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
主题介绍：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民富时代的来临
5.1：历史上的福利经济学
有关经济形势的变化，总是出离大多数人的预料之外。
就在人们以为2008年的中国经济将会迎来火爆的一年时，却突然迎来了全世界经济的低潮与泡沫。
在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场经济危机中，中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程度之大，甚至于超过了危机的策源地，许多行业、企业的生存，甚至成为了亟需面对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几章中所分析的那样，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在于中国对于经济变化的趋势，缺少足够的前瞻性与预测性，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缺陷，使得民众难以实现富裕，也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于是造成了我们的过剩产能，不得不依靠外部的需求来释放，当国际经济出现危机时，我们受到最猛烈的冲击，也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所说的那样，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下的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美国同行业工人的4%，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韩国1975年的水平，事实上，即使在墨西哥这样的拉美欠发达国家，其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三倍有余。
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而言，由于民穷而导致的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只有切实做到民富，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
当国家切实着力于发展国民经济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全民财富时代的到来。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在圣人孔子门下，有一位名叫有若的弟子，根据根据的记载，鲁哀公曾向他请教解决荒年国家收入不足的办法，有若的建议是——在鲁国的范围内实行彻法。
所谓的“彻法”，指的是逢十抽一的税收标准，也就是百分之十，而当时鲁国的税收额度是百分之二十，这种由多到少的变化，自然引起了鲁哀公的惊讶与反对。
在鲁哀公看来，百分之二十的税收，尚且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更何况将税率一下子降低一半。而对于这样的质疑，有若的回答是：“如果百姓足够富裕，国家怎么会不富裕？如果百姓不富裕，国家又怎么可能富裕？”
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富民与富国关系最早的理论阐发。
按照这样的观点，国富的标志，无非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账面上有大幅度盈余，而这种盈余的来源则是民众生活、生产的盈余，当国家对民众盈余的抽取超过一定限度之后，必然使得民众的生活与生产难以为继。
因此，争取一时的“国富”，无疑会使日后国家的财政收入变得更加紧张，民众贫困，国家也就自然无法实现富裕的政治目标。
反过来，假如民众富裕，就会引发其消费的新高潮，从而使经济产业进行扩大再生产，这样一来，即便国家采用较低的税收标准，也会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这也就是说，国家的富足，取决于民众所拥有的财富总量。
5.2：民富时代的来临
事实上，这一观点的核心，正符合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的概念，其本质是由国家来履行自身职能，在帮助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从中获取归属于国家的份额。
就长远的目标来看，国家在国家宏观经济中实行福利经济的模式，势必能建立起长效的发展机制，在经济生活中与民众站到同一个层面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
从道理上讲，越是繁荣的国民经济，就越是需要国家来为其提供环境上的保障，只有使环境足够稳定，才能够引发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只有国民经济足够发达，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实物财富与货币财富，才得以支撑国家财政的稳定性，满足国家正常的财政开支。
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正是基于内需不振所建立的，而其最深层的根源只在于民众贫困，在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事实上，当我们的经济以迅猛之势增长的时候，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却长时期在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显示，在2000年到2005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63.4%，这一数字已经远迈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然而，这样高的增长率，却丝毫没有体现在工资收入的增长上，这也就说明，随着财富分配机制的偏差，无论劳动生产率有怎样的提高，民众却都享受不到这种提高的成果。
当我们的财富分配机制没有能够大规模地向个人和企业倾斜时，就意味着困境的出现。
任何困境的开端，都代表着调整的开始。
在今天到2020年的十年时间里，我们所期盼的目标就在于由政府及时做出调整，将经济发展的目标及时拨回到民富的轨道上来，其终极形态在于尽快让民众富裕，及时建立起足够大的中产阶级阶层，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富时代，唯有这样，才是在新一轮经济衰退中保身避祸的唯一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