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幼年丧父，母亲一手把他带大。从小家里贫寒，“以荻画地”，买不起笔墨纸砚，母亲拿着芦苇在地上写字，教他文化知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欧阳修不负众望，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状元，时年欧阳修二十三岁，历任馆阁校勘、右正言、知制诰等。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中“宋六家”之首，十岁时读了《昌黎先生文集》六卷，韩愈的文风对他影响很大。后欧阳修以文章闻名天下，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坛领袖，与范仲淹、梅尧臣、尹洙、曾巩等文坛巨擘关系密切。因欧阳修多年担任谏官的工作关系，朝廷里只有他骂别人的份儿，还没有人敢骂他。很简单，并非欧阳修有多么可怕，骂人得动笔，论写文章骂人也只有苏辙是他的对手，但欧阳修干革命时，苏辙还在四川眉山和泥玩儿呢！此外，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背后有个文官士大夫组成的圈子。文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很脆弱，有时候也很结实，尤其哲学思想学派，几乎坚不可摧，如同钢铁战士一般，这是文人的一种崇高纯粹的精神。欧阳修像武林盟主似的，有着一呼百应的能力，谁要想动他，必须要考虑文坛圈子的利益关系。大环境下，欧阳修一生仕途相对平坦，两次丢官是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那不是欧阳修所能左右的。这两次丢官竟然是同样的理由，道德问题，简单地说是生活作风问题。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参加了庆历新政。其时朝廷组织关系为宰相吕夷简致仕，范仲淹、贾昌朝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庆历新政“三巨头”确定，欧阳修、王素、余靖、石介、蔡襄等跟着跑龙套，组成了仁宗时的改革领导班子。庆历新政仅仅实行了一年零四个月，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击，关键时刻范仲淹、富弼见情况不妙，撂挑子辞职不干了，先后离开中央下了地方工作，欧阳修为他们鸣不平，上疏抗辩。这事儿弄得宋仁宗挺上火，本来想进行改革，匡扶偏离轨道的大宋帝国，未曾想到庆历新政变成了各方政治利益角逐的擂台。
欧阳修是谏官出身，《宋史》载“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天不怕地不怕的爷，为官多年却对官场的斗争旋涡缺乏准确的判断。当时保守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没长脑袋的欧阳修写下了千古名篇《朋党论》，往上一送，来了一招“此地无银三百两”，变相承认了“朋党”。这篇文章被后世收入中，欧阳修论，对国家有危害的“朋党”是有分别的，有君子朋党和小人朋党之分，君子以义结，小人以利结。能提出此等标新立异的观点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在宋之前尚有东汉党锢之乱、唐代牛李党争等鲜血淋漓的例子。领导最害怕下面的人拉帮结派架空自己，最忌讳这事儿。欧阳修大嘴巴，谏官全这副德行，论事切直，见了谁都跟仇人似的，虽然“帝独奖其敢言”，但人家拿领导最忌讳的事儿进攻，你非但不避嫌消停点儿，反而大张旗鼓地往枪口上撞，拿出泼妇骂街的态度往那儿一戳，大义凛然地说，我们是君子，不怕你们说我们拉帮结派，你来整死我啊？整死倒不至于，但他们会整残你。
宋仁宗本想硬一把，哪知道范仲淹关键时刻痿了。领导为了平衡利益关系，只有废掉新法，将他们先后踢出群。走了两个巨头，其他跑龙套的见形势也该消停眯着了，偏偏谏官欧阳修一老愤青，看不惯的就说，他抗辩的子引经据典，逻辑严密，找不到驳倒他的理由，别人也不具备那个能力。宋仁宗无奈之下，把主动撞枪口上的欧阳修以右正言头衔出任河北转运按察使。临走时候，宋仁宗说，不要以为在地方久居，有什么合理化意见该说得说。欧阳修挺不服气，就说在外任职，提意见不在我工作范围内，越职有罪。宋仁宗安慰他的情绪，别那样，不可以中外为辞，该提得提。谏官蔡襄、孙甫奏请留欧阳修在中央任职，宋仁宗没答应，这种情况下只好去地方避避风头吧！欧阳修带着愤恨不平离开了京城，正在节骨眼上，家里着火了。
《宋史》评价欧阳修“风节自持”，非常遵守道德规矩的一名士大夫，从他身上寻找道德污点几乎不可能，但这种不可能变成了两次可能。欧阳修下地方工作期间，保守派紧盯着，正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历新政的几位关键人物都是文坛的名人，他们自己挖了个坟墓，保守派埋了几把土。欧阳修不在京城，可他的家人在，不久后开封府上报了一件通奸案。宋代关于通奸的处罚不如明清那么严苛，《宋刑统》载：“（诸色犯奸）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部曲、杂户、官户奸良人者，各加一等。即奸官、私婢者，杖九十，奴奸婢亦同。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司法处罚的基准是要么劳动改造一年半至两年，要么揍一百杀威棒。同时宋代还规定了，夜入人家的，可以按照盗贼律论处，“登时许杀”。私闯民宅的直接干掉，主人不用负法律责任。有期徒刑两年的处罚，从司法角度来看通奸罪不算什么大罪过，但影响极其恶劣。我们的道德传统里面通奸是绝对不允许的，公认的龌龊事，只是后来的程颐把它上纲上线，提到了理学理论的制高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犯罪嫌疑人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打小在欧阳修家长大，开笈之年嫁给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晟。感情是笔糊涂账，先是欧阳晟的一个小妾与跑船的通奸，被张氏逮个正着。张氏为了执行家法，欲笞之，不知道这名小妾施展了什么绝学，将张氏拉下了水，张氏也与那个跑船的通奸，其后一发不可收拾，又与欧阳晟仆人陈谏勾搭一处。小事情通常能够折射出很多潜规则，譬如这件事。小妾为了避免正妻对她的处罚，求她无济于事，送礼那更没什么用，唯一的方法只有抹黑她，双方组成共同利益链条，然后荣辱与共，这条潜规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很多英雄好汉并非“逼上梁山”，更多的是遭栽赃陷害，譬如“霹雳火”秦明，中了宋江的计策，杀人放火抢劫的罪名栽赃给了他，抹得与梁山贼寇一样黑，不得不在梁山落草为寇。前文已叙述过的文彦博在蜀地大搞娱乐活动，对付御史何从圣用的同样是这招。
张氏胆大心不细，在一次幽会过程中很不凑巧地被开封府巡逻的逮住了，关押在开封府右军巡院。民谚常说“没事儿别惹事儿，惹了事儿别怕事儿”，告诫我们一个处世真理，现实中很多能惹事儿的人通常怕事儿。麻烦突然来了，顿时慌作一团，思维混乱，为求自保，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干得出来。张氏犯了上述毛病，怕得要命，不知道怎么想的供出了另一件“通奸案”。张氏供认她在未出嫁时曾与舅舅欧阳修有染，《默记》记载张氏的供词“多丑异”，葡萄木耳什么难听说什么。新闻极具爆炸性，顿时全国震惊了。在地方工作的欧阳修傻了眼，本来对领导的处理带着些许情绪，现如今草木皆兵。张氏彻底乱了分寸，为求自保不择手段，就没想过她的一番供词会给舅舅带来多大的伤害。
宰相听到此事非常震怒，朝廷大员与外甥女通奸，什么世道？官员作风必须加以严厉整治，宰相就派主管朝廷风气礼仪的太常寺太常博士苏安世前往核查。太常博士是抓礼仪风气的，死人都得“祭”下，何况活人。当时陈执中、贾昌朝为相。欧阳修谏官出身，好骂人，骂过贾昌朝，对他有句经典的评价，记载在《续资治通鉴》中：“禀性回邪，热心倾险，能文饰奸言，好为阴谋，以陷害良士。”骂贾昌朝这人人品不咋地，好背后鼓捣人。欧阳修评价中肯，几年之后的“六塔河之狱”，贾昌朝就阴了一把文彦博。可以判断出太常博士苏安世是贾昌朝派去的，然而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就给案件增加了监察的空间。另一位宰相陈执中为人公正廉洁，可能是他派了内侍王昭明前去核查，于是两股力量发生了冲突。这里面有个考量，欧阳修乃朝廷大员，谈不上重臣，那也算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国11世纪文坛的杰出领袖。上疏建言，除了欧阳修可能就是司马光了，这两个人在皇帝面前的出镜率极高。此事如何处理？没必要先惊动大老板，派皇帝身边的内侍官做代表，皇权与相权私下里最好达成一致。如果双方针锋相对，最后球只能踢到宋仁宗面前，请他裁夺。这么点小事儿处理不好，要宰相何用？
苏安世的意思是要维持原供词，上峰说要抓典型，欧阳修倒霉没办法，上峰交代之事务必要办得符合上峰的意思，要不然不好交差。上峰给你面授机宜，让你往甲的方向办，结果弄个乙的处理结果回来，那就不必盯着提干的名单了，保准没你啥事。王昭明直接否定了他的意思，说你这么办无非要迎合宰相，加以大恶，要知道我在官家左右，经常提起欧阳修。苏安世明白，内侍省官员是伺候皇帝的，不好惹，也惹不起，说两句坏话就让你受不了。苏安世服软说，要不再商量商量？王昭明反问他，商量是什么意思？苏安世登时大惧，道理很简单，他是太常博士，代表宰相来的，王昭明是内侍官，代表皇上来的。宰相和皇帝孰轻孰重，还是能够掂量明白的。王昭明这招狐假虎威直接灭了他的气焰。苏安世不吱声了，怎么处理您来决定吧！您是皇帝的代表，谁能惹得起啊！宰相毕竟是“二把手”，说不定哪天被弹劾下岗，开工资的老大只有一个。最后张氏与欧阳修“通奸案”处理结果为纯属子虚乌有，以欧阳修利用张氏钱财买田地房产为弹劾理由。这完全不算是理由，等于摆平了。
“通奸案”属于官员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官员进攻的最佳利器。人活着谁没有个七情六欲，可是没有办法，官员乃朝廷的形象代表，一言一行不单单是个人的意志行为，它影响到官员自身乃至官员背后的利益圈。
王昭明处理得极其巧妙，一石三鸟，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
王昭明与欧阳修有旧，两人关系还成。当时欧阳修下地方的时候向皇帝申请“无内侍同行，臣实耻之”。宋代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朝廷重要的大员下地方工作，甭管什么原因，有内侍官同行，表示皇帝重视，是一种身份和荣耀的象征。欧阳修带着怨气走的，宋仁宗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同意了他的请求，派王昭明把他送到地方。欧阳修与王昭明很对劲儿，一路上建立了短暂而亲密的驴友关系，从这方面讲王昭明势必要维护欧阳修的道德尊严。其次，宋代加强中央集权，削弱相权。皇帝最不愿意见到宰相之间同心戮力，皇帝的代言人有必要在众相之间制造点儿小矛盾，致使他们的“联合”没那么紧密。再次，王昭明得为他的主子考虑，宋仁宗正在想着怎么安抚欧阳修下地方的特别情绪，忽然有了这么个事儿，王昭明及时摆平，间接地帮助皇帝稳定了欧阳修，一面结交了欧阳修，一面维护了主子的尊严。如果“通奸案”成立，骂欧阳修无所谓，下面官员指不定怎么骂皇帝。当年你夸奖欧阳修敢说话，还赐予了礼物，结果你赞许的人这副男盗女娼的德行，你瞎啊！
看得出来，官场老油子王昭明对该事件的处理迅速、及时、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唯一得罪了那名宰相及太常博士苏安世。不过没关系，他们拿内侍省没辙，投鼠忌器，中书宰相与皇帝管理天下大事，内侍省伺候皇帝饮食起居，一个管政务，一个管生活，就时间而论，皇帝与内侍省的太监们在一起较长，单凭这一点，宰相就拿内侍官毫无办法。何况内侍官人人巴结尚且来不及，谁闲着没事去得罪他们。纵然宋代宦官不及明朝那么猖獗，但他们也是官场中一支可怕的力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到了神宗熙宁年间，欧阳修再次遭遇了“通奸案”，这回是与他儿媳妇吴春燕。
欧阳修第二次遭到道德攻击是在濮议之争后，宋英宗已驾崩，宋神宗即位。《宋史》对宋英宗的评价很高，面对仁宗以来北宋社会积弊状态有改革之魄力，可惜仅仅干了四载，英年早逝。濮议之争是官场中的一次大洗牌，每次大范围政治运动有一部人受益，必然有一部分人失意，有人欢喜有人愁。濮议之争过程中，欧阳修与韩琦、蒋之奇等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最后他们的看法得到了曹太后的支持，赢得了短暂的胜利。欧阳修在此事件中力争，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打了一次以少胜多的翻身仗。没过多久，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宰执，晋身中央最高权力决策层。濮议之争虽然过去了，余波仍在。按照官场规律，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斗争不会简简单单地偃旗息鼓，官员们通常判断形势，后发制人。
攻击欧阳修的人恰恰是他举荐提拔的蒋之奇，因为之前蒋之奇与欧阳修等人站在了同一战线，濮议之争结束后，欧阳修举荐蒋之奇做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为什么要攻击欧阳修？原因很简单，他判断到了失败的那一方要发起反击，那是非常强大的力量，他很可能在这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光荣“牺牲”，所以蒋之奇见风使舵，率先发起反击，以示与欧阳修划清界限。大家算来想去唯一能够进攻的只有欧阳修，宰相韩琦两朝元老，根正苗红，威望很高，谁也动不了。欧阳修没什么背景，与他交游的那些文坛名家走的走，死的死，构不成严重的威胁，充其量吼两声。再加上欧阳修做了半辈子的谏官，经常骂人，朝野里仇人一大堆，阴他成功的可能性较大。
殿中侍御史蒋之奇在吕诲等人的暗示下上疏弹劾欧阳修“私从子妇”，与他儿媳妇吴春燕通奸（《涑水纪闻》）。这里面还有个利益纠葛，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娶了三司盐铁司副使吴充的女儿，所以弹劾欧阳修势必牵连到吴充，来了招一石二鸟，一箭双雕，要么不整，要整两人全拿下，可见反扑的力量之强大。从陈执中、宋庠两位老宰相因为后院起火受到牵连罢相，能够看得出来宋代官员懂得如何利用道德为自己积累资本，同样也懂得如何利用道德作为进攻武器。宰相为百官之长，必须垂范百官，以身作则，维护和树立良好的道德形象。帝国副宰相有道德污点绝非小事一桩，关乎到帝国的颜面及利益链。这么一搞，无疑搞得欧阳修灰头土脸的。无中生有最厉害之处在于如同一枚炸弹掉进敌营，没事儿也能弄出响。如果欧阳修被干掉，亲家吴充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欧阳修、吴充老哥俩三次上子，强烈要求宋神宗追查到底，还他们一身清白。
事情一出来，牵扯到了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先是以蒋之奇为马前卒的濮议之争失败的一方，也就是吕诲、彭思永、司马光一派；其次，欧阳修、吴充受害方；再次，帝国最高领导宋神宗。宋神宗时年二十岁，刚刚接班上位，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并非十分稳固。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他在朝廷中的威望。从他这里来看，这件事已不单单是欧阳修的道德的问题，而是朝臣给新皇帝来了一个下马威。蒋之奇言之凿凿，有御史中丞彭思永做证，导致了这个问题进一步的麻烦。欧阳修一方激烈反对，并且强烈抗议，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需要老板出来裁夺。摆在宋神宗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妥协，要么追查到底。妥协了吕诲、司马光一派，只有牺牲掉欧阳修的利益，但这并不等于朝臣从心里接受了宋神宗。如果宋神宗稀里糊涂地处理欧阳修，日后事情真相浮出水面，欧阳修没这事儿，满朝文武怎么看你？你的脸往哪儿放？这么简单的事儿都处理不明白，大宋帝国由你来执政，谁能放心得下？如果保住欧阳修，势必得罪吕诲、司马光一方的官员，那将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怎么选择都是个两难的问题。
宋神宗征求了朝中大臣们的意见，天章阁待制孙思恭认为，欧阳修极其注重名节，与儿媳妇有染纯属无稽之谈。为官一辈子，一大把年纪了，人老了特别注重名节，尤其像欧阳修这种在文坛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不可能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宋神宗综合了各方意见，秉公处理，当面质问蒋之奇，叫他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蒋之奇不清楚，只好说他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再问彭思永，他只得承认是道听途说。宋帝国的监察大员，听说了副宰相捕风捉影的花边新闻，竟然拿来进攻政敌，只能对他们表示遗憾了。
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小舅子薛良孺。薛良孺收受某官员贿赂，在朝中保举该官员升官。这一不耻的行径被朝中大臣弹劾，铁证如山下，薛良孺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处罚。其实没多大事儿，只是中书宰执要看一下欧阳修的态度。一句话的事儿，只要欧阳修说话了，文坛领袖的面子大家还是会给的。哪知道欧阳修来了个大义灭亲，称不能因为裙带关系使薛良孺逃避处罚。宰执们满足了他的愿望，薛良孺被免职。欧阳修就这脾气，没办法。薛良孺越想越气，到底是不是亲姐夫，没见过这么办事儿的。不帮忙也就罢了，居然落井下石。愤恨当头的薛良孺丧失了理智，直接捏造欧阳修与儿媳妇有染的谣言，散布于市。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副宰相欧阳修的花边新闻闹得满城风雨。这就给濮议之争失败的那些政敌们提供了良好的借口，集贤院校理刘瑾与欧阳修政见不合多有摩擦，刘瑾有意无意地在监察御史官员面前散布欧阳修的新闻，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后，就把谣言告诉了殿中侍御史蒋之奇。蒋之奇正好要与欧阳修划清界线，就决然地反咬了一口。
宋神宗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接下来很好处理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蒋之奇、彭思永利用道德作为进攻武器，宋神宗同样也利用道德进行反击。彭思永身为御史中丞公然污蔑副宰相，蒋之奇作为殿中侍御史，还是欧阳修提拔起来的，有严重的以德报怨的道德缺失。处理结果，彭思永、蒋之奇免职，赶出京师，贬为地方官员。朝廷还欧阳修、吴充清白。宋代有“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的祖制，对犯错误的官员大致有三种处理方式：第一是贬谪，譬如蒋之奇属于贬谪降职处理，错误程度算轻微的，严重的削职为民，剥夺政治权利。第二是编管，即编录名集进行管制，相当于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反省。适用于犯了大错误但罪不至死的政治犯，朝廷把这部分官员在编管地点统一管理，限制人身自由。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朝野进入仕途？一看反省的态度，二是祈祷皇帝赶紧驾崩，新君登基大赦天下，态度好点的估计有戏。第三是最严重的流放，被流放的官员并非犯了弥天大罪，而是政治集团斗争的必然结果，譬如文坛巨星苏轼晚年被流放岭南。
欧阳修经过这么一折腾，年岁也大了，精力不够旺盛，没心思做官，几次上疏请求外调工作。宋神宗批复，所请宜不允。欧阳修感觉到他虽然再一次赢得了胜利，但今后在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宋代官员栽赃有一套，在没有视频、图片的技术支持下，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蒋之奇、彭思永失败了，他们两人在利用道德的时候，未曾想到丢官是道德的反扑，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再次出现。大家在道德上绕来绕去，你利用它进攻，我利用它防守，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干掉政敌，使其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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