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欧阳修的官场历险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赵家三郎 本章:5.欧阳修的官场历险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把他带大。从小家里贫寒,“以荻画地”,买不起笔墨纸砚,母亲拿着芦苇在地上写字,教他文化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不负众望,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状元,时年欧阳修二十三岁,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知制诰等。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十岁时读了《昌黎先生文集》六卷,韩愈的文风对他影响很大。后欧阳修以文章闻名天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与范仲淹、梅尧臣、尹洙、曾巩等文坛巨擘关系密切。因欧阳修多年担任谏官的工作关系,朝廷里只有他骂别人的份儿,还没有人敢骂他。很简单,并非欧阳修有多么可怕,骂人得动笔,论写文章骂人也只有苏辙是他的对手,但欧阳修干革命时,苏辙还在四川眉山和泥玩儿呢!此外,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背后有个文官士大夫组成的圈子。文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很脆弱,有时候也很结实,尤其哲学思想学派,几乎坚不可摧,如同钢铁战士一般,这是文人的一种崇高纯粹的精神。欧阳修像武林盟主似的,有着一呼百应的能力,谁要想动他,必须要考虑文坛圈子的利益关系。大环境下,欧阳修一生仕途相对平坦,两次丢官是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那不是欧阳修所能左右的。这两次丢官竟然是同样的理由,道德问题,简单地说是生活作风问题。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参加了庆历新政。其时朝廷组织关系为宰相吕夷简致仕,范仲淹、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庆历新政“三巨头”确定,欧阳修、王素、余靖、石介、蔡襄等跟着跑龙套,组成了仁宗时的改革领导班子。庆历新政仅仅实行了一年零四个月,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击,关键时刻范仲淹、富弼见情况不妙,撂挑子辞职不干了,先后离开中央下了地方工作,欧阳修为他们鸣不平,上疏抗辩。这事儿弄得宋仁宗挺上火,本来想进行改革,匡扶偏离轨道的大宋帝国,未曾想到庆历新政变成了各方政治利益角逐的擂台。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宋史》载“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天不怕地不怕的爷,为官多年却对官场的斗争旋涡缺乏准确的判断。当时保守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没长脑袋的欧阳修写下了千古名篇《朋党论》,往上一送,来了一招“此地无银三百两”,变相承认了“朋党”。这篇文章被后世收入中,欧阳修论,对国家有危害的“朋党”是有分别的,有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之分,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能提出此等标新立异的观点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在宋之前尚有东汉党锢之乱、唐代牛李党争等鲜血淋漓的例子。领导最害怕下面的人拉帮结派架空自己,最忌讳这事儿。欧阳修大嘴巴,谏官全这副德行,论事切直,见了谁都跟仇人似的,虽然“帝独奖其敢言”,但人家拿领导最忌讳的事儿进攻,你非但不避嫌消停点儿,反而大张旗鼓地往枪口上撞,拿出泼妇骂街的态度往那儿一戳,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君子,不怕你们说我们拉帮结派,你来整死我啊?整死倒不至于,但他们会整残你。

    宋仁宗本想硬一把,哪知道范仲淹关键时刻痿了。领导为了平衡利益关系,只有废掉新法,将他们先后踢出群。走了两个巨头,其他跑龙套的见形势也该消停眯着了,偏偏谏官欧阳修一老愤青,看不惯的就说,他抗辩的子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找不到驳倒他的理由,别人也不具备那个能力。宋仁宗无奈之下,把主动撞枪口上的欧阳修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欧阳修挺不服气,就说在外任职,提意见不在我工作范围内,越职有罪。宋仁宗安慰他的情绪,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这种情况下只好去地方避避风头吧!欧阳修带着愤恨不平离开了京城,正在节骨眼上,家里着火了。

    《宋史》评价欧阳修“风节自持”,非常遵守道德规矩的一名士大夫,从他身上寻找道德污点几乎不可能,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两次可能。欧阳修下地方工作期间,保守派紧盯着,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历新政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文坛的名人,他们自己挖了个坟墓,保守派埋了几把土。欧阳修不在京城,可他的家人在,不久后开封府上报了一件通奸案。宋代关于通奸的处罚不如明清那么严苛,《宋刑统》载:“(诸色犯奸)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司法处罚的基准是要么劳动改造一年半至两年,要么揍一百杀威棒。同时宋代还规定了,夜入人家的,可以按照盗贼律论处,“登时许杀”。私闯民宅的直接干掉,主人不用负法律责任。有期徒刑两年的处罚,从司法角度来看通奸罪不算什么大罪过,但影响极其恶劣。我们的道德传统里面通奸是绝对不允许的,公认的龌龊事,只是后来的程颐把它上纲上线,提到了理学理论的制高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犯罪嫌疑人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打小在欧阳修家长大,开笈之年嫁给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晟。感情是笔糊涂账,先是欧阳晟的一个小妾与跑船的通奸,被张氏逮个正着。张氏为了执行家法,欲笞之,不知道这名小妾施展了什么绝学,将张氏拉下了水,张氏也与那个跑船的通奸,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与欧阳晟仆人陈谏勾搭一处。小事情通常能够折射出很多潜规则,譬如这件事。小妾为了避免正妻对她的处罚,求她无济于事,送礼那更没什么用,唯一的方法只有抹黑她,双方组成共同利益链条,然后荣辱与共,这条潜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很多英雄好汉并非“逼上梁山”,更多的是遭栽赃陷害,譬如“霹雳火”秦明,中了宋江的计策,杀人放火抢劫的罪名栽赃给了他,抹得与梁山贼寇一样黑,不得不在梁山落草为寇。前文已叙述过的文彦博在蜀地大搞娱乐活动,对付御史何从圣用的同样是这招。

    张氏胆大心不细,在一次幽会过程中很不凑巧地被开封府巡逻的逮住了,关押在开封府右军巡院。民谚常说“没事儿别惹事儿,惹了事儿别怕事儿”,告诫我们一个处世真理,现实中很多能惹事儿的人通常怕事儿。麻烦突然来了,顿时慌作一团,思维混乱,为求自保,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干得出来。张氏犯了上述毛病,怕得要命,不知道怎么想的供出了另一件“通奸案”。张氏供认她在未出嫁时曾与舅舅欧阳修有染,《默记》记载张氏的供词“多丑异”,葡萄木耳什么难听说什么。新闻极具爆炸性,顿时全国震惊了。在地方工作的欧阳修傻了眼,本来对领导的处理带着些许情绪,现如今草木皆兵。张氏彻底乱了分寸,为求自保不择手段,就没想过她的一番供词会给舅舅带来多大的伤害。

    宰相听到此事非常震怒,朝廷大员与外甥女通奸,什么世道?官员作风必须加以严厉整治,宰相就派主管朝廷风气礼仪的太常寺太常博士苏安世前往核查。太常博士是抓礼仪风气的,死人都得“祭”下,何况活人。当时陈执中、贾昌朝为相。欧阳修谏官出身,好骂人,骂过贾昌朝,对他有句经典的评价,记载在《续资治通鉴》中:“禀性回邪,热心倾险,能文饰奸言,好为阴谋,以陷害良士。”骂贾昌朝这人人品不咋地,好背后鼓捣人。欧阳修评价中肯,几年之后的“六塔河之狱”,贾昌朝就阴了一把文彦博。可以判断出太常博士苏安世是贾昌朝派去的,然而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就给案件增加了监察的空间。另一位宰相陈执中为人公正廉洁,可能是他派了内侍王昭明前去核查,于是两股力量发生了冲突。这里面有个考量,欧阳修乃朝廷大员,谈不上重臣,那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11世纪文坛的杰出领袖。上疏建言,除了欧阳修可能就是司马光了,这两个人在皇帝面前的出镜率极高。此事如何处理?没必要先惊动大老板,派皇帝身边的内侍官做代表,皇权与相权私下里最好达成一致。如果双方针锋相对,最后球只能踢到宋仁宗面前,请他裁夺。这么点小事儿处理不好,要宰相何用?

    苏安世的意思是要维持原供词,上峰说要抓典型,欧阳修倒霉没办法,上峰交代之事务必要办得符合上峰的意思,要不然不好交差。上峰给你面授机宜,让你往甲的方向办,结果弄个乙的处理结果回来,那就不必盯着提干的名单了,保准没你啥事。王昭明直接否定了他的意思,说你这么办无非要迎合宰相,加以大恶,要知道我在官家左右,经常提起欧阳修。苏安世明白,内侍省官员是伺候皇帝的,不好惹,也惹不起,说两句坏话就让你受不了。苏安世服软说,要不再商量商量?王昭明反问他,商量是什么意思?苏安世登时大惧,道理很简单,他是太常博士,代表宰相来的,王昭明是内侍官,代表皇上来的。宰相和皇帝孰轻孰重,还是能够掂量明白的。王昭明这招狐假虎威直接灭了他的气焰。苏安世不吱声了,怎么处理您来决定吧!您是皇帝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啊!宰相毕竟是“二把手”,说不定哪天被弹劾下岗,开工资的老大只有一个。最后张氏与欧阳修“通奸案”处理结果为纯属子虚乌有,以欧阳修利用张氏钱财买田地房产为弹劾理由。这完全不算是理由,等于摆平了。

    “通奸案”属于官员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官员进攻的最佳利器。人活着谁没有个七情六欲,可是没有办法,官员乃朝廷的形象代表,一言一行不单单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它影响到官员自身乃至官员背后的利益圈。

    王昭明处理得极其巧妙,一石三鸟,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

    王昭明与欧阳修有旧,两人关系还成。当时欧阳修下地方的时候向皇帝申请“无内侍同行,臣实耻之”。宋代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朝廷重要的大员下地方工作,甭管什么原因,有内侍官同行,表示皇帝重视,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欧阳修带着怨气走的,宋仁宗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同意了他的请求,派王昭明把他送到地方。欧阳修与王昭明很对劲儿,一路上建立了短暂而亲密的驴友关系,从这方面讲王昭明势必要维护欧阳修的道德尊严。其次,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相权。皇帝最不愿意见到宰相之间同心戮力,皇帝的代言人有必要在众相之间制造点儿小矛盾,致使他们的“联合”没那么紧密。再次,王昭明得为他的主子考虑,宋仁宗正在想着怎么安抚欧阳修下地方的特别情绪,忽然有了这么个事儿,王昭明及时摆平,间接地帮助皇帝稳定了欧阳修,一面结交了欧阳修,一面维护了主子的尊严。如果“通奸案”成立,骂欧阳修无所谓,下面官员指不定怎么骂皇帝。当年你夸奖欧阳修敢说话,还赐予了礼物,结果你赞许的人这副男盗女娼的德行,你瞎啊!

    看得出来,官场老油子王昭明对该事件的处理迅速、及时、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唯一得罪了那名宰相及太常博士苏安世。不过没关系,他们拿内侍省没辙,投鼠忌器,中书宰相与皇帝管理天下大事,内侍省伺候皇帝饮食起居,一个管政务,一个管生活,就时间而论,皇帝与内侍省的太监们在一起较长,单凭这一点,宰相就拿内侍官毫无办法。何况内侍官人人巴结尚且来不及,谁闲着没事去得罪他们。纵然宋代宦官不及明朝那么猖獗,但他们也是官场中一支可怕的力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神宗熙宁年间,欧阳修再次遭遇了“通奸案”,这回是与他儿媳妇吴春燕。

    欧阳修第二次遭到道德攻击是在濮议之争后,宋英宗已驾崩,宋神宗即位。《宋史》对宋英宗的评价很高,面对仁宗以来北宋社会积弊状态有改革之魄力,可惜仅仅干了四载,英年早逝。濮议之争是官场中的一次大洗牌,每次大范围政治运动有一部人受益,必然有一部分人失意,有人欢喜有人愁。濮议之争过程中,欧阳修与韩琦、蒋之奇等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最后他们的看法得到了曹太后的支持,赢得了短暂的胜利。欧阳修在此事件中力争,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翻身仗。没过多久,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晋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濮议之争虽然过去了,余波仍在。按照官场规律,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会简简单单地偃旗息鼓,官员们通常判断形势,后发制人。

    攻击欧阳修的人恰恰是他举荐提拔的蒋之奇,因为之前蒋之奇与欧阳修等人站在了同一战线,濮议之争结束后,欧阳修举荐蒋之奇做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为什么要攻击欧阳修?原因很简单,他判断到了失败的那一方要发起反击,那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他很可能在这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光荣“牺牲”,所以蒋之奇见风使舵,率先发起反击,以示与欧阳修划清界限。大家算来想去唯一能够进攻的只有欧阳修,宰相韩琦两朝元老,根正苗红,威望很高,谁也动不了。欧阳修没什么背景,与他交游的那些文坛名家走的走,死的死,构不成严重的威胁,充其量吼两声。再加上欧阳修做了半辈子的谏官,经常骂人,朝野里仇人一大堆,阴他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在吕诲等人的暗示下上疏弹劾欧阳修“私从子妇”,与他儿媳妇吴春燕通奸(《涑水纪闻》)。这里面还有个利益纠葛,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了三司盐铁司副使吴充的女儿,所以弹劾欧阳修势必牵连到吴充,来了招一石二鸟,一箭双雕,要么不整,要整两人全拿下,可见反扑的力量之强大。从陈执中、宋庠两位老宰相因为后院起火受到牵连罢相,能够看得出来宋代官员懂得如何利用道德为自己积累资本,同样也懂得如何利用道德作为进攻武器。宰相为百官之长,必须垂范百官,以身作则,维护和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帝国副宰相有道德污点绝非小事一桩,关乎到帝国的颜面及利益链。这么一搞,无疑搞得欧阳修灰头土脸的。无中生有最厉害之处在于如同一枚炸弹掉进敌营,没事儿也能弄出响。如果欧阳修被干掉,亲家吴充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欧阳修、吴充老哥俩三次上子,强烈要求宋神宗追查到底,还他们一身清白。

    事情一出来,牵扯到了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先是以蒋之奇为马前卒的濮议之争失败的一方,也就是吕诲、彭思永、司马光一派;其次,欧阳修、吴充受害方;再次,帝国最高领导宋神宗。宋神宗时年二十岁,刚刚接班上位,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并非十分稳固。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他在朝廷中的威望。从他这里来看,这件事已不单单是欧阳修的道德的问题,而是朝臣给新皇帝来了一个下马威。蒋之奇言之凿凿,有御史中丞彭思永做证,导致了这个问题进一步的麻烦。欧阳修一方激烈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老板出来裁夺。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妥协,要么追查到底。妥协了吕诲、司马光一派,只有牺牲掉欧阳修的利益,但这并不等于朝臣从心里接受了宋神宗。如果宋神宗稀里糊涂地处理欧阳修,日后事情真相浮出水面,欧阳修没这事儿,满朝文武怎么看你?你的脸往哪儿放?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处理不明白,大宋帝国由你来执政,谁能放心得下?如果保住欧阳修,势必得罪吕诲、司马光一方的官员,那将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怎么选择都是个两难的问题。

    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认为,欧阳修极其注重名节,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为官一辈子,一大把年纪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在文坛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宋神宗综合了各方意见,秉公处理,当面质问蒋之奇,叫他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蒋之奇不清楚,只好说他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再问彭思永,他只得承认是道听途说。宋帝国的监察大员,听说了副宰相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竟然拿来进攻政敌,只能对他们表示遗憾了。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保举该官员升官。这一不耻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铁证如山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其实没多大事儿,只是中书宰执要看一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欧阳修就这脾气,没办法。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这就给濮议之争失败的那些政敌们提供了良好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正好要与欧阳修划清界线,就决然地反咬了一口。

    宋神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接下来很好处理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蒋之奇、彭思永利用道德作为进攻武器,宋神宗同样也利用道德进行反击。彭思永身为御史中丞公然污蔑副宰相,蒋之奇作为殿中侍御史,还是欧阳修提拔起来的,有严重的以德报怨的道德缺失。处理结果,彭思永、蒋之奇免职,赶出京师,贬为地方官员。朝廷还欧阳修、吴充清白。宋代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大致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第三是最严重的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欧阳修经过这么一折腾,年岁也大了,精力不够旺盛,没心思做官,几次上疏请求外调工作。宋神宗批复,所请宜不允。欧阳修感觉到他虽然再一次赢得了胜利,但今后在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宋代官员栽赃有一套,在没有视频、图片的技术支持下,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蒋之奇、彭思永失败了,他们两人在利用道德的时候,未曾想到丢官是道德的反扑,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再次出现。大家在道德上绕来绕去,你利用它进攻,我利用它防守,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干掉政敌,使其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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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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