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谈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候说到了文化与文明层面上的许多情况。您是否认为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同样可以从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找到依据？

    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当然可以从文化与文明层面上找到依据。因为文化多样性和世界多样性的思想，正在当今世上愈益深入人心。尽管美国对中东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输出民主的行动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反感，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文化的冲突，但是它与亨廷顿所预言的总体的“文明的冲突”不同。伊朗提出的“文明的对话”被联合国所采纳。2005年10月，联合国又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标志着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阶段。2006年，西班牙政府又提出了“文明的联盟”的理念，不仅针对“文明的冲突”论，也针对了传统的军事联盟的观念。这就为和谐世界的理念的接受铺平了道路。

    当今世界上出现了文化融合的新趋势，一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区域化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被动走向主动融入世界体系；二是更多的发达国家从单向的输出文化到双向的学习和输入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国家的精英开始呼吁向亚洲学习，向中国学习，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近年来撰文著书和发表演讲，指出，西方人对于印度、中国等文化和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却在教训其他国家的人民应当如何做，而这些国家的文化存续的时间远早于西方文明，这是荒唐的，不合逻辑的。

    他建议，欧洲人应当学习东亚人民勇于改革的精神，不要安于现状；还要学习中国人的乐观精神。美国著名学者兰普顿也指出，美国应当学习和采纳中国重视科技、教育、家庭、储蓄等政策，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也需要向发展中的中国学习，是意味深长的。

    虽然以上的进步为各国接受和谐世界理念和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和谐这一东方理念要被西方思想占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仍是相当困难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学说。更要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指导，制定中国和平崛起的对外战略和政策，实行具体的措施。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仅仅提出理念、思想和原则还是不够的，必须使其制度化，即建立相应的机制、体制和法制，才能落实新的理念。这就要求中国在对外战略中更加注重文化的制度化能力的提升。中国必须既顾及原有的国际机制、体制和法制，吸收其长处，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推进国际制度的创新。国家主权的平等，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并不意味国际的绝对平均主义。恰恰相反，不同的国家，应当根据其能力大小，承担不同的责任。大国和强国应当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财产，也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责、权、利的统一。知识要与权力结合，思想要与实力同行，软力量要与硬力量配套，才能收到实效。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智慧有许多阐述和实例，例如儒法兼济，值得借鉴。在制度创新上，除了硬制度的规定外，还有软约束，在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中，就出现了协商共识，宽容差异，使大多数国家感到舒适等做法，对国际制度创新做出了贡献，还应深入探索和发展。制度的创新与时机的选择密切相关，非殖民主义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突现以“9·11事件”为标志。因此，中国应当积极地做好准备，在时机合适时，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临界点上，去推进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