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戴着镣铐，伯恩迪还是用牙齿勉强撕开了信封，展开折叠成三层的质量不错的信纸。他看了不到几秒钟就如同受到了巨大打击，把它撕成两半，发疯般的猛踢墙壁和桌子，头像钟摆似的往上面撞。

    霍姆斯看着报纸的四个角卷了起来，慢慢地边沿也着火了，然后整张纸就被火焰吞噬了。

    他在回想洛威尔的那番情感爆发，洛威尔的话并没有准确击中他十五年前对韦伯斯特教授的盲目信任。事实上，波士顿人已逐渐丧失了对这位名誉扫地的医学教授的信任，可霍姆斯没有理由这样做。在乔治·帕克曼失踪后的第二天，他见到了韦伯斯特，并跟他说起了这一神秘事件。韦伯斯特态度和蔼，脸上没有一丝一毫伪装之色。后来人们发现有关韦伯斯特的传闻是和下列事实完全吻合的：帕克曼来收取债务，韦伯斯特把欠账付给了他，帕克曼撕了借条，然后帕克曼就离开了。霍姆斯捐了一笔款子帮着支付韦伯斯特辩护团的费用，他把钱夹在一封慰问信里寄给了韦伯斯特夫人。霍姆斯作证说韦伯斯特是一个高尚的人，说他卷入这样一桩罪行绝对令人难以相信。他还向陪审团解释说，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据以断定在韦伯斯特的房间里发现的痕迹是帕克曼先生遗留下来的——它们有可能是他的，也极可能不是。

    不是霍姆斯对帕克曼缺乏同情心。毕竟，乔治曾经是医学院最慷慨的赞助人，他捐款购置了医学院在诺思·格罗夫街的设备，甚至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这个职位，也就是霍姆斯医生现在的职位，也是他捐款设立的。霍姆斯甚至还在帕克曼的纪念仪式上说过一番赞颂他的话。说不定帕克曼可能发疯了，精神恍惚地走丢了。保不准这个人还活着，而他们在这里依据最荒谬不过的间接证据要对一个他们自己的人处以绞刑！莫不是那个门房在可怜的韦伯斯特逮到他赌博后害怕失去工作，从医学院的大量实验品中找来了骨头碎片，然后在韦伯斯特的房间里放得到处都是，炮制出一个似乎另有隐情的场面？

    像霍姆斯一样，韦伯斯特是在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后来进了哈佛大学。他们俩虽然都从医，彼此的关系从未密切到特别的程度。可是从韦伯斯特被逮捕的那一天起，特别是在这个可怜的人因自己给家人带来了耻辱而万分痛苦并企图服毒自杀后，霍姆斯医生觉得他们俩的关系比自己和其他任何人的关系都要密切。突然发现那个陷入了即将毁灭的境地的人就是他自己，这难道不是很有可能吗？

    警察试图圈围现场但绳子不够长。莱弗里特街监狱大院里，拥挤的楼房的每一个屋顶和窗口都人头攒动，犯人们专心致志地看着这一幕。霍姆斯就在这个时刻产生了一种令他自己都不胜惊愕的冲动——他要有所行动而不仅仅是观看，他要向这帮乌合之众发表演说。是的，他要即兴创作一首诗来揭露这座城市的蠢事。

    “假如韦伯斯特今天得死，”霍姆斯对出版商说，“那他死得一点都不光彩。”他向着绞刑架挤过去。但当他看到刽子手手中的绞索，禁不住打了一个冷颤止住了脚步，发出窒息般的哮喘。

    人群突然安静下来，鸦雀无声。霍姆斯盯着韦伯斯特，眼皮眨也不眨一下，只见韦伯斯特摇摇晃晃走上绞刑架平台，一个狱卒牢牢抓着他的胳膊。

    霍姆斯后退了一步，韦伯斯特的一个女儿突然出现在他眼前，胸前紧紧捂着一个信封。

    “啊，玛丽安！”霍姆斯惊叫一声，一把将这个可爱的小天使紧紧拥在怀里，“是州长的来信吗？”

    玛丽安·韦伯斯特伸出双手把信件递给霍姆斯，说：“父亲希望你在他临死前读一读，霍姆斯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