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即是脱离布衣百姓的身份象征。新科进士经过唱名、释褐（授官）、赐绿袍、赐笏（大臣上朝时拿的手板，有玉的、象牙的，也有竹片的，作用类似便笺，把要奏之事写在上面，省得忘）等程序，标志着正式进入仕途，神宗熙宁六年，经过变法国库充盈，对于所有新科进士赐钱，始诏“进士科及第赐钱三千贯，诸科七百贯”。三千贯什么概念？中青面兽杨志有口祖传的宝刀，想典卖三千贯。

    新科进士大可不必以为这笔钱是作为下地方的盘缠，宋代有一套严格的上任制度。宋承唐制，规定“诸外官授讫，给假装束，其千里内者卅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者八十日”。根据上任地点不同给予不同的到任时间，如果不赴任或迟到，唐代最高可判处徒刑，宋代“罪止杖一百”，揍一百棍子。拖家带口上任的官员朝廷赐给“驿券”，通过此券可在驿站免费吃喝。高级官员赴任地方的，朝廷给予搬家船。

    然而，新科进士下地方，在州府工作通常是闲职，如王安石进士及第被任命为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淮南。官名一串，读着很吓唬人，实际上不是多大干部，即扬州知州手下的小科员，对于新官来说下地方的优势远不如京城那么明显。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一直在地方工作，最后落得“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的经济处境。如果在基层（知县事），新官要面对当地的胥吏，这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包拯任权知开封府事时，立下规矩，有民犯法，先吃一顿杖脊。一罪犯为逃脱杖脊之苦贿赂吏员，吏员出主意说大人必让我先审问，你呼号自辩，我自有办法。果然包拯让吏员先行审问，罪犯大声说自己冤枉、没罪、是清白的。吏员厉声呵之：“但受杖脊出去，何用多言。”堂上的包拯一听应该是我发号施令才对，哪轮到你个小吏，分明越权了。包拯急忙喝止，免去了罪犯的杖脊，以此抑制吏员气焰。

    铁面无私的包拯对吏员仅仅是压制，张咏则直接来狠的。

    《鹤林玉露》载张咏任崇阳县县长时，一吏自县衙财政部出来，鬓旁巾下藏有一枚铜钱，被张咏发现了，一看就知道是府库的钱。张咏不由分说杖之。吏员叫嚣说一钱何足道，即能杖我，宁能斩我耶？张县长提笔判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判完刑直接拔剑给砍了，然后给上级奏表弹劾自己管教不严、治理无方云云。任益州知州时，再次遇到了吏员犯罪。张咏命人给他上枷锁。吏员威胁说，给我上枷锁容易，但我告诉你脱掉枷锁那就难了。言下之意是说你得好好斟酌，胥吏并不把你官员放在眼里。张咏说，脱枷锁有什么难的？我这就帮你脱掉。抽剑砍之，吏员脑袋直接从枷锁上掉了下来。

    这两则小故事足见官与吏之间关系的紧张程度。官吏在秦汉时期等级相同，后逐渐分道扬镳。吏员因无品秩，虽属政府员工，但政治身份与官有着天壤之别。吏员是连接人民与朝廷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上层政权在官的手中，基层政权掌握在胥吏手中。宋代元丰改制之前，吏员没有工资，他们的经济收入只有靠坑害百姓，所以官与吏的斗争层出不穷。

    王益任福建路建州建安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县）主簿，知县的副手，遇到过一次吏员抗税事件。收税时老百姓不交税，不仅建安如此，整个建州的下辖县情况相同。王益经过调查发现了“孔目吏尚不时入税，贫民何独为邪？”，在衙门口工作的吏员尚且不交税，老百姓凭什么交税？该现象折射出了不公平的现实。王益也采取张咏的方法，把不交税的孔目吏重打二十大板。孔目吏吃了板子，三天之内交齐税款，收税的问题迅速解决。

    无论王益、包拯还是张咏，都对犯罪吏员手段狠毒，绝不姑息。他们是官的代表，代表着广大体制内的官员利益，对于官僚体制外的人他们有着严格的界限，说到底官与吏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吏员要依附官员才能维护本阶层的利益，反之官员也要倚仗吏员的辅佐来管理全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谁也离不开谁，谁又都不服谁。新官上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摆平胥吏，其次是乡绅、富户、望族等等。地方上任荆棘遍地，新官的靴子能否走得踏实，走得长远，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