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就开始进入以工农兵为人物形象的文学阶段，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是一个被改造的配角。即使到了新时期，农村题材的小说还是占主流地位，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主要是指这类文学。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城市题材的小说逐渐上了上风，知识分子题材也渐渐成为作家们要书写的重要内容。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无论是与中国古典小说相比，还是与世界文学相比，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还没有让人震惊的成绩，也没有十分完满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

    1、知识分子的尴尬出场

    1979年7月，《第二次握手》终于出版。这部在“文革”期间被认定为“反动小说”，同时在“文革”期间至少以六种不同版本的手抄稿秘密流传，而在出版后却并没有产生预想的艺术效果，甚至在渐渐被人忘却的小说是新时期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丁洁琼、苏冠兰等老一辈科学家在旧中国报国无门，只好栖居异国他乡，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归来，献身祖国科学事业。小说之所以没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它“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知识分子的道路的描写，并没有偏离50年代以后所确立的叙述框架。”(25)显然，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精神和批判意识的，只是迎合了一种主流政治话语而已，这是小说的局限所在。

    2、反思的知识分子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无论从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诗歌，事实上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那就是反思的知识分子形象。从《班主任》开始的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从《今天》开始的自由诗歌到代表主流诗歌话语后的朦胧诗，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呈现了一个痛苦地反思、诘问、批判甚至愤怒的时代知识分子形象。

    在这些描绘中，诗人北岛以他独特的诗歌形式刻画了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当时也是最高形象。一般说来，只有小说或散文或叙事诗才能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但实际上，抒情诗也能描绘生动且深刻的人物形象。前者所呈现的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以外在为主的人物形象，后者则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质感的、除去了一切细节与外在的内在人物形象。对于不同的读者来说，对两种人物形象的把握也是不同的。有些人需要从小说中获得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但有些人在诗歌中就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人物形象。如屈原的《离骚》中的彷徨、忧愤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种人物形象是单纯的，以情思为主的，但却是深刻的，纯粹的，更能打动人。

    在整个八十年代的小说中，深刻提示知识分子理性生活的小说是张贤亮的系列。小说主人公章永麟虽然在严酷的劳动改造和专制下生活，不仅丧失了性能力，心灵也在遭受异化，但是他仍然在不懈地思索。小说开篇就道出了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这“一部书”，总标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确切地说，它不是“一部”，而是在这总标题下的九部“系列中篇”。(26)

    从这段引言中，可以看出张贤亮是想塑造一个唯物论知识分子。不错，在整部小说中，主人公章永麟在不断地议论，在不断地解剖自我与社会。这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文学中是难得的，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度。

    而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老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塑造了一个忏悔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是极为难得的，虽然巴金的忏悔仅限于“说真话”，还缺乏足够的理性深度，但是这种忏悔意识在整个现当代文学中是弥足珍贵的。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智慧”和“计谋”一直是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道德，对文化的反思则极为缺乏。文化的反思来自于二十世纪开始的启蒙精神。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能看到“我”的觉醒。这种觉醒也可算是一种文化的忏悔，是对五千年古典精神的一次反思。在“伤痕文学”和“寻根文学”中，主人公总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忏悔精神，也可以说是反思精神，但真正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进行灵魂拷问的作品还要算巴金的《随想录》。

    3、自由知识分子的痛苦、孤独

    如果说北岛、张贤亮、巴金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与主流话语特别是主流政治话语相接近和一致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所卫护的仍然是“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和集体信仰，他们的诘问、反思以及忏悔仍然在“祖国”、“人民”、“唯物主义”等宏大主题下的话，那么，海子则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与这些宏大主题相矛盾、痛苦、最后分离，终又在文化沙漠中孤独而绝望地跋涉的自由知识分子形象。

    在经过反思、寻根和忏悔后，海子已经不满足于这些，他的世界已经超越时代、政治、文化。他要创造一种中国人的史诗，要为中国人寻找一种新的精神依靠。在长诗《传说——献给中国大地上为史诗而努力的人们》中，他写道：“在隐隐约约的远方，有我们的源头，大鹏鸟和腥日白光……对着这块千百年来始终沉默的天空，我们不回答，只生活。这是老老实实的、悠长的生活……但现在我不能。那些民间主题无数次在梦中凸现。为你们的生存作证，是他的义务，是诗的良心……让一切人成为一切人的同时代人，无论是生者还是死者……史诗是一种明澈的客观……就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就从这里开始吧。”

    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诗人同样面对的是宏大的主题，但是，他的歌唱已与此前的诗人不同：“我甘愿一切从头开始／和所以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牢底坐穿”“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他从古至今——-”日“——他无比辉煌／无比光明／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

    海子在他的文章中曾经表示，他不满于做一个诗人，他要做的是一个哲人，一个可以给人类的信仰带来新的景象的伟大。于是，海子便有别于别的诗人，他在理性的高地孤独地呐喊，愤怒，甚至歌颂自我。

    于是，诗人越走越深，在长诗《太阳》一诗中，诗人借司仪(盲诗人)之口说道：“多少年之后我梦见自己在地狱作王”“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我还爱着。虽然我爱的是火／而不是人类这一堆灰烬／我爱的是魔鬼的火 太阳的火／对于无辜的人类 少女或王子／我全部蔑视或全部憎恨”。诗人是矛盾的，痛苦的。诗人借太阳王之口又说道：“我夺取了你们所有的一切。／我答应了王者们的请求。赦免了他们的死。／我把你们全部降为子民。／我决定独自度过一生。”诗人的跋涉是孤独的，绝望的。

    当诗人海子在完成这些诗作后自杀时，这些诗中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却活了。如果我们在屈原的诗中看到的是一个向天询问终极价值而绝望的抒情主人公，那么，在海子的诗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被终极价值折磨而绝望、决绝的抒情主人公。由此可以看到，在集体信仰产生危机时，自由知识分子是如何孤独、绝望地突围。

    4、知识分子的溃败

    旧的信仰在危机中，而新的信仰又无从建立，于是，知识分子进入了一个虚无的王国，知识分子精神而此溃败，或者说，知识分子才真正进入理性的临界点。这就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给我们的启示。市场经济的建立又使知识分子在灵与欲的冲突中挣扎、突围。在这一时期，被众人批评一时的也许真的像一座废墟一样值得我们重新来审视。

    显然，书名为，旨在写一种世纪末的文化废墟上以庄之蝶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的痛苦、挣扎、追求、逃避，以此来寓示知识分子精神的丧失。这部被作者看做“惟一能安妥自己灵魂的书”在一出场就遭到了整个文坛的冷嘲热讽，甚至查禁。的遭遇实际上显示出自由知识分子的尴尬与孤独。事实上，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都为正在倾塌的精神大厦大唱赞歌或掩耳盗铃之际，唯有贾平凹是冷静的，消极的，这正好表现出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精神。雷达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分析道：“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但是，即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以‘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悲哀”。(27)

    当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审视庄之蝶这一人物就会发现，他既不属于儒家积极进取、勇于承担的儒家精神，也没有真正达到道家的物我两忘、宁静致远的和平境界。他界于两者之间。他的痛苦、挣扎、欲望等都表明他是一个没有找到精神皈依的世俗的知识分子。他既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又不是真正的自由知识分子，当然也大众知识分子和知识人。他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着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向往着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境界，却又不忘精神知识分子的荣耀、承担，同时又不乏大众知识分子的欲望化倾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既可以说庄之蝶代表了知识分子精神的溃败，又代表了自由知识分子精神的隐约出现。

    同样，阎真中的池大为，也是知识分子精神的背叛。池大为从一个清高的旧式知识分子演变为一个现代官僚，其故事框架也许并没有超出于连式的奋斗模型：于连渴望上流社会与池大为向往权力中心，人物在心理结构上并没有本质区别。(28)池大为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向大众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

    5、大众知识分子的泛滥

    无论是张抗抗的《作女》，还是张者的《桃李》，其实写的都是一些大众知识分子，虽然看上去《作女》中的卓尔有一些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但究其实质，仍然是一个被欲望、名利所左右的知识分子形象，其本质是世俗的。她想要的生活和她自己，她开展的一系列作女运动不外乎是要张扬他的欲望而已。同样，《桃李》中的那些什么博导、教授，大都是利欲熏心的世俗知识分子，少有精神立场。

    九十年代以来，城市题材的文学占居了主流话语，很多作家开始把笔伸向城市中生活的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群体，同时，在大众文化汹涌潮流下，作家也承担了对人性的新的叙述，于是，一大批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出现了，但几乎都是对大众知识分子生存、痛苦、挣扎和盲从的形象刻画。身体写作、欲望化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写实主义小说甚至先锋小说都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样一场大众知识分子写作的运动。似乎在作家的眼里，再也不存在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关于“人”和“知识分子”也被欲望化了。尤其是在大众心理学和时尚文化影响下，过去被认为是精英知识分子和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在这个时代便成为真正病态的人，“多余人”，“局外人”，被人嘲笑。

    6、知识分子艰难的寻找与坚守

    九十年代以来，关于知识分子本质与外化立场的讨论连绵不绝，这些讨论多集中在评论界与思想界，而在整个文学创作中凸现知识分子形象的创作仍然是寥若晨星。在这些创作中，史铁生的堪称一部力作。

    在分析这部小说时，必须得与史铁生此前的散文相连。它们是有血缘关系的。看上去是小说，却又像是自传，但不管怎样，它仍然是一部与心灵对话的日记。小说“务虚”不重实，注重的是对生命的一种印象；不注重记忆中的真实，而注重印象中的真实；不注重各个人物的完整的形象与历史，而注重与生命同时拓展的不同的心魂起点与去向。史铁生说：“我向往着这样的写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

    阅读史铁生的小说与散文，有一种独特的感受，他能带你到宁静的世界与心灵对话，这在当代来说越来越珍贵了。史铁生在其作品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与他自己合一的知识分子形象：孤独地思索，向善，向真，向哲学与宗教进发。主人公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忏悔的感受和感恩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