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一问题显然是迫切而又困难的。每一个以文学为使命和命运的人，没有不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但是，究竟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在当今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写作？这些问题是缠绕在今天文学家们心头上的云雾。八十年代以来的数次文学对话和争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怎样等这样一些主题而展开和结束的。显然，我们必须要回答这一问题。

    但是，要回答这一问题也是很困难的。考虑人类的历史，知识分子是古已有之，但“知识分子”这一专有名词是什么时候从民众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其特殊的意义已经难以知晓了。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一词居然也是个外来词。学者陈明远最近出版了《知识分子和人民币时代》一书，他说：“据笔者考证，在现代中文的话语系统(词汇库)里，‘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大约出现于1925年左右、而逐步流行于1928年以后。如果说在此几年前‘智识阶级’这一集合名词刚出现的时候带有褒义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一词起初则是带有贬义的。最早的使用者为瞿秋白、毛泽东和胡适等人。”(1)

    是否可以这样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上个世纪初以及整个上半页发生了角色、作用以及数量的变化，致使“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突现。事实上也如此，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担当了拯救国人灵魂(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者)、重新解释社会与制度(早期共产主义者)等重任，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成为自先秦诸子百家之后最自由的人士，重新解释世界，重新解释知识、彻底评估旧知识与旧知识分子，重新书写人性和历史，等等。知识分子成为当时和军队一样能够左右历史的群体，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是真正左右历史的群体，因为他们掌握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解释权。但是，也是在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突出的，它说明知识分子自身并非一个单独的群体和阶级，知识分子也因为知识的不同与社会影响力的大小而区别开来了。也许在汉以后的两千多年里，旧知识分子只是儒家一支，而在这个时候，旧的、新的、中式的、西式的知识分子都存在了，不能一概而论了。

    《现代汉语词典》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辞海》解释知识分子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等。”以上两种解释显然是一种中立的态度，其实在暗地里将知识分子分为一种阶级，即有一定地位的群体。这种解释等于不解释。

    近几年以来，余英时的有关“士”的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较为流行。他认为，“知识分子”等同于古代的“士”。《春秋？谷梁传》云：“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汉书？食货志上》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他又认为，“士”的身上有一种担当意识。然而，古之“士”还有武士的意思。《唐？六典》定义：“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士”的定义也是较为宽泛的。

    西方学者有关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狭义的，远比中国的学者有针对性。《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的作者、法国哲学家班达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定义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在班达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知识分子打扮成青年导师和精神领袖，走上街头，或在教学、课堂和一切公共传媒上鼓吹种族差异、民族至上、国家主义和阶级对立，煽动大众的“现实主义激情”造成了一系列伤亡惨重的战争，对于这一现象，他斥之为“知识分子的背叛”，也即知识分子假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背叛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班达反对“柏拉图”型知识分子，认为权利等世俗的政治利益会腐蚀知识分子的良知，所以他提倡以苏格拉底和耶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永远是极少数的人，他们是正义、良知、真理、理性的真正拥有者，除此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能归入知识分子的行列。班达对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批判是彻底的，而且这一批判在过去近一百年里影响极大。

    另一位对知识分子有研究和批判的是后殖民主义的代表萨依德。出生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后赴美国留学并声名渐起的萨依德站在欧洲中心主义对立的立场上，阐述了他的“边缘”的知识分子精神，其实这正是西方文化中自由主义精神与他内心深处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意识相结合的精神。他的理论对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从他的《知识分子论》中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批评所继承的西方几百年批判现实的精神，他指出，知识分子应是理想主义者，是违逆大众而不是顺应大众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要为民族和传统设限，超越狭隘的民族和传统文化界限，捍卫一种超越性的普遍价值；知识分子应是永远的内心的流亡者和自我放逐者；知识分子在现代必须努力保持一种业余的态度，即边缘的姿势；知识分子要勇于批判权力，永远对权力说真话；知识分子应是一个永远的怀疑者而不是一个真信者。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尼采的精神，但是，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立场与他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内在精神是相一致的。萨依德的这一立场和精神，对于九十年代正处于反思中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声惊讶。

    萨依德在《论知识分子》一书中申明，“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2)永远不让大众意识左右和官方意识所限制。

    如果我们仔细地察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人群体，就会惊讶地发现，萨依德所提倡的这种知识分子精神已经成为青年诗人、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一种潜在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初次踏入文坛时的那种姿态、神情和宣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的章节里重点论述。

    除以上二位外，还不得不提的便是葛兰西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认为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普通的知识分子(这部分人就是教师、牧师、行政官员等)和特殊的也是有机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有机性”在于：其一，向大众尤其是非学术群体的人传播知识，加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情感联系；其二，参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建构与社会权力的政治实践。

    从以上三人的理论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因其社会中角色、意义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向度。从这种简单的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到，班达和萨依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或者说有共同的精神，他们都强调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和担当意识，似乎正是葛兰西的对立面。葛兰西的理论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理论中被广泛引用，但实际上，葛兰西是将知识分子笼统化，泛化，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简单化，把知识分子的层次感和使命感消解了。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广泛侵入和知识分子权利欲望的膨胀是与这种知识分子观念暗通心气的。在中国，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立场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持的一种态度，但是，在中国又恰恰缺乏班达和萨依德意义上的独立、自由和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

    有人说，斑达、萨依德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原因很简单，批评者言，他们是将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最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对立了起来，这种言论已经过时了。批评者自然是赞赏葛兰西了，但是，事实上在大众文化猖獗的今天，稀有的具有精英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成了时代的圭臬，甚至是时代的良心。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来确认和划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

    大众知识分子在强调人性普遍性的同时，反对崇高、终极价值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认为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在根本上没有任何差异。这种论调在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反映人性的作家那里，有着广泛的联盟。这正是中国文学缺乏精神资源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对于中国来说，一直缺乏的就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和宗法制思想下，知识分子要么依附于“家长”，成为“家长”和“父权”文化的代言人和解释者，要么就沉默。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知识分子本有的探讨世界真理、阐释和捍卫公共知识的精神，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本着“学而优而仕”的功利态度而趋于权贵，致使知识分子沦落为一种世俗的、功利的、趋炎附势的群体，失去了应有精神向度。

    要辨清什么是知识分子，首先要辨清知识。老子和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楷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苏格拉底说得更清楚一些，他说，知识有流行的知识和永恒的知识，人们要分清楚哪是永恒的哪是流行的以后，方才能够认识真理。先秦时期的名家和墨家也曾为“名”与“实”进行过很多辩论。

    知识是从哪里来的？苏格拉底认为是神授的，即使是他的死亡也是神授的，所以在他看来，一切都是永恒的，神圣的。耶稣使这一切宗教化。即在他们看来，很多关于世界的知识是神圣的，永恒的，有价值的，是肯定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却不是这样。老子虽然也认为有永恒的知识，这就是道，除此之外，都是流行的知识。“有”是从“无”中来的，因此，在老子看来，知识也是从无到有，知识是变化的。孔子则认为，知识是传承而来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继承下来的。当然，孔子也认为有些人“生而知之”，但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说，至少他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从学习中和实践中获得知识的。

    汉时有学者认为“五行”学说是神授的，因为有神龟的背上刻着这样的知识。但同样有学者批判了这种认识，认为“阴阳”、“五行”是从前人那儿继承下来的，是前人的经验所得，至少“五行”学说在夏朝是大法。

    实际上，今天学术界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认为知识最早就是经验。这种经验是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得出的一些公共经验，也即公共的知识。古时候，所谓先知实际上就是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老人。给这些公共经验命名，并进行逻辑的推理而诞生新的知识。那些公共的经验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识。由于传播的原因，在古时候，能够拥有这些公共经验的人是很少的。这些公共的经验再与个体的体验结合便产生了个体的知识。于是，知识在此首先被分为公共知识与个体知识。但是，在知识的发展和传播中，当公共知识即常识被人们都接受的时候，公共知识就自行融入生活中，仿佛消失了，剩下的便是个体的知识。这些个体的知识，在一定阶段又会成为公共的知识。比如，老子和孔子所拥有的个体知识经验在传播和接受后大部分便成为一种公共知识。

    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常常觉得他们的个体性也同样存在呢？原因是这种公共性超越了常识，它成为一种本质。还因为传播中历史的记忆。

    知识产生以后，在传播和发生作用中使知识的掌握者即知识分子开始显现于社会，并在不同时期发生角色的转变。根据这种变化和产生的作用，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1、精英知识分子。站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立场上，批判旧的价值和秩序，建立新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具有独立的知识观、价值论和清醒的意识，其批判精神来自于知识的永恒性和道德良知，其构建精神来自于对时代和社会的信任与激情。在知识的传播和运用中，他们往往起着主导性作用。如孔子、孟子、旬子、柏拉图、康德等。他们通过教育使自己的思想获得传播，并且在当时社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力图与官方进行合作，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们往往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文化英雄。但是，在早期，他们往往也可能是自由知识分子，即没有获得主流意识的认可，或在主流意识的边缘徘徊。葛兰西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就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其实精英知识分子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心中有一种精英意识存在，是他的精英意识决定了他的文化立场与姿态。

    2、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往往站在主流价值的边缘甚至对立面，对社会流行价值进行独立的批判。他们往往是个体主义者，但也可能是与流行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同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如苏格拉底、耶稣、老子、庄子、惠子等。早期的孔子、墨子、柏拉图等都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意识，随着后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意识的转变而成为精英知识分子。苏格拉底和耶稣也一样，早期更多地在民间活动，与主流价值格格不入，但是，随着他们的思想的传播，他们(在死后)被纳入主流价值，甚至直接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真正独立的永远的自由知识分子是极少的。即使老庄的思想一直被当成一种主流价值的对立面存在，但仍然被主流价值吸收而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的附庸。自由知识分子是因为时代的原因而一直保持其独立且绝决的自由态度，但是在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获得世人的认可，成为一种主流价值。班达和萨义德坚持的知识分子立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自由的态度。

    3、大众知识分子。他们是既不具有高蹈的精英意识，又不愿意成为边缘意识，是居于中间态的大众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宣扬的是人性的中间态，或者说是主流价值的流行状态，总之是一切流行文化的发明者或推波助澜者。在过去，他们往往都是儒家代表，即“士”的阶层，是三教九流的中坚力量。在今天，他们是一切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或一分子。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担当意识，但这种担当意识会随着时运的不同而易于发生改变。官员、传媒人、大学教授、艺术家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种类型。葛兰西所说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属于这类人。

    4、知识人。这是由知识的常识和专业化特点形成的。知识的常识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形成无意识的存在状态，而知识的专业化又使一部分从事专业工作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分辨是非和价值的能力。这一类知识分子可能拥有丰富的知识，甚至拥有别人不曾有的专业技能，但是他们是灵魂是麻木的，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关怀。在今天，这类人是一些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官员和一些民间知识的传播者。这类人在今天的大都市里越来越多。这也就是萨依德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专业化、欲望化而带来的价值观的消解。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什么人从一开始就定义为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因为人的一生是在普通和特殊、世俗和神圣、个体和集体之间常常转换的，正如儒家所提倡的“有道则显，无道则隐”那样，可“居于庙堂之高”，关心和构建主体世界，亦可“处于江湖之远”，阐发自由意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里，积极入世和超然出世两种精神总是相互交织在一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没有完全意义上自由知识分子。这种自由在某一时代总会成为主流意识。也没有一出生就成为精英的知识分子。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免于俗，但就其成熟后的意识来看，其主导精神是精英意识。

    这样来划分既可以避免班达和萨义德等将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立，又可以避免将葛兰西将知识分子机械地划分。知识分子必然要有一种精神向度的划分，否则，知识分子就成了机器，成了“知道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