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气候变暖、全球性流行疾病的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西方国家在关注传统安全的同时，又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并且认为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已经大于传统安全的威胁。置身于后冷战时代，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思考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些正在危及中国发展的现实威胁？
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从自身“建构主义”的视角首先提出来的，尔后在20世纪80年代由一名英国学者正式提出了“非传统安全”概念。这一概念立即被美国广泛使用，进入了国家政策，其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后作为美国传统敌人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运用传统的战略思维和手段，已不能服务于霸权主义继续实现扩张和领导世界的企图，急需构建寻求一个“虚拟”的敌人，找到一个对内对外基本上都能接受的、继续干涉它国内政的、堂而皇之的“借口”。2001年的“9·11”事件又推进了西方国家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热潮，并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空前高度，并极大促进了非传统安全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的一些学者近几年也撰写过大量的文章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进行深入探讨，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我认为，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今天就有的，非传统安全概念提出的一些依据和内容，如大规模疾病流行、各种大规模灾难、恐怖主义暴行等等，古已有之，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曾发生过。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哥本哈根学派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构想，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和国家功利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国家间是否存在威胁。美国这一非传统安全的构想，是在美国基本不存在传统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是为强权国家谋求利益和世界霸权服务的。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打着国际合作解决非传统安全的旗号，削弱各国主权，谋求使用传统安全手段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名忽视其他国家主权利益的政治共同体方式，是霸权主义侵害其他国家主权的“遮羞布”，是用来约束别人、限制别人而不约束自己的一种扩张战略行为。
第二，促使各国将注意力由传统安全威胁转移到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弱化各国对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关注和准备。“建构主义”所提出的非传统安全构想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
第三，强权霸权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时，依然使用传统的暴力手段。
美国以反恐为名对伊拉克开战引起国际社会的矛盾与纷争就是例证。这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2004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出的，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准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
第四，强权霸权突出强调非传统安全的威胁，胁迫世界各国与其合作，这在一定层面上是其谋求领导世界的一种途径。
第五，某些大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则是其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实施军事干预、加强隐形经济掠夺和强行推行其自身价值观的必然结果。
因此，对于西方的安全理论，特别是美国提出的安全理论，在引用借鉴时，要注意分析其客观上形成的政治目的或背后隐藏着的政治企图。在没有可比性的条件下，对外国的东西要避免单纯理论上的抄袭和形式上的模仿。
我们在研究和探讨国家安全问题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始终要关注国家的根本战略利益之所在，运用综合国力筹划和维护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安全威胁方面，我们必须要根据轻重缓急对不同安全威胁进行排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究竟孰轻孰重，哪些威胁更直接更紧迫，必须要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不仅影响国家安全目标的主次区分和资源分配，而且直接决定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取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霸权主义在政治上的扩张、经济上的扩张、文化上的扩张和军事上的扩张。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思考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提法。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安全威胁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障碍，非传统安全威胁地位上升，作用凸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是一个对国际战略安全形势的总体判断以及对国际战略安全大趋势的把握。但就中国来讲，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线已被打破，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趋势更加明显。我们不否认西方提出的非传统安全理论，对推动国际安全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积极作用，我们也不能因为是美国提出的理论就横加指责，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战略目的，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策略，美国人认为是正确的理论、适合美国人的理论，不一定就适合中国，外国人的战略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关键是在借鉴中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因此，使用西方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无法全面、准确地描述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应该提出适合我们自己的安全理论和安全概念。
我们有必要探讨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包括在内的整体安全问题。我认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整体安全的挑战，应对整体安全的挑战也必须是整体的运作。对这一“整体安全”概念的提出，主要着眼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要求我们在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时，必须进行整体性思维，既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和研究部分，然后又回到整体，把部分放到整体中加以观察和分析。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割裂开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事物是联系的观点和哲学现代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
二是在整体安全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安全问题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交叉的有机整体。说它相互联系，并不是说这几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整体产生了新的功能。我们的价值追求，就应该是充分发挥整体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各个领域强弱不均的安全功能，形成新的强大功能，发挥最佳整体威力。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影响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因此不能只关注一两个领域的安全问题，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如中国作为石油的主要进口国，石油直接关系中国的经济安全，同时也关系到国防安全和社会发展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各个领域的划分不可能十分明确、十分清楚，有交叉和相互融合的情况。例如科技信息安全，既是其自身的安全，又是其他所有安全的支撑和保障，如果按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就无法表述国家安全的完整之意。这是提出国家“整体安全”概念的一个因素之一。
三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威胁具有整体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冲突色彩确实在相对减缓，这是个事实。但是，国际格局严重失衡，霸权主义继续推行扩张政策，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不存在传统安全问题）相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传统安全的威胁。同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持续不公正，南北差距拉大，又导致了恐怖主义猖獗、金融风险加大、资源逐渐匮乏、有害信息泛滥等大量安全问题凸显，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环境下广泛扩散和蔓延，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突出问题。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威胁，具有整体性特点。
四是在应对整体安全威胁时，需要有对现实安全威胁的整体判断。俗语说：“不知道水塘的深浅不要往里跳”、“不要砍断自己坐的树枝”、“三思而后行”、“小心无大错”，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整体安全的指导思想和缜密的整体应对方案。
五是应对安全问题需要整体运作。维护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牵扯国家多个部门，涉及多个领域、多个系统，直接考验国家整体抗风险能力，需要调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力量资源进行运作和应对，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必须发挥国家的整体效能。然而，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划分方法，将不利于国家在维护安全利益方面整体效能的发挥。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按照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分，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比，不仅威胁内容不同，其威胁程度和成因也不同。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总体看是局部的、潜在的威胁。就我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来自传统安全的威胁仍是主要威胁。我们面临的军事斗争的压力依然存在。超强霸权主义对我国推行接触加遏制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有的地区强国推进军事扩张步伐对我构成重大潜在威胁；有的热点危机直接影响我周边安全稳定。特别是当前，极端“台独”分裂势力和国际上的干预势力是国家主权最紧迫、最现实的威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干涉，制止分裂和保持社会稳定，是目前中国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任务。
我国已进入多种威胁整体并存的时代，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面临的威胁是多种威胁。西方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策划动乱、骚乱、暴乱；三股恶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制造各类恐怖事件；严重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特大事故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等。上述威胁处理不好都有可能会形成灾难，转化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战，甚至引发动摇我国国家政权的综合性、整体性危机，从而严重影响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所以，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要有整体安全的战略思维。否则就会出现，搞军事的就会强调国防安全的重要，搞经济的就会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搞环境的就会强调环境安全的重要，搞信息的就会强调信息安全的重要，这样肯定不利于国家整体安全的维护。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核心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更新安全观念，调整安全战略，逐步实现由重视传统安全威胁向兼顾非传统安全威胁甚至突出非传统安全威胁转变的趋势，我们可借助西方发达国家关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时机，搭建合作“平台”，以此来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谋求战略利益。在利用“平台”合作的同时，必须要保证国家的主权和生存权不受损害。这才是我们应该研究和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