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要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的同一天，我最大的儿子九年级毕业，即将升入高中。瓦莱莉希望我不上班跟她一起去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得参加陆军召回计划的一个特殊会议，她仍然对我惹上的麻烦毫无察觉。我没告诉她，因为她没法帮忙，只能担心。如果一切顺利，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希望这样。我真的不相信当婚姻的另一半无法帮忙时，告诉他们自己的麻烦是明智的选择。

    瓦莱莉非常为儿子的毕业日而骄傲。几年前我们就意识到，其实他根本没学到什么，但却每学年都升到新的年级。我们住在一片低收入区域，全都是骗子和黑人。学校系统根本不在乎孩子学到什么没有，只是不断让他们升级，然后摆脱他们，没有任何麻烦就把他们弄出这个系统。瓦莱莉气疯了，开始自己教他阅读。她干得很不错，现在他能得最高分了。

    瓦莱莉很期待搬进我们的新家，那里是个很好的学区，在长岛。在那里，教师们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合格考进大学。虽然她没说，但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她的孩子将会在跟她儿时类似的稳定环境中成长。我对此没有意见。我不想告诉她，她想要逃避的那些问题根植于我们整个社会，即便在长岛的树荫和草坪里，我们也无法逃避它们。

    再说，我说不定会进监狱。这取决于我今天将要面对的大陪审团。一切都取决于这个。那天早上，我起床时感觉糟透了，瓦莱莉亲自送孩子去学校，并留下来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晚点去上班，所以他们在我之前离开了。我给自己弄了杯咖啡，一边喝，一边琢磨在大陪审团面前我必须做的那些事。

    我得否认一切。他们不可能追查到我收的贿赂，卡里向我保证过这一点。让我担心的是，我得填一份资产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我是否拥有一栋房产，在这点上我踩了线。事实是我付了一栋长岛住宅的首付，但目前这栋房子还没有“交易完毕”。所以我填了否。我想着自己并不拥有房产，也没人问定金。但我很好奇FBI是否查到了这一点。他们肯定查到了。

    我预计大陪审团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将会是我是否付了一栋房子的首付，那样我就得回答是的。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为什么没有在表格里写那个，我就得解释。要是弗兰克崩溃了，决定认罪然后坦白我们当同伙时做的那些交易怎么办？我已经想好了要撒谎。他一直都是自己进行着那些交易，没有别人能支持他的证词。我想起来有一天，弗兰克的一个客户想要我转交他给弗兰克的信封，因为弗兰克那天不在办公室里，我拒绝了。那真是非常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写匿名信给FBI从而搞出这整场调查的人之一。真是走运，我拒绝他只是因为我不喜欢他。嗯，这样他就得作证说我不愿收钱，这对我很有利。

    弗兰克会崩溃然后把我出卖给大陪审团吗？我觉得他不会。他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比他级别更高的人为他作证，比如少校或是上校。问题在于，他们都完全没有卷入这件事，而且我觉得弗兰克人太好，不可能只因为自己被抓就让我也受罪。再说了，他要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他的政府部门工作、退休金和他预备役的退休金。他得死不认罪撑住才行。

    我唯一担忧的是保罗·赫姆西。那个我为他做过最多事情的孩子，他的父亲曾保证过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在我照顾好保罗后，再也没听到赫姆西先生一点音讯，甚至连一包长袜都没有。我曾指望这一笔会赚大钱，至少两三千块，但只有最初的那几箱衣服，仅此而已。但我也没问他要任何东西。毕竟，那几箱衣服也值几千块，它们肯定不会“在我的余生都让我快乐”，但管它的呢，我不在乎被人骗了。

    但当FBI开始调查时，他们查到保罗·赫姆西躲过了征召令，在收到入伍通知后却被召入了预备役。我知道征兵委员会取消他入伍通知的那封信被从我们的档案中拿出来送到更高级别的部门了。我必须假设FBI那些人已经跟征兵委员会的那个文员谈过了，他也告诉了FBI我给他的说法。那本来就不是违法，只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行政漏洞而已。但有消息说，保罗·赫姆西在FBI的审问下崩溃了，告诉他们我接受过他朋友的贿赂。

    我离开家，开车到了儿子的学校，那里有个巨大的操场，里面有个水泥的篮球场，整片区域都被铁丝网围了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能看到毕业典礼正在院子里举行。我停下车站在围栏外，抓着铁丝网。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穿戴整洁，整齐地站成队列，他们的头发梳过了，脸也洗得干干净净，带着天真的自豪等待着迈向成年的仪式。

    家长们坐在座位上，有个巨大的木讲台给领导的：校长和本区的一个政客，他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男人，戴着蓝色编织海员帽，穿着看上去是1920年代的美国军服。一面美国国旗飘扬在讲台上。我听到校长说没时间一个个发证书和奖状，所以当他宣读某个班级时，那个班的所有人一起转身面向父母的座位。

    我看了几分钟，他每念一次，一排孩子就会转身面对座位上的父母和其他亲戚，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骄傲、快乐和期待。今天，他们是英雄，被高官表扬，被长者称赞。这里面有些可怜的小混蛋仍然不识字，他们谁也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和将会遇到的麻烦。我很高兴没有看到儿子的脸。我回到车上，去纽约市和大陪审团会面。

    我把车停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穿过大理石地板的巨大走廊，坐电梯到了大陪审团那层。我震惊地看到长凳上坐满了我们征募的预备役年轻人，至少有一百个。他们中有些人冲我点了点头，有几个还跟我握了握手，我们甚至开了几个玩笑。弗兰克·阿尔柯独自站在一扇巨大的窗边。我走过去跟他握手。他看上去很冷静，但神情很紧张。

    “这真是一大堆狗屎，不是吗？”

    “是啊。”我说。除了弗兰克，没人穿军装。他戴着所有的二战绶带、军士长肩章和长期服役的纹章，看上去就是个强壮的职业军人。我知道他是在赌大陪审团说不定会拒绝控告一个被召回部队保卫祖国的爱国者。我希望这能起作用。

    “上帝，”弗兰克说，“他们从李将军堡拉了将近两百人过来，全都为了一堆狗屎，就因为有些混蛋在被征召后不愿服役。”

    我很惊讶。我们做的事那么微不足道，只不过收点钱做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小事，甚至都不算坏事，只是一种和解，对大家都有益且没有伤害任何人。当然，我们确实触犯了几条法律，但我们并没有做坏事。现在，政府却要花几千美金想把我们扔进监狱，这根本不公平。我们没有枪杀谁、没有抢银行、没有挪用公款，也没有收赃、强暴或当俄国间谍。搞这么大都他妈为了什么？不知为什么，我大笑起来，觉得精神也振奋了很多。

    “你他妈笑什么？”弗兰克说，“这很严肃。”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完全能听到我们的对话。我快活地对弗兰克说：“他妈的，我们为什么要担心？我们是无辜的，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狗屎，操他们。”

    他明白过来，冲我笑道：“是啊，不过，我还是想杀了其中几个小混蛋。”

    “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我警告地看了他一眼，他们说不定在走廊里装了窃听器。

    “是啊，我猜也是，”弗兰克勉强说道，“为祖国效力，我以为他们会自豪。我已经参加过战争，可也没抱怨啊。”

    一位庭警站在那两扇挂着“大陪审团室”黑白标志的巨大门边，喊了弗兰克的名字。弗兰克走进去时，我看到保罗·赫姆西走了出来。我走到他面前说：“嗨，保罗，你情况如何？”我伸出手，他握了握。他看上去很不舒服，但并没有愧疚。

    “你父亲怎么样？”我说。

    “他挺好。”短暂犹豫一下后，他接着说，“我知道我不该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能那么做，但我父亲叫我告诉你不用担心任何事。”

    我如释重负，他是我唯一真正担忧的人。卡里说他会搞定赫姆西，看来的确搞定了。我不知道卡里怎么做到的，我也不在乎。我看着保罗走到电梯口，然后，另一个客户——一个我分文没收就招进来的剧院导演学徒——走到我面前。他非常担心我，告诉我他和朋友们会作证，表明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儿收过钱。我感谢了他，跟他握了握手。我甚至开了几个玩笑，而且一直微笑着。我扮演着快活圆滑的受贿者，向大家展示自己的无辜。意识到我正在享受整件事时，我有些惊讶。我的很多客户都站在我这边，他们告诉我这场因为几个笨蛋弄出来的事情有多荒唐。我甚至觉得，弗兰克都可能逃脱。弗兰克走出大陪审团室后，有人叫我。弗兰克很生气，但并没有崩溃，他一定会奋战到底的。我穿过那两扇大门，走进大陪审团室，脸上的笑容跟着消失无踪。

    跟电影完全不同，陪审团乌压压坐在一排排折叠椅里，没坐在陪审团席位。地区检察官站在桌边，桌上摆着一摞摞纸，他照着念。有个速记员坐在一张很小的桌子边，上面是他的打字机。我被引向一张放在一个小高台上的椅子里，好让陪审员能够清楚看到我。感觉就像百家乐桌的监督员。

    检察官是个年轻人，穿着非常保守的黑西装配白衬衣和整齐的天蓝领带。他头发浓密，肤色非常白。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也不会知道。当他问我问题时，语调非常冷静，他只是把信息记录下来，并未想要让陪审员印象深刻。

    他问问题时甚至都没有走近我，只站在桌边。他先确认了我的身份和工作。

    “梅林先生，”他说，“你曾因为任何原因从任何人手中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回答时直视着他和陪审团，一直保持严肃，虽然不知为何我总想微笑。我太过兴奋了。

    地区检察官问：“你曾为了让任何人进入六个月陆军预备役项目而从任何人那里收受钱财吗？”

    “没有。”我说。

    “你知道任何其他人为获得任何形式的不同待遇而违反法律收受钱财吗？”

    “不知道。”我说，仍然盯着他和那一群不适地坐在小折叠椅里的人。这间房因为糟糕的光线而显得昏暗，我没法看清他们的脸。

    “你知道任何高级官员或任何其他人运用他们的特殊影响力，令某些名字不在你办公室的轮候名单上的人进入六个月项目吗？”

    我知道他会问这样的问题，也考虑过是否要提到那个带着继承人逼少校越线招募的国会议员，或告诉他预备役的上校和其他一些预备役军官把他们朋友的儿子塞进名单。这样也许会吓跑调查员或把注意力转移到高层那里。但我很快就意识到，FBI这么不怕麻烦的目的就是揭发高层。如果真的涉及到了，调查只会更加严苛。再者，如果国会议员卷了进来，媒体只会更加重视这个案子。所以我决定闭口不说。如果他们指控并审判我，那么到时，我的律师再利用这一信息也不迟。

    地区检察官理了理文件，并没看我，说：“就这些，你可以出去了。”我起身，走下台子，离开陪审团室。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为何如此兴高采烈，甚至是快活。

    我成了魔法师，真的。这些年来，当所有人都随波逐流，毫无顾虑地收受贿赂时，我曾窥见了这个未来。这些问题、这个法庭、FBI，以及对坐牢的担忧。而我已经对它们施以魔法，把钱藏到了卡里那里，我还努力不与曾跟我做过违法勾当的任何人树敌。我从未具体地要求金钱，有些顾客耍了我，我也从未找他们追债，甚至在赫姆西先生保证会让我这一生都快乐之后也没有。他让儿子不指控我就已经让我很快乐了。也许那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卡里。但我也明白，是卡里真正让我摆脱了这件案子。但是，好吧，虽然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是魔法师。一切都按照我预料的发生了。我非常自豪，一点也不在乎也许自己只不过是个聪明地做好防备的狡猾骗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