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莱莉的父亲找了关系才让我保住了工作。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被算成病假和带薪假期，所以我跑到赌城鬼混了一个月居然还有钱拿。但当我回去时，我的上司——那位陆军正规军少将——有些不爽。我并不担心这一点，如果你在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公务员系统里，既没有野心也不在乎偶尔被羞辱的话，你的上司就拿你毫无办法。

    我的工作是陆军预备役部队的普通六级行政助理。这些部队每周只集训一次，所以我负责分配给我的三个小队所有的行政工作。这活儿很容易，我一共要负责六百个人，出他们的工资单，用油印机印刷他们的指导手册，所有这些烂事。我还得复查预备役人事处针对这些小队的行政工作。他们负责编写会议的晨间报告、发出升职命令、安排任务。所有这些其实没有听上去那么麻烦，只有这些小队去夏季训练营的两周我会很忙。

    我们的办公室很和睦，还有另一个平民在这里工作，他叫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也是个行政人员，负责一个预备役部队。弗兰克用完美的逻辑说服了我犯罪。我跟他一起工作两年，却一直不知道他在接受贿赂，直到从赌城回来后我才发现。

    美国陆军预备役部队是一块大肥肉。一周只来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你就能得到一整天的薪水，军官能拿到超过二十美元，一个服役时间长的高等士兵能拿到十美元，还有权领取退休金。在那两个小时里，你只需要听指令或一边看电影一边打瞌睡。

    大多数平民行政人员都加入了陆军预备役，除了我。我的魔法帽占卜出了个极罕见的可能性：也许还会有另一场战争，而预备役将会是第一批被征召入正规军中的。

    人人都觉得我疯了，弗兰克·阿尔柯求我加入。二战时我当了三年列兵，但他告诉我，基于我当陆军分队行政人员的平民经历，他能让我升职成为军士长。那样我会很开心——完成我的爱国职责，赚到双倍的钱。但我痛恨又得服从军令——即使每周只有两小时，再加上夏天的两周。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我得听从上级的指导，但军令和指导的区别太大了。

    每次我看到报纸赞扬我们祖国那训练有素的预备役时，我都会摇头。超过一百万的男人们都在鬼混。我好奇他们为什么还没取缔这整件事。但很多小镇都靠陆军预备役的工资来支撑他们的经济，很多在州立法会和议会中的政客都是级别非常高的预备役军官，靠这个赚了不少钱。

    然后，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虽然只短暂地改变了一段时间，但它在经济和心理上都令我的人生变得更好。我成了一个罪犯，多谢美国的军事结构。

    在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不久，美国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如果参加刚通过立法的六个月现役项目，就会让他们赚到一年半的自由。一个达到征兵条件的年轻人只要进入陆军预备役现役项目，在美国完成六个月的正规军任务，那之后，他在陆军预备役里再待上五年半就够了，那五年半里只需要每周参加一次两小时的会议，加上在夏令营里服两周现役。如果他被征召，就得服整整两年的现役，说不定还得去朝鲜。

    但陆军预备役的名额只有那么多，每个名额都有上百个孩子申请，华盛顿那边又有高效的限额体系。我负责的小队每月有三十个名额，先到先得。

    最终，我手上的名单有将近一千个名字，我一丝不苟地控制着名单，非常公平。我的上司们——那个正规军少将和一个负责所有小队的预备役中校——拥有官方的权威。有时他们会把一些人调到名单前面。当他们叫我这么做时，我从不抗议。我干吗要在乎？我正在写书，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只是为了拿到工资。

    事态变得紧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古巴和越南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这时，我注意到有点不对劲，一定是非常不对劲我才会注意到，因为我对我的工作和周遭环境完全不感兴趣。

    弗兰克·阿尔柯比我年长，结了婚，有两个孩子。我们的公务员等级一样，大家各自工作，他有他的小队，我有我的。我们赚一样的钱，大概每周一百美金。但他是自己预备役小队的军士长，所以每年多赚一千块。尽管如此，他却开着一辆新别克来上班，它停在附近一个停车场里，那里每天要花三块钱停车费。他下注赌所有的球类运动：橄榄球、篮球和棒球，我知道那要花多少钱，所以很好奇他到底是从哪里搞来那么多钱的。我开玩笑地问他，他眨了眨眼，说自己特别会挑球队。他要把庄家弄破产了。赌博是我的专长，他说的这些我很熟——所以知道那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有一天，他带我去第九大道一间不错的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梅林，你每个月为自己的小队招多少人？华盛顿给你几个名额？”

    “上个月是三十，”我说，“从二十五到四十不等，看我们失去了多少人。”

    “这些征召名额很值钱，”弗兰克说，“你可以好好赚上一笔。”

    我没答话，他继续。“每个月让我用你五个名额，”他说，“我每个名额给你一百块。”

    我没有动心。每月五百美元会让我的收入翻番，但我摇摇头叫他忘了这事儿。我就是这么有自尊。在我成年后的人生中，我还从未做过任何不诚实的事情，变成普通的受贿者完全是自降其格。不管怎样，我都是个艺术家，一个苦苦等待出名的伟大小说家。不诚实就意味着变成坏人，那样就会弄脏我自恋的自我形象。我妻子和孩子们在贫困的边缘挣扎也无所谓，我得晚上再打一份工才能糊口也无所谓。我是个正在诞生的英雄。但孩子们要花钱参加陆军这一点让我很不自在。

    弗兰克没有放弃。“你什么风险都不用冒，”他说，“那些名单可以伪造，没人有全部名单。你不用从那些孩子手上拿钱，也不用谈交易。那些都我来做，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征召他们，钱就从我手上转到你手上了。”

    如果他给我一百，他肯定能拿到两百。他自己征召的名额有十五个，按照两百一个人算，他一周能赚三千块。我没意识到的是，他自己不可能用掉全部名额——他队里的那些军官还有人要照顾，政治上的上级、众议员们、联邦参议员们都把孩子送过来以避免服现役。他们从弗兰克嘴边夺食，他为此很是气愤。每个月他只能卖五个名额。但每个月有一千块，还不用交税！不过，我还是拒绝了。

    人们能找出很多借口来变成骗子。我有某种自我形象，我是高尚的，永远不会撒谎或欺骗同胞，也永远不会为了钱坑蒙拐骗。我以为自己就跟我哥哥亚蒂一样。亚蒂是骨子里的诚实，他不可能变坏。他曾跟我讲过工作上所受的压力。作为联邦食品药品监督局的化学工程师，他负责检测新药，因此权力极大。他收入不错，但测试时他把许多其他检测员通过了的药品判为不合格。然后，大药厂的人找上他，告诉他他们有可以让他赚到大钱的职位，只要他能稍微通融一点，就能爬上更高的位置。亚蒂没理睬他们。最终，他否决过的一种药被他的上司批准，一年后那种药被召回并禁止再用，因为它有毒，有些病人甚至因此而死。整件事被报纸曝光，亚蒂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甚至还被提升到最高公务员级别。但有人告诉他，他再也别想升职了，而且永远不可能成为这一机构的领导者，因为他缺乏对这一工作政治必要性的理解。他不在乎，我为他自豪。

    我想高尚地生活，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很为自己的现实主义骄傲，所以并没有指望自己能做到完美，但当我做了什么差劲的事时，我并不会首肯它或自我欺骗。通常，我不会再做同样的差劲事。但我仍会对自己失望，因为人可能做出的差劲事千奇百怪，所以我的行为常会让自己都很意外。

    现在，我得让自己接受变成骗子这一点。我想成为高尚的人，只是因为我讲真话比说谎更舒服，无辜比有罪更让我放心。我已经想过了，这只是一个实用的而非浪漫的欲望。如果我当骗子和小偷更舒服，我也会那么做。所以我才会如此容忍那些做这种事的人。这是他们的工作，并不一定是道德选择。我宣称道德与这毫不相关，但我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本质上，我仍认为善良和邪恶是价值判断。

    如果要说实话，我总是在跟其他人竞争。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更好的人。当其他人为了钱不顾一切时，我会满意于自己不因金钱而贪婪。蔑视荣光，对女人诚实，选择做个无罪之人。不怀疑其他人的动机，几乎在所有事情上相信他们，那样会让我快乐。事实是，我从来都不相信自己。高尚是一回事，鲁莽是另一回事。

    一句话，我宁愿被背叛，也不愿背叛别人；我宁愿被欺骗，也不愿欺骗别人；只要我自己不是骗子，被人骗我也会开心接受；我宁愿被坑，也不愿成为坑人专家。我明白，这是我自己穿上的铠甲，并不真的值得尊敬。如果这个世界不能让我觉得愧疚，它就无法伤害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很不错，其他人看不起我又如何？当然，这不是总行得通。铠甲上有裂缝，我这么多年来也犯过几次错误。

    但是，但是，我感到，即使这个——虽然听上去如此自豪又正直——从某种搞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最低等的狡猾。我的道德感根基于一座冰冷的石基。很简单，生命中没有任何东西令我渴望到会腐蚀自己。我唯一想做的是创造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而不是声名、金钱或权力——至少那时我是这么以为的。简单说来，就是为了让人类更好。啊！在青春期时，我被罪恶感和毫无价值困扰着，我不抱任何希望地对抗着这个世界，却跌跌撞撞地碰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给了我力量，让我看到了所有人都拥有的脆弱的美——无论他们的外在看起来有多卑鄙。我永远都记得终于要放弃那本书的那天，把它还回孤儿院的图书馆，然后走进秋日的柠檬色阳光中。我感受到了某种恩泽。

    所以，我只想写本书，能让别人感受到我那天所感受到的。对于我而言，那就是最终极的权力体现，也是最纯粹的。当我发表了第一本小说时，那本我呕心沥血五年的书，那本我为了让它能发表又不在艺术性上妥协而受了许多苦的书，我读到的第一篇书评却说它肮脏、堕落，是一本绝不该被写出来，即使写出来也绝不该发表。

    那本书几乎没赚到钱，但得到了一些很不错的评价。大家一致认为，我创作了一部天才艺术品。的确，我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野心。有些人写给我的信几乎就是我可能会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但我发现，这些信件的安慰完全无法弥补经济上的失败带给我的挫折感。

    我还有个想法，要写一本真正伟大的小说，我的。但我的出版商不肯提前预支稿费，没有出版商肯。我停止写作，债务累积，我的家庭在贫困中挣扎。我的孩子们没有其他孩子拥有的东西，我的妻子——我的职责所在——却被剥夺了这个社会的所有物质享受，等等，等等。我必须得去拉斯维加斯。正因如此，我不能写作了。而现在，一切都变得明晰，想要变成我极度渴求的艺术家和好人，我只能先收一段时间贿赂。你真的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任何事。

    不过，弗兰克·阿尔柯仍然花了六个月才把我攻克，这还是他走了运。我对弗兰克很好奇，因为他是个完全的赌徒。当他给老婆买礼物时，总是买那些万一他现金不够用时能典当的东西。我特别爱的是他用支票账户的方式。

    周六，弗兰克出门给全家买东西，附近所有的生意人都认识他，并会兑现他的支票。在屠夫那儿，他买最好的小牛肉和普通牛肉，花上四十美金，然后给屠夫一张一百的支票，换回六十美金现钞。在杂货店和蔬菜贩子那里也一样，甚至是卖酒的。到了周六中午，他通过买东西，手头就有了两百美金找零，他把这些用在赌棒球上。他的支票账户上一分钱都没有，如果周六他把现金输掉了，就会找庄家赊账继续赌周日的比赛，押注翻番。如果他赢了，他就会周一一大早冲去银行给账户存钱。如果他输了，就由着支票跳票，然后在那一周里通过征召逃兵役的年轻人进六个月的项目来收受贿赂，以此填补缺口。

    弗兰克会带我去晚上的球类比赛，全由他出钱，甚至包括热狗。他是个天生就大方的人，当我试着付钱时，他总会推开我的手说出类似的话：“诚实的人可负担不起体育运动。”我跟他相处总是很开心，甚至在工作时也一样。午休时我们会小赌一把，我通常都会从他那儿赢来几块钱，倒不是我玩扑克比他好，只是他的脑子仍在体育比赛上转悠。

    人人都能为他们的道德沦丧找借口。事实是，当你准备道德沦丧时，你就会那么做。

    一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外面的大厅挤满了要报名陆军六个月项目的年轻人。事实上，整个武器库大楼都人满为患。所有八层楼里，所有的小队都在忙着招募。这栋武器库大楼是那种可以让几个营的人四处走动的老房子，不过现在每层楼有一半都被改装成了储藏间、教室和我们行政人员的办公室。

    我的第一个顾客是个小个子老人，带了个大概二十一岁的年轻孩子要应征。他的名字在我的名单上很靠后。

    “我很抱歉，我们至少要六个月后才会考虑你。”我说。

    老人湛蓝的眸子散发着权势和自信。“你最好去问问你的上级。”他说。

    那一刻，我看到我的上司——那个正规军少将——正透过玻璃隔断急切地朝我做着手势。我起身走进他办公室。少将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和二战，胸前挂满绶带，但他此刻紧张得满头大汗。

    “听着，”我说，“那老头告诉我该跟你谈谈，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排到名单最前面。我告诉他我不能那么做。”

    少将愤怒地说：“他想怎么样就照他说的做。那老头是国会议员。”

    “那名单怎么办？”我说。

    “操他妈的名单。”少将说。

    我回到自己桌边，国会议员和他年轻的继承人正坐着。我开始填征召表格，现在我认出了那孩子的名字，有一天他将会身家过亿。他的家族是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而他却在这里，报名参加六个月项目好免去服两整年的兵役。

    国会议员的表现堪称完美，他没有颐指气使，也没有炫耀他的权势逼迫我破坏规矩。他轻声说话，无比友好，恰到好处。你不得不钦佩他对付我的方式。他试着让我觉得自己是在帮他，还提到只要他能帮我任何事，我都应该打电话去他办公室。那孩子除了就他的征募表格回答问题外一言不发。

    但我就是有些不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利用权势和它导致的不公平并没有道德上的反对。只是他们迎面把我碾压成齑粉，而我什么都不能做。或者也许是因为那孩子已经他妈那么有钱了，凭什么就不能为这个完全没有亏待他家族的国家在陆军里贡献两年？

    所以我给他们使了个他们不可能注意到的绊子。我给那孩子加了条重要的MOS推荐，MOS指的是军事专长，他会受训学习这一陆军工种。我把他推荐给了我们小队里少数几个需要电子专长的岗位。这样做，我只想确保一旦有任何全国性的紧急事件，这个孩子将会第一批被征召。几率不大，但管它呢。

    少将走出来，带着那孩子宣誓，让他重复誓言，内容包括他不属于共产党或其任何分支。然后大家握了握手。那孩子一直控制着自己，直到他和国会议员开始往我办公室外面走，那孩子朝议员笑了笑。

    那是个孩子战胜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笑容，即便在孩子脸上，这样的笑容也会令人连连摇头，更不用说现在了。我明白，这个笑容并不能说明他是个坏孩子，但却瓦解了我对用MOS给他使绊子的内疚心。

    弗兰克·阿尔柯在房间另一边，守着他自己的桌子看到了整件事，他一点时间都没浪费。“你还要当多久笨蛋？”弗兰克问，“那议员从你口袋里抢走了一百块，谁知道他能从中得到多少。大概几千块。如果那孩子来找我们，我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榨出五百块。”他非常不屑一顾，这让我大笑起来。

    “啊，你根本没把这事情当真，”弗兰克说，“只要你听我的，就可以赚到一大笔，也可以解决很多麻烦。”

    “这种钱不是我该赚的。”我说。

    “好吧，好吧，”弗兰克说，“但你得帮我个忙，我非常需要一个空位。你注意到我桌边那个红发孩子了吗？他愿意给五百块，他随时都有可能收到入伍通知，只要收到，他就不能再参加六个月项目了，那违反规定。所以我得今天就征召他，但我的小队里没有空位。我希望你能把他招进你的队里，钱我们对半分，就这一次。”

    他听上去挺绝望，所以我说：“好吧，叫那人来找我。但你把钱拿着，我不想要。”

    弗兰克点头：“谢了，我会留着你的那一份，免得你改主意。”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瓦莱莉端上晚餐，我陪孩子们玩了会儿才让他们上床。之后，瓦莱莉说她需要一百块给孩子们买复活节的新衣新鞋，一个字也没提她自己，但就像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为复活节买件新衣服几乎是一件宗教义务。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对弗兰克说：“听着，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我的那份。”

    弗兰克拍了拍我的肩。“这才是好小伙。”他说。他把我带进男厕所以确保隐秘，然后从钱包里数出五张五十的。“我这周末还会有另一个顾客。”我没回答他。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真的做了不诚实的事情，我却没有特别难受。令我意外的是，实际上，我感觉不错，快活极了，在回家的路上还给瓦莱莉和孩子们买了礼物，到家后我又给了瓦莱莉一百块给孩子们买衣服。我看得出她因为不用找父亲要钱而大松了一口气。那一晚，我睡了多年来第一个好觉。

    我决定做这生意，一个人，不跟弗兰克合作。我的整个人格都开始改变。当坏人非常有意思，那带出了我最出色的一面。我放弃了赌博，甚至放弃了写作。事实上，我对自己在写的新小说完全失去了兴趣。第一次，我全神贯注于我的政府工作。

    我开始研究厚厚的陆军规章，寻找所有能让被征召的人逃脱兵役的法律漏洞。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健康标准是随意调整的，一个孩子即使这个月过不了体检被拒绝入伍，也可能六个月后轻易通过。一切都取决于华盛顿的招募名额，甚至取决于预算的分配。有条款规定，任何因精神紊乱而接受过休克疗法的都不能被征召，还有同性恋者，以及如果某人在私人企业中做技术工人，他就太有价值而不能去当兵了。

    然后我研究了我的顾客们。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不等，最炙手可热的通常是那些二十二三岁的，刚从学校毕业，为即将在美国陆军里浪费两年而恐慌。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加入只服六个月的预备役现役。

    这些孩子要么自己有钱，要么来自有钱人家。他们都接受了训练，即将进入某个行业。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上层、有钱人、美国生活方式各方面的领袖。在战时，他们就会削尖脑袋想进入军官预备学校。现在，他们则情愿做部队糕点师、缝补制服或维护卡车的技工。其中一个才二十五岁就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了，另一个是个有价证券专家。那时华尔街正生机勃勃，新股一上市就会大涨十点，而这些孩子正越来越富，财富滚滚而来。他们付钱给我，我便还了欠亚蒂的几千块。他非常惊讶，还有些好奇，我告诉他是赌博走了运。我太惭愧，没法告诉他真相，我极少欺骗他，这是其中一次。

    弗兰克变成了我的顾问。“小心提防那些孩子，”他说，“他们是真正的骗子。对他们狠一点他们才会更尊重你。”

    我耸耸肩，完全不理解他的这些细微道德区分。

    “他们就是一群该死的会哭闹的孩子，”弗兰克说，“他们凭什么不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两年，非得指望这个六个月的狗屎项目来逃脱？你和我，我们俩打过仗，我们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过却什么都没有，我们是穷人。这些人呢，国家对他们那么好，他们的家庭都过得很好。他们有好工作、远大的前程。而这些混球甚至都不愿意服兵役。”

    我有些惊讶于他的愤怒，他平常很随和，从不说人坏话。我知道他的爱国情感是真实的，作为一个预备役中士，他极为勤恳，只是当公仆时才变成坏人。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没遇到任何麻烦就找到了常客。我列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的轮候名单，一份是我的行贿者名单。我很小心地不要贪婪，十个名额留给付了钱的人，十个给官方名单上的人，每个月无比准时地赚一千块。其实，我的顾客们已经开始互相竞价，过不了多久，一个名额的价钱就变成了三百美金。当一个穷孩子走进来时，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在被征召之前及时排到名单前列时，会觉得内疚。这让我纠结到最终决定完全忽略官方名单。我每个月让十个人付钱，然后十个好运的家伙免费入伍。简单来说，我利用了自己的权力，这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做的，但并不坏。

    我当时不知道，但我已经在我的小组里建立了一支朋友之军，他们之后救了我的命。另外，我还定了另一项规矩：只要你是个艺术家、作家、演员或菜鸟戏剧导演，你就能分文不花地入伍。那是我的补偿，因为我再也不写作了，再也没有下笔的冲动，也为此而愧疚。实际上，我积攒负罪感的速度就跟赚钱的速度一样，所以想通过做好事这种经典的美国方式来赎罪。

    弗兰克批评我缺乏生意直觉，说我人太善良，必须得变得更强硬，否则人人都会占我便宜。但他错了，我可没有他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善良。

    我的眼光更远。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骗局总有一天会曝光。太多人参与进来，几百个拥有我这样工作的平民都在收受贿赂，几千个预备役军人都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能进入六个月项目。这一点仍然让我别扭：人们竟然愿意花钱参军。

    有一天，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进来。他是个生意人，有钱，他儿子是个刚刚开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父亲手上有一堆政客的信。他跟正规军少将谈了谈，然后在小组会议的当晚又跑来见预备役的上校。他们对他非常客气，但用通常的名额不够的说辞打发了他，叫他来找我。所以那父亲跟他儿子一起来到我的桌边，把那孩子的名字登进了官方的等候名单。他姓西勒，而他儿子叫杰里米。

    西勒先生做汽车生意，专卖凯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问卷，随便聊了聊。

    那孩子什么都没说，他看上去很羞愧。西勒先生说：“他得在这个名单上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给了他通常的答案。“六个月。”我说。

    “他在那之前就会被征召，”西勒先生说，“如果您能做点什么帮助他的话，那就太感谢了。”

    我仍回以通常的回答。“我只是个文员，”我说，“唯一能帮到你的是你已经见过的那些军官，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找你那区的参议员。”

    他精明地凝视我良久，然后拿出他的名片。“如果你想要买车，一定来找我，我能帮你打个折。”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然后大笑。“我要是能买得起凯迪拉克，”我说，“就不用来这里工作了。”

    西勒先生冲我友好地微笑。“我猜也是，”他说，“但如果你能帮助我，我将会非常感激。”

    第二天，我接到西勒先生一通电话，他带着销售骗子们那种假惺惺的友好，问候了我的健康，问我情况如何，然后评论了今天天气真好。最后，他说自己因为我的礼貌而对我刮目相看，那在跟公众打交道的政府雇员中简直太稀罕了，他又提到听说有人想卖一辆只开过一年的道奇车，便买下了它，如果我愿意午餐时跟他讨论一下价钱，他就能打折把它卖给我。

    我告诉西勒先生，自己没法跟他一起午餐，但回家路上可以顺路去他的车场。他的车场位于长岛区罗斯林路，跟我在布朗克斯区的廉租房隔了不超过半小时路程。我到那儿时交通还不太忙。我停好车，在车场里四处看那些凯迪拉克，我完全被中产阶级的贪婪动摇了。那些凯迪拉克都美极了，车身修长、铮亮又有分量，有些涂上了金光，其他的则是奶白或深蓝，甚至还有火焰般的红。我还瞧了瞧车的内部那长毛地毯和华贵的座椅。我对车从来都兴趣不大，但那一刻，我无比渴望拥有一辆凯迪拉克。

    我走向那栋红砖建筑，路边有一辆蓝色的道奇。要不是他妈的刚刚走过那一排排的凯迪拉克，我一定会爱上这辆很不错的车。我往里看了看，看着挺舒适，但完全不华丽，该死。

    简单来说，我就是按照经典的小偷暴发户的风格做出了反应。过去的几个月，我身上发生了某些非常有趣的变化，收第一份贿金时，我非常不高兴，以为会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一直都为自己从来都不是骗子而骄傲。但我现在为何如此享受这廉价的小受贿者和骗子的角色呢？

    真相是，正因为我变成了一个背叛社会的人，我才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我热爱因为背叛作为政府雇员的那份信任而能拿到钱，我热爱诈骗那些来见我的孩子。我带着农民弄到一分钱的那种沾沾自喜，欺骗着，假装着。有些夜晚，我躺在床上睁眼琢磨新法子时，也会好奇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我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作为艺术家被拒绝而报复，是在弥补自己作为孤儿毫无价值的感觉，是补偿自己完全缺乏任何尘世的成功，以及总体来说我毫无用处的人生。最终，我找到了一件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成功供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奇怪的是，我开始变成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我帮孩子们做作业，停止写作后有了更多时间陪瓦莱莉。我们出去看电影，因为我能付得起请保姆的钱和电影票了。我给她买礼物，甚至还接到了些杂志的活，轻轻松松就写完了文章。我告诉瓦莱莉，所有这些钱都是从杂志的活儿里赚到的。

    我是个非常开心的小偷，但脑子里很清楚，清算的那天终究会到来，所以我放弃了买凯迪拉克的念头，满足于这辆蓝色的道奇。

    西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摆在桌子上。没有秘书，我希望那是因为他很聪明地把她支开不让她见到我。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最怕的就是蠢蛋。

    西勒先生让我坐下来抽根雪茄。他再一次问候了我的健康，然后便直奔主题：“你看到那辆蓝色道奇了吗？好车，状态很完美。我可以给你一个真正的折扣。你现在开什么车？”

    “一辆1950年产的福特。”我说。

    “你可以用那辆车换，”西勒先生说，“你可以用五百块加上你的车换这辆道奇。”

    我面无表情，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说：“成交。”

    西勒先生看上去有点吃惊：“你得帮我儿子，这你明白吧。”他有点担心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我再次震惊于自己是多么享受这些小交易。我知道自己可以对他狠一点，给他我的福特就换来那辆道奇。其实我即使付他五百块，在这笔交易中还是能赚到一千块。但我不相信一个好骗子该压价到底。我仍还有点罗宾汉式的理想，觉得自己是个只从富人手上拿该拿的钱的人。但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脸上的担忧，担心我没领会到这是在行贿。所以我非常冷静，完全没有笑容地实话实说：“你儿子一周内就会被招进六个月项目。”

    西勒先生松了口气，脸上显出一种崭新的尊重。他说：“我们今晚就会弄齐所有文件，搞定车牌，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他倾过身子和我握手，“我听说过你的许多事，”他说，“大家对你评价都很高。”

    我挺得意。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作为一个诚实的骗子，我有个好名声。总之，这也算件事儿，也是个成就。

    当文员们在准备文件时，西勒先生有意识地跟我聊了聊。他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一个人单干，还是少将和上校也参与了。他很聪明，我猜是因为他所受过的商业训练。他先是称赞了我有多机灵，那么快就弄明白了所有事。然后他开始问问题，他很担心那两个军官会记得他的儿子。他们不是得带着他宣誓加入那个六个月项目吗？是的，的确如此，我说。

    “他们不会认出他吗？”西勒先生说，“他们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跳到名单前列吗？”

    他的担心有点道理，但不多。“我问你关于那辆道奇的问题了吗？”我说。

    西勒先生朝我充满暖意地一笑。“当然，”他说，“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那是我儿子，我不想看到他因为我做过的事情惹麻烦。”

    我的思绪飘向别处，想着瓦莱莉如果看到了那辆蓝色道奇将会有多高兴。蓝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而且她恨死了那辆破旧的老福特。

    我逼着自己去思考西勒先生的问题，我记得他的杰里米留长头发，穿着剪裁合身的西服、马甲、衬衫，还戴着领带。

    “叫杰里米剪个短发，我通知他去办公室时记得穿运动装，”我说，“他们不会认出他的。”

    西勒先生看上去很迟疑。“杰里米痛恨那么干。”他说。

    “他也不是非要那么做不可，”我说，“我不应该让别人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情。我会搞定这个的。”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耐烦。

    “好吧，”西勒先生说，“一切就交给你了。”

    当我开着新车回到家里时，瓦莱莉高兴极了。我带着她和孩子去兜了个风。道奇开起来简直就如梦幻，我们还打开了收音机，我的旧福特可没有收音机。我们停下来吃披萨喝汽水，现在这是常有的事，但以前却极少发生，因为我们得小心地花每一分钱。然后我们停在一家糖果店买了冰淇淋汽水，我还给女儿买了个洋娃娃，给两个男孩的则是战争游戏。我给瓦莱莉买了盒施拉福特牌巧克力。我表现得非常好，像个王子般大方花钱。我们开车回家时我在车里唱着歌，等孩子们都上了床，瓦莱莉便跟我做爱，好像我是阿加罕王，刚送给了她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

    我仍然记得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打字机好让我们熬过那一周的日子，那是在我跑去拉斯维加斯之前。打那以后，我就转了运，不需要再打两份工，衣柜的最下层，我以前的旧手稿袋子里塞着两千美金。一桩欣欣向荣的生意很可能让我赚大钱，除非这整件事都被曝光，或全世界都能和平，让那些当权者不用再花大笔钱在军队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那些军工大佬、实业家们和陆军将领们的感受：稳定的世界形势将会把我拽回贫困中。倒不是我真想要另一场战争，但当我意识到，我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态度都可以分解成：希望俄国和美国不要变成朋友，至少暂时不要时，我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瓦莱莉打着小呼噜，我并不介意。她非常辛苦，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还得照顾我。奇怪的是，无论我多么精疲力尽，晚上总是会醒着，而她总在我之前入睡。以前我会起床在厨房里写小说，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到床上。但现在我不写了，也便没什么要做的了。我隐约地想着自己该重新开始写，毕竟，我既有时间又有钱了。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太精彩，做着生意，收受着贿赂，有生第一次花钱在些愚蠢的小东西上。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藏我的现金。我不能总把它放在家里。我考虑过亚蒂，他可以帮我存去银行，只要我开口，他一定会那么做。但我没法开口，他是如此令人痛心的诚实，而且他会问我从哪里弄的钱，那样我就会向他坦白这整件事。他从未为自己、他妻子或孩子做过任何一件不诚实的事，他拥有真正的正直。他会为我这么做，但他对我的感情会永远地改变。我没法承受这一点。有些事你不能做，也不该做，让亚蒂帮我藏着钱就是其中之一。那可不是一个弟弟或朋友该做的。

    当然，有些兄弟你不会问，因为他们会偷走你的钱。这让我想到了卡里，他下次来纽约时，我会问他如何藏钱最好。这就是我的答案。卡里会知道，那可是他的专长。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种直觉，钱会来得越来越快。

    那之后一周，我毫无麻烦就把杰里米·西勒弄进了预备役，西勒先生十分感激，于是邀请我去他的店里为我的蓝色道奇换一套新轮胎。我把这当成是答谢，很高兴他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忘了他是个生意人。当机械工帮我的车装新轮胎时，西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个新提议。

    他先是奉承我，带着赞赏的笑容，他告诉我我有多聪明、多诚实、多么的可靠。跟我做生意他十分荣幸，如果我哪天决定离开政府部门，他会帮我找个好工作。我照单全收。在我这一生中，极少有人称赞我，少数的几乎都来自于我哥哥亚蒂和一些不知名的书评家。我根本没有猜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西勒先生说，“他有个儿子不顾一切地想要进入六个月预备役项目。”

    “没问题，”我说，“让那孩子来找我，说是你介绍来的就行。”

    “有个很大的问题，”西勒先生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我耸了耸肩：“那他就完全没运气了。告诉他父母，跟他吻别，让他离家两年。”

    西勒先生微笑：“你确定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也无计可施吗？那可值很大一笔钱，他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没办法，”我说，“陆军的规定非常明确，一旦收到入伍通知，他就再不能加入陆军预备役的六个月项目了。华盛顿的那些人没这么笨，否则人人都会等着入伍通知再报名了。”

    西勒先生说：“这个人很想见见你。他愿意为此做任何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用的，”我说，“我没法帮他。”

    西勒先生往我这边靠了靠。“就当给我个面子，去见见他。”他说。我明白过来。只要我去见这个人，即便拒绝他，西勒先生就仍是那人的英雄。为了四个崭新的轮胎，我可以花上半小时见个有钱人。

    “好。”我说。

    西勒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了地址，然后把纸条递给我。我看了看，那人叫伊莱·赫姆西，上面还有电话号码。我认得这个名字，伊莱·赫姆西是服装业最大的巨头，跟工会有矛盾，跟黑帮有往来。他是纽约社交圈的大人物之一，政客们的买家，慈善项目的中流砥柱之类的。如果他是这么个巨头，为什么却得来找我呢？我问了西勒先生这个问题。

    “因为他很聪明，”西勒先生说，“他是个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聪明的，拥有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拉伯血统，再加上他们的聪明，这一组合令他们成为真正的杀手。他可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某个可以找他帮大忙的政客的人质。他来找你帮忙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再说了，我告诉了他你有多出色。我跟你老实说，现在，你是唯一可以帮到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可不敢惹上入伍通知之类的事儿，那太敏感，政客们都怕得要死。”

    我想到那个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国会议员，他真有胆量啊，或许他正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期，所以根本不在乎。西勒先生谨慎地观察着我。

    “别误会，”他说，“我也是犹太人，但西班牙裔犹太人你得提防着，要不然他们一定会以机智绕晕你，所以，当你去见他时，多用用脑子，”他顿了顿，有些疑虑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到了自己对孤儿的看法，我们都是怪胎，不认识我们的父母，永远都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或黑人，或随便什么人。

    第二天，我给伊莱·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就像有婚外情的男人，我这些顾客的父亲都只给我他们的办公室电话，但他们会有我家里的电话，以保证随时能联络到我。我接到了太多电话，那让瓦莱莉很好奇。我告诉她那些只是我的赌博和杂志工作电话。

    赫姆西先生让我午休时去他办公室，我去了。那是第七大道上的服装中心大楼中的一幢，离我工作的武器库大楼只有十分钟路程，在春光中惬意地散个步就到了。我躲开推着挂满一排排裙子的手推车的男人们，有些得意地沉思着，当他们如此艰辛地赚那点工资时，我在紧要关头做点肮脏的文书工作就能赚到几百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黑人，见鬼，为什么不像他们该做的那样在外头抢劫行人呢？如果他们接受过适当的教育，本可以像我一样偷窃而不用伤害人。

    进了大楼后，接待员领着我穿过展示着即将到来这一季的新时装，然后，我穿过一扇肮脏的门进入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套间。我非常惊讶于它的奢华，真的，因为这栋楼的其他部分是如此的肮脏。接待员把我交给赫姆西先生的秘书，一位严肃认真但穿着无可挑剔的中年女人，她带我进了里面的个人办公室。

    赫姆西先生身材非常魁梧，如果不是他那身完美剪裁的西装、华丽的白衬衣和深红色领带的话，你会觉得他看上去像哥萨克人。他的脸棱角分明，带着种忧伤的表情，看上去几乎算得上高贵，当然也很诚实。他从桌后站起身，双手握住我的手迎接我。他深深地看我，站得离我非常近，我都能看透他厚厚的粗灰头发。他庄重地说：“我朋友说得对，您有一副好心肠。我知道您会帮我。”

    “我真的没法帮您。我很想帮，但无能为力。”我说。我把跟西勒先生解释过的那一整套征兵委员会的事又重复了一遍。我比自己想的更冷淡。我不喜欢有人盯着我的眼睛看。

    他就坐在那儿，严肃地点头，然后，就像他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任何一个字，就那么继续说下去，声音也悲伤起来。

    “我的妻子，那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糕。如果她现在失去自己的儿子，那一定会害死她的。他是她活下来的唯一动力。如果他离开两年，她一定会死的。梅林先生，您一定要帮助我。如果您帮我这个忙，我会让您一生都快快乐乐的。”

    倒不是他说服了我，也不是我信了他说的话。但他最后那句话触动了我。只有国王和皇帝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会让你一生都快乐。”他对自己的权力如此自信。当然了，我意识到他说的是金钱。

    “让我想想吧，”我说，“也许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赫姆西先生十分庄重地点头。“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他说，“你有孩子吗？”

    “有。”他问我有几个，孩子们多大，是男是女。他问了我的妻子，她多大年纪，就像一位叔叔一样慈爱。然后他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好在必要时能联系上我。

    我离开时，他亲自把我送到电梯边。我琢磨着差不多完成了任务，完全想不出如何才能让他儿子摆脱征兵委员会。赫姆西先生说的对，我的确好心肠。我好到没有借着他和妻子的焦虑欺骗他们，却又不兑现承诺。我的脑子也够聪明，知道不能跟征兵委员会的受害者较真。那孩子收到了他的入伍通知，再过一个月就要加入正规军。失去他，他的母亲也必须得活下去。

    第二天，瓦莱莉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她非常激动，告诉我刚刚收到一个将近五箱衣服的特别快递。给所有孩子的衣服，包括秋冬季外套，都漂亮极了，还有一箱衣服是给她的。所有的都很贵重，我们完全买不起的那种。

    “有张卡片，”她说，“是一位赫姆西先生送的。他是谁？梅林，衣服都漂亮极了，他为什么送它们给你？”

    “我帮他的生意写了些小册子，”我说，“没多少酬劳，但他确实保证过要送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一点小东西。”

    我能听出瓦莱莉语调中的快活：“他一定是个大好人。盒子里的衣服肯定超过了一千美金。”

    我挂上电话，告诉弗兰克发生了什么，并提到了西勒先生那位凯迪拉克车商。

    弗兰克斜了我一眼。“你上了他们的钩，”他说，“那人现在肯定在指望你为他办事。你打算怎么办？”

    “见鬼，”我说，“我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同意去见他。”

    “是你在西勒的车场里看到的凯迪拉克在作祟，”弗兰克说，“你就像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开上凯迪拉克，恐怕他们甚至愿意回他们非洲的茅草屋。”

    我注意到他话中有一点迟疑。他差点说了“黑鬼”，但改成了“有色人种”。我很想知道那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个丑陋的词太耻辱，还是觉得我可能因此被冒犯。说到哈林区的人们喜欢凯迪拉克，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个而不快。因为他们买不起吗？因为他们不该为了某种没用的东西而负债累累？但他说凯迪拉克让我上了钩这一点的确没错。就是这个原因令我同意帮西勒的忙去见见赫姆西。在我脑海的最深处，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得到一辆铮亮奢华的汽车。

    那晚我回到家，瓦莱莉和孩子们为我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她说有五箱，但她没说它们有多大。那些箱子都硕大无比，瓦莱莉和孩子们每人都有十套衣服。瓦莱莉很久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兴奋，孩子们也很开心，但在那个年龄，他们还不太在乎衣着，甚至连我女儿也没有很在乎。我脑中闪过个念头，也许走运的话，我能找到个想要躲避入伍通知的玩具厂老板的孩子。

    瓦莱莉指出她得买新鞋子去搭配这些新衣服，我叫她先等一等，并提醒自己注意看看有没有鞋厂老板的孩子。

    有意思的是，如果那些衣服只是普通的衣服，我会觉得赫姆西先生是像恩人般居高临下施舍我，有点富人施舍穷人的意思。但他那些衣物全是最高档的高级货，无论我收多少贿赂也不可能买得起的那种，至少值五千块而不是一千块。我看了一眼附带的卡片。是张名片，上面印着赫姆西的名字、总裁头衔、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上面什么都没写，什么信息都没有。赫姆西先生真聪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说明这东西是他送的，我也没证据能陷害他入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想过，也许我能把东西寄回给赫姆西先生，但瓦莱莉那么开心，我知道不可能这么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直到凌晨三点，琢磨着如何让赫姆西先生的儿子逃避入伍通知。

    第二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我做出了决定。我绝不会留下任何一两年后能追查到我的书面痕迹。这事会非常棘手。收钱把人放到六个月项目等候名单的最前列是一回事，把已经收到入伍通知的人弄出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征兵委员会，找到那儿的一个文员——跟我一样的小角色。我告诉他自己是谁，跟他讲了我编好的故事。我告诉他，保罗·赫姆西在我的六个月项目名单上，我本来要在两周前征召他，但把他的信寄错了地址。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觉得非常内疚，如果那孩子家里要闹，我很可能会陷入大麻烦。我问他征兵委员会那边能否取消他的入伍通知，好让我招募他。我随后会把正式的表格寄到委员会去，以示保罗·赫姆西已经加入了陆军预备役六个月项目，他们可以把他从征兵名单中去掉。我用了自己认为的最正确的语调，没有太焦虑，只是个好人想要纠正错误。我在说话间也加入了点暗示，如果征兵委员会这个人能帮我这个忙，我可以帮他的一个朋友加入六个月项目。

    最后这个小花招是我前一晚躺在床上时想出来的，我琢磨着，征兵委员会的文员大概总会被那些即将被征召、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孩子们联系，他们大概时常收到各种贿赂。如果征兵委员会的文员能把他的客户弄到六个月项目里，大概得值一千块。

    征兵委员会的那个人非常随和，又乐于助人。我想他根本没明白我的提议。他说当然了，他会收回入伍通知的，没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比我聪明的人大概早就玩过这一招了。无论如何，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委员会的必要信件，于是跟赫姆西先生打电话，请他把儿子送到我办公室来让他入伍。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保罗·赫姆西是个轻言轻语的好孩子，非常害羞胆小，至少我看着是那样。我带着他宣了誓，藏着他的文件，直到他收到服役命令。我亲自帮他领了装备。当他去完成他的六个月现役时，他的小分队里没人见过他。我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

    现在我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开始变得更危险，涉及到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我这个魔法师梅林可不是浪得虚名。我戴上缀满星辰的魔法帽，开始琢磨一切。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曝光，我的形迹隐藏得挺好，除了藏在家里的那些钱。我得把钱藏起来，那是头等大事。我还得找到另一份收入，才能公开花那些钱。

    我可以把钱藏到拉斯维加斯的卡里那里，但要是卡里开始琢磨这些钱或是被杀了呢？至于把收入变成合法的，我之前就收到过写书评和帮杂志干活的建议，但我拒绝了他们。我是个纯粹的说书人、小说作家，写别的东西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似乎太屈辱。但是，管它呢，我是个骗子，现在没什么是我不该干的了。

    弗兰克邀请我跟他一起午餐，我答应了。弗兰克状态非常好，自由自在，站在世界之巅。他这周赌博赢得很多，钱滚滚而来。他全然不知未来可以改变什么，只相信自己会一直赢下去，这整套贿赂体系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法师，却相信这是个魔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