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新的罗登巴尔贼书，很显然是纽约“九一一”大灾变之后写的——我的意思是，你不必去查看作者的写作年表，而且书也没直接处理任何“九一一”相关之事，包括比方说罗登巴尔偶尔路过世贸双星空茫旧址凭吊一番之类的，全都没有，仿若无事，但小说本身，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中，还是清楚留下自身的时间注记，微小但一针见血的铁石般时间注记，如果我们读者身份之中也包含了某些侦探推理的必要成分的话，我们会看到它。

    算来也有整整十年了，有本书在台湾还卖挺好的，书名叫《垃圾之歌》，我记得书中有趣的一段，那就是里头所谓“垃圾考古学”的问题。我们晓得，垃圾是人生活中一切实物的残余，它于是包藏了丰饶的线索，而且在我们如今这么一个过度包装、大量浪费、几乎每一种行为都得制造出垃圾的天谴时代中，垃圾更无远弗届地扩展至我们食衣住行育乐的每一件事。此外，对某些生性多疑的人来说，垃圾的制造和抛弃又是不经意、不带任何刻意掩饰必要的自然行为，因此，通过一些并不艰深的考察、比对和推理，垃圾可问出太多事情来，可供我们重建特定的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社区社群甚至某个社会的行为、习惯、癖好乃至于整体样貌来。套用个习惯性的句法来讲，叫“垃圾会说话”，事实上，冷血一点来说，人的尸体也是人生命的无用残余之物，尸体会说话，本来就是垃圾会说话中的一种而已不是吗？

    好，然后我们得问了，是何时的垃圾。时间的确认是考古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于此，人们早有各种精微的方法，比方说碳同位元素的测定云云，但垃圾考古学有点不同，基本上它的时间范畴和刻度没那么大，追踪才不过一二十年的垃圾，很显然无法方便套用考古学里那些动不动数十万年、数百万年的现成方法，它得自己找出自身的时间侦测方式，但这些不困难，事实上，它有太多方法根本一翻两瞪眼，完全无须动用到复杂的科学分析仪器云云，也不必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垃圾之歌》书里讲，在美国，垃圾考古学的时间确认问题，很简单地仰赖垃圾中一样处处可见而且极不容易腐蚀消失的小东西，那就是可口可乐的易拉罐拉环。近半世纪时间，可口可乐那种分离式的、水滴形状的拉环，每隔一段时日就来一次微小但清清楚楚的改变，而且每一回改变都有明确的时间记录可查，因此，每一批考察的垃圾都像体贴地同时标示了时间一般，想都不用想。

    非常非常有趣的时间脚印，就留在人们始料未及却又合情合理的地方。

    这本新的贼书，时间一样状似不经意地留下了它的匆匆行踪，在哪里呢？在酒吧里，就在罗登巴尔和芭芭拉闲扯中，两人话锋偶尔扫到了炸薯条的名称，从沿用不疑的French fry到如今荒唐可笑的Freedom fry——我们晓得，这个无辜薯条的名称改异，是“九一一”后因为法国不愿和美英那两个总是拼错字、智商大有问题的领袖同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连续发动侵略并抢夺石油战争，从而激怒了某些疯狂但一样笨、又非吃薯条不可的美国人而来的。我相信，此一薯条必将名垂青史，它不仅记录了时间，还一并记录了人的又一次集体愚昧、神经病和不义，而且，还又一次生动地确认了那一句已成俗话的历史名言，果然多少罪恶又假自由之名而行，永远不是最后一次。

    当然，今天可口可乐的易拉罐已改采非分离式的拉环了，小心翼翼以免割伤口渴心急的人，那些挖垃圾研究的人得另辟蹊径了，但放心，我以为一样不难的，时间是个邋遢鬼，它滴滴答答地老是留下太多行踪了，如推理小说说的，“留下足足一英里长的尾巴”。

    盗亦有美学问题

    the Prowl，搜寻的贼，回游如露出鲨鱼背鳍的贼，业已锁定猎物蓄势待发但状似悠闲无事还吹着口哨的贼，这其实一直是罗登巴尔式宛如精湛技艺工匠之贼的标准作业程序之一，更是罗登巴尔式的闯空门美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夜晚的街道上，一个和你我看不出两样的踽踽而行罗登巴尔。但他有自己独特的心事，独特的目标，拥有独特而且无与伦比的技艺本事，如同他口袋里藏放的开锁工具。

    认真的贼最美丽，猫一样的美丽。

    过去，台湾有这么两句自怨自艾的老俗谚：“做贼一更，捉贼一暝。”这纯粹是防贼这一侧的一厢情愿观点，一种急怒攻心的偏颇情绪之言，不仅当然不是事实，而且完全无意也无能欣赏做贼之美。这使我想起一个有关毕加索的老笑话，据说在某次宴会场上，有个白目的贵妇人认出了毕加索，拿了桌上的餐纸要毕加索为她随意画两笔留念，事后，该妇人问毕加索应该付他多少钱。“一百万美元。”“可是你只花了三秒钟啊！”“不，太太，我整整花了七十年。”

    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演讲中也讲了类似的故事，有关庄子为某个君王画一只螃蟹的故事：“有一次，国王请他画一只螃蟹。庄子说他需要五年时间、一幢乡间房子和十二个仆人。五年过后，他还未动笔。他说：‘我还需要五年。’国王应允了。十年的期限将满时，庄子拿起画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只螃蟹，前所未见，最完美的一只螃蟹。”

    说到庄子，这里就让我们顺势来回忆一下一书中那段有关贼的著名辩护发言，好一次彻底清洗掉我们对贼之技艺的无视和误解。这段话记在外篇的《胠箧》里头，说话的人是古代中国的盗贼广告牌象征人物盗跖，回答他小贼徒弟有关“盗亦有道乎”的询问，是师徒制的第一课授课内容：“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我们今天习焉不察挂嘴上的所谓盗亦有道老成语，其出处及其内容便是这个。

    对今天已不习惯、或不耐烦、或因种种不健康心思拒看古文言文的人，这里，我们愿意体贴地用罗登巴尔氏的具体作为把它给白话转译出来——事先得搞清楚偌大纽约市有哪家哪户既有现金首饰收藏品值得郑重一偷，而且主人全家当晚又外出无人，庄子说这是先知般的德行，称之为“圣”；下手前得先现地搜寻，保持开放的心，既排除任何可能的意外和失误，又可发现更简明安全的途径和方法(亦即严谨的技艺遵循步骤中仍隐含每一个当时当下的创造性)，而且，面对最后一翻两瞪眼那扇大门，仍得聆听并“直觉地”(其实是长期技艺实战经验所培养出的判断力)确认门另一端的确无人，庄子说这是聪明智慧，称之为“知”；下手当晚不饮酒如敬慎的斋戒，好维持心智和身体的最佳状态，这是庄子忽略没提到的动心忍性部分，我们可称之为“忍”；时刻一到，稍纵即逝，得毅然通过大厦管理员、监视摄影机、保全警铃系统和重重门锁，庄子说这是大无畏的勇气，称之为“勇”；宝物当前，有所拿有所不拿，仍得冷静考虑到变卖销赃，也得温柔考虑到物主的情感处境，庄子说这是兼顾实际景况和自我价值信念的最适抉择，称之为“义”；事后分钱公平而且守信用，包括最原初的通风报信者拿最大一份，外头揪心把风的卡罗琳亦有丰厚所得，不暗杠、不私吞、不欺暗室，庄子说这是廉洁有情而且仁惠，称之为“仁”等等。

    把层次直接上升到抽象、普遍德行的庄子说得可淋漓痛快了，但我个人仍最喜欢罗登巴尔进入屋里那种宛如思考者终于找到答案、又如长途跋涉之人在到达后那种怡然、满足和放下一切休息的模样，当然，还是有the Prowl，下手之前那个回游徘徊的夜晚——

    是的，其中是有美学问题的。

    工匠技艺之美

    当然不必提醒布洛克，贼是坏人，偷人家东西是坏事云云，这小学生最知道的事，聪明世故如布洛克怎么会不晓得呢？只是，世界这么大，人心如此辽阔复杂，事物琳琅有无尽的可能性和欣赏方式，我们是打算怎样？永远只当个小学生，用窄小单调的“好/坏”“对/错”看万事万物吗？一直这样不嫌烦不觉得无聊吗？我们真期待我们的社会民智永远停在这个长不大的阶段吗？

    这里我们得先有个认知的大前提——在我们这么一个诸神冲突、价值单位是复数的而且往往彼此矛盾的世界之中，美丽的东西有和善温暖的，但也不乏偏执的、不稳定的、暴烈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美丽东西的寻求和保有总是有不等程度代价的，自由主义大师小密尔提醒我们，某种可以忍受的不便乃至于风险是社会应该支付的。

    尤其是这些不便或风险并未付诸实践而成为明白立即的行动，而是以言论、以思想的形式出现时，或讲得更白，以书籍的形式装载起来并且闭阖起来时。我们都应当晓得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提醒自己，自由在这里理应趋近于极大值，那些危险有毒的美丽东西在这里皆该有它们的一席之地，否则它们将会绝种，或更压倒性可能的，将更不可收拾地冲进现实世界之中，这反而才是我们应该害怕的。

    好。我们说过，布洛克写罗登巴尔这个纽约的贼子，在推理小说中并非首创，而且老实说也并没因为再一次成功合成“贼/侦探”这一体两面身份而对日趋疲软停顿的推理小说边界有所开拓(相对于他的马修·斯卡德，罗登巴尔反而带点嘲讽地返回那种“最后侦探把所有人全找来说明案情并指出凶手”的古典推理小说制式结局)。罗登巴尔小说的真正特殊之处，以及其真正乐趣，我个人以为，是布洛克在推理小说世界之中，真的写出一个贼来，这个贼，尽管我们晓得他最后会去当二十页左右的破案侦探，但其他所有的时间他都是个贼，他的思考逻辑是贼，行为举止是个贼，人生位置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个贼。有了罗登巴尔，我们这才赫然发现，原来过往我们在推理小说中看到的贼，都只是小说书写者口头告知我们此人是贼而已，除此而外，他从头到尾都只是个侦探，了不起带点游侠的味道，贼的身份只方便他神出鬼没、自由进出法律的边界以及小说本身的写实限制罢了。

    在台湾，尤其是此时此刻的台湾，我们很难凭空指出来并要别人相信，技艺本身，各行各业的技艺，可以有自身完足动人的美，它可以单独地被欣赏，不带功利目的，更可以把一些无伤大雅的小小是非善恶给暂搁一旁不必紧张兮兮。

    去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去好生看看那些历代“匿名”工匠的创造成果也许是方法之一，但老实说并没那么容易，因为沧海桑田，其间有一些必要的环节已失落久矣，不是说要跨越就可以跨越。比方说其一，它们皆已是完足的成品了，我们很难在心里脑中重建此一精妙的制造过程；其二，它们今天已根深蒂固被认知为“宝物”甚至价值连城的所谓“国宝”(敌国之宝？增加点海贼般的掠夺乐趣？)，我们很难洗刷掉那层宛如天外飞来的神奇添加物，朴素地、现实地、专注地去看待它们了；其三，这些在当时也同时是生活实用物品的美丽东西，今天随着生活方式和生活配备的改变，已从我们生活现场乃至于记忆中退出去了，从而失去了它们的丰饶现实感，以及和我们自然行为密合无间的必要联系部分，而成为某种珍奇的、孤立的、专业性的“异物”——这些失落的联系而今只能仰赖我们的想像力设法补满。但想像力不可能是无来由的，想像力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是得有现实踏板的，尤其是实物性的摩挲或甚至某种程度的技艺性实践，一如完全不摸球的人很难成为像回事的内行球迷一般，即使是纯粹的欣赏，光靠眼睛仍是不够的，皮肤尤其是手指头(生物学者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身体感觉神经最密集的地方之一，也正是酷刑刽子手最喜欢的部位之一)的触碰非常非常重要。

    如今哪里有众里寻他的替代性环节呢？礼失求诸哪里？求诸一些俚俗而仍有烟火气冒出来的地方，一些现在进行式的地方。我个人建议何妨也看看有线电视频道上某些日本节目，料理东西军，或电视冠军，以及一些专业职人的报导特集云云。那些只用木头接榫不动一根铁钉的神社木匠，那些星期天在公园里看人家拉小提琴用一张纸就折出来的折纸师傅，那些想在北海道种出“自根生”(不嫁接到南瓜根茎上)的好吃原始黄瓜的疯子，那些煮拉面的、做风筝的、上山采野菇的、快刀处理鲔鱼的、烤面包的、烧陶的、吹玻璃的……就我所知，台湾很多电视台一再心动想模仿却始终模仿不来，关键不在企划或拍摄能力，而是无从取材，这上头的工匠技艺失落久矣或根本从头到尾就没建立起来过。

    就像一位日本国宝级的烧陶师傅一生坚持不烧无用之物一般，工匠技艺在即用实用的生活第一现场进行，其成果基本上是日常用品，而不是某个宛如日影飞去的所谓艺术品或甚至宝物，因此，我们常说这种创造是“匿名”的，意思并不尽然是我们一定不晓得创造者是谁何名何姓，而毋宁准确指出它“非个人”的美学特质。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左翼贫穷文化论者爱讲的所谓“劳动人民的集体成果”，不，不是这种横的空间性扁平化集体协同，它可以而且还往往是由一双孤独但专注稳定的手所制造来的，它的集体性奥秘在于纵的时间，是在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一代一代而且几乎是每时每刻来回往返一点一点摸索、调整、打磨而来，直到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纯熟自在到宛如花朵绽放一般。因此，它既是当下的、刚才完成的，新亮鉴人的物品，却又有着毫不侥幸的悠悠历史纵深，它的美丽永远有着某种合情合理的、嵌合于我们身体和自然行为的舒适感。

    其劳动、制造过程更是好看的——如果你也看过上述的电视节目的话。

    所谓不存侥幸运气，意思是，还挺常见的，一个社会可以毫无来由地，甚至还能以自身的落后、贫乏、愚昧乃至于苦难，忽然爆发出来某个天才，谱出最好的音乐诗歌，写出顶尖的小说，绘出旷世的画作，就像一朵花突兀地开在荆棘野地中或甚至骄傲地绽放在铁丝网上一般。但工匠技艺不会这样，它总是和社会集体商量并且亦步亦趋，它当然可以有超越性的天才，就像日本人讲某一门技艺承传历史时也会提到某一代目的师傅曾做出了巨大的创新一般，但如此的暴行不会太远，它会耐心等社会跟上来，回归到彼此密合无间的关系及其流水般的前进节奏。这方面的工匠技艺是保守的，也是安全的，因为这份技艺既是他个人所有，但同时他也只是个“暂时”的使用者和保管人而已，他得负责保护，于是就有一个高于个人得失的规范得交代并且遵循，就像每一代的工匠师傅，即使他的技艺成就已超越前人，但他被问询时首先讲的，通常是回忆、是来历、是教他的师父、他拾级而上宛如铁链般坚固不中断的技艺历史甚至最原初那个源头，事实上，他的作坊或家中客厅往往还高悬着先人亲手书写的古训，也必定挂在最醒目最尊敬的位置，有时是充满哲学偈语况味的一句话或四字真言，有时则是朱子家训那种不厌其烦的条列式守则。

    也因此，工匠技艺倒过头来，往往成为我们理解鉴定一个社会集体水平，尤其是美学水平的最无可辩驳依据，也是照眼可洞穿的最明确依据，因为，它的成果就是遍在的生活物品，大从一般人的住家房屋，小到个人的什物配备，公共如街景市招，私密如人家的摆设，逃都逃不掉，藏也藏不了。

    一件作贼用的美丽袍子

    说到这里，我们对于台湾这上头的贫乏、单薄、乃至于丑怪，除了耐心等待之外，有什么多少可做点事、做点提醒之处呢？

    罗登巴尔，或说布洛克，可以给我们什么启示？

    可能有的。布洛克不只写罗登巴尔贼子，还写更刺激的凯勒那个冷血职业杀手，一样都不只利用他们异于常人乃至于骇人听闻的身份而已，他都写进他们的职业里去，也就是说，不只是噱头或聪明的设计，也不是只凭想像，书写者得一定程度站到他们的位置去看世界想事情，还得一定程度熟悉他们的谋生技艺和操持行当的方式。偏偏，罗登巴尔和凯勒的职业实在离我们“正常”人太远了，因此，书写者在真的下笔之前就有很多功课得做，得耗用很多时间。

    我们差可想像这个书写前的作业——我想，很多很多晚上时光，布洛克得泡在这家那家咖啡馆或酒吧里头，静静地、兴味盎然地听，直到他大体掌握了小偷和职业杀手的基本世界图样，直到他心中的人物缓缓在其中成形活了起来或说适应了这个异质世界知道如何行动，直到他掌握了这个世界的“语言”，知道怎么交谈、怎么准确补满他的理解空白和死角，这才是他开口问问题和行动的开始时刻——还远远不是书写，而是询问、看书查资料、某种程度的试着实践操演，以及最重要的，持续在心中携带着这个堪堪有了人形的小偷或职业杀手，让他在生活中触类旁通并在时间流淌中“熟成”。

    聆听先于询问，更先于行动，这是理解的首部曲，不能跳过，还不能心急速成。

    传统左翼的文学观知道这个前置作业的无比重要性，他们的致命错误在于跳过了聆听和询问，直接要求行动，称之为必要的、乃至于高贵的生活体验，以至于把“理解”和“转业”两者给搞混了。我猜，布洛克本人大概因此会去弄几个锁回家解剖解剖并试着打开看看，也可能去靶场开两枪感受一下那种声音、气味和后坐力，但应该还不至于因此真如罗登巴尔般去闯空门或如凯勒般杀人贴补家用，他是要写小偷和杀手，并没要转行成为小偷和杀手。

    生活中有太多东西是“体验”不起的，比方说死亡，但并非无从感受和理解，而且也永远有感受和理解的必要。

    “说给我们听吧！”——这是米兰·昆德拉在他小说《无知》中，借用奥德修斯十年迢迢归乡的神话故事，不无悲愤告诉我们的：“离开卡吕普索之后，在回归的旅程中，奥德修斯遇难漂流到费埃克斯，那里的国王在宫殿里接待他。在那儿，他是个异乡人，他是个神秘的陌生人。面对一个陌生人，人们会问：‘你是谁？你打哪儿来的？说给我们听吧！’于是他就说给他们听了，他花了《奥德赛》里头浩浩长长的八卷，在目瞪口呆的费埃克斯人面前，巨细靡遗地描绘了他的冒险。可是在绮色佳岛，他不是异乡人，他是他们的自己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人会想到要对他说：‘说给我们听吧！’”

    昆德拉讲得好极了也对极了，惟一的问题是，昆德拉不晓得，在今天台湾，人们不讲“说给我们听吧！”，不是因为我们面前不站着异乡人和异乡的故事，而是我们不想听，我们没兴趣知道而已。

    在台湾，尤其是异乡人或异乡的故事，基本上我们总视之为和陌生的病菌病毒同样的东西，他们(应该用“它们”)总是肮脏的、侵略的、危险的，如果不能消灭，至少要做到驱赶，如果不能驱赶，至少要懂得远远避开来。

    有关台湾这上头的自私、自恋以及自卑以至于强撑出来的自大，基于家丑不外扬的心情，我们就不多说了，这里，我们只平静地指出来，台湾当前但凡有眼睛之人都看得出来的遍在丑怪模样(而且如台大城乡所大师夏铸九教授所说：“还不知道自己丑怪。”)，是有缘由的，我们活在一个弹丸大的孤岛之上，更下定决心竖起四围的高墙，把它彻彻底底封闭成一个隔绝的孤岛。

    所以我们说，是有美学问题，不是吃饱撑着的可有可无妆点，而是聆听、理解，以及因着理解如花盛开的美学问题。

    您晓得，罗登巴尔的故事总让我想到一件东西，收藏在北京的国子监里，那是清代科举考试作弊用的产物，一件寻常的袍子，上头用工整而且还挺美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抄写了四书五经——叹为观止之余，每个人总油然地想，有这么多时间和细致的工夫，为什么不干脆背下来呢？不是更省事也更安全吗？

    然而，几百上千年的科举大考，有多少正经但无聊的试卷留下呢？历史灰飞烟灭，倒是这一件无伤大雅的、除了他的主人被活逮判刑外既未动摇国本、也没让社会覆亡的有趣袍子穿越了时间，成为在我看来比翠玉白菜或白玉苦瓜更丰饶更美丽的宝物，还好端端摆在我们眼前，说着它有趣的故事。

    下次去北京记得去看一下，并告诉它昆德拉的话——说给我们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