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指导的正确与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盛衰。对中国来讲，为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必须放弃“冷战思维”，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积极的主动竞争意识、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我国崛起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会更多，战略指导将更加复杂，战略主动权的争夺将更加困难，这对战略指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战略指导的核心是主动权的争夺。为此，在战略指导上要准确把握天下大势，准确地判断“谁在威胁谁”、受谁的威胁、国家的威胁来自何方。对国家面临的威胁，及时地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使国家角逐竞争处于有利的地位。为此，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战略指导的哲学思维。
首先是竞争的思维、斗争的思维。和平并不是廉价的商品，维护和平也不是一件易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讲，和平的全部史，就是获得和平与维护和平的斗争史。至此，我认为“和平、和谐”不是要取消斗争。因为提倡“和平”正是由于存在“不和平”的现象，提倡“和谐”正是因为存在“不和谐”的现象，所以我们才提出追求和平、倡导和谐的理念。“和平、和谐”并不是不要斗争的“和平、和谐”，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发展中有合作也有竞争，和平中有友好也有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会达到妥协及和解。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曾说：相持、和平、和气是相对的，分裂、斗争、冲突是绝对的。不明此理，就是形而上学、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当矛盾处于非对抗状态，没有上升到对抗状态时，只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不能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然而，用和平的手段来化解矛盾达到新的统一，其结果最终离不开和解、妥协、调和，但这种妥协是在相应斗争基础上的相互妥协，不是单方面无原则的妥协。任何国家、任何人民对于侵犯本国利益者，都必须以斗争对待之。放弃斗争必将任人宰割，前途不堪设想。斗争才是胜利之路。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和平、和谐”是通过斗争来达到的，或者是通过斗争来维持的。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斗争的精神，不受制于人的大国气魄和抓住机遇、勇于开拓、纵横捭阖的外交谋略和胆识，就说明了这一点。从“一边倒”、“一条线”的外交政策到“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理论”，无不凝聚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国际局势的科学分析与驾驭能力，表现着他带领新中国冲破封锁与束缚的斗争精神。特别要说明的是，毛泽东在将不畏强权的反霸精神贯穿于国际战略始终时，却始终没有放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力争在公平合理、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中美、中苏关系的正常化。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和解的时机到来，毛泽东在晚年又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他毕生事业中留下的最后一座丰碑，体现了高超的“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胆识和谋略。当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从大洋彼岸走上中国红地毯的时候，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昂首阔步踏上联合国主席台的时候，标志着毛泽东的反霸战略大获全胜。
其次是“争取和平，寻求实现不战而胜、和平制胜”的思维。这是因为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生存和发展，而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是“争取和平”，就是要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没有较长时间的和平，什么生存和发展，就都吹了。这里讲的“寻求实现不战而胜”，是指不用军事上的暴力手段取得胜利，但不是绝对不战，而是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外交上的“战”，也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军事上的“战”，这个一定条件下的军事上的“战”就是指运用非军事手段和非暴力的军事手段，最大限度地制止暴力战争的发生和发展。“和平制胜”就是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非暴力的和平手段取得胜利。因为，暴力制胜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胜利，真正意义上的胜利是不战而胜、和平制胜。
再次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维。以往的战略只为谋军事，随着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新的政治格局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出现和确立，战略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它的外延已经扩展到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谋求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比谋求如何打胜仗更加重要。孙子提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在今天和未来都显得更加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也正是和平崛起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传承创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战争是残酷的，交战双方都要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失败一方的损失自不必言，不仅会死伤大量军民，也会使国家基础设施惨遭破坏，国民经济陷入崩溃；就是胜利的一方，或因劳师远征，或经强攻硬夺，近战拼杀，也会损失惨重。当今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共同利益更加突出。破坏对方，往往会使己方受损。所以，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特别在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实践中，更要创新、发展、提倡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哲学思想，来为我们的和平发展提供一种思维方法的保障。至此，我们要把孙子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紧紧把握住当前时代的特点，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已经把世界各国联成一个整体，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愿望，毁灭性的战争不仅会严重损害对方的利益，也同样会严重损害自己的利益，而且还会严重损害世界各国的利益。所以，我们必须运用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军事哲学思想。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一是着眼于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变军事斗争的“战”为“少战”或“不战”，再变军事斗争的“不战”为非军事斗争的“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孙子所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思想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丰富和完善了孙子的这一军事哲学思想。二是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优秀军事思想遗产，扩充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超越军事领域、超越国界、超越时代，是对孙子战争理性的延续和发扬。三是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哲学思想，来防止人类失去理性和战略智慧倒退，避免把创造文明的力量异化为毁灭文明的力量，明智地选择寻求一种不转化为武力对抗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这是继承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文化遗产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这样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一种不会异化为武力的对抗思维方式和政策导向，才能使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最大限度地规避热战。这既体现了战略指导的上上之策，也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更体现了进步的人道主义和文明思想。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在解决争端时，不诉诸武力，而是用非暴力的和平与对话方式进行角逐，求得解决，就会使各方少受损失，不结冤仇。国家与民众就会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就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从而使人民获得较大利益。
2.用整体战略的思维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
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用科学发展观把握、维护、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哲学基础是：战略思维的全面性和整体性。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延长机遇期？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需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等整体的运作。在寻求国家生存与发展角逐的斗争中，任何一个主要强国都有五张牌：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当然，各方控牌的实力是不一样的。对此，需要进行整体协调、综合筹划。我认为，建立“以政治的和平兴国为航向，以经济的振兴为基础，以文化的融合为吸引，以外交的广结善缘为纽带，以有限的军事手段为辅助”是我国保持和延长机遇期的根本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为和平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因为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都存在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战略机遇期的把握与利用具有不确定性，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整体性竞争也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整体性竞争的不确定性，就是让对方摸不着出手与不出手，何时出手，在什么领域、什么方向出手和怎样出手。总之，在战略机遇期内对不确定性的利用，就是运用整体的行动进行先期部署、先期预置来坚持战略底线与保持弹性，掌握回旋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稳定机遇期与随机性的机遇期都牢牢地抓在手里。当然，我们不能被战略机遇期捆住手脚，不能被动防守、被动应付，而要以积极的心态和整体战略的积极行动维护战略机遇期，把握战略机遇期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当面临重大挑战时，该出手时一定要出手，以主动的行动，包括经济上的行动和外交上的行动，也包括军事上的震慑行动等，来打破对战略机遇期的威胁和困扰。
3.用整体战略的思维把握国家战略指导的预见性。
战略必然具有前瞻性即预见性。至此，战略决策必须对全局未来的发展走势进行预测和超前性研究。在战略预见中，要强调看到大的方面。这是基于对所掌握的各方面情况做出的战略判断，就包含着对事物发展趋向或结果的预测。在战略指导预见性方面，特别要强调领导与预见的关系，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和领导就没有一切。1949年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命令解放军打到深圳河岸停止进攻香港，为中国留下了通往世界的通道。这堪称是战略指导预见性的经典之作。
国家战略指导要讲究实效性，但国家角逐竞争本身具有持久性。为了使中国在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崛起，所以必须要增强国家战略指导上的预见性。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国际风云更是变幻莫测，国家间的角逐更是变化无穷，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因素交叉互动，必须以整体战略思维把握国家战略指导的预见性，要求战略指导必须预见可能出现的情况来调整现实的行动，以争取在角逐和竞争中立于主动。
4.用整体战略的思维统筹运用各种手段、力量和资源。
为了有效地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战略指导的视野应该更宽广，战略选择的空间范围应该更大、可运用的手段应该更多。2005年底俄罗斯军事科学院公布了经过5年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充分运用非军事和军事手段，并合理地结合使用，是保障国家安全比较经济有效的途径之一。为此还提出了六项具体措施：一是在深入分析俄罗斯国家利益所面临的潜在威胁的基础上，精心计划并在政治、外交、经济、信息、技术和心理等领域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二是在安全会议和联邦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总局等部门在应对非军事安全方面拟采取一致的行动和措施。三是安全会议秘书及机关的主要工作应集中于协调各部门利用非军事手段保证国家安全的活动。四是为提高政府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防问题上的作用，国防部长应同时担任政府副总理。五是为运用非军事手段捍卫国家利益，需培养专业领域宽的干部，为此应在总参军事学院或国家公务学院建立专门系，国家机关、国防部及其他强力部门的主管人员应在此进行相关学习。六是有必要在总统办公厅或政府机关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其任务是对国家级的信息活动实施协调，不仅包括保证精神安全、确立民族思想、树立俄罗斯良好的外部形象等问题，还包括应对颜色革命。俄罗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值得我们借鉴。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中国从来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应对世界的。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到底如何，也只能决定于中国自己。这当中很重要的方面取决于整体战略的筹划与运用。未来与强权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全面较量。因此，必须根据对手变化，要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略指导原则，以变应变，因机制变，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法”的高超战略指导艺术，斗而有理、斗而有利、斗而不破。就是要坚持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及军事手段、力量、资源的综合运用，通过各种手段的密切配合和各种力量及资源的合理运用，达成国家崛起和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的。
5.锻造国家战略指导层的魄力和能力。
在国家战略中，战略指导层的魄力和决策能力直接影响着心理威慑的效应。国家之间的战略对抗，不仅是行动上的对抗，也是其战略决策集团及智囊——参谋机构之间高超指导艺术的对抗。战略指导层是国家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指导能力关系着国家的兴衰荣辱，维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一个国家具备相当综合实力后，一个果敢、善谋、善断、有信誉、有魄力的战略指导层的威慑作用将是深刻的、持久的，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释放出强大的威慑能量，给对方以无形的压力。全球化、信息化、不对称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思维的又一次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存智慧上的竞争更加激烈。正处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我们面对的是更严峻、更广阔、更富挑战性的未来。世界在前进，中国要发展、要崛起，就必须要有发展和崛起的理性认识，同时锻造国家战略指导层战略决策的能力和魄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略判断、战略制定、运筹与把握等方面讲究进退有节，伸缩自如，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保持灵活与弹性，把战略置于股掌之间，在“谈笑间灰飞烟灭”，充满了神奇浪漫色彩，演出了很多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活剧。未来国家间的角逐竞争可以说是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要求国家的战略指导层必须快速反应、实时应对、高效运转、迅速果决，这是战略指导层的战略指导能力的重大体现。为了达到这样一种高效的战略指导能力，要特别注重研究和掌握对方策略和企图，采用可以使己方获取最大利益的谋略与策略，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事实上，任何一次新的角逐竞争手段运用都不可能是以往战略实践活动的翻版，没有战略指导的不断创新，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和胜利。战略指导本身就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活动，创造性是战略指导的灵魂。
6.建立强有力的整体战略统筹机制。
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面临整体威胁的挑战，特别是国家战略随时面临着各种危机，这种危机具有突发性、紧迫性、威胁性、不确定性等特点。无论平时的战略指导还是紧急情况下的危机处理，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战略统筹机制。这种战略统筹机制的建立对我们化解各种威胁，管控各种危机，确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至关重要。从我们国家来讲，为适应国家角逐整体竞争的需求，急需建立能够协调指导应对国家整体安全威胁的战略统筹机制。
所谓战略统筹机制，就是国家为保证整体安全状态而建立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和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统称。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急需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建立一个能够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整体力量的常设机构。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英国的帝国防务委员会、日本的内阁综合安全委员会。笔者认为这个常设机构主要功能在于：一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方面进行长期安全战略规划；二是指导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等领域进行合理的战略资源分配；三是制定完善应对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社会环境、科技信息各种安全威胁的战略行动预案；四是协调运用各种非军事手段和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置应急突发事件；五是制定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法规。应该指出的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结构，不能照搬别国的战略领导体系。
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在战争中，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胜利，而不考虑后果，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尔后建立的和平也是极不稳定的，甚至还可能播下新战争的种子。在战争中使用的手段越野蛮残酷，敌方的复仇之心就会越强烈，抵抗意志也会越坚定。历史上几乎所有希望靠战争来征服其他国家的强权国家，最终都难逃失败的下场。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日本、德国都尝试过，但都失败了。今天的美国身陷伊拉克战争又是一个实例。人类需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国家大战略目标所寻求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持久的和平。大国争锋，群雄逐鹿，纵观天下，中华文明已经走过了5000年的历程而不中断。这当中成功的战略奥秘是中华儒学“和为贵”的伟大人文精神与中华兵学“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知兵非好战、战则必胜”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争理性哲学。这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中积淀出的一种具有崇高境界的一种大战略思维。未来中国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更需要传承创新这种大战略思维，并以整体战略的思维方法和行动，去积极赢得国家角逐竞争中的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