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的轴承和骂娘的脏话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本章:烧坏的轴承和骂娘的脏话

    我长得很像我爸爸……一看就是他的女儿……

    我的父亲米隆·帕夫洛维奇·连科夫,由一个没文化的小伙子成长为一名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排长,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牺牲的时候,我和母亲正住在列宁格勒,我身上所有的优点都应归功于这座城市。我对读书着迷,被丽吉娅·察尔斯卡雅的爱情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对屠格涅夫的作品爱不释手,还喜欢读诗歌……

    那是1941年夏天……六月底我们家人一起去顿河的外婆家做客,走在半路上就遭遇了战争。携带军事委员部特急件的信差腾云驾雾般地策马飞驰。哥萨克女人们唱着歌,喝着酒,号啕大哭着,送哥萨克男人上战场。我赶到鲍柯夫斯克镇,到了区兵役委员会。那里的干部生硬而干脆地说:

    “我们不要小孩子上前线。你还是共青团员?这非常好,就请你帮助集体农庄干活去。”

    我们在贮粮窖里用铲子翻动粮食,以免霉烂,接着又是收蔬菜。手上磨出了很硬的老茧,嘴唇也裂开了,脸被草原的阳光晒得漆黑。如果我与村姑们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我知道很多诗歌,在从地里回家的长长道路上,我一口气能背出许多诗。

    战场在逼近。10月17日,法西斯占领了塔干罗格。人们纷纷离家疏散。外婆自己留下不走,把我和妹妹送走了,说:“你们都还年轻,要逃生去啊。”我们走了五天五夜,到达了奥勃利夫斯克。平底凉鞋扔掉了,我们是光着脚走进这个哥萨克镇的。火车站站长提醒所有人:“你们不要等客车了,就坐上露天车皮走得了。现在我给你们去张罗机车,把你们送到斯大林格勒去。”真走运,我们爬上了运燕麦的车皮。我们光着脚丫子踩进燕麦里,用头巾裹着脸,彼此紧紧依偎着,打起盹儿来……粮食早吃光了,并且是身无分文。最后那几天,哥萨克女人就匀给我们一些东西吃,我们不好意思接受,因为没什么好报答的。她们就劝我们:“吃吧,可怜见的,现在大家都在受苦,应当互相帮助。”我暗暗发誓,永远不忘这些善良的好人。永远不能忘记!不管怎样,都不会忘记。

    我们从斯大林格勒乘轮船,然后转乘火车,在一天深夜两点钟到了梅德韦吉茨车站。人潮把我们带到月台上,因为我们两个都要冻成冰棍了,动都动不了,只好站在那儿,抱在一起,免得倒下去被人踩断骨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只青蛙从燃烧的氧气中跳出来掉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幸亏有和我们一起来的什么人还记得我们。来了一辆装满人的四轮大车,他们就把我们拴在车子后面,给我们穿上棉袄说:“你们得走走路,不然会冻死的。身上没暖过来,不能让你们上车。”我们起初一迈步就倒下,但又爬起来走,后来干脆跑了起来,就这样跑了十六公里……

    弗兰克村,又叫五一集体农庄。集体农庄主席听说我是从列宁格勒来的,而且念完了九年级,高兴得很:“这很好,你就留在这里助我一臂之力吧,顶替会计员。”

    我起初很高兴,可是我马上就看到了,在农庄主席身后挂着一幅宣传画:“姑娘们,握紧方向盘!”

    “我不坐办公室,”我对主席说,“只要能教我,我一定会开拖拉机。”

    拖拉机停在地里,落满了雪。我们把它们从雪里拖出来打扫干净。天冷得滴水成冰,手只要碰到金属,立刻就被粘去一层皮。紧紧拧住并且生锈的螺丝钉好像焊死了一样,逆时针方向拧不动,我们就试着往顺时针方向拧。在这节骨眼上,好想故意为难似的,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尼基金像是从地里突然钻出来一样。他是集体农庄唯一的正规拖拉机手,也就是我们的老师。他恨得抓耳搔腮,不住地乱骂脏话。“嘿,他妈的!”……他骂的声音倒是很轻,但是我还是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我是倒退着把拖拉机开进地里的:这台斯大林格勒出产的拖拉机,变速箱里的大部分齿轮都已经老掉了牙。原因也很简单,变速箱是从那些行驶了两万公里、在设备账上已报废的拖拉机上拆下来装成的。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位和我一般大的女拖拉机手萨罗契卡·戈占布克竟然没发现散热器漏水,结果把马达弄坏了。当然又是一顿臭骂:“嘿,他妈的!”……

    我在战前连骑自行车都没有学会,在这里却开上拖拉机了。马达长时间运转,违背操作规程,很容易起火。我知道超负荷运转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按照这种程序如何驾驶拖拉机——不能转圈,也不能斜着往前开……润滑剂和燃料全都按照战时定额标准使用,得对每一滴油尽心负责,对每一个哪怕已彻底磨损的轴承也得视若性命。嘿,他妈的!……每一滴油都跟命一样……

    有一天……在下地工作之前,我打开齿轮箱盖子检查油质,发现了一些乳浆。我忙喊生产队长来,说应该注入新机油了。队长走过来,用指头蘸了点机油,捻了捻,闻了闻,说:“甭担心!可以再干一天活儿。”我急忙说:“不行呀,您自己说过的嘛……”他打断我的话:“我真是自作自受,倒叫你给咬住不放了。知识分子就是难弄。嘿,他妈的!……我命令你开,就这样开!去吧。”……我只好开着拖拉机下地了。拖拉机冒着烟,热极了,叫人喘不过气来。今天还真是有些奇怪:轴承怎么不对劲啊?我觉得拖拉机在不断跳动,赶忙停下来,好像又没什么了。等到再踩油门,它又跳动起来!又过了一会儿,我的坐垫下面突然间“突突突”地震动起来!

    我赶紧熄了火,跑到检视孔那儿,打开盖板一看,上面黏糊糊的机油沾着一层金属细屑,两副轴承都已经磨得粉碎!我跳到地上,抱着轮胎大哭起来,这是我在战争中第二次哭鼻子。我真该死:刚才明明看出是什么油质了!助手玛塔也害怕起来。刚才我真该厉害地跟生产队长争辩一下的,可是却没有,迂腐的书生气啊!

    我听到身后有人说话,转过身一看,糟了!集体农庄主席、拖拉机站经理、政治部主任都来了,当然,还有生产队长伊万·伊万诺维奇本人。都怪他不好!

    他站在那儿,不敢过来。他心里有数,可是却一言不发。嘿,他妈的!……

    拖拉机站长也心里有数,问道:“坏了几副轴承?”

    “两副。”我回答。

    按照战时法律,这就应该抓去送审了,罪名是:疏忽怠工和蓄意破坏。

    政治部主任转过身去对生产队长说:“你为什么没有照看好自己的小姑娘?我怎么能把孩子们送交法院受审!”

    他们经过了几次交涉,事情总算过去了。从这儿以后,队长在我面前再也没骂过娘。我倒是学会骂娘了……嘿,他妈的!……狠狠地骂人……

    后来我们交好运了:找到了妈妈。妈妈也来到这个集体农庄,我们又有了家。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我想,你应该到学校去。”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到哪儿去?”

    “难道要别人去替你把十年级读完吗?”

    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重新坐到课桌边,解习题,做作文,背德语动词变位(而不是直接去打德国法西斯),这该有多么不习惯!而此时敌人已逼近了伏尔加河!

    我本来完全应该稍微等一等:再过四个月我就满十七岁了。就算没有十八岁,至少有了十七岁,那就谁也不能把我赶回家了!在区委还算一切顺利,可是在兵役委员会就非得干上几架不可了。需要检查年龄和视力,而且优先考虑的是年龄……当他们指出我的年龄问题时,我就骂兵役委员是官僚……并且宣布绝食。我就坐在兵役委员的办公室里,两天两夜没动地方,他吩咐送来的面包和开水都被我拒绝了。我威胁说我马上就会饿死,但我要写下遗言,说明谁是造成我死亡的罪魁祸首。兵役委员大概既不害怕也不相信,但他真的把我送去体检了。所有项目的检查都在兵役委员旁边的一个房间里进行。大夫检查了我的视力后,遗憾地摊了摊手,这时兵役委员笑了,说我饿肚子白费劲了,他很同情我。可我回答说,我正是因为绝食才什么都看不到的。我走向窗户,凑近那张可恶的视力表大哭起来……哭啊哭啊……一直哭到背熟了最下面那几行图形为止。然后我擦干眼泪,说我准备再接受一次检查。就这样,我通过了。

    1942年11月10日,我们按照指令,准备了十天的食品,共有二十五个姑娘,钻进了一辆破卡车的车厢。我们一路上高唱着《军令已下达》这首歌,不过把“投身到国内战争中去”的歌词改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了。我们在卡梅申宣过誓,然后出发沿着伏尔加河西岸步行走到了卡普斯金崖口。预备役团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那儿有几千名男人,我们混在里面简直让人发现不了。但是从各部队到此补充兵源的“雇主”们,也是尽量不想看见我们,总是想法摆脱我们……

    在路上,我同安努什卡·拉克申科和阿霞·巴茜娜交上了朋友。她俩没有什么专长,我也知道自己不具备军事专长。所以,不管人家要什么人,我们三个总是步调一致地向前迈出三步。我们认为自己在任何位置上都能很快掌握专业知识。可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们。

    不过,当“司机、拖拉机手、机械员,向前三步走”的口令一发出,我们应声跨出了队列。这次的“雇主”是一个年轻上尉,他没能够摆脱我,因为我不是向前跨了三步,而是跨了五步。他怔住了,默默地盯住我,不开口。

    “你们为什么只要男人?我也是个拖拉机手!”我说。

    他听了我的话,挺奇怪:“不可能吧!那么,说说拖拉机的操作规程。”

    “一、三、四、二。”

    “你烧坏过轴承吗?”

    我老实地承认我烧坏过两副轴承。

    “好吧,我收下你。就为了你的说话诚实。”他点点头,走开继续问别人去了。

    和我一起向前跨出来的还有身边两个女友呢,上尉只好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嘿,他妈的!……

    部队首长在会见补充人员时,问上尉:“你怎么把这几个姑娘带来了?”

    上尉表情窘迫,回答说是因为他看我们很可怜:“她们要是随随便便去了哪个单位,会像山鸡一样被打死的。”

    首长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好吧,一个到厨房,一个到仓库,那个有点文化的,到司令部来当文书。”停了一会儿又补充说,“真是怜香惜玉。”

    我们三个姑娘中,最“有文化”的就算我了,可是要我去当文书,那不行!这叫“怜香惜玉”?我忘记了军队的纪律,直接就怒吼起来:“我们都是志愿者!是来保卫祖国的!我们必须参加作战部队……”

    大概因为我态度很坚决,上校居然马上让步了:“要去作战部队就去吧。那两个姑娘到流动组开机床,这个利嘴姑娘,去装配发动机。”

    就这样,我们在第四十四自动装甲坦克野外检修场开始了工作。我们的工厂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在称为流动服务队的汽车上安着几种设备:铣床、镗床、磨床、旋床,还有电站、浇注组和硫化组。每两人一组,操作全部车床,一个人要不歇气地连续干十二个小时。早、中、晚饭都由副手替换你。要是两人中一个去出公差勤务,那么,留下来的那个就得一气工作二十四小时。常常要浑身是雪、浑身是泥地干活,就是在敌人轰炸时,工作也不能停下。已经没有人说我们是美女了。当然在战争中大家还是都怜惜美女,比平时更加怜惜,这是事实。不忍心参加她们的葬礼……不忍心给她们的妈妈写阵亡通知书……嘿,他妈的!……

    我现在还经常做战争梦……我知道做了些什么梦,但是却很少记得住细节,不过会留下感觉,那是在战争中的什么地方……我又回到了战场……在梦境中,一瞬间就可以完成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很多年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次我把梦与现实混淆了……我梦见那是在季莫夫尼基,我刚下班回来躺了两个小时,轰炸就开始了。嘿,他妈的!……我心想,宁可被炸死,也不能让这两小时的甜蜜睡眠被破坏。附近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房子都摇动了,可我又沉入了酣睡之中……

    告诉你吧,我当时毫不惧怕,根本没有这种感觉。只是一次最猛烈的空袭后,我的一颗蛀空了的牙齿松动了。即使这样,也没松动多久。战后的五年里,我身体的各部位常常出现莫名其妙而又难以忍受的疼痛,我不得不去找专家诊断,要不是因为这个,我迄今还会把自己看成是绝对勇敢的人。一位很有经验的神经病理学家在得知我的岁数后,惊愕了:“才二十四岁,全身植物性神经系统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往后你到底打算怎样生活?”

    我回答说,我打算好好过日子。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战争中我是那么梦想活下来!不错,我是活了下来,可是战后的安生日子没有超过几个月,我就开始全身关节肿胀,右臂疼得要命,不听使唤,视力不断衰退,还有肾下垂、内脏转位,等等。就像后来弄清楚的那样,植物性神经系统全乱了。我在整个战争中的梦想就是继续学习。但对我来说,大学却成了第二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我提前了一年大学毕业,否则真没精力读下去了。战争的四年中,我就穿着一件军大衣度过冬天、春天和秋天,还有一件发白的褪色军便服……嘿,他妈的!……

    ——安东尼娜·米隆诺夫娜·连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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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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