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经历了10年风雨洗礼的香港，其回归和“一国两制”的影响如何？香港今后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什么？它对中国的发展有何启示？
◎记者：2007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10周年。您认为“一国两制”实施10年来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
陈志武：在过去10年里，虽然出现过几次挑战，但在没有出现大的持续性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情况下，“一国两制”运作得基本顺利。香港独特的法治体系和开放的新闻媒体基本被保留，并且还有许多好的发展，香港民主进程也在加速。这些为香港自由市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条件。我相信法治秩序、权利意识已在香港扎根，香港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架构会进一步完善。
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由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社会结构差异，过去10年里也的确有许多教训，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香港对大陆太重要，如果“一国两制”出现问题并让香港失去活力，那会是世界所有华人的损失，也会对中国的崛起构成巨大的障碍。第一，由于中国大陆还没有一套宪法法院体系，人们对于违宪行为、对有悖于宪法的行政决策或政治决策，还没有一种公正可靠的司法救济途径。也就是说，当“一国两制”被任何方抛弃或违背时，另一方靠什么来维护“一国两制”原则的尊严和完整性？在某种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国际舆论和香港隐含的中国经济利益是“一国两制”的主要维系手段。这种“宪法法院”真空是港人某些忧虑的起因。
其次，2003年“非典”前后，政府通过珠三角经济特区等政策给香港提供许多实惠，想以此帮助香港经济走出困境。可是，这些好心之后，香港人还是于2003年7月1日上街游行。加上香港的其他回应行为，让体制内外的人都感到困惑，好像觉得香港人很不领情、很忘恩负义。那次经历让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感到伤害。我觉得那次经历非常说明大陆对香港社会的变化缺乏认识，以至于发生那么大的误会。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香港的制造业和农业还占相当的分量。到1980年，香港GDP有近1/4在制造业、矿业和农渔业，超过25%的人从事这些劳动力行业，更多的人也只是开些“夫妻店”。可以说，80年代之前的香港人更多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那时候的香港人或许更看重实际恩惠，容易被物质的东西满足。
但是，自80年代初开始，制造业慢慢从香港往内地转移，到2006年香港服务业占GDP的91%，制造业不到4%，所以香港社会已经相当白领化，基本衣食住行不再是问题。更何况，20世纪70年代、80年代许多香港家庭把小孩送到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留学，即使不留学在香港本地大学读书，新一代的香港人跟他们的父母辈相比，在权利、民主、自由的意识和文化上已非常现代。这几代人从小就不为温饱担忧，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更看重文化以及权利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经济上的恩惠重要，但还不够，他们更看重那些非物质的价值。可是，香港这些社会结构与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内地有关管理层所没有认识到的。所以，前些年，内地是一种想法、一种价值体系，而香港人是另一种价值体系。对于一项政策，内地人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而香港人的反应可能很消极。我希望我们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这就涉及对香港的研究问题。以往对香港研究得太少，客观的研究就更缺乏了。实际上，香港的传统就是自由经济、法治下的自由社会，不干预反而会更好。香港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的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香港本身就是中国人的财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一个非常有创意、能够保留这笔巨大财富的制度架构。
◎记者：香港回归后不久，就赶上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经济、金融分别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顺利闯过亚洲金融危机？
陈志武：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救了香港。第一，香港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和法治提高了其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当时的韩国都缺乏可靠的法治，所以权力以及跟权力的关系历来主导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借贷、资金投放决策，埋下许多金融危机的种子。加上，那些国家的新闻媒体又不自由，没有独立媒体去揭发那些权钱勾结起来的金融体系，使他们的金融体系弱不禁风。所以，危机一来，金融体系就崩盘了。但，香港的法治更可靠，新闻媒体更自由。实际上，自由开放的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规避金融危机风险的手段，可以让那些金融问题在没有酿成危机之前就被曝光，以此逼着相关人员把问题解决好。所以，香港的制度救了香港。
其次是内地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这些强化了香港作为中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桥梁作用。香港是内地和外国跨国公司都能接收的中间商，中国的外贸越多，香港的商机就越多。相比之下，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没有一个中国这样的经济老大哥在边上，靠一个这么大的老大哥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
再次就是香港的经济优势在于金融业，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而其他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极深的国家当时基本都以制造业为主，这对他们在金融危机后的复苏影响很大。原因是，在1997年之前和之后，制造业都往中国转移，其他亚洲国家难以抗拒这种趋势。所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限制了他们的复苏速度。相比之下，香港的金融优势并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相反，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外资与金融支持，中国内地的资本化发展也需要香港的金融服务业支持。这样一来，中国的发展不仅没有像冲击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冲击香港经济，反而进一步刺激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香港经济的发展。
◎记者：除了亚洲金融危机，香港后来又赶上了禽流感和“非典”两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给香港带来了多大影响？香港为什么能够战胜这两场公共卫生危机？
陈志武：主要归功于香港的医务人员，他们保留了过去一个多世纪在香港累积起来的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他们的所为也证明自由社会和自私自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并不像我们以前想像的“市场化程度高的社会必然是人人自私的社会”。
正因为香港的医务人员比内地更具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文化，我一直认为香港应该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养老业，为内地的个人提供内地很难有的职业医疗与养老服务。
◎记者：您如何评价香港今天的经济状况？香港和上海，您觉得谁才会是今后中国的金融中心？
陈志武：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不可否认，在政府直接操纵与安排之下，上海的资本市场不时会出现胜过香港的局面，但那是表面现象，是政府安排的。世界历史上任何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心没有一个不是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那样才有活力，能长久繁荣。而政府安排并靠压制市场自发力量发展的资本市场，本身就跟资本市场的本意相冲突。当然，这不排除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政府安排下的表面繁荣，就像当年苏联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样，但那会难以持久。香港的法治、新闻媒体以及职业监管团队的优势，加上外国金融机构和从业者对香港制度的熟悉，这些使香港在未来许多年内具有上海难以逾越的优势。所以，香港会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这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胜过印度等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作用，难以想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会这么成功。
我知道，许多人说，随着大陆自身的改革，外商和投资者自己可直接绕开香港进入内地，香港的重要性会逐渐减弱。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经济规模会很大，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上海和香港都会快速增长。的确，在20世纪40年代前，上海胜过香港。但从那以后，情况变了。对中国来说，最好的政策是以香港为主要金融中心，并同时发展上海的证券以及其他金融业，让两地同时竞争，这是对中国最好的做法。香港是中国的无价之宝。
◎记者：香港背靠内地、放眼世界，这给香港经济带来了哪些好处？又有哪些弊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香港对中国大陆的重要性是不是在降低，还是说在增强？香港和内地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创造双赢格局？
陈志武：过去4年里，每年我都带几十位耶鲁大学的MBA学生来中国，参观考察中国的公司和单位。每次我们都先飞到香港，然后到上海等地。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因为这种顺序能给那些从没来过中国的外国学生一种很自然的适应过程。香港既流行英文，又在文化等许多方面最接近西方，给人的落差感最小。我知道，在硬件上，上海、北京等城市越来越像香港，但在文化、待人接物等许多软件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我们的经历和做法也基本反映多数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的实践，也反映了他们的感受，正因为这样，在未来许多年里，香港在中国开放中的地位是没法被取代的。那么，在内地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香港的桥梁作用越来越低之后，香港不是会越来越衰败了吗？不用担心，香港只要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这就够了。香港这么小的地方，所能居住的人口本来就有限，用不着跟大陆在低利润空间的领域去竞争，包括在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里也只钻那些最赚钱的领域，做那些内地同行无法做的东西，小而精应该是香港的模式。比如，在教育领域，内地教育体系是一块僵化之土，再好的苗子也多半难以成才。但香港有着相当的学术自由，在教学内容上也非常灵活而不僵化，可以促进学生的创造性。所以，香港不必什么都做，不必五毒俱全，而是专做内地制度所不能做到或不能使其达到精华的行业。内地政府也应该鼓励香港的自由发展，保证港府真正对港人负责，只有这样，内地与香港才能有长久持续的双赢。
◎记者：香港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澳门和台湾能否提供有益的借鉴？
陈志武：我对澳门关注较少，也不太了解。但，对台湾而言，自1997年以来，香港就是所有台湾人都在关注的样板。香港民主实现得好不好、“一国两制”运作得顺不顺，这些都对台湾有直接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就像龙应台女士所谈到的，我们不能以为台湾人只在乎饭碗和钱包。谢天谢地，香港、台湾以及大陆的老百姓都已走出了为温饱而奋斗的时代，就像香港的新一代一样，台湾的民众也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在乎是否能过上衣食住行之外的体面生活，在乎自由和权利方面的感受。所以，香港过去10年以及未来的经历都对台湾归回祖国有着具体而贴切的意义。
◎记者：您如何看待这10年间，香港在世界金融地位上的变化？如今，香港能算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吗？目前，香港与伦敦、纽约这两大世界金融中心是否有差距？如果有的话，差距在哪里？这种差距怎样才能弥补？
陈志武：由于中国经济的起飞和香港在亚洲独有的法治传统，香港不仅是亚洲独有的国际大都市，而且是亚洲最强的金融中心，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在美洲大陆，人们会想到纽约为金融中心；在欧洲，人们会想到伦敦；在亚洲，人们会想到香港和东京。由于日本的金融管制，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香港是大亚洲的最主要金融中心。跟纽约和伦敦一样，香港在证券市场、银行、保险、私人理财、基金管理（包括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等领域非常突出，这都是全球资本配置体系中非常关键的金融中介。香港的法治、自由媒体和自由市场理念给世界各地提供了金融交易所需要的信誉和信任。
香港金融市场的不足在于，其资本市场上的上市公司以及服务对象基本都是香港和大陆的，来自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还太少。最近两年，北美与西欧之间证券交易所的跨国并购非常盛行，比如纽约证交所并购了欧洲证交所、纳斯达克要并购伦敦证交所，这是全球金融业竞争的新趋势，现代交通运输工具以及通信手段使交易所跨国运行成为现实。美洲、欧洲金融中心的强强结合之后，无疑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一种挑战。香港必须以行动面对这种挑战，在地理区域上必须向亚洲，特别是中东国家延伸，形成自己的强强结盟。
另一个不足在于香港的债券市场欠发达，远落后于纽约和伦敦，这也是一种金融市场的普遍缺陷，有必要发展这一关键金融市场。
◎记者：美国权威杂志《财富》于1995年一度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但香港回归10年后，最新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在13年后为此言论进行重新审视，以整整25页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更直认香港比从前更有活力。您如何评价当年《财富》的报道和眼下《时代》的报道？
陈志武：我认为，《财富》当年的预测中没有考虑到中国经济会在1997年，特别是2001年进入tO之后增长得这么快，没想到大陆经济的资本化和金融化程度会上升得这么快，这是他们当初预测中的最大漏洞，他们把预测的侧重点全放在制度的优劣上。我们要知道，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在效率上，在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同样的努力下，好的制度会让你产出更多的收入和经济增长，而不好的制度会让你失去机会或只产出一点点的收入。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以超常的速度发展，那么，不管1997年后香港受到的制度影响如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给香港所带来的发展机会就会压过其他因素。而香港本来就有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所以，香港经济不发展，香港社会不充满活力，也难。
◎记者：您本人如何预期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的香港经济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对香港的未来是越来越有利，还是不利？
陈志武：如果香港进一步从几方面强化其经济与政治结构，香港的未来会继续繁荣。第一是如上所述的，香港应该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当然还有转出口贸易，他们也的确正在这样定位香港的产业结构；第二，香港必须以国际大都市定位，不要变成只是中国的一个都市，如果那样的话，香港无法与那么多的内地城市竞争，那是死路一条。换言之，香港的一切定位应该是强化其国际性，而不是要强化其中国内地性，让它的经济机会跟大中华、跟大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更紧，不能只依赖大陆经济。上市公司的来源也要超出中国，这样才可强化其国际性；第三，香港在民主发展上必须向前走。香港人的素质很高，教育水平也高，地方又小，没有理由运作不好民主，这是能强化香港自身稳定发展、减少其他政治动荡对香港影响的具体制度保障，也是香港进一步国际化、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须。这些都能帮助保障香港的独特性与繁荣。
◎记者：您去过香港（或者在香港居住过），您怎么看香港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个人经历？
陈志武：1989年初我第一次去香港，1995年暑期去住过两个月，最近几年每年去几次。每次去香港都让我感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现代全球化的力量。1850年前香港只不过是个渔村，可150年后是一个如此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奇迹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背后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教科书中关于跨国公司、关于西方扩张历史是否只片面强调了其侵略性而没有谈及其建设性的一面呢？香港自由市场、自由社会的繁荣是否应该减少我们以往对自由社会、对市场经济的恐惧呢？
1997年香港归回祖国，之后继续繁荣并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值得所有热爱香港的人庆祝的，香港的持续繁荣也会是中国现代化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