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精髓：据调查，91%的温商关心政治。道理很简单，经济政策是受政治影响的，只要政策活了，商业就活了，商人也就活了。
有的人对商业和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商人不能依靠任何政权，商人的活动应始终立足在一个“利”字上，做政治的永远的旁观者。这未免固执了。事实上，商业和政治可以达成成熟的互惠关系。政界人士从商和商界人士从政的情形逐渐多了起来，这意味着商人已经认识到了政治在商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温州商人十分关心政治。有数据表明：66%的温州人关心政治，其中91%的商人关心政治。从性别角度来讲，男性为69%，女性为62%；从学历角度看，大专及以上学历为76%，高中及以下学历为59%。这样的结果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在外人的眼里，温商无非是一批聪明的生意人，似乎与天下大事沾不着边。其实温州人关心政治要从怕政治说起，正因为是温州商人在历史上受到过很多来自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他们才认识到充分了解政治，使自己“合理合法”的重要性——这当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诚然，温州商人所关心的政治多是其外延，带有极强的功利和实用主义色彩，往往是从经济角度考虑政治。比如中东局势和巴以冲突，一直不是他们关心的对象，甚至也不足以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更热心的是国家领导人又有什么重要讲话，以及国家的相关经济决策，比如加入tO和申奥，等等。
正因为温州人有关心政治、了解政治的传统，因此他们在自身的商业活动中，往往以政治为准绳。调查显示，60%的温州经营者因为某项国家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更有信心地做某项投资。不仅如此，有些特别机灵的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中还善于打政治品牌。温州商人坚信，没人的地方，水草最丰美，回报最丰厚。这个规律显然适用于开采政治矿藏。
温州人的成功尝试始于1977年。这一年，中国恢复高考，这是文化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标志性事件。
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温州苍南县金乡一名姓许的中年汉子觉得这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他的脑子里开始拨起了算盘珠子，勾勒出了一幅创富的蓝图。
老许脑子里的算式是这样开列的：首次高招人数不会太多，但按全国招收40万学生计算，就是一项大生意，大得足以办起一个厂。一人一枚校徽，全国就要40万个，在校的教职工也有十多万。白校徽、红校徽加起来就是50万个，一个卖上两毛五，就有12.5万元的进项。12万元，在那个年头，对于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晕眩的数字。蓝图虽大，还要靠一步步落实，靠吃苦，但温商从来都是想得到做得到的，老许也是说干就干。于是他揣了点盘缠就出了门，到全国各地高校招生办公室索要简章，还用照相机拍了各校的校牌。不久，儿子也设计出了校徽图案，剩下的事便是向全国各大高校发出合作函。
虽然事情并不像老许想的那样简单，但他的收获也不少。据说当时杭州一所名牌高校的办公室主任正为几千枚新生的校徽发愁，恰巧就看到了来自温州金乡的信函，打开时看到的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校徽设计图。设计美观，设计稿上的校牌字体也无误，价格更是便宜，他没有理由拒绝，于是欣然回函，确定了此事。
老许从新闻报纸中“嗅”出生意，这一招教会了苍南金乡不少的父老乡亲。成功的尝试极大地鼓舞了金乡后生们走出家门，开始了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而今金乡的徽章业务开展到了美国陆海空三军，开展到了联合国。
时刻关注政治形势，这不仅是温州商人经商的一大特点，也是在中国从事商业的人必备的基本素质。缺乏这一素质，迟早会跌跤。关注政治形势的变化，学会察言观色，才能在中国商界立于不败之地。
罗忠福能敏锐地发现商业机会，在于他时刻关注大事，也留心小事。对于商业高手来说，生活中无所谓大事小事，关键在于找出每件事中所蕴含的商机的大小罢了。
发现机遇还必须有行动的勇气。这一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尤其重要。勇气的产生来源于信心，而信心则是在大量了解时事政治、熟悉中国政治形势的过程中产生的。有了这两点素质，罗忠福的第一个10万元就必然会到手，只是时间早晚而已。罗忠福走在了时间前面——那时候的10万元相当于今天多少呢？
中国第一代亿万富豪的出现，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奇迹，倒不如说是一个政策奇迹。自从国家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以来，逐步放开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从而出现了许多的自由空间。这就为具备良好的政策头脑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迅速地崛起。
罗忠福曾坦言：“无论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短短几年增值千倍的奇迹，我的公司是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成长的。要说我有过人之处，那就是我比别人更会利用政策。”
在罗忠福整个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在他一次又一次至关重要的人生选择的背后，无不显示出他对政治的敏锐认识，无不是他对国家政策的深刻参悟和充分利用的结果。他不仅关心政治形势，善于利用政策信息，而且还主动去寻求政策的支持，主动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这些都为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帮助。
成功的企业家都善于借他人之财以生财。罗忠福也不例外。他提出开办典当商行，可以说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为了说服主管部门的官员，罗忠福跑遍了珠海的图书馆，搜集了全世界关于当铺的资料，以无懈可击的证据论证了在中国开设典当行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政府官员被他的报告说服了，1988年，全国第一家私营当铺“黔海典当商行”诞生了。就是这个当铺帮助罗忠福度过了1989年资金极度困难时期。罗忠福的经济基础也从这里开始形成。可以想象，没有罗忠福积极的推动和游说，政府不会自动制订这样一个政策，罗忠福也很难那么快地实现资本的积累。
罗忠福以自己独到的眼光、政治敏锐性和大胆的行动，在商业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曾几何时，温商被看成是在中国政治边缘上走极端的人，现在却成了迷恋政治的人。懂政治的人最会做生意，被人说成是“头发丝都是空心的”，这几点结合在一起，温州商人就成为传闻中精明得近乎可怕的人。
温商知道，北京是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所在地，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如潮涌般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这里源源不断地产生，形成了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强磁场”，向全国、全世界辐射。
温商常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不能没有驻京办！”
正因为如此，温州的奥康集团、报喜鸟集团、红蜻蜓集团、亚龙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永嘉科特装饰材料厂……这些温州企业的“大哥大”或潜力十足的“黑马”，均在京城设立办事处，或位于繁华地带，或地处国家部委附近。
据统计，有近百家温州企业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这些驻京办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北京这座中心城市对市场察言观色，既当千里眼，又当顺风耳，及时搜索、反馈信息，以便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再创辉煌。由此可见，温州商人对政治、政策的关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