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裴行俭）善知人，在吏部时，见苏味道、王抃，谓曰：“二君后皆掌铨衡。”李敬玄盛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才，引示行俭，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炫露，岂享爵禄者哉？炯颇沉默，可至令长，余皆不得其死。”

    裴行俭是唐高宗时的名臣名将，“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这句话是专门为他准备的。裴行俭师从大唐名将苏定方，一生举荐了很多人，如程务挺、张虔勖、崔智、王方翼等俱为当世名将，熟悉唐史的对这些人并不陌生。当有人向他举荐“初唐四杰”的时候，裴行俭说了上面的话，他对文人已经看到了骨子里，正所谓一针见血之论。

    首先裴行俭肯定了“初唐四杰”的才华，唐初文坛他们四人举足轻重，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文坛巨擘未出道时，他们四个叱咤风云。继而裴行俭指出了虽然他们有才但毛病不老少，四个字概括“浮躁炫露”，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太能得瑟，这种人如果当了官，必然堤高于岸浪必摧之。

    “初唐四杰”果然如裴行俭说的那般，王勃写完《滕王阁序》掉水里淹死了；卢照邻身体不健康，自小患了“风疾”，因不能忍受病痛而跳水自杀；骆宾王站错了队，参与徐敬业（徐茂公之孙）公开反武则天，讨伐檄文是他写的，失败被诛；四人保留全尸的只有杨炯，却仅仅做到了盈川县令的小官。

    民国时期的许止净居士在谈论此事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浮躁炫露’四字，斫丧多少文人，而又为文人之通病，然皆以仅有文艺而乏器识之故。苟有器识，则自能浑厚沉默，可以入德载福矣。”许大师说很多文人败在了“浮躁炫露”这种处世态度上，如果能明白这四个字的危害及危险，也就能入德载福了。但可惜很少有文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们不是智慧阶层吗，怎么忽然间不智慧了？苏轼的一句诗可以为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浮躁炫露”是文人通病的高度概括，窃以为至少可以划分出多条细则，每一条皆有为官的无数例子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