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中国在全球范围有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何诠释？全球化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有什么重要启示？中国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记者：如何用全球化的眼光来评判政府的对外政策？
陈志武：中国的对外政策这些年在慢慢变得更务实，这对国计民生是非常好的事情。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进一步改变为以经济外贸为主线，为解决中国的就业与提高人民收入问题服务。我们不妨把国家看成一个大公司，从大公司管理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治理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间的贸易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就像是中国这个“大公司”的“客户”，因此外交部的工作首先是做好“客户服务”，保证各国市场能最大限度的对中国产品开放、为中国产品找到最广泛的世界市场，同时也为保证中国企业所需要的资源服务。
从这个角度理解外交政策的定位，要明确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谁。总体来看，美国、日本、欧盟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华直接、间接贸易总额已超过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从通常意义或我们刚才说的“客户服务”角度讲，这些国家是中国的最大“客户”，都应当是中国最应该搞好关系的对象。但是，这些国家正是中国目前的战略竞争对象，其中更以美日两国为甚。目前有很强的反日、反美情绪，这一情绪必须加以引导，否则将影响到中国外交策略以及发展战略的导向。这些情绪只会促长中国与日美对抗，而不是与其合作。
◎记者：很多人认为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而且其就业者也仅为8000万左右，约为总就业的10%。于是，他们觉得有无大的出口市场并不重要。您觉得如何？
陈志武：我们知道整个经济是一个相互联在一起的系统，出口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比表面看上去要高得多。我们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萧条或因为某种冲突使美国这个出口市场中断，首先直接受影响的是制造业的人，但几乎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会间接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收入减少。比如，我们可能觉得律师行业不是制造业，因此不会受影响，但实际上他们的法律服务业务会很快减少。看到这种收入减少的前景，律师们可能会减少方方面面的消费，比如，本来一周在好餐馆吃10次，现在可能只吃5次或者少点一些菜，因此餐饮业会受影响；本来可能已有20件衬衣，如果收入前景好，可能再买5件10件都无所谓，但是如果前景不好，可能一件也不多买了，因此服装业也将受到负面影响。其他行业也都如此，连教育研究经费都会受影响，失业率自然会上升。所以，对美日的关系说到底是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就业与饭碗的问题。
◎记者：中国目前和日本以及美国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历史认同和价值观念，在这方面中国的思维方式需要做哪些转变或调整？
陈志武：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解经验值得中日两国借鉴，甚至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解决矛盾的办法也值得考虑。如果中日两国在处理历史、能源分享等问题上更理性、更着眼于未来，那将最大限度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双方都不要头脑过热。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关系的好坏会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的就业。现在，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直接影响就业机会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既不要忘记历史，又不能在政策选择上过分冲动。
◎记者：回顾全球化不同时期领袖国家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中国能得到哪些重要启示？
陈志武：中国当前和未来面对的经济挑战和两百年前英国面临的挑战十分类似。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在美洲占有了相当的市场，那些殖民地不仅为英国提供了香料和各类农产品，而且也是英国手工业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本国以纺织业为首的各个行业生产能力及效率大增，到18世纪末英国的人口已接近2000万，那么因工业机械化而增加的产能使英国本国所消费的与它的工业产出之间出现严重不平衡。这就迫使英国在海外寻找更大的市场来销售产品。同时，这些工业又需要更多的原材料，因此英国当时的另一个挑战是要争取稳定的原材料来源。这两方面——出口市场和资源供给——也正是中国经济今天面临的挑战。
由于英国纺织工业当时需要大量的棉花，这促使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南部以及西班牙在墨西哥等拉美殖民地开辟了大片的土地种植棉花。可因为种植业是劳动密集性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英国、西班牙及法国的贸易公司就从非洲大量贩卖黑奴到美洲的种植园。随着人力的增加。英国在北美及中美国家的棉花种植产量大大增加，这为英国纺织工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料来源。为了维护原料来源的稳定及更大范围的扩展，英国不惜与西班牙、法国就争夺殖民地展开了多次战争。
18世纪中，英国生产的大量工业品主要返销到殖民地，尤其是北美。但，1776年美国独立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当时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后，北美市场对于英国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以纺织品为例，美国独立之前以及独立初期，英国公司极少出口当时先进的纺织技术和机械到殖民地，以求遏止当地纺织工业发展的。但1800年以后，美国自身的纺织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首先是在马萨诸塞州美国人开始发展纺织机和纺织企业，随后是在康涅狄格州和新英格兰其他州。到1830年左右，美国就有了和英国一样完善的纺织工业，这对于英国是个极大的威胁，海外销售受到了较大的制约。这就使得英国公司考虑在全球其他地方更大规模的拓展海外市场，但当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业水平也已经和英国旗鼓相当，这就逼着英国重点在远东地区拓展。于是，英国人首先占领印度，接着就在1840和1860年两次对中国开战，以求最大限度的打开远东市场。通过在中国设立通商口岸，英国将大量本国生产的纺织品输送到中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中国本土纺织手工业的发展。
◎记者：您能否具体讲一讲英国打开亚洲市场的方式？英国又是怎样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陈志武：我们以往关于英国海外扩张的历史几乎全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讲的，根据我们过去两百多年的遭遇，这些当然能理解，痛定思痛嘛。但是，今天中国也面对如何到海外拓展、到海外开发市场以及到海外寻找资源的问题，面对当年英国和后来美国、日本所面对的同样的挑战，我们有必要换个角度来看那些世界历史，要从海外贸易、跨国公司的经营角度来研究理解它们当时是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那样做，这样才可更有建设性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1707年以前，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强大的军队来维持的，原因在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以及此后的两百年左右，国家之间、特别是跨洲之间交往很少，国际上也就不存在公认的秩序和法律，那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的起源时期。到了18、19世纪情况有改进，但还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秩序架构。一旦国与国之间出现外贸利益或产权纠纷，必然诉诸武力解决。英国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品寻找海外市场，常常不得不面对陌生甚至“野蛮”的世界，每到一国又遇到一种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政体、不一样的秩序，西欧之外的多数国家尚没有可靠的法治秩序，当地人及当地文化往往会对英国人带来的产品和文化产生极大的排斥，因此海外扩展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当时那些年代。
但扩展市场又是必须进行的，所以在当时那种没有国际法律规范的环境下，只能凭借武力迫使当地对英国开放并接受英国产品。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行建立殖民地可能是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扩展海外贸易的最方便的方式，这就等于将陌生“野蛮”之地变成了拥有与英国本土相同的制度及法律体系的永久贸易开放地，这使英国的海外贸易成本大大降低并使其市场大大扩大。可是，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样做却侵犯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
我并不是说中国也要追随英国的发展模式，但了解过去的历史更能让我们理解今天的国际架构，也看到今天保护海外产权的架构和过去的差别。中国目前得益于tO及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政治与法律秩序，这使中国为海外贸易而必须建立庞大海军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了。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今天以互联网、电视等为中心的信息世界里，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它们的军队可以强大，硬实力可以登峰造极，但它们也不能够总是为所欲为。因为即使像美国，其经济也依赖于国际市场，美国也必须依靠其软实力(softpower)，如果其海外形象不好，那么其在海外的贸易和服务出口都会受到打击。换句话说，在当年世界各国彼此隔离的时代里，英国和其它西欧国家不用太在乎它们在海外的霸道形象，可是今天任何国家的一举一动都即刻展示在世人眼睛之下，这使任何霸权都得有所收敛。
◎记者：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海外利益如何诠释？
陈志武：2004年，中国的10名劳工在阿富汗被枪杀，7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被劫持，再加上其他国家发生的针对中国人或中国公司的暴力事件，这些事实提醒我们类似的情况还会发生，而且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加深，这种事情只会增多。假设海尔在美国南卡罗莱那州的工厂突然被美国当地政府查封，中方管理人员遭到拘禁，那个时候中国怎么办呢？假如中石油在海外的石油公司突然被没收，——我们必须提前考虑、研究应对机制和对策，重新从建设性角度认识国际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作用。
目前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已有或将有投资，而且特别是中国的能源与资源企业的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法律环境较为落后的亚非拉国家，隐含的产权和贸易风险很高。再有，中资企业不仅在那些国家有投资，而且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命财产又如何保证，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是原来任何时期的中国政府都没有遇到过的。今天的中国政府却要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面对四大问题。首先，尽可能地维护并扩大海外投资利益，第二，保护中国在海外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第三，利用好现有国际贸易秩序来保证中国企业的资源供应，第四，中国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政府在思考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时，应该先明确中国海外利益的定义。中国的海外利益包括四大方面，分别是人员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资源供应及海外市场拓展。
◎记者：具体而言，应该怎样去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陈志武：很幸运，中国正处于一个以法律规范为主线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像英国那样去拓展殖民地。保护海外利益的方式之一是培养更多的律师，不只是懂中国法律、在国内执业的律师，而且要有许多懂各个不同国家法律与政策的律师。这是海外利益保护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当今国际秩序中在主流国家能产生效果的防线。
最基础性的海外利益保护架构自然是国际秩序本身。显然，中国正不断地从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受益。但中国究竟为这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贡献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到并在充分利用的国际秩序是过去几百年里逐步建立起来的，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过联合国、世界银行与IMF的筹建，后来一段时期中国就游离于世界主流之外。在这段时期，中国不仅错过了发展的机遇，而且并没有按世界1／4人口对国际秩序的建立做出成比例的贡献。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许多方面讲都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把中国从历来的不参与或被动地参与国际社会的政策中扭转过来，变为主动参与世界主流，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发展中国。到今天是中国为世界秩序的维护与改善作贡献的时候了。用实际行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发展也等于是在维护中国自己的海外利益。
◎记者：中国还可以凭借什么方式，才能更好的融入到当今的国际秩序中？
陈志武：我认为，中国应该更多的思考软实力的培育问题。这就包括文化价值观上的趋同，以及制度上的优势。重视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必须让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及地区的社会更好地接受中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这种接受和理解是建立在朋友式的了解的基础上的。为什么非要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范例。假设我和你是很好的朋友，那必定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虽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你我看待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世界的理解相似，两人非常谈的来，价值观及文化的取向趋同。好朋友之间如果发生问题、发生纠纷，比如你开车不小心把我的车撞坏了一点，肯定不用多费功夫就能处理，解决成本会很低。
如果我和你不是朋友，话不投机半句多，意识形态价值观差距巨大，相互之间总是怀疑，那么，即使你只是碰我一下，我们很有可能会打起来，会滋生出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尽可能运用软实力和世界进行沟通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趋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的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十多年，认识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对于友善、对于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同的，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也应该是评判某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记者：在这样的目的之下，中国提出和平崛起是否就显得更加重要？
陈志武：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作出各种承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以及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赖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
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另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及，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类同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做出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放在改进人民的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更多的与他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
◎记者：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某些国家产生矛盾，双方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陈志武：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我们应该抛开旧的思维，不要什么都是“阶级斗争”、都是“你死我活”、都是本国与外国的斗争，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外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方式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再有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在一些方面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的中国外交应该更多的服务于经济——外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同时外交人员的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人员。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也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