础的。中美人权观在最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即尊重人的生存、发展及其他重要权利，努力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对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都持反对态度。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本主义人权观有一定的继承性和相容性。马克思称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南北战争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解放黑奴宣言》，在林肯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向林肯发去了贺信。信中写道：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阶级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
第十，在民主问题上，虽然美国要推行的民主是“美国式”的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其意图是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加强美国的领导地位，“西化”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也有共同点。首先在基本价值取向上有一致性，都反对专制和独裁。马克思主义承认资本主义民主是比封建专制进步的东西。马克思称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马克思还高度赞扬了林肯所领导的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称“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中国“五四”时期所倡导的民主应该说是资本主义民主，但中国承认那是进步的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里的“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这些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有一定的继承性。邓小平明确说过：“民主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他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但也绝不是与资本主义民主完全不相容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搞村镇领导直选，美国等西方国家就大加赞扬，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做错了，是在向“西化”迈进。中共十六大已经明确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在民主实现形式上，双方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普选，邓小平就曾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这表明他认为，普选并非与社会主义民主不相容。1989年邓小平对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这里邓小平并未否定搞选举，而是强调中国暂时不具备搞选举的条件。
以上诸多共同利益表明，美国是中国实现大战略的合作伙伴，没有美国的合作，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问：您怎样评估未来中美关系？如果美国的反恐战争结束，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麻烦？
答：我想除了反恐战争，中美还有其他理由进行合作。在本地区，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安全利益。
中美关系还依赖于双方的国内政治。我认为，台湾问题会稳定下来，中美能够有很多合作。还有一些像北朝鲜这样的问题，在那里中美有共同利益。中美最近有许多合作。我真的看到了战略机遇，不是20年后，而是现在，这将有助于建立某种框架，以致于当这些即刻的问题消失时，我们能有更稳定合作的框架。
问：你认为，反恐战争后，美国的对华战略会改变吗？或者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会改变吗？
答：反恐只是美中之间共同安全利益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共同利益，如地区安全。不过，就是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就拿恐怖主义来说，中美在反恐上有共同点，但是用战争方式反恐、增加美国在中东和中亚及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上，中国同美国就没有共同利益。所以，共同利益下面有利益分歧。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也是如此。在和平解决、无核化上有共同利益，但在采用什么方式方法上，双方有一些分歧。双方在限制日本军事力量增长上有共同利益。双方在维持中东稳定上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是在美国在中东应当发挥多大影响上，双方又有一些分歧。即使反恐战争在20年后胜利，中美间仍然有很多共同利益，有合作的机遇。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
答：预测长远发展是个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又是个巨变时期。从变化程度的角度看，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谈到中美关系，人们会考虑到很多因素。一个因素是中美经济关系。我们共同关注恐怖主义是很重要的。还有，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基本上都十分关注并努力解决国内事务。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是第四代。他们大部分是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淡。他们都接受了工程及相近领域的技术训练。他们大力强调经济条件，特别是各地区的农村。所有这些国内问题无论对普通人还是对领导人来说，都是处在优先地位的。
除此之外，应该认识到，中美是当今两个在亚太地区最有动力的力量，如果它们有平衡的、积极的关系，将使整个亚太地区受益。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关系高度紧张，会给其邻国带来困难。
我认为，中美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经济领域的问题。美国承受着来自中国的高额贸易赤字。美国目前的倾向是试图对像纺织品、钢铁之类的产品征税。而中国不愿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并与美元挂钩。这些经济问题尚未解决。
但是，不管怎样，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正加强使我们自己介入多边关系，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北朝鲜问题上的六方会谈就是很好的例子，各国一起工作，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在那里，我们有相近的国家利益，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不愿在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我们还都关注北朝鲜垮台的代价，经济的、政治的，其他方面的，对南朝鲜、中国，甚至对我们，将是难测的。所以我们努力工作，试图就核武器问题达成和平解决的结局。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没人能预估出最终结局。我们正在那个问题上一起工作。
我想，在经济领域，要增强妥协，在关税、贸易壁垒、知识产权问题上。我想我们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妥协立场。
二、亦是战略对手
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最主要的崛起大国和现存的惟一超级大国，肯定会存在许多利益矛盾。总的来看，中美之间的利益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全球战略上的矛盾；二是地缘战略上的矛盾；三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矛盾；四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前两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美国把中国看成是能在未来挑战其霸权地位和在东亚地区发挥主导作用的最主要国家，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美之间在人权、贸易、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冲突主要是由这些矛盾决定的。
问：有人认为，当中国强大后，会挑战美国的地缘战略利益，会将朝鲜半岛、台湾、东南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届时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就会减小，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肯定会同中国走向冲突。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国家间的竞争总是有的，但是竞争与冲突是不同的。美国在判定敌友时时常是自相矛盾的。二战前，在日本通过突袭珍珠港将美国拉入战争前，美国在判定日本是敌是友上用了很长时间。在30年代，我们更关注日本的经济表现，而不是军事上的行为。至于如何对待中国，你可能会争辩：日前美国是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中国成长起来后，美国会感到不满，因此我们要做出反应。我不这样看。那要看中国怎样行事。如何中国是通过联合国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赢得市场份额来扩展自己的经济实力，我们美国会接受的，不会对中国采取进攻性的行动。如果中国通过军事手段来扩展自己的利益，我相信美国会像过去那样采取行动。历史上有许多国家走和平的独立发展之路，没有挑战美国的力量，美国说OK。所以，中国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是个大问题。
问：如果中国军事力量也随着经济力量发展而壮大，美国会认为是威胁吗？
答：是这样。美国会担心，中国用那个力量干什么。
在我看来，关键是中国如何使用其军事力量。如果中国军队能够同美国军队和平共处，一起演练，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会觉得那很好。他们会想，中国是一个我们能与之一道工作的国家。现在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除了美、中、俄、法、英外，还有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不担心英国有核武器，我们对法国的核能力也不敏感。为什么？因为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是某种有可预见性的关系。如果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怀疑中国，中国也不会怀疑美国。我认为，中国不会效仿苏联的榜样，不会犯苏联犯过的错误。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
问：您认为未来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消极因素是什么？
答：除了台湾问题外，未来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的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变化虽然给人们一种中国正越来越淡化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象，但是美国人仍对中国的未来存有疑虑。除非中国共产党改名，否则美国人心底里不会对中国有像对欧洲和日本那样的信任感和好感。
二是经济领域的问题。首先是贸易逆差。虽然经济专家们知道中美贸易逆差产生的真正原因。但是贸易逆差问题很容易被反华的政客们利用来进行炒作。实际上，这也与意识形态有关。美日也有贸易纠纷，但政客们却很少将之政治化。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紧迫而敏感的问题。中国的盗版汽车、计算机软件、文化产品为中国的商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却损害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特别是盗版美国的汽车竟然打进美国的市场，这极易引起美国人的反华情绪，并被反华政客们利用。
1、在全球战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上的矛盾
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关系。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与眼下正主导世界的大国之间，竞争更为激烈。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因此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推进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矛盾的。在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上，美国要建立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而中国要建立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双方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2、在地缘战略上的矛盾
中美都是亚太地区大国。维持在亚太的霸权地位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之一。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而中国则是能够影响美国保持这种地位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很显然，中国的这种“雄心”与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是矛盾的。正如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孔多莉扎·赖斯所说：“中国仍然是一个对亚太地区稳定的潜在威胁。它的军事力量日前尚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但这一状况并不必然地永久保持下去。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一个有一系列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的大国，特别是在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上。因此，中国不满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谋求维持现状的力量，而是希望亚洲的力量平衡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的力量。仅这一点就使中国成为我们的战略对手，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曾称呼的‘战略伙伴’”。赖斯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决策层中强硬派的对华政策思想。
西方媒体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正在不断加强军事实力。“中国的国防费用自从10前的海湾战争后一直稳定增长。”特别是，“就像许多国家那样，中国在正式公布的预算中所披露的军费只是实际数字的一部分，实际费用要高于所披露数字的2倍至5倍。”这种认识增加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并且为美国加强军备特别是发展NMD和tMD制造了借口。
美国学者罗伯特·罗斯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了东亚安全的两极结构。他认为：“东亚因中、美分享地区主导权而成为两极。”在东亚，“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内部不稳定，目前只剩下了中国和美国仍然保持着大国地位。”“只有美国和中国拥有追求地区霸权所需的地理资产。”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美国把中国作为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予以关注是恰当的。因为在21世纪的头1/4的时间里，中国是惟一有可能挑战美国海上势力的国家。除了美国，它也是惟一可能把地缘政治与‘上升中的大国’的经济先决条件结合在一起而挑战东亚两极结构的国家。”同样，“中国对美国表示战略怀疑是很自然的事，这就像美国也怀疑中国的那样。美国是东亚惟一一个对中国领土统一构成挑战的国家。”虽然罗斯认为，由于“受地理影响，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去挑战对方的势力范围”，但这种东亚安全的两极结构就已经使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问：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听不见了，您认为这种状态能持续下去吗？
答：关于中国威胁论，目前美国只是暂时降低了调门。中国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只是暂时被淡化。在目前进行的美国国内总统竞选中，谈论最多的是经济问题。我不相信“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永久消失了。那是结构性的。
在中国方面，你认为中国的长期野心是什么？如果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东亚的大国或主导国家，你认为中国对长达20年之久美国仍然存在于东亚感到满意吗？这是真正关键性的，是中美间的利益冲突的焦点。中国自90年代初开始，正改变其国际地位；而且公众舆论和外交层面也表达出要将美国势力赶出东亚的意图。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对美国至关重要。我想我们可以在亚太共存。
问：您认为中国崛起后，中美关系会出现麻烦吗？
答：当然，因为中国经济力量继续增长，在北京就会导致中国会成为亚洲第一强国的预期，这会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会将山姆大叔推开，让自己在亚洲当老大。美国人不会接受。他们现在还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没有长远眼光。中国人却有。举一个例子。当江泽民在哈佛时，关于中国对外政策没什么改变，中国领导人没有谈中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让我来解读，什么是真正目的，他要华盛顿把中国作为与美国平等的国家来对待。我读了所有人民日报的评论，这一点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即中国应被在与美国平等的基础上对待。其次，中国领导人要美国人民看到，美国需要中国。他们需要中国不亚于中国需要美国。第三，中国必须获得在亚洲老大的地位。这是三个中国发展同美国关系的真正目的。在“十六大”上，它未被提及，只说和平与发展。
问：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答：我想这些问题比台湾大，但又构成台湾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影响范围。两国如何在同一个空间里相处，或者不幸地两国走向对抗，成为战略竞争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在其之下，有许多问题，比如联盟问题，军事力量在此地区或另一地区的作用问题。台湾明显地是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中国坚持那是国内事务，但明显地，美国不同意。美国相信问题和平解决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想，中国的邻居也同意，无论来自台湾还是大陆方面的武力的、挑衅性的解决方式都会影响地区利益和稳定。
谈到中国将来的大问题，台湾问题是一个，美国在这方面发挥着作用。经济问题也是。将来美中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的关系也是困难的问题。
问：中美之间最重要的战略利益冲突在哪里？是在东北亚吗？
答：冷战后，美国向日本和韩国承担了一些义务。美国的一些利益是保持影响。许多美国政治人物相信，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要美国在亚洲发挥影响力，以使地区稳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但我不相信它就像某些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正确。如果中国变得更强大，那种观点就更少正确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问题在于哪个力量将在东北亚国际秩序和战略关系建立中发挥主要作用。它可能是美国，也可能是中国。20年后，可能是俄罗斯。目前，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是美国。日本作为一个主要力量仍然起着有限的作用。中国尚未宣称它自己是强国，俄罗斯仍然虚弱并且有一些先天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未面对那种形势。
3、 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矛盾
在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影响着决策者对本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判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正如基辛格所认为的：“共同的价值观”“减低诉诸武力的愿望”。由此推理，相对立的价值观则会增强国家间冲突的“愿望”。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指导下资本主义是一对天敌。社会主义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其目标就是要在地球上铲除资本主义，并取而代之。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丝毫也不隐瞒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资产阶级把社会主义当成了洪水猛兽，极力孤立、限制、遏制、扼杀之。从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时起，在美国就形成了一股反共主义思潮，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参加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后来长期不承认苏联；30年代，在欧洲支持英法对纳粹德国搞绥靖，在亚洲绥靖日本，纵容其侵略中国，用意主要都是想将祸水引向苏联；冷战时期的遏制政策，是反共主义的影响达到高峰的表现。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明确宣布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存在。1949年，刚诞生的新中国决然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外交上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以后中苏分裂、中美关系缓和并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都没有动摇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目标。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大目标被写进了宪法。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这样表述这个大目标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招致了美国的敌视和遏制。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需要，与中国保持较密切的战略关系，暂时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在一边。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联华抗苏”策略仍然服从于“反共”这一总目标，在美国战略家们看来，苏联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为了击败苏联这个最主要的共产主义堡垒，美国可以同中国这个次要的共产主义堡垒结成战略同盟。冷战结束使这种同盟失去基础。同时，美国对华外交中的许多行为也使中国担心，“美国正在发动一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冷战”，尤其是像“考克斯报告”这样的事件，大有无中生有、蓄意制造事端的味道，容易使人认为“这是美国发起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的信号”。
问：您认为中美可以在维护东亚的和平与稳定上进行合作吗？
答：现在做得并不很好。最根本的是两国的政治制度的差异。这是个大问题。存在于中美双方。在美国方面，威胁感使得美国人热心将中国看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限制了两国之间的合作，两国之间本来应该做更多的事情。在中国方面并不这样严重。但并不是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中共领导人认为美国在鼓励中国的“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演变”。
问：如果中国变成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关系是否会改变？
答：如果中国成为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合作就没有限制了。
两件事是关键的：一是中国允许、容忍美国军事力量继续存在于东亚；二是中美之间不再存在政治制度差异。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美之间就只剩下经济竞争了。经济竞争是可控制的。那样，中美关系就会像美欧或美日关系一样。
问：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新兴强国必然会与现存强国发生冲突。据此，只要中国成为一个实力与美国相当的强国，中美就必然走向冲突。您怎样看？
答：这种观点不正确。如果中美是这样的两个国家，政治制度差异会使形势严重恶化。但是如果没有政治制度因素，形势会得到控制，就像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关系那样，实现权力和平转移。所以，政治制度是个关键问题。
问：您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吗？
答：我想，意识形态对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影响美国和中国的相互接受。我认为，如果意识形态改变了，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了，关系就完全改变了。它将显著改善美中在各领域的相互作用。但是我不认为它会消除一些担忧，特别是如果中国继续增长实力并将之转化成军事实力，如果中国继续其对台政策，如果中国相信当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上升时美国就应让位。所以，从长期来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即使一个民主的中国，也会寻求在亚洲的更大影响。或者它愿意接受美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军事领域。能否继续接受美国，比如，美国同日本的双边安全同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说，对此我们没有问题，或者说这是个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实际上没有说它不是问题，而是说那是个问题。
我想意识形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最简单事情是，如果中国政府在大陆推进政治改革，如果中国政府变得更开放，允许不同的政党存在，这将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政府将倾向于更少地支持台湾政府，中国政府在美国公众中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对中国政府来说，那是唯一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说那需要很多时间，它是个长期的过程。但问题是，你未看到中国政府的认真努力，也许除了十三大至1989年这段时间。
问：您认为，政治制度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是这样。一党制国家在俄罗斯、东欧已消失。中国实际上仍然是一党制国家。美国与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有良好关系的原因是，美国的每个人都认为你们正走向某种民主制度。后来关系出现倒退。在这个制度改变前，两国关系不会好到一定程度，基本的友谊不会存在。
问：如果中国实现民主，中美关系肯定会改善吗？
答：绝对如此。一夜之间就可改善。但是目前没人看到这种机会。
问：按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使中国实现了民主，中国崛起后也不能避免会与美国冲突。您怎样看？
答：我认为那是不对的。美国传统上对中国非常友好。美国人要同中国人做朋友。但是当存在一党制政府时，友好就不会出现。当然，在民主国家之间，也有严重分歧，在法国和美国之间，就有严重分歧，但那不是根本性的。
除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外，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受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社会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中美两国最大的差异是宗教意识。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无神论，甚至把宗教斥为精神鸦片。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像基督教在欧美那样占主导地位的宗教。佛教、道教虽然曾一度在中国兴盛，但其影响与基督教在欧美的影响不可比拟。虽然有人把儒家学说看成是一种宗教，但实际上它与宗教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历史与现实因素作用的结果，使得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信教的人有所增加，但仍占总人口的少数。
相比之下，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是“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据1979-1980年《政治家年鉴》统计，美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33.3万多处，神职人员216550名；信徒13100多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22000万）的近60%。这是能够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国记者艾伦·埃尔斯纳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美国有近50万个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每10个美国人有7个说他们是教会会员，宗教似乎无所不在。还有一种说法，在每100个美国人中，大约有64个是基督教会或其它宗教团体的教友，其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也大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领先地位，分别有7200万人和4983万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信教的人数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宗教活动较为活跃。
宗教意识影响着美国人的思想观念。王缉思教授认为，“美国社会精英的潜意识中，信神的人的德行高于不信神的人；换句话说，信神的人同无神论者在精神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从立国之时起就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但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实际上是无孔不入的，“宗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及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有重要影响，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时常打上宗教的烙印。美国政治生活处处都带着宗教的印记。“我们信奉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一条格言，并刻印在了硬币、纸币上；国会的参、众两院都设有牧师的办公室；陆、海、空军里有常驻牧师，他们拿军队的工资，佩带军衔。许多官方仪式都带有宗教色彩。比如，每届国会开会之时首先必须祷告；领导人去世以后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安葬；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时要高颂“上帝麾下的一个国家”；圣诞节是全国性假日，届时白宫里要安放圣诞树，总统要参加固定的仪式。此外，教会本身就是个势力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可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压力。比如，教会人士时常违法收容非法移民，对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宗教领袖一般都要在诸如外交、国防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态度，以影响政府决策。1988年，两位牧师——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还竞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希罗认为：“宗教机构在思想和行为上对美国外交事务，最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由宗教机构资助或与宗教机构有关的书籍、刊物、报纸以及其它著述可以抵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里。”
4、 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看成是未来世界国家与地区之间爆发战争的主要根源，并特别强调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儒教文明以及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理论虽然有些片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亨氏并不是孤立的。英国著名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预测2050年时，世界将形成六大力量中心——美国、欧洲联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形成这六个中心的主要基础就是文明或文化，世界和平形势就取决于这六个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也特别强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俄罗斯科学院历史学博士乌特金教授认为：“‘历史退潮’后显露出的不是缤纷的世界，而是几种主要文明的对立：西方文明，拉美文明、东欧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它们似乎忘记了过去的历史和经济曾使世界经济和文化融合。固执地保持着各种文明之间的距离，在各种文明之间建立起不可跨越的界线。21世纪的主要冲突就将在它们之间发生。”
“文明冲突论”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纵观人类历史，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虽然主要是“权力政治”运行的结果，但文明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发生的冲突与战争不胜枚举。就是最近几十年，以宗教为背景的战争和暴力冲突也是时常发生：中东的阿以战争、两伊战争、波黑战争、印尼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徒的流血冲突……。让英国历任首相头痛的北爱尔兰问题，主要就起因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仅方圆一公里的耶路撒冷东区圣殿山是巴以冲突的焦点之一，此地没有什么经济和战略价值，但却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涉及世界数十亿人口的宗教和民族感情。
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东方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它们之间的差异甚大，对世界事务的态度和评判标准相距甚远。就连同一文明体系中的不同支系之间尚且时常发生冲突，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体系间就更容易发生冲突了。更为重要的是，文明影响着中美两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甚至官方意识形态。当然，“冲突”并不是不同文明体系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深入，文明的融合趋势将更加明显。
亨廷顿谈文明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影响很大，现在您是否对您的理论所有修正呢？
答：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主要观点。
文明、文化差异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与国家实力（power）相比居次要地位。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在意识形态对抗减弱之后，文明对国家关系的影响明显增大。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影响着双方人民的互相认知和认同，客观上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不同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不一定必然会发生冲突，只是与相同文明国家、民族比较起来，更易发生冲突。
“9.11”事件虽然不完全是文明的冲突，但与文明冲突有很大的关系。那些反美、反西方的恐怖组织大都出自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极端势力将西方特别是美国作为主要敌人。
问：您曾预言儒教文明将同基督教文明发生冲突，这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儒教文明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中国外，它在东南亚、朝鲜半岛都有影响力。还有海外的华人，他们也都信奉儒家思想。
当然，中美之间的文明冲突（clas战斗、冲突）。有许多因素在影响中美关系，促使两国接近、交流、相互理解。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往有利于减小冲突的机会。
5、 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
上述几方面的利益矛盾是最深层次的矛盾，构成了中美关系具有对抗性的主要根源，而这些利益矛盾是通过双方在各种具体问题上的分歧表现出来的。
中美两国间的问题特别复杂，从性质上看可分为三类：一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诸如台湾、香港、西藏、南沙群岛等问题均属此类；二是由意识形态差异而出现的人权问题；三是国家之间“正常的问题”，诸如贸易争端、军控问题上的争议、环保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等等。很显然，一、二类问题是一般的国家间关系中不会出现的问题，但在中美关系中却居突出位置。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被美国用作维护其全球和地缘战略利益的牌。
在第一类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中，台湾问题最敏感、最具爆炸性。另外，美国舆论1997年比较关注香港回归后可能出现的问题，1998年炒作的热点则是西藏，以至于在6月27日的中美首脑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西藏问题在两国领导人的公开讨论中占了很大比重。第二类问题，即人权问题，其影响不像台湾问题那么剧烈，但是非常广泛而深刻，它在潜移默化中决定了两国公众对于对方的长期态度。第三类问题完全依两国关系的状况而定，两国关系好时，完全可以不成为问题，而两国关系不好时，则就会被随时拿出来敲打对方。
从中国的大战略角度看，美国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是在传统军事安全上，美国将中国看成是潜在竞争对手。作为世界最强军事实力的国家，美国的这种战略动向，无疑给中国造成巨大的安全压力。二是在政治上，美国一直在奉行“反共主义”的政策，试图“西化”、“和平演变”中国。美国支持“民运”、“藏独”、法轮功等中国的反政府势力，更给美国奉行“反共反华”政策提供了注脚。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这种政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三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大外部干扰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的干涉和插手，台湾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复杂、敏感、棘手，甚至可能早就解决了。在这三个方面，美国实际上是中国的战略对手，对中国实现战略目标起着的重大的消极作用。
问：您曾撰文论证中国是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你现在还坚持你的观点吗？
答：我并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说中国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我是在相对意义上，是同过去比较。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在80年代，中国倾向于更维持现状。说是在相对意义上，是因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一是南海，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国并不希望维持现状，至少从长远来讲。
我并不认为，说中国是维持现状国家，就意味着美国和中国将不会走向敌对，因为我文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即使中国是一个维持现状国家，即使中国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即使美国是一个占优势地位的维持现状国家，如果存在着安全困境，你仍然能看到敌对因素。因为，双方都不理解、认识对方越来越成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每一方对假定对方是修正主义国家，假定对方对维持现状不感兴趣。那是个社会的进程，双方的社会进程与安全困境交织在一起，引导各方关注对方的消极方面。所以，对两国领导人来说，都可能得出对方是修正主义者并要破坏你的利益的结论，然后，你就会得出结论，冲突利益比你过去想象的大。所以，如果你相信冲突利益变得尖锐，那么破坏对方遏制、制约你的选择能力就会变成你的利益。所以，即使中国在目前有更多的政策是趋向于比过去还维持现状的，对美国存有敌意或与美国存有安全困境是相当可能的，以致于过一段时间中国相信美国是中国利益的基本威胁。因此，对付美国的最好方式是努力破坏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关系，努力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努力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亚洲挤出去。所以，两个维持现状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的影响可能导致中国退回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所以，我的结论并不是乐观的。
与我的文章相对应，有一篇专门讨论中美关系的文章。作者持悲观态度，有六个不同的理由。他相信，美中之间有六个不同的根本利益。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据此，他对未来长时段的中美关系持悲观态度。认为悲观的理由是，安全困境是非常难解除的。对双方领导人来说，认识到他们正处在安全困境中是很难的。那基本上要求你认识对方实际上可能是维持现状国家。可能你是错的，你的判断是错的。那需要向对方送出信号：你相信它是维持现状国家。所以那意味着你不得不送出重新保证的信号，你相信它是维持现状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要求很大的象征性的让步。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那是很难做到的。那难做到，还因为，你也许不确定对方可能试图利用你的让步。比如，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冷战结束的关键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思维”的关键是承认苏联被安全困境所左右。美国和苏联双方本质上都有维持现状倾向。因此，苏联必须采取某种步骤使美国确信，苏联不是进攻性的修正主义国家。戈氏采取了非常危险的单边措施。之所以是危险的，是因为他是错的。他对美国太软。所以，打破安全困境对双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是很难的事情。所以，即使中国比过去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如果中美被紧紧地被束缚在安全困境上，对中美关系来说，也不会有好的消息。那是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