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康斯坦京，你知道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跟谁同车吗？”陶丽给孩子们分好黄瓜和蜂蜜，说。“跟伏伦斯基！他到塞尔维亚去了。”

    “他不光是自己去，还出钱带一个骑兵连去！”卡塔瓦索夫说。

    “这倒像他的为人。”列文说。“难道一直还有志愿兵出去吗？”他瞧了一眼柯兹尼雪夫，加上说。

    柯兹尼雪夫没有回答，用一把钝刀小心翼翼地从盛有一个楔形白蜂窝和蜜汁的碗里挑出一只活蜂。

    “可不是！您没看到昨天车站上那个场面呢！”卡塔瓦索夫咔咔地吃着黄瓜，说。

    “哦，怎么回事？看在基督分上，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给我讲讲：这些志愿兵都到哪儿去？他们同谁打仗啊？”老公爵问，显然是继续刚才列文不在时开了头的谈话。

    “同土耳其人打仗。”柯兹尼雪夫把那只拼命挣扎的被蜜浸得发黑的蜂挑出来，放在一张坚实的白杨树叶上，这才定下心来笑着回答。

    “那么，究竟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的？是伊凡·伊凡诺奇·果佐夫和李迪雅伯爵夫人以及施塔尔夫人吗？”

    “谁也没有宣过战，但大家同情兄弟民族的苦难，愿意支援他们。”柯兹尼雪夫说。

    “公爵说的不是支援，”列文帮岳父说话了，“他说的是打仗。公爵说，个人不得到政府许可是不能参战的。”

    “康斯坦京，当心哪，这里有一只蜜蜂！真的，它要蜇我们了！”陶丽挥开一只黄蜂说。

    “这不是蜜蜂，这是黄蜂。”列文说。

    “嗯，嗯，那么照您的理论又该怎样呢？”卡塔瓦索夫笑嘻嘻地问列文说，显然想引他争论。“为什么个人就没有权利呢？”

    “我认为：一方面，战争是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任何个人，更不用说——个基督徒了，不能承担发动战争的责任，只有政府才能担负这种责任，它也无法避免卷入战争。另一方面，按照科学和常识来说，在国家大事上，特别是在战争这种事上，公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意志。”

    柯兹尼雪夫和卡塔瓦索夫同时用想好的道理反驳他。

    “对了，问题就在这里，老弟，有时政府不能执行公民的意志，社会就起来表示态度。”卡塔瓦索夫说。

    不过，柯兹尼雪夫显然不赞成这种反驳。他听到卡塔瓦索夫的话，皱起眉头，说出不同的意见：“可不能这样提问题，这里谈不上什么宣战不宣战，只不过表现人情，表现基督徒的感情罢了。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遭屠杀。唉，即使不是骨肉同胞和同教弟兄，而只是一般的儿童、妇女和老人，也不能见死不救哇。一旦动了公愤，俄罗斯人就会赶去制止暴行。譬如说，你走在街上，看见醉汉殴打妇女或孩子，我想你一定不会问有没有向这人宣过战，就会向他冲过去，保护受欺负的人。”

    “但我不会把他打死。”列文说。

    “不，你会把他打死的。”

    “我说不上来。要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可能感情用事，但事先我可不敢说。遇到斯拉夫人受压迫，那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情冲动了。”

    “也许你没有。别人可是有的，”柯兹尼雪夫不满意地皱着眉头说。“民间还流传着正教徒受‘渎神的伊斯兰教徒’压迫的传说。人民听到骨肉同胞受苦难，就会起来说话。”

    “也许是这样，”列文含糊地回答，“可我没有看到；我自己也是人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层。”

    “我也没有，”老公爵回答，“我住在国外，看看报纸，老实说，在保加利亚惨案以前，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俄罗斯人忽然都那么热爱起他们的斯拉夫弟兄来，可我对他们却毫无感情？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想到我这人是个怪物呢，还是卡尔斯巴德矿泉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但一回来，我就放心了；我看到，只关心俄罗斯，不关心斯拉夫弟兄的，不止我一人，还有别的人。瞧，康斯坦京就是一个。”

    “这里个人意见无足轻重，”柯兹尼雪夫说，“当全体俄罗斯人民表示态度的时候，个人意见就不足道了。”

    “对不起，这一点我可看不出来。人民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老公爵说。

    “不，爸爸……怎么不知道？礼拜天教堂里不是讲过吗？”陶丽听着他们谈话，插嘴说。“请你给我一块手巾，”她笑眯眯地望着孩子们，对老头儿说，“也不可能人人都……”

    “礼拜天教堂里有些什么呢？牧师奉命宣读，他就读了。他们可什么也不明白，只是叹气，就像平时传道一样，”老公爵又说，“后来说，教堂为了拯救灵魂要募捐了，每人就掏出一个戈比献上去。至于做什么用，他们就不知道了。”

    “人民不可能不知道；人民对自己的命运总是关心的，现在这种时候就表现出来了。”柯兹尼雪夫打量着养蜂老头，肯定地说。

    这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子老头儿，长着花白大胡子和一头银发，手里拿着一杯蜂蜜，一动不动地站着，亲切而安详地俯视着老爷们，显然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不想明白。

    “确实就是这样。”他听了柯兹尼雪夫的话，煞有介事地摇摇头说。

    “咳，您问问他好了。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列文说。“米哈伊雷奇，你听说打仗的事了吗？”列文问他，“你说说，教堂里念过什么了？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应该为基督徒打仗吗？”

    “我们有什么可想的？皇上阿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在替我们考虑，样样事情他都会替我们考虑的。他比我们看得清楚。要再拿点面包来吗？再给这娃娃一点吗？”他指指吃完面包皮的格里沙，问陶丽。

    “我不需要问，”柯兹尼雪夫说，“我们看到过，我现在也看到，成千上万人牺牲一切，为正义的事业出力，他们从俄国四面八方来，明确表示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他们捐出钱来，或者亲自出发，直率地说出为了什么。这到底表明什么呢？”

    “这表明，照我看，”列文开始有点激动，说，“在八千万人民中总会有几百个，甚至像现在这样几万个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亡命之徒，他们随时准备投奔普加乔夫一伙，奔往基发，奔往塞尔维亚……”

    “我对你说，不是千百个亡命之徒，是最优秀的人民代表！”柯兹尼雪夫十分激动地说，仿佛在保护最后一点财产。“还有捐款呢？这可直接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啊。”

    “‘人民’这个词的含义太笼统了，”列文说，“乡下文书，学校教师，再加上千分之一的农民，也许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至于其余八千万人，像米哈伊雷奇那样，不仅没有表示他们的意志，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要表态。那么，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说这是人民的意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