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管她叫“洋子”，只叫她的名字，而不叫她的姓，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无论是见到她本人，还是给她打电话，都叫“洋子”。起先，我好像叫过她的姓，但因为她离婚离了三回，离一回换一回姓，夫唱妇随也许是日本人的美德，但对我这样的外人来说，她每回换姓都变成了对我记忆的考验。日本人的姓名让人难记，这是我学日语时的经验，乃至一直到了将近3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难记的程度仍然是我的日语之最，完全没有第二。

    认识洋子很早，当时我还是名留学生，刚到日本没两个月，她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我在三重大学的研究班上有位中年同学是陶艺家，他不是应届的学生，而是为了写一篇关于烧陶用的窑的论文才入学的，他当时就跟我说：“我完全是为了兴趣，在狐野町烧陶烧了这么多年，没有理论支持很难往下发展，所以每天除了烧陶就来听课。”

    “那你听的课算工程学吗？”我好奇地问他。

    “也算，也不算，因为工程学教你的是肢体操作，而烧陶是无形的，全靠你身心体验才行。”

    其实，听他的一番解答，我觉得挺妙，因为当时刚从国内到日本留学，很多心绪还不能摆脱临行前的状态，这也许是我原来供职的单位的性质所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整天想的都是无形与身心之类的各种话题，每个星期二上午到所里聚会，跟哲人们高谈阔论，乃至到了日本变换了眼前的生活环境，但我的所想所思依然是形而上的，犹如肢体已经完成了行走，而内心却有一种尚未跟上的感觉。于是，跟同班的这位陶艺家一拍即合，随后的很多日子都是天南海北，有时喝茶，有时喝酒，彼此狂聊各自的想法，非常快活，快活得我以为自己又回到了星期二跟哲人们在一起的时间。

    陶艺家叫大西秀夫，一脸络腮胡子，眼神有穿透力，喜欢往很远的地方看。他的妻子就是洋子，第一次到大西作坊拜访时，我见到了洋子，距今至少已经有25年了。

    她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穿的和服是灰色的，而且是那种半黑发灰的灰色，二是说话的语气听上去不会让人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但具体是什么语境导致了我产生这一印象，似乎又说不清。

    大西秀夫专攻烧陶，一直采用老式的作坊做法，也不知为什么，他在洋子面前不像在我面前一样话那么多，有时反而变得寡言无语。当时，洋子是这么解释他的烧陶的：“烧陶也叫制陶，我的丈夫用的是老式做法，用柴烧。在柴烧的过程中，炭灰会附着在陶器的表面，在高温下与陶器结为一体，粗狂奔放。不过，柴烧的制陶方式不太容易成功，很多时候都会报废。”

    洋子跟我说这些话时，眼睛有时是往窗外看的，接下来的话题还是关于烧陶与制陶，谈的都是技术工程方面的知识，听起来就像烧陶入门书里面写的一样。其实，大西所说的烧陶“全靠你身心体验才行”那句话很抓我，本想在他的作坊里弄清这一说法的缘由，但洋子越说越多的话犹如激流一般，倾泻而下，弄得我最后只有竖起耳朵听的份儿。

    后来，没过多少日子，我才听大西说洋子在作坊跟别人聊天时老爱往窗外看的理由是什么，原来作坊附近有一只灰猫，喜欢跟着洋子跑，但唯一的条件是她必须穿上灰色的和服才行。要不然，灰猫连理都不理她。

    其实，我在日本的留学时间很短，所谓的学业几乎半途而废，世上有句话说得好，叫“社会才是所真正的大学堂”，加之，我的老师清水正之教授也鼓励我深入日本社会，他说：“毛君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写出深刻的日本人论。”

    当然，后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并没想过从学理上有所建树，而是尽量从与日本人的零距离交往中获得灵感，随手写、随手记。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洋子就是我所认识的日本人之一。她说话很少有其他日本女人的啰唆，而且喜欢艺术，读书读得很多，不像有些家庭主妇大都看电视上的娱乐八卦节目，除了菜谱之类几乎是不读书的。

    在大西作坊第一回见到洋子后，大约过了1年，我接到了她的一封信，信是印刷好的，大概发给了很多人，只有洋子的签名是用毛笔写的，从笔墨上看，她的毛笔字应该是受过训练的。她的信很简单，简单到跟一张通知单一样，她说她离婚了，并把姓改回到了旧姓。信封是灰色的，信纸是白色的，在日本，莫不是写离婚的信封非得是灰色的不可？这是我的小疑问，当然从未当面问过洋子本人。不过，世间多少事莫过于人与人之间的巧遇。自从大西与洋子离婚后，我也没再跟他来往了，一是因为从三重县搬家搬到了神户市，二是因为做鱼虾生意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完成大西所说的身心体验，哪怕是过去十分好奇的烧陶过程，具体细节已经开始忘掉了。

    巧遇是随时都会发生的，有一年的夏天，正好在我出差到新西兰的一个渔港城市，从一家很小的书店走出来的时候，迎面遇上了洋子，当时她和我都很吃惊，天下这么大，怎么偏偏在这里碰面呢？她问我：“毛君来这里做什么？”

    我答：“这些年我一直做水产贸易，为秋季的渔汛作准备，正在这个渔港城市租冷库。”

    洋子听了我的话跟当年在大西作坊解释烧陶一样，没有日本女人那种见人时常常露出的夸张表情，她说：“你年轻，可干的事情多。我又结婚了，新的丈夫是这里日本料理店的日本厨师，我也是才来的，还不太习惯。”

    “恭喜你啊。那你又要改姓了吧？”

    “你叫我洋子就行，别管姓什么了。这样方便。”洋子说完，露出了笑容，她的牙很白。当时，谁都挺忙的，虽然只是相互交换了下名片，但简短的几句话一下子拉近了时空的距离，尤其是她身穿的灰色和服，看上去比在日本时穿的灰色更明亮一些。

    回到日本后，大约又过了1年的样子，我收到了洋子寄来的信，信封与信纸还是灰的与白的，但内容与上回的有所不同，她告诉我，与旅居新西兰的日本厨师离婚后，又嫁给了一位出版社的编辑，现在一起住在东京。信的最后还是那句她跟我说过的话：“你叫我洋子就行，别管姓什么了。这样方便。”

    这事说起来也算另类的巧遇，在我做过鱼虾生意、当过商人之后就开始了大转舵，从商社辞职，回家关起门来写作，而且用日语写，一边用力写，一边要天天面对浮现于记忆之中的各式各样的日本人。洋子是一位经常出现的人物，而现任的丈夫又是出版我的书的出版社的编辑，这一巧遇的发生也太随便了吧。

    洋子喜欢穿灰色的和服，也不知她每回结婚是否办婚礼，如果办的话，我估计她穿的还是灰色的和服，但发亮的程度会有所不同。有的是狐野町大西作坊的亮，有的是新西兰渔港城市的亮，我还估计，如果是在东京，她的灰色和服的亮将是顶级的。

    当然，我如此估计时，仅仅是根据以往的印象，而完全不是预言，但凡在日本的街道遇上算卦的人，我都会敬而远之。不过，如果把我的这一估计单向化，专指洋子的话，事情竟然又发生了变化。

    去年，当我从出版社的熟人编辑那里听说洋子跟他的现任丈夫已正式离婚时，着实有点吃惊，而且就是在同一个时期，听说洋子在银座开了酒吧，酒吧的名字叫“洋子”。

    东京的银座跟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和纽约第五大道齐名，是世界三大繁华中心之一。别的不说，只要看一下每天来往的出租车就能明白，因为整个东京似乎没有别的地方的出租车比银座的更艳丽，我说“艳丽”，主要说车的色彩，很闪亮、很耀眼。

    据说，古代的银座只是一片汪洋，400多年前，由德川家康填海造田，后经几个世纪的演变发展，到了明治三年（1870年）才正式命名为“银座”。后来外国人逐渐定居到银座，带来了咖啡馆、西式酒吧、蒸汽浴、基督教会和专业画廊，琳琅满目，让日本人在银座第一次吃到了冰激凌，第一次看见了电灯，同时也是第一回接触到了西方文明，由此也使银座成为了日本走向世界的高雅的门户。难怪有人评价银座是东京的“心脏”，旧时代的风貌和新世纪的繁华均被这几条大街表达出来。难怪日本最大的报社《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也都在这里争得一席之地，让银座除了珠光宝气之外，还飘出了浓厚的书香。

    其实，跟洋子认识不久，我开始做鱼虾生意时曾借住过银座，凌晨必到最大的鱼市筑地收购当天打上来的活鱼，也许是因为每天出入街道深处的缘故，来往多了，认识的人也变多了，于是觉得日常变得丰富起来。

    不过，当年做生意的心境与当下不同，去年，应邀到NhK广播电台当广播节目DJ，每周都要从神户乘新干线赶到东京，而第一回去洋子的银座酒吧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头。

    “这不是毛君吗？你怎么知道我开酒吧了？”洋子有些惊奇，但表情是欢快的，也许比别的客人到来时更欢快一些，我毕竟是她的熟人，同时也是一位客人。她接下来像开连珠炮一样地说：“我本来想写信给你的，可想来想去，觉得以前给你的信都是离婚后才写的，然后再离婚再写，虽然这些只是保持联系的方式，但对你是不是太晦气了，真让我觉得不好意思。尤其是毛君当了大学教授，与美丽的妻子都过了银婚式，这让我很内疚，很灰色。”

    听她这么说话还是第一回，这么多年也许因为有过巧遇，才会觉得彼此熟悉，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深的了解。不过，从她的灰色和服至今都不变这一点来看，也许知道过去的她也算一个机缘。

    顺便说下，洋子在银座酒吧穿的灰色和服是最亮的，超过了在狐野町大西作坊和新西兰渔港城市穿的和服，她能如此专注于一种色彩，想必是有理由的，而这些理由是无形的，也是无法言语的那种。

    按照日本的字典的解说，灰色是物体燃烧后留下的灰粉，如烟如雾，同时在白色与黑色之间是中间色。至于其他隐喻是否与中文互通，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