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正是中国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主题介绍：历史中的思维病根——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民众的守夜人
5.1：历史中的思维病根
关于大国崛起原因的讨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维。
所谓的外向型思维，即意味着国家的外向型战略，无论用和平的手段开拓世界市场，还是用坚船利炮来完成这一目标，其最终结果都是在金融和商业领域昂首而立。
当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新问题的开端。
为什么我们从未有过外向型思维？
为什么我们出现过“走出去”的契机，却又无声无息地消弭？
以及，当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时，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光已经落在国门之外？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究竟会走得更远，还是停留在原地踯躅不前？
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只言片语所能够说清楚，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们唯有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寻找答案。
我们常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殊不知性格与特点，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比如说，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大陆性国家，而类似英国、美国，以至于更古老的罗马、无不是地处海岛、半岛、或双面临海的海洋性国家，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德国，其生存环境则是诸国环抱，处于地缘政治学所称的核心地带。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才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了极大的地理特征。
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是横无际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屏障，南方是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与热带丛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尔高原，正北方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亚荒原。
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在三千年内从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于在独特的地理形态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谋求发展，当这种习惯积淀日久，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时，也就意味着它从属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任何离经叛道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全社会的合力痛击。
5.2：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
当我们习惯于关起门来寻求发展的时候，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长时期的内部战略模式，使得我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当外部因素出现不利情况的时候，所导致的问题往往会更加严重。
当我们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对国际形势的环境去进行判断时，很难准确的形成对趋势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
正如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欧美国家的危机恶化之后，我们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范，甚至于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受到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身处危机策源地的欧美国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处在价值链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与工作量最大，却有着最小的收益，与此正相反的是，整个美国却在此同时，静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
当美国全国上下，利用宽松的消费信贷条件寅吃卯粮的时候，当普通民众用分级贷款大肆购车购房的时候，为这些人买单的却是日本、沙特和我们这些手中握有巨额美元储备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危机，美国人毫不在意，因为在他们的手中握有铁打的王牌——美元贬值。
可以想象的是，美元早已成为全球性货币，那么假如美元贬值一半，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就跟着上涨一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美国逃掉了一半的实际负债，这一大笔金融烂账，最终便将丢给持有美元的国家，谁手中的美元储备越多，谁遭到的损害便越大。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元购买力的每一次下降，就意味着美国再次逃掉了天文数字的债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悲剧性的后果，之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危机中表现得如同一个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长时间以来，从未主动地参与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游戏，而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在经济强国的圆桌上，早已没有了我们的位置。
在过去的10年中，我们的人民币不具备国际支付功能，这使得我们想要实现“走出去”的外向型战略，就必须要先将我们的资源、我们生产制造的产品贱卖出去，换取随时可能化为废纸的美元，承受着美国的金融烂账，为每一个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买单。
这是一个令人悲意顿生的过程，然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意味着一场蕴含着思维碰撞的贸易战争，正在紧锣密鼓之中轰然打响，而在这场战争中，一股几乎快要淡出我们视线之外的力量，注定要发挥重大的作用。
5.3：民众的守夜人
这股力量的来源不在别处，正是我们的政府。
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朝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堪称一个伟大的成就，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极度不均衡的架构中展开的。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了之所以要拉动内需，在于我们民众的消费能力严重不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的收入还很不足，缺乏一个有厚度的中产阶级，来支撑并不发达的国民经济。
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实是，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结构下，民众所掌握的资本性财富可谓寥寥。
假如我们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一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里，当其人均GDP超过一千美元的时候，国民收入的分配，都集中于个人而非政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早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1000美元的关卡，然而GDP增长的好处，却很难体现在普通民众的收入上。
由于民众的收入迟迟不见提高，导致其消费能力停滞不前，当我们的生产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所生产的产品就必然出现大量过剩的现象，那么这些商品，就只能依靠出口，只能依靠国外的需求来消费。
我们付出了资源、付出了劳动力，换回来的却只是随时可能贬值的纸质货币，这样的情势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更严重的是，当金银本位制被罢黜后，没有贵金属保障的纸币，就直接成为了代表财富的符号，于是，以美元为代表的强势货币，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普世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这样的情况本无不可，然而掌握货币发行权的人并非是公正无私的上帝，只要他们存在着通过滥发纸币掠夺资源性财富的欲望，就注定要有人成为受害者，正如同这一次我们所经历的那样。
民穷弊端的暴露，直接说明我们的民间资本，还不足以将对外的贸易战争进行到底，而资源性财富的大量外流，更将我们打持久战的能力消耗殆尽。由此，国家就必须深入的介入到经济活动中来，充当民众守夜人的角色。
国家利益的本身要求于政府必须要具有经济活动主体的功能，这不仅仅体现在理论上。在现实的情况中，我们的政府掌握了全社会四分之三以上的货币性财富，以及几乎全部的资源性财富，以中国的资源总量来计算，这样的力量是惊人的。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对资源进行全面掌控，合理利用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将会以实物储备来替代货币储备，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杜绝强势货币发行者对财富的掠夺。
当我们的政府出手，以巨资向国民经济、科技领域投资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全面提高，从而带来的是国民收入增强与国家的财富积累。
可以设想的是，当我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就具有了创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当这一切被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也就初步具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出危机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