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肯湾房子的名字写在招牌上——那是克雷格叔叔所为——挂在前面的阳台上，在红色徽章和英国国旗之间，看起来好像征募站或边境上的分界点。过去它曾经是邮电局，还有点儿官方和半公开的味道，因为克雷格叔叔是费里镇区的办事员，人们到他那儿领取结婚证或其他许可；镇议会在他的小房间或办公室开会，那里有档案柜，黑色皮沙发，大型的拉盖书桌，旗子，一张联邦创始者们的相片，另一张是国王、王后和小公主的相片，全部身着加冕礼的华丽服饰。还有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原木屋的相片，它曾经就坐落在这间宽敞漂亮的砖房的位置上。这张照片仿佛是另一个国度，一切都比这里要低矮得多，泥泞而暗淡。污浊的灌木丛、大量长有黑斑的常青树围绕着建筑，房子前面的路是原木铺成的。
“就是人们所说的木排路。”克雷格叔叔告诉我。
几个只穿着衬衫的男人，留着八字胡，面目狰狞却不知怎么透露出些许无助，他们围着一匹马和马车站着。我问克雷格叔叔他在不在上面，这可真是个错误。
“我还以为你识字呢。”他说，指着潦草地写在马车轮下的日期：1860年6月10日。“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孩子呢。他在那儿，就在马头后面。他到1875年才结婚。我1882年才出生。你明白了吧？”
他对我很不满意，不是出于对自己年龄的虚荣心，而是因为我对时间和历史的错误认识。“我出生时，”他继续严肃地说，“相片上所有的灌木都消失了。那条路也没有了。换成了碎石路。”
他一只眼睛瞎了，动过手术，可还是看不清，有暗影；那眼皮可怕地低垂着。他体形臃肿，脸方方的，皮肉松弛。还有一张相片不在他房间里，而是在大厅对面的前屋，照片里，他伸展着身体卧在地毯上，后面坐着苍老的父母——一个丰满自足的金发少年，头枕在胳膊肘上。格雷斯姑妈和埃尔斯佩思姑妈是他的两个妹妹，她们刘海卷曲，穿着水手裙，分别坐在他头脚两侧的厚垫子上。我祖父，也就是父亲的父亲，站在克雷格父母的椅子后，他死于1918年的流感；一边是莫伊拉姑妈（那时还很苗条呢！），她住在波特菲尔德，另一边是海伦姑妈，她嫁了个鳏夫，他们周游世界，现在在英属哥伦比亚过着富裕的生活。“看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擦拭相片上的灰尘时，经常说：“他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喔，就像一只舔光了所有奶油的猫！”她们说话的语气仿佛他还是那个小男孩，躺在那里，悠闲而傲慢，是她们纵容和取笑的对象。
克雷格叔叔爱发布新闻；有些我感兴趣，有些不。我想听听詹肯湾这个名字的来历，它是以一个被树砸死的年轻人命名的，就在路的上坡不远处；那时他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克雷格叔叔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里盖了房子，开了邮电局，创建了他希望并相信将来会很重要的镇，并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为之命名。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单身汉，有什么好纪念的？
“他在哪儿死的？”
“就在上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是哪里吗？”
“没有标记。人们一般不为这样的地方做什么标记。”
克雷格叔叔不赞成地看着我，他不会为好奇所动。他总是认为我爱突发奇想，而且很愚蠢，我不怎么在意；他的判断中含有某种宽泛的非个人的东西，让我感到释然。我的不满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和贬损，虽然他会指出来。这一点是令他失望和令别人失望之间最不同的地方，比如令我母亲甚至姑妈们失望。男性的自我中心感能让他和人们平静相处。
他告诉我的另一部分新闻和瓦瓦那什郡的政治历史有关，家庭的忠诚，人们的关系，选举中发生的事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真正相信公共事件和政治的人，而且对自己本身是这些事件的一部分相当笃定。虽然我父母总是听新闻广播，无论所听到的让他们灰心还是欣慰（多数是气馁，因为那是战争初期），我觉得，对我和对他们一样，世界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不真实且充满了灾难和不幸。克雷格叔叔不这样畏缩。在他自己处理的镇区事务——通常都是很麻烦的事务——和总理在渥太华处理的国家大事之间，他能看到简单的联系。他对战争持乐观态度，认为那是终将自我耗尽的普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爆发；他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战争会对选举有怎样的影响，征兵问题会在何种方面对自由党有利，而不关心战争本身。尽管他是爱国的，他还是挂出了旗帜，他出卖胜利公债。
不为镇区工作时，他埋头做两个项目——整理瓦瓦那什郡历史和我们1670年在爱尔兰开始的家谱。我们家族没有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生养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没有结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里有四个人死于一场火灾。有一个人的两个妻子都是死于难产。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对克雷格叔叔来说，有必要查到这些人的名字，血缘关系，出生、结婚和死亡三个重要的日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出生和死亡两个日期。要完成这些，他通常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惊人数量的世界范围的通信（他没有忘记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分支），并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细的字体记录在这里。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家族中有没有人做过比娶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红笔在名字下标注出来）更有趣的事情；的确，如果有人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他所有的记录。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整个牢固而错综复杂的生命结构，它支撑着我们的过去。
这和本郡的历史一样，它的创建，稳定，发展，直至进入现在缓慢的下降趋势，只有一些小灾小难发生——杜伯敦的火灾，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滥，某些寒冷的冬季，几起并不神秘的谋杀。郡里只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学家，他在乔治亚湾发掘印第安村落，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一位女士，她的诗歌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档案和抽屉堆满了剪报、信件，里面包括天气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马的记录、出席葬礼者的名单，那是大量累积的最为平凡的事实，他要把它们按顺序整理好。一切都要进入他的历史，他要让它成为瓦瓦那什的整个历史。他不会遗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时才整理到1909年。
当我多年后读到里有关娜塔莎的部分，我就想到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尽管娜塔莎不理解，她还是认为她丈夫的抽象的智力追求非常重要。不论克雷格叔叔是否真的有抽象的智力追求，或者他是否一整天在把鸡毛分类，都没有差别，她们愿意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台古老的黑色打字机，键盘带有金属边，所有长的黑色键盘座都露在外面；当他开始缓慢、大声、犹豫但是很有权威性地打字时，她们都压低了声音讲话，如果锅发出撞击声，她们会对彼此作出可笑的责备的表情。克雷格在工作！她们不许我到阳台上去，以免我会走到他窗前干扰了他。她们重视男人的工作胜过一切，她们也嘲笑它。这很奇怪。她们一边绝对相信它的重要，同时又做出判断，认为从某一点来看，它是琐碎和无足轻重的。她们从来不会管闲事；男人和女人的工作界限分明，任何超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遭到轻轻的、惊异的、令人后悔的高傲的嘲笑。
阳台是她们下午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整个一上午，她们都在忙着擦地板，锄黄瓜地，挖马铃薯，摘黄豆和西红柿，装罐，腌制，洗衣服，上浆，喷洒，熨烫，打蜡，烘烤等工作。她们也不是在那儿闲坐着，而是膝盖上堆满活计——给浆果去籽、豆子剥壳、苹果削核。在她们的手中，古老暗淡的木柄削皮刀，以蓄意报复的速度神奇地挥舞着。每小时有两三辆坐满城里人的车经过，通常都会放慢速度招手。格雷斯姑妈或埃尔斯佩思姑妈会以热情的乡下方式叫着：“一路烟尘，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车上的人会回应：“有时间一定！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爱讲故事。似乎她们不是在对我讲，逗我开心，而是反正要讲，为了自娱自乐，即使在她们独自待着的时候。
“哦，父亲雇的那个人，记得吗？那个外国人，他脾气真是操蛋，请原谅我的用词。他是干什么的，格雷斯，他不是德国人吗？”
“他是奥地利人。他一路过来找工作，父亲就雇了他。母亲一直害怕他，她不信任外国人。”
“啊，难怪。”
“她让他在谷仓里睡觉。”
“他总是用奥地利语大叫，骂人，还记得我们从他的白菜上跳过去吗？一大堆外国骂人的话，能让你的血液凝固。”
“等我下定决心我得告诉他。”
“那次他烧什么来着，在果园那边点燃了一堆树枝——”
“黄褐天幕毛虫。”
“对了，他在烧毛毛虫，你穿上克雷格的外罩和衬衫，里面塞上枕头，把头发塞进父亲的毡帽里。把手和脸涂黑，看起来像个黑——”
“我拿了屠刀，我们现在还用的那把长长的吓人的屠刀——”
“然后蹑手蹑脚爬进果园，躲在树后，我和克雷格一直从楼上的窗子看着。”
“母亲和父亲应该没有在。”
“没有，没有，他们进城了！他们坐马车去诸伯利啦！”
“我离他还有五码远，从树干后溜出来——哦，上帝呀，他不是大叫起来了嘛！他呼喊着，点亮了谷仓的灯。他是个懦夫，彻头彻尾的懦夫！”
“然后你进到房子里，脱掉衣服，擦洗干净，在父母从镇上回来之前。我们都围坐在晚餐桌子旁，等待他。我们都暗自希望他跑掉了。”
“不是我。我没有。我想看看他的反应。”
“他走进来，脸色苍白，像撒旦一样阴沉沮丧地坐下，什么也没说。我们期待他至少提一下，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黑流浪者。可他一直没提。”
“不想泄露自己是多么懦弱！”
她们乐得水果都从膝盖上滚落了。
“并不总是我，我可不是唯一想恶作剧的！我们出去跳舞时，是你想出把锡杯绑在前门的！咱们可别忘了那事儿。”
“你和梅特兰·克尔。（可怜的梅特兰，他已经去世了。）你们去杰里科的舞会——”
“杰里科！是石头学校的舞会！”
“好吧，不管是哪里，你带他进到前厅说晚安，哎，你偷偷把他带进来，悄悄的像两只小羊——”
“接着他们下来了——”
“听起来像雪崩袭来。父亲从床上跳起来，抄起猎枪。你记得他们房间里的那把吗，总是放在门后的？真是一片混乱！我藏在被子下，用枕头堵住嘴，这样才不会有人听见我笑出声来！”
她们现在也没有停止恶作剧。格雷斯姑妈和我进了埃尔斯佩思姑妈的卧室，她正在午睡，仰面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我们小心翼翼地掀起被子，把她的脚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克雷格叔叔在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睡着了，我被派去叫醒他，报告外面有一对年轻人来申请结婚证。他气急败坏地起来，到后面厨房的水槽洗漱了一番，沾水梳理了头发，打上领带，穿上马甲和夹克——为人办理结婚手续，他从来都是穿戴整齐的——来到前门。有一个老太太穿着长格子裙，头上围着围巾，躬着身子，靠在拐杖上，老头也是弯着腰，穿着闪亮的西装，戴着旧式浅顶软呢帽。克雷格叔叔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疑惑地问：“哦，你们好——”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埃尔斯佩思！格雷斯！你们这两个女魔鬼！”
挤奶的时候，她们用方巾系住头发，发梢像小翅膀一样扑动着，还穿上各种破烂的打补丁的衣服，沿着奶牛的路径走，在路上什么地方捡起一根棍子。母牛脖子上系着重重的铃铛，发出叮当声。一次，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我跟随着零星懒散的铃声来到树林的边缘，看到一只鹿静静站在树桩和浓密的蕨类植物中间。埃尔斯佩思姑妈没说话，伸出棍子像君主一般命令我不要动，我们望了好一会儿它才看见我们，跃起身来，好像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圈，就和跳舞的人一样，然后跳开了，翘着尾部，隐入深深的灌木丛。那是一个炎热而安静的傍晚，一道道阳光停在树干上，像杏子皮一般金黄，埃尔斯佩思姑妈说：“哎，我们小时候，上学路上常看到很多鹿。可是现在没有了。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见过一只了。”
在牛棚里，她们给我示范怎么挤奶，那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她们轮流将奶喷进一只谷仓猫的嘴里，它在几英尺外用后腿立着。那是只脏兮兮带条纹的公猫，唤作罗伯。克雷格叔叔也过来，还穿着浆过的衬衫，袖子挽起，闪光的背心口袋里插着钢笔和铅笔。他控制奶油分离器。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挤奶时喜欢唱歌。她们唱：“在圣路易斯等我，在集市等我！”“我有六便士，响当当的六便士”，还有“她来的时候会绕过山路——”她们会同时唱不同的歌，每个人都想压过对方，并且抱怨：“不知道那个女人怎么会认为自己会唱歌！”挤奶的时间她们变得大胆而喜气洋洋。格雷斯姑妈害怕进储藏室，因为可能有老鼠，她跑过畜棚场，抽打长角的大奶牛屁股，把它们赶出大门，回到草地上。埃尔斯佩思姑妈抬起奶油罐，动作轻松有力，几乎有种轻蔑的意味，就像个小伙子似的。
可是同样的两个人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就变得沉闷了，老是绷着脸，狡猾，老气横秋，又爱攻击别人。母亲听不到时，她们喜欢对我说：“你就用那把梳子梳头吗？我们以为是给狗用的呢！”要不就说：“你们就是用那个来擦盘子的吗？”她们会弯腰察看锅盘，不停地刮，刮下自从上次她们来访后积聚的最后一片黑渣。无论母亲说什么，她们都报以足够使人晕倒的微笑；她的直截了当，蛮横粗暴，让她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好快速而无望地对她眨眨眼，好像面对一道残忍的强光。
她说的最善意的话是最没有道理的。埃尔斯佩思姑妈能够凭听觉记忆弹钢琴；她会坐下来弹她知道的几首曲子——《我的美人在海上》和《去小岛的路》。母亲主动教她识谱。
“那样你就可以弹出真正动听的曲子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拒绝了，她微妙地、不自然地笑着，好像有人主动要教她打台球似的。她到外面找到一块荒了的花圃，跪在地上，在午后的烈日下，薅杂草。“那块花圃我再也不关心了，我已经放弃了。”母亲轻描淡写地，从厨房的门里大声说，带着警告的语气。“除了那种单调的虎耳草，花圃中啥都没有种，不管怎样，我要尽快拔掉它们！”埃尔斯佩思姑妈继续锄草，像没听见一样。母亲一脸恼怒，最后放弃了话题，她实际上已经坐在了帆布椅子上，向后靠着，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地微笑了大约十分钟。母亲惯于单刀直入，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则擅长迂回，撤退，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悄然无声，牢不可破。她把她们像蜘蛛网一样推出她的视线；我很清楚。
回到詹肯湾的家——我和她们度过了漫长的暑假——她们精神饱满，膨胀得好像被浸泡在水里似的。我可以看到发生的变化。我也以些许叛逆的痛苦告别了我母亲的世界里那些严肃的、持怀疑态度的问题，无休止但显然不受重视的家务，捣碎的马铃薯里的硬块，令人不安的想法，代之以她们的工作和玩乐、安慰和秩序、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礼节。在她们家里，要学习一整套的语言。那里的交谈有许多层次，什么事情都不能直接说，每一个玩笑都可能是绵里藏针。母亲的不赞成是不容分辨的，像阴沉的天气；她们的不赞成则像细小剃刀的割伤，令人困惑地夹杂在善意中间。她们有爱尔兰人那种用顺从和尊重装饰嘲弄本质的天赋。
邻近农场上有一家人的女儿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律师，他们家为此感到很骄傲。他们带他过来，介绍给大家。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刚烤完面包，擦洗了银器，为这次拜访专门拿出了手绘的盘子和珍珠手柄的小刀。她们给他吃蛋糕、奶油脆饼、果仁面包和水果馅饼。他是个贪吃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不知所措，只好用吃东西来缓解紧张情绪。他拿起整个蛋糕塞进嘴里，蛋糕被弄碎了，糖衣沾在胡子上。晚饭时格雷斯姑妈什么都没说，就模仿他吃东西的样子，不断地夸张着，发出狼吞虎咽的咯咯声，形象地从盘子里抓着食物。“哦，律师啊！”埃尔斯佩思姑妈优雅地叫着，从桌子对面倾身问道：“你一直——对乡下生活——感兴趣吗？”在她们对他展现的绝妙礼节后面，我感觉有些毛骨悚然——那是一种警告。他不是自以为了不起吗！那是她们轻轻说出的最后的谴责。他自视高人一等。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吗！虚荣和做作真是无处不在。
她们反对的不是能力。她们在自己家里，在我们家里，认可能力。但是应该把它或多或少隐藏起来。她们对野心抱有警觉，因为有野心就得经受失败，有让自己受愚弄的风险。最糟糕的事，我推断，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被人们嘲笑。
“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对我说，“你叔叔克雷格在瓦瓦那什是最精明的，是最受爱戴和尊重的人之一。他可以竞选立法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内阁。”
“他没有当选吗？克雷格叔叔？”
“别傻了，他从来没有参加竞选。他不想出名。他不喜欢。”
这就是在我看来十分神秘和新奇的暗示：选择无为，到最后会证明比有为更明智和自重。她们喜欢拒绝选择的人们，拒绝婚姻、职位、机会和金钱。我的表姐，露丝·迈克奎恩，住在杜伯敦，获得了读大学的奖学金，因为她非常聪明，但是她在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她决定待在家里。
“她宁愿不。”
为什么这样做就值得羡慕？就像某种音乐或颜色的微妙和谐，消极之美是我无法欣赏的。但是和母亲一样，我还没准备好否定它们。
“害怕把头伸出洞口。”母亲对露丝·迈克奎恩如此评价。
莫伊拉姑妈嫁给了鲍博·奥利芬特姑父，他们住在波特菲尔德，有一个女儿叫玛丽·艾格尼丝，是他们婚后很久才生的。夏天，莫伊拉姑妈偶尔会开三十英里的车来詹肯湾，带玛丽·艾格尼丝来待一个下午。莫伊拉姑妈会开车。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认为她很勇敢（母亲也在学开车，她们却认为这是轻率鲁莽，没有必要）。她们会看着她那辆老式方顶车过了桥，从河那边开过来，出去迎接她，鼓励、羡慕、欢迎地叫着，仿佛她刚刚穿越了撒哈拉沙漠，而不是经过炎热、烟尘滚滚的路，从波特菲尔德而来。
她们对世上其他人的那种客套后面隐藏的机智的恶意，在她们兄弟姐妹间的彼此关注中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对彼此只有温柔和自豪。对玛丽·艾格尼丝也是。我禁不住想，她们喜欢她胜过我。我也受欢迎和喜爱，但是，会受到其他因素和我的一半遗传的影响——我的教养中有异教成分，永远不可能纠正。对我来说，玛丽·艾格尼丝得到的是更纯粹、欢快、信任的感情。
在詹肯湾，从来没有人提到任何与玛丽·艾格尼丝有关的事。事实上，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她几乎和其他人一样。除了你无法想象她一个人进商店买东西，独自去任何地方。她总是和她母亲一起。她不是白痴，不像弗莱兹街的弗兰克·霍尔和艾伦·布罗克斯，她当然没有傻到会被允许整天免费玩金斯门集市的旋转木马，即使莫伊拉姑妈让她这样，她自己也不会答应。她的皮肤是土色的，好像蒙着一层薄薄的彩色玻璃或浅色油纸。
“她缺氧，”母亲带着某种满足的意味解释说，“她出生时缺氧。去医院的路上，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莫伊拉姑妈的腿，因为医生告诉过他们，她可能会大出血。”
我不想再听了。首先，我厌恶这话里面的暗示，亦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可能理解迟钝，就是因为缺乏像氧气这样可命名、可测量的普通的东西。“产道”这个词让我联想起一条笔直的血河。我想象着当莫伊拉姑妈呻吟着努力生产的时候，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她沉重的布满血管的大腿的样子。之后每次见到他我总会想起。我们每每会看到他在自己家里，坐在收音机旁，抽着烟斗，听《波士顿黑人》或《警察巡逻》节目，伴着轮胎尖利的声音和枪弹爆裂声，严肃地点着坚果一样的秃头。他抬着莫伊拉姑妈的大腿时也抽着烟斗吗，她乱动乱叫时他也会认真地表示同意吗，就像他对待波士顿的黑人暴乱一样？
也许因为这个故事的缘故，对我来说，莫伊拉姑妈散发出的阴沉气息，带有一种妇产科的气味，像她腿上有绒毛的涂了橡胶液的绷带一样。我现在知道她受过很多病痛的折磨：静脉曲张、痔疮、子宫下垂、卵巢囊肿、发炎、流产、肿块和不同地方有结石，作为女性生活灾难的幸存者，她要沉重而小心地移动，她身上有很多故事可讲。她坐在阳台的柳条摇椅上，尽管天气很热，仍然穿着庄重的多层的裙子，色彩暗淡，点缀着颤抖的珠子，一顶大帽子好像穆斯林的头巾，土色的长筒袜，有时会翻卷下来，让绷带“透口气”。至于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你把她和她的两个妹妹相比，她们能很迅速地跳起身，散发出清新健康的气息，偶尔还不以为然地提到她们腰身的尺寸。而莫伊拉姑妈，甚至站起坐下，在摇椅上动一动，都会埋怨地嘟囔着，不知不觉，自然流畅，就像打嗝或放屁一样。
她讲波特菲尔德的事。那儿不像诸伯利这么干燥，主街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啤酒屋，每家旅馆里也都有啤酒屋。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街上会发生恐怖的打架斗殴事件。莫伊拉姑妈的房子离主街只有半个街区远，靠近人行道。从发黑的前窗，她看见男人们像野人一样叫喊，一辆车翻了，撞到电话线杆上，压碎的方向盘插进了司机的心脏；她看见两个男人拖着一个喝醉酒的站都站不起来的女孩，她在街上撒尿，撒在衣服里。她把粉刷的栅栏上醉鬼的呕吐物擦洗掉。所有这些都在她意料之中。不仅是星期六的醉鬼，杂货商、邻居和投递报纸的男孩，都会骗人，粗鲁，作奸犯科。莫伊拉姑妈悠闲地讲着这些故事，她的声音能弥漫上一整天，弥漫在院子里，像黑色的油脂，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会同情地看着她。
“哎呀，不行，那可不能容忍！”
“我们在这里不知有多幸运。”
接着她们会跑进跑出，取来成杯的茶，成杯的柠檬汁，新涂了黄油的发酵粉饼干，玛撒·华盛顿蛋糕，加了葡萄干的糕饼，还有沾椰粉的小水果蜜饯，可供小口细品的美味。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那里听着，微笑着。她对我微笑。这并不是毫无狡诈的笑，而是一个专横跋扈，甚至有点儿手腕的人教给小孩子的社交礼仪，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恐惧和习惯而学会的那种微笑。她戴着眼镜，黑发剪短，绑成一束，细细的橄榄色脖子上有皮刺。莫伊拉姑妈把她打扮得像个高中生，尽管她从来没有念过高中，腰身宽松的格子花呢褶裙，仔细洗好的过大的长袖白色上衣。她没有化妆，没有涂粉盖住嘴角柔和的黑色汗毛。她以苛刻的、恃强凌弱的语气对我说话，并不仅仅是嘲讽，而是在模仿嘲讽，模仿她听过的某些苛刻快活的人的腔调，也许是店员和小孩子说话的口气。
“你那是干什么呢？”她走过来，发现我在透过前门附近的彩色玻璃窗格张望。她把眼睛凑到红色的玻璃前面。
“院子着火了！”她嘲笑地对我说，好像是我说了刚才的话。
其他时候，她会藏在黑暗的厅里，跳出来从后面抓住我，用手捂住我的眼睛。“猜猜是谁，是谁呀！”她会捏我，掐我，搔我的胳肢窝，直到我尖叫起来。她的手又热又干，她的拥抱很热烈。我极力挣脱，但是不能像我在学校骂别人那样骂她、朝她吐口水或拽她的头发，因为她的年龄——她名义上是个大人——还有她受保护的地位。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恃强凌弱之人而且明说我恨她——但不是在詹肯湾。同时，我好奇且并非完全反感地发现，在某些对我无足轻重的人看来，在某种我甚至不能理解的程度上，我会是这么重要。她会把我摁倒在客厅地毯上，残忍地踢我的肚子，好像我是一条狗。每一次，战胜我的，不仅是她大到无法预料的力气和不公平的骗局，还有惊愕；我的惊愕一定就像被抓住和绑架的人那样，意识到在绑架者的奇怪世界里，他们有一种价值，完全和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无关。
我也知道发生在玛丽·艾格尼丝身上的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多年前，她在波特菲尔德的房子前院，当时莫伊拉姑妈正在地下室洗衣服，来了几个男孩子，有五个人，劝她和他们走一走。他们把她带到露天市场，剥光她的衣服，让她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她因此患了支气管炎，几乎死掉。因而，她甚至在夏天也总要穿着保暖内衣。
我能想象这种侮辱——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想警告我，如果和男孩子出去，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被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想到自己要被迫光着身子，赤裸裸，就像羞耻刺进了我的肚子深处。每次想到为了预防天花，医生拉下我的裤子，用针戳我的屁股，我都会愤怒得发狂，难以忍受，简直觉得是羞辱。我想到玛丽·艾格尼丝的身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露天市场，冰冷刺痛的屁股突出着——在我看来，那是人身上最可耻最无助的部分——我还想，如果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样曝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一定是活不下去的。
“黛尔，你应该和玛丽·艾格尼丝去散散步。”
“你们去谷仓转转，看能否找到罗伯。”
我顺从地站起来，绕过阳台的角落，用棍子敲打着格子架，狂怒而沮丧。我不想和她一起出去。我想留下来吃东西，听有关波特菲尔德的故事，那个邪恶阴沉的城市，充满不可信任的为非作歹之人。我听见玛丽·艾格尼丝脚步平稳轻快地跟了过来。
“玛丽·艾格尼丝，别让太阳晒着。别到河里去蹚水，你随时会感冒的。”
我们走下路堤，沿河岸而行。干燥的留茬地，开裂的河床，白色的土路，到处都同样炎热，瓦瓦那什河成了清凉的水槽。细柳树的阴影，像筛子一样过滤着阳光。沿岸的泥干了，但还没有干成泥土；就像蛋糕上的糖霜，恰到好处地形成一层硬壳，但下面还是潮湿清凉，走在上面感觉不错。我脱下鞋子，光着脚走。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呵斥：“我会告发你的！”
“喜欢告就告吧。”我暗自骂她是讨厌鬼。
牛群来过河里，在泥浆上留下了蹄印，也留下一堆堆牛粪，圆圆的，干燥后像人造品，像手工的陶土盖子。河两边都有荷叶舒展，偶尔会有黄色的荷花，颜色很淡，很安静，让人很想去摘。我把衣服塞到裤子里，蹚过缠脚的根须，黑泥从我的脚趾缝里渗出来，让水变得污浊，让叶子和花瓣淤满泥水。
“你会淹死的，你会淹死的。”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叫喊着，又兴奋又恼怒，虽然水还没有没过我的膝盖。拿到岸上的花看起来有些粗糙，又脏又臭，并且立刻开始枯死。我继续走，不再理会它们，把花瓣在手中攥碎。
我们发现一只死牛躺在那里，后腿浸在水里。黑苍蝇聚集在它棕白相间的皮肤上，爬动着，阳光照射到它们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像珠饰的刺绣。
我拾起一根棍子，敲打死牛。苍蝇轰地一下子飞起，盘旋着，又落下。我看出牛皮上是一幅地图，棕色是海洋，白色是漂浮的陆地。我用棍子描画它们奇异的形状、弯曲的海岸，试图让棍子尖保持在白色和棕色的临界线上。然后我把棍子指向脖子，沿着一条拉紧的肌肉移动——牛是伸着脖子死的，好像想要接近水，但是它躺倒的方向正好相反——我敲打着它的脸，碰到脸，我有些畏缩。我不敢看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大睁着，乌黑，光滑，一无所见地凸出着，有丝绸般暗红的光泽，反射着阳光。仿佛一只橙子塞在黑色长筒丝袜里。苍蝇在一个角落筑巢，优美地聚集成彩虹色的胸针。我很想用棍子去戳它的眼睛，看看它会不会崩裂，会不会颤抖着像果冻一样破碎，表明它从里到外都是一种东西，或者表面会不会裂开，露出腐烂的一团，顺着它的脸流淌下来。我的棍子一路围绕眼睛转着，但最终我抽回了手——我做不到，我不能戳它的眼睛。
玛丽·艾格尼丝没有靠近。“别碰它，”她警告说，“那头死老牛。好脏啊。你会弄脏自己的。”
“那——头——老牛，”我说，夸张地拉着长音，“那——头——老牛，那——头——老牛。”
“快点儿上来。”玛丽·艾格尼丝命令着我，但我想她自己是不敢再靠近的。
因为死掉了，它吸引人去侮辱它。我想戳它，踩踏它，蹂躏它，在它身上撒尿，或者任何能惩罚它的做法。痛打它，锤裂它，对它吐口水，撕烂它，把它扔到一边儿去！但是，它还是有力量的，躺在那里，背上奇异的地图闪着光，还有变形的脖子，光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对着一头活牛像现在这样思考：为什么这儿会有一头牛？为什么白色的斑点会是那样的形状，不会再有任何牛或动物拥有完全同样的形状？描着一个大陆的轮廓，把棍子深入，让线条更分明一些，我注意看着它的形状，就像有时候在真正的地图上注视真的大陆或岛屿一样，仿佛形状本身有语言无法表达的意义，我能够参透它，如果我足够努力，如果我有更多时间。
“我料你不敢摸它，”我对玛丽·艾格尼丝说，“你不敢摸死了的牛。”
她慢慢走过来，令我吃惊地俯下身，对着那眼睛咕哝着什么，好像知道我一直对它很好奇，然后她用手——她用自己的手掌——盖住了死牛的眼睛。她的动作十分严肃，有些犹豫，但是带着一种温柔的镇定，完全不像她平时的样子。不过她很快站了起来，把手举到面前，手掌对着我，手指分开，这样它看起来很大，比她整个脸还大，很黑。她在嘲笑我。
“现在你会害怕让我抓到你了。”她说，我只好尽量装作傲慢地从她身边走开。
那时，经常是除了我，没有谁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人们会说“可怜的玛丽·艾格尼丝”或者这类含义的话，用压低的语调、柔和的保护性的声音，仿佛她没有秘密，没有她自己的空间，而这不是真的。
“你叔叔克雷格昨天夜里死了。”
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小心翼翼的。
我正在吃我最爱吃的秘密早餐——膨化麦饼沾红糖蜜——坐在门口的水泥板上，享受着早上的阳光。我从詹肯湾回来两天了，当她说到克雷格叔叔，我的想象中闪现出他站在门口，穿着马甲和衬衣，亲切地，也许不耐烦地，挥手和我告别的样子。
现实的网令我迷惑。他死了。听起来好像是他自愿做的、自己选择的一件事。仿佛他说：“现在我要死了。”仿佛情况还不是这么不可挽回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了。
“在蓝河的橙色厅，他当时在打纸牌。”
纸牌桌，明亮的橙色厅。（虽然我知道应该是橙色党员厅，它的名字和颜色无关，就像蓝河并不意味着河水是蓝的一样。）克雷格叔叔在发牌，他垂着沉重眼睑的认真的样子。他穿着背面是锦缎的马甲，钢笔和铅笔夹在口袋里。可是现在呢？
“他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突发。听起来像是爆炸，像放烟花，光柱朝四面八方迸射，射出一颗小光球——克雷格叔叔的心脏，或者他的灵魂——射进高空，翻滚着消失。他有没有跳起来，伸展着胳膊，呻吟？要多久，他才能闭上眼睛，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平时的信心似乎蒙上了乌云，我对细节的冷酷胃口激怒了她。我跟着她在房子里转，皱着眉，坚持着，重复着我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够保护我，除非让我明白。我想要板上钉钉一样确定的死亡的事实，不是悬浮不定，无知而又强大，等待从任何地方渗入的死亡。
但是葬礼那天情况改变了。母亲重新恢复了自信，我也安静下来。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克雷格叔叔或者死亡的事。母亲把我的深色格子呢连衣裙从樟脑球箱子里拿出来，刷好，晾在绳子上。
“夏天没问题，轻毛料比纯棉的凉快。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唯一深颜色的衣服。我没关系。是我的话，你穿红色的都不要紧。如果他们真的信仰基督，应该都穿红色。要跳舞庆祝——毕竟，他们整个一生吟唱祷告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堂。是的。但是我了解你的姑妈们，她们希望看到深颜色的传统衣服，从头到脚！”
听到我不想去时她并没感到吃惊。
“谁都不想去，”她坦白地说，“从来没有人想去参加葬礼。不过，必须要去。有时你要学习面对一些事情。”
我不喜欢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她的敏捷和热心让人感觉虚伪和庸俗。我不信任她。当人们告诉你有时候你要去面对，当他们催促你面对摆在你面前的痛苦、猥亵、讨厌的事实时，在这接近背叛的边缘，他们的声音里总是掩饰不住那种冷酷的庆幸意味，以及对伤害你的贪婪渴望。是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父母亲尤其是这样。
“死亡是什么？”母亲继续带着不祥的欢快说，“死了是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人是什么？大部分是水，只是一般的水。人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碳，最简单的元素。他们是怎么说的？值九十八美分？就是这样。不过它的构成方式很奇特。构成的方式，心脏和肺，还有肝、胰腺、胃、大脑。所有这些东西，它们叫什么？元素的化合！把它们化合在一起——化合物的化合——你就得到了人！我们把它叫作克雷格叔叔，或者你父亲或者我。可就是这些化合物，这些构成成分，暂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运作。然后，某个零件磨损了，坏掉了。克雷格叔叔的情况是心脏出了毛病。所以我们说他死了，人死了，但这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人类的方式。如果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如果我们考虑的是自然界，自然的一切都生生不息，一部分坏死——不是死，而是改变，我想说的是改变，变成别的，所有组成人的元素改变，再次回归自然，在鸟类、动物和花草身上一再重现——克雷格叔叔不一定是克雷格叔叔！他可能是一种花！”
“我会晕车的，”我说，“我会呕吐。”
“你不会的。”母亲穿着连身衬裙，在往露出的胳膊上涂古龙香水。她把藏青色绉纱裙套过头顶。“过来帮我拉上拉链。这么热的天穿这种裙子。我能闻到上面的清洁剂味儿，天热时味道更浓。让我告诉你我几星期前读的一篇文章。它和我现在所说的状况太吻合了。”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拿了帽子，在我的小衣柜镜前戴上，匆匆把前面的头发塞进帽子，后面留了一些。那是一顶战争期间流行的颜色讨厌的碉堡帽——空军蓝。
“人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她接着说，“当一个人死掉——像我们说的——只是一个或若干部分磨损了，某些其他部分可能还会运作三四十年。比如克雷格叔叔——他的肾也许非常健康，可以给一个患了肾病的年轻人用。这篇文章说——将来这些部分会被利用起来！应该是这样。下楼吧。”
我跟着她下楼到厨房。她开始对着洗手盆上挂着的黑乎乎的镜子涂胭脂，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化妆盒放在那里，在洗手盆上方油腻的架子上，和又黑又旧的药瓶、剃须刀片、牙粉还有凡士林一起，堆在一堆东西上面。
“移植它们！比如眼睛。已经可以移植眼睛了，不是全部而是角膜，我想是这样。那只是开始。将来一定能移植心脏、肺和身体所需要的所有器官。甚至大脑——我想，能移植大脑吗？那样所有这些部分都不会死，它们会作为别人的一部分活下去，另一个化合物的组成部分。那样你就不能恰当地谈论死亡了。‘活体继承者’，这就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可能都是其他身体的继承者，也都是捐赠者。我们现在知道了，死亡将被彻底摆脱！”
父亲已经下楼来，穿着黑西装。
“你打算在葬礼上和他们讨论这些想法吗？”
母亲以现实的语气说：“不会。”
“因为他们有另一套观念，他们很容易沮丧。”
“我从来不想让任何人沮丧，”母亲说，“从来不！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妙。有它的独特之处。它不是比天堂和地狱更好吗？我真不明白人们，我从来不明白他们实际上相信什么。他们是不是认为你克雷格叔叔现在正穿着白色长睡衣飘浮在来世呢？或者认为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腐烂呢？”
“两种想法都有。”父亲说，在厨房中间，他把胳膊搭在母亲肩上，轻柔而严肃地搂着她，小心不碰到她的帽子和刚涂好粉的脸。
以前我有时希望这样，希望看到父母亲用眼神或拥抱表明的那种浪漫——我没有想到感情——它曾经把他们吸引并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看到母亲变得温顺和不知所措——这一点是从她弯着的背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从她的语言中——看到父亲如此轻柔、怜惜和忧伤地抚摩着她，他的忧伤和克雷格叔叔没有多大关系，让我很是震惊，我想要对着他们大叫，制止他们，让他们回到分开的、最终的、没有支撑的自己。我害怕他们会继续表现出和克雷格叔叔的死一样我不想看到的情况。
“欧文不必去。”我痛苦地说。我把我的脸压在纱门疏松的网孔里，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旧马车上，光着腿，肮脏，遥远，假装他是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大篷车上的阿拉伯人，或狗拉雪橇上的爱斯基摩人。
我的话让他们拉开了距离，母亲叹息着：“欧文年纪还小。”
房子好像拼图上的迷宫，纸上的拼图，在某个方块或房间里有一个黑点；你要找到通向它的路，或者离开它出来的路。现在，那个黑点就是克雷格叔叔的尸体，我关心的完全不是如何找到通向它的路，而是怎样回避它，不去打开甚至显得最安全的门，因为担心后面会有什么伸出来。
干草垛还在那里。上星期我在这里时，收割了干草，它们一直长到阳台的台阶边缘。我把它们卷成光滑完美的蜂巢，有一人多高。傍晚，当太阳落山，它们先是投下长长的突出的影子，然后变成灰色的实体，形成了一个村子，或者如果你环顾房子四周的田地，这些草垛就组成了一整个城市，全都是秘密的一模一样的紫灰色小屋。但是，其中一间倒塌了，它柔软而残败，吸引我跳进去。我会向后退，退到台阶附近，然后双臂热情地张开，向它奔去，降落到新鲜干草的深处，它还是温暖的，散发着正在生长的草的气息。草垛中满是凋谢的花——白紫相间的麝香、黄色的云兰、不知名的小蓝花。我的胳膊、腿和脸上都是划伤，当我从草垛爬起来，在河边刮过的微风中，这些划伤会刺痛，发热。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也加入进来，跳进干草垛。她们的围裙飞舞着，彼此大笑着。到一定时候，她们会变得犹豫，不再继续忘我地跳跃，以高雅的坐姿降落，手张开，就像撑在软软的垫子上，或者抱着头发。
当她们回来，坐在阳台上，把一盆盆的草莓剥皮，做草莓酱的时候，格雷斯姑妈气喘吁吁地说话，但是声音镇定，带着沉思的意味。
“要是车开过去了，难道你不会想到去死？”
埃尔斯佩思姑妈从头上取下发针，把头发放下来，搭在椅子背上。别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几乎都是花白的，一放下来，才看到丝绸般的深棕色，貂皮的颜色。她愉快地小声喷着鼻息，前后甩着头，伸开的手指梳过头发，摘掉吹起来粘到上面的小草屑。
“我们真是傻瓜！”她说。
这会儿克雷格叔叔又在哪里呢？在他关闭的、拉着百叶窗的窗子后，在毫不泄气地打字。
被压扁的草垛也是一样。但是男人们走在残株茬上，都穿着黑西装，像高高的乌鸦，谈着话。一个百合花环挂在前门，门微微开着条缝。玛丽·艾格尼丝高兴地走过来，让我站着别动，帮我把肩带系了又系。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是人。从多伦多来的亲戚坐在阳台上，看起来慈眉善目，但是自动和大家保持着距离。我被带过去和他们说话，我避免看他们后面的窗子，因为那里面有克雷格叔叔的尸体。露丝·迈克奎恩提着一柳条篮子玫瑰出来，放在阳台栏杆上。
“房子里还有拿不完的花，”她说着，好像这才是我们应该为之悲痛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放在这里。”她的头发很美，慎重而热切，但是显得苍白无力——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她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她把我和母亲介绍给南方来的一对夫妇。男士穿着西装外套和宽松裤子。
“是他给我们办的结婚手续。”女士骄傲地说。
母亲说她得去厨房，我跟着她，想至少他们不可能把克雷格叔叔放在那里，那里有咖啡和食物的香味飘出来。大厅里也有男人，你要像绕过树干一样从中穿过。前屋的两个门都关上了，一篮子剑兰放在门前。
莫伊拉姑妈一身黑衣，像巨大的公共台柱，正站在餐桌旁数茶杯。
“我已经数了三遍了，每次结果都不同。”她说，语气听起来好像这是一种只发生在她身上的特别的不幸。“我今天脑子不好使。我的脚支撑不了多久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穿着好看的浆烫过的围裙，上面有白色亚麻边饰，吻了母亲和我。“好啦，”她说，带着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样子退回几步，“格雷斯在楼上，休息一下眼睛。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多人！格雷斯说，半个国家的人都来了，我说半个国家，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来我都不会感到意外！海伦还没有来呢。不过，她送了一篮百合。”
“应该足够了，天哪！”她实在地说，看着茶杯。“所有好杯子和厨房的再加上从教堂借来的！”
“就像普尔的葬礼那样，”桌子旁的一位女士小声说，“她把好杯子收起来，锁着，用教堂借来的。说不想拿她上好的瓷器冒险。”
埃尔斯佩思姑妈感激地翻着她一圈红边的眼睛——这是她通常的表情，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调节。
“食物还是足够的。我想应该够五千人的了。”
我也这样认为。不论朝哪里望，都是食物。冷烤猪，肥烤鸡，看起来像涂了油漆，硬皮扇贝状的马铃薯，西红柿肉冻，马铃薯色拉，黄瓜和甜菜色拉，玫瑰红色的火腿，松饼，发酵粉饼干，圆面包，果仁面包，香蕉条面包，干果糕饼，深浅色交替的千层糕，柠檬蛋白酥皮卷，苹果草莓馅饼，一碗一碗的果脯，十到十二种不同的甜泡菜和小吃。腌西瓜皮是克雷格叔叔最喜欢的。他总是说他可以一顿饭光吃它加黄油面包。
“刚好够吃，”莫伊拉姑妈诡秘地说，“他们都带了好胃口来参加葬礼。”
走廊一阵骚动；格雷斯姑妈过来了，男人们让开路，她向他们致谢，柔顺而心怀感激，好像她是个新娘子似的。牧师跟在她后面。他带着有节制的热诚和厨房里的女士们说话。
“女士们！你们看起来不想让时间过得这么枯燥无味。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忧伤的时候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
格雷斯姑妈俯身吻我。古龙香水下有淡淡的酸味，一种警告：“你要不要去看看克雷格叔叔？”她小声问，温柔而轻快，仿佛在许诺一个奖赏。“他在前屋，在海伦姑妈送的百合花下面他显得那么帅。”
所以，趁一些女士和她讲话时，我逃掉了。我又穿过大厅。前屋的门还关着。楼梯下面，前门那边，父亲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踱着步子，转身，用手谨慎地度量着。
“这里会是困难的地方。这里。”
“把门拿掉？”
“太迟了。你不想引起骚动吧。看着我们拆掉它会让女士们感到不安的。如果我们这样向后退——”
侧厅里有两个男人在谈话。我低头从他们中间快步走过。
“不像冬天，记得吉米·普尔的葬礼吧。地面像岩石一样硬。用什么工具都挖不出一点儿坑来。”
“要等两个月才能解冻。”
“到那时一定已经有三四个等候的了。我们看看。吉米·普尔——”
“他没问题。还有弗瑞莉太太，老的——”
“慢着，她是结冻前去世的，没关系。”
通过侧厅尽头的门，我来到房子最早建造的部分。这里叫作储藏室；从外面看，它就像大砖房旁边附加的小木屋。窗子小而方，稍微有些歪斜，就像姑娘闺房里那些不太真实的窗子一样。也没有什么光线透进来，因为到处都高高堆积着暗淡的旧物，甚至堆到了窗子前——搅乳器和手动式旧洗衣机，拆开的木床架，旅行箱，浴盆，长柄镰刀，大帆船一样笨重的婴儿车，倒在一边。这是格雷斯姑妈拒绝进入的地方；如果她们想要拿什么东西，就得埃尔斯佩思姑妈进来。她总是站在门口大声吸气，说：“什么地方啊！这里的空气简直就像坟墓（tomb）！”
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单词的发音。我并不确信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把它和“子宫”（womb）混淆起来了。我看见我们在一个中空的大理石卵里，充满蓝色的光，不需要光从外面照射进来。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搅乳器上，看起来并不吃惊。
“你来这里干吗？”她轻声地问。“你会迷路的。”
我没有回答，也没转身，我在屋子里转悠。回忆起来的时候，我经常很好奇，婴儿车里是否有什么东西。应该会有的——一堆旧的《家庭先驱报》。我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声音里有点儿焦急和不情愿的顺从。我没出声，玛丽·艾格尼丝也没有。她在这里做什么？她找到了一双老式女靴，前面有蕾丝，皮毛镶边儿，她紧紧地握着它们，用毛皮轻擦着她的下巴。
“兔子毛。”
现在她过来把靴子伸到我面前。
“兔子毛？”
“我不想要。”
“来看看克雷格叔叔。”
“不去。”
“你还没看过他呢。”
“不。”
她一手拎着一只靴子，挡住我的路，然后用狡黠、引诱的语气说：“过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不去。”
她扔下靴子，用手拉我的胳膊，手指掐住我。我尽力抖开她，她用另一只手把我拉到门口。对于一个这么笨拙，三次几乎死于气管炎的人来说，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她的手滑到我的手腕下面，像熊爪一样抓住我的手。她的声音仍然悠闲，轻柔而自得。
“你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垂下头，她的胳膊正好在我张着的嘴旁边，她结实的有绒毛的胳膊就在我肘下，我一口咬了下去，咬啊咬啊，咬破了她的皮肤，什么都没想，我就做下了此生做过的可能最糟糕的事情，我尝到了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血。
我不必去参加葬礼了。没有人强迫我去看克雷格叔叔了。我被放在他的办公室，在他午睡和夫妇们等待领取结婚证的皮沙发上。尽管天气很热，我膝盖上还是搭着毛毯，旁边有一杯茶。他们还给了我一块磅蛋糕，我立刻就吃掉了。
我咬玛丽·艾格尼丝的时候，我想我这一咬会使我摆脱所有一切。我是想置身事外，没有人再敢叫我去看一个死人，或干任何其他事情了。我想他们会憎恨我，而憎恨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就像上天恩赐的翅膀。
但是，没有；自由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莫伊拉姑妈，总是说她不得不把我从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上拽下来，我嘴上还带着血呢（撒谎——我已经放开了，玛丽·艾格尼丝，她可怕的恶魔般的力量缩小了，蜷缩在那里，震惊地哭泣着）。她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她搂着我，我的脸紧挨着她穿了盔甲似的胸部，她的身体嘶嘶作响，在我头顶颤抖着，像一座就要爆炸的纪念碑。
“疯狗！疯狗才会那样咬人！你父母应该把你关起来！”
埃尔斯佩思姑妈用手绢裹住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格雷斯姑妈和其他女士吃力地把她拖走，拍抚着她。
“我得带她去看医生。得给她缝针，打预防针。那孩子可能有狂犬病。有些孩子是有狂犬病的。”
“莫伊拉，好啦，亲爱的莫伊拉。不用啊。她只是破了点儿皮。只是暂时的疼痛。洗一洗，包上绷带很快就会好的。”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都把注意力从玛丽·艾格尼丝转向她们的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安抚着她，好像在努力不让她崩塌下来，直到爆炸的危险过去。“不会疼很久的，亲爱的，很快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呀。”母亲清晰而危险的声音传来。“今天我根本就不该带那孩子来这里。她太敏感，太脆弱了。让这样的孩子来葬礼真是粗野。”她那么无法预料，不可信赖，在最不寻常的时候也不能让人心存感激，严格地说，她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才会施以理解和援手。
但是她也有一点作用——有时候只用“粗野”这样的词，就能在周围引起一片沉默，一片惊愕。这次，她找到了同情，女士们竞相接过她的解释，并加以扩大。
“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过度疲劳让她歇斯底里。”
“我也在葬礼上晕过一次，在我结婚前。”
露丝·迈克奎恩把胳膊搭在我肩上，问我要不要阿斯匹林。
这样，当玛丽·艾格尼丝被众人安慰、清洗和包扎起来的时候，当莫伊拉姑妈也镇静下来（她倒是吃了阿斯匹林和一些特殊的药片——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就在她的手袋里），我也有人围着，照看着，像赶羊一样带到这间屋子，放到沙发上，盖上毛毯，好像我生病了似的，还给了蛋糕和茶。
我的行为并没有破坏葬礼。门关着，我看不见，但是我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一开始很刺耳，不整齐，然后随着不断不断的努力，变得充满渴望和信心。
房子里都是人，他们挤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像粗而钝的蜡笔，温暖，彼此默从，唱着歌。我在他们中间，只是被单独隔离在这里。他们有生之年都会记得，我在克雷格叔叔的葬礼上咬过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胳膊。记起这件事，他们就会记得我异常敏感，古怪偏执，教养不好，或者处于崩溃边缘。但是他们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不会的。我将是这个家族中高度敏感、教养很差的一员，完全是一个另类。
被人宽恕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羞耻感。我感觉到热，不仅是因为盖着毛毯。我感觉被抓紧，窒息，我在其中行动和讲话的这个世界仿佛没有空气而是棉花一团。这种耻辱感是生理上的，但是远超过了对性的羞愧，我先前对裸体的羞愧；现在仿佛赤裸的不是身体，而是里面的全部器官——胃、心脏、肺、肝——都光秃秃而无助地显露在那里。以前与此最接近的感觉是被搔痒到无可忍受的程度——暴露、虚弱、自我背叛的恐怖又撩人的感觉。耻辱感从我这里弥漫开去，充满了整个屋子，覆盖了每一个人，甚至玛丽·艾格尼丝，甚至克雷格叔叔，尽管他现在处于任人摆布的作废状态。拥有肉体是一种耻辱。我被困在一种幻象中，大概和神秘主义者不能传达的秩序和光的幻象恰恰相反；这种幻象也是不能传达的，混乱而淫秽——无助，以最猥亵的形式显现出来。但是和另一种幻象一样，它转瞬即逝，由于自身的强烈而崩溃瓦解，不能重建，一旦结束也就变得令人不可置信。到他们开始最后一段赞美歌时，我又清醒过来，只是有点儿正常的虚弱，任何咬了人类胳膊的人大概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对面的“联邦缔造者们”穿上了他们的衣服，恢复了可信的尊严，我喝光了杯里的茶，探索着它属于成人的、陌生的、重要的滋味。
我站起来，慢慢打开门。前屋的两扇门都开着。人们正缓缓移动，他们那弓形的令人担忧的后背离我而去。
在我们生命的汹涌大海之上——
我进了屋子，没有人发现。我在一个不认识我的善良而大汗淋漓的女士前插入人群，她弯腰用鼓励的语气小声说：“你刚好赶上最后瞻仰遗容。”
所有窗帘都放下了，挡住了下午的烈日；屋子里闷热阴郁，有一条条的光束射进来，像正午烈日下的干草棚。屋子里有百合的清香，蜡色的纯白的百合，屋子也像是口菜窖。我被其他人推动着，来到棺材的一角。它摆在壁炉前——那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漂亮壁炉，瓷砖像翡翠一样。棺材里面都是白缎子，堆成褶，像最华丽的衣服。克雷格叔叔脚下遮着抛光的盖子，上半部分——从肩膀到腰部——都摆放着百合花。所有这些白色衬托着他古铜色的脸，显得轻蔑而倨傲。他不像是睡着了，也完全不像我星期六下午进去叫醒他时的样子。他的眼睑轻轻地盖在眼睛上，凹痕和皱纹变得非常浅。他自己被消灭了；这张脸像脆弱的皮肤面具，经过修饰，覆盖在真正的脸上——或者任何你用手指戳一下就会开裂的东西。我的确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完全不可能实行，就像你可能有去碰带电的电线的冲动一样。百合覆盖下的克雷格叔叔就是那样，躺在丝绸枕头上；他就是那可怕、沉默、无动于衷的力量的导体，可以在瞬间迸发出火焰，烧掉这间屋子，烧掉所有的现实，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带着耳朵里的嗡嗡声转身离开，但是感到解脱，我毕竟做到了并幸存下来了。我穿过拥挤的、萦绕着赞美歌的屋子，走到母亲那里，她独自坐在窗子旁边——父亲和别的护柩者们在一起——没有唱歌，咬着嘴唇，荒诞地显出充满希望的样子。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卖了詹肯湾的房子、土地和牛，搬到诸伯利去了。她们说选择诸伯利而不是蓝河，是因为她们在那里有更多的熟人。她们也没有选择莫伊拉姑妈住的波特菲尔德，因为她们想要像过去一样帮到我父亲和家人。她们坐在城北小山上她们的房子里，像受惊的受伤而忠实的护卫者，为我们的安宁操心，对我们的生活半信半疑。她们织补父亲的袜子，他习惯把袜子带给她们；她们还有一个花园，是为我们保留的；她们为我们缝补、编织、烘烤面包。我一星期要去看她们一两次，开始是自愿去的，虽然部分是为了食物；上高中后，我就越来越不情愿去了。每次她们都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来呀？你对这里已经陌生了！”她们会坐在那里等我，好像她们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会坐在小而暗的有纱门的门廊里；她们可以看见外面，但是经过的人看不见里面。
我能说什么呢？她们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国度，有自己华丽的风俗和优雅古怪又复杂的语言，外界的真实消息并没有被严格禁止，但是越来越难以传送进来。
在浴室里，马桶上面挂着她们古老的训诫，是用十字绣缝的：
一盒新火柴挂在下面。读那些文字我总是感到难堪，但是我总是会点一根火柴。
她们老是讲同样的故事，开同样的玩笑，现在它们似乎已经干透了，一碰就破；到时候，每个单词，每个表情，手的每次摆动都会变成久已熟悉的东西，令人记忆犹新，而她们两个人也形成了极其小心的组合；随着年华渐老，她们的这种组合也越发显得脆弱，令人惊叹，却没有人情味儿。这就是她们没有男人在身边，滋养她们欣赏她们的结果，她们离开了她们后天的一切可以自然生长的地方。埃尔斯佩思姑妈慢慢耳聋了，格雷斯姑妈双手患了关节炎，以致最后她不得不放弃哪怕是最粗糙的缝纫活儿，但是她们没有遭到改变或被摧毁；她们以最终的责任感，努力保持着外形的完整无缺。
她们保存着克雷格叔叔的手稿，时不时地说要给什么人看看，可能是高中的历史老师布坎南先生，或《先驱导报》的富克斯先生。但是她们不想显得是在请人帮忙。而且，你能相信谁呢？有些人也许会拿到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
一天下午，她们拿出红色烫金的马口铁罐，有亚历山德拉女王肖像的那只，里面装满了圆的燕麦曲奇饼和炖红枣，还有一个大黑铁盒子，防火的，并上了锁。
“克雷格叔叔的历史。”
“差不多一千页。”
“页数比还多呢！”
“他打字很漂亮，没有错误。”
“他死的那天下午打完了最后一页。”
“拿出来，”她们催促着我，“看看吧。”就像她们让我吃曲奇饼的样子。
我快速翻着，直到最后一页。
“读一读吧，”她们说，“你会感兴趣的。你不是历史科总得高分吗？”
那年的春夏和初秋，费尔迈、莫里斯和格兰特里镇区都出现了大量建筑。在费尔迈，第五租界与河滨路的角上，建起了一座卫理公会派教堂，为这个地区不断聚集的大量人口服务。这就是人称的白砖教堂，不幸的是它只保留到1942年，毁于不明原因的火灾。车棚虽然是木头的，却幸存下来。街角对面，亚历克斯·海利先生建了一家综合商店，他开张两个月后死于中风，他儿子爱德华和托马斯继续经营店铺。第五租界下面还有一间铁匠铺，老板是欧·唐尼尔。这个街角叫海利角或教堂角。现在那个位置除了商店没有什么建筑，有一家人租来做生意且居住在里面。
我读着这些的时候，她们告诉我手稿将属于我，她们为此犹豫了很久。
“还有他的旧文件、报纸都归你，当我们——去世，或者之前，没必要等我们去世了——如果你准备接受的话。”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将来你能够完成它。”
“我们过去考虑给欧文，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不过你有写文章的天赋。”
这会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她们说，也许对我要求太高，但是她们想让我现在就把手稿带回家，保存好，偶尔读一读会更容易找到克雷格叔叔写作时的感觉。
“他有这种天赋。他可以把所有人和事都写进去，而读起来依然很通顺。”
“也许你可以模仿他的方式。”
她们在对某个相信作家唯一的职责就是创作出杰作的人说话。
我离开的时候，胳膊下笨拙地夹着盒子。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站在门口，庄重地目送我走远，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艘船，满载着她们的希望，正驶向地平线。到了家，我把盒子放在床下；我不准备和母亲讨论它。几天后我想到，那是个保存我写的几首诗和小说片段的好地方；我想把它们锁在别人找不到也不怕着火的地方。我抬起床垫，把它们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把它们藏在那里，折起来夹在宽页的里。
我不想让克雷格叔叔的手稿和我的文字放在一起。它如此死气沉沉，沉重而枯燥，一无用处，也许会把我的东西也染上死气，让它们失去活力，给我带来厄运。我把它拿到地下室，放在纸壳箱里。
去年春天我在诸伯利学习，准备期末考试。地下室被水淹了，进了三四英寸深的水。母亲叫我帮忙，我们下去打开了后门，把冰冷的、带着潮味的水，扫到外面的排水沟里。我发现了那个盒子和里面的手稿，我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它变成了一大叠浸水的纸了。
我没有察看损坏的情况，或者还能不能挽救。对我来说它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
我没有想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的感受。（现在格雷斯姑妈在诸伯利医院，因为尾骨骨折，正在恢复期，埃尔斯佩思姑妈每天去看她，坐在床边和护士们说——她们两个人都挺讨人喜欢的——“你相信有些人躺在床上被人服侍着还会做什么吗？”）但是我想起她们看着装在上了锁的盒子里的手稿离开她们房子的情形，还是感到懊悔，那种淡淡的懊悔；可另一面又带着残忍的纯粹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