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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已经住了三个礼拜了，这段经历并不成功。我和麦迪，尽管一直在开心地说这一趟亲密旅行能在一起待这么久很享受，不过要是真的结束，我们都会如释重负。沉默会让我们烦恼，我们总是笑得太过头。我担心，很可能是我们两人都担心，说再见的时候，除非我们飞快地吻吻对方，热情地、开玩笑地拍打对方的肩膀，否则我们只能直视进彼此之间的一片荒凉，我们不仅互不关心，内心深处还彼此排斥。这么久以来，我们所有的分享都并不是真正的分享，我们两人心里都在猜疑，都觉得对方已经变成了外人，没有了权利。

    夜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外头走廊的台阶上，喝杜松子酒，愉快地抽烟驱蚊，一直待到很晚才会上床睡觉。天气很热，要入夜很久，热气才能消散。高高的瓦房里，直到下午三点之前都颇为凉爽，然后天黑很久以后，白天的热气还是困在屋内。永远如此。麦迪和我回忆，我们当初是如何把床垫拖下楼，拖到走廊上，躺在上面数流星，试图挨到破晓时分。我们从来没能真的做到。每天夜晚，河面上的冷气流携带了河岸芦苇和软泥的味道吹过来的时候，我们便睡着了。十点半，有一辆穿行小镇的公交车路过，车子不会放慢速度，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经过我们这条路。以前从大学回家，我坐的就是这辆公交车。记得某些温暖的晚上，我经过朱比利镇，看见巨大的树根周围裸露的土地，一个个小小的水坑包围了街上的自动饮水机。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光线编织出柔和的潦草字样：台球，咖啡馆。认出这些标牌上的字时，会有一种奇怪的压迫感和解放感，仿佛我用学校的假期，用我的朋友，还有，用我的爱情，换来的是阴沉的家庭世界，这里只有永不间断的灾难。四年前，麦迪有过同样的旅程，必然也是同样的感受。我想问问她，那些像我们一样长大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失去了信任的能力，过不了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没法生活在宁静的现实中。但是我没有问她。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类似问题。念咒于事无补。我们就别互相破坏情绪了。麦迪会用她微弱的、机敏的声音这么说，还会用她喜欢的俚语，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谈这些问题。

    有一天晚上，麦迪带我去参加湖边的一个聚会，从家往西大约有三十英里路程。聚会在一座度假屋里举行，两个朱比利的女人租了这座度假屋，为时一星期。去的大部分女人似乎都是孀居、单身、分居或者离婚，男人则大部分都年轻、未婚。从朱比利来的男人实在太年轻，我记得他们似乎都只是低年级男生，有两三个年长的男人，都没带太太来。不过女人们出人意料地提醒我，有些女人自打我童年时就认识我，尽管我从来没有在聚会上见过她们，只见过她们在商店里，办公室里，有时候是在朱比利的周日学校里。她们和已婚女人的不同之处就是，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她们稍许活泼一些，锐利一些，不得体一些——不过，我也觉得其中只有一两个会让人觉得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个问题。

    尽管她们穿着中年妇人的衣服，款式却很时髦，在她们坚挺的合成面料做成的紧身内衣上沙沙作响。她们在人造花上洒了很多香水。麦迪的朋友们就要现代许多了，头发染成紫铜色，眼睑涂成蓝色，喝起酒来个个精力充沛。

    我想麦迪并没有注意这些人。她身材纤瘦，仍然披着漫不经心的黑发。她的脸变瘦了，皮肤变紧了，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少女般的傲慢神情。不过，她说话有刺耳的鼻音，就是当地口音。我们以前习惯取笑说，她调情和喝醉的时候，才能镇定自若地说话。在我看来，她似乎一直千方百计地融入这些人。没过一会儿，她得手了。在我看来，我觉得她想让我看看她是怎么成功的，看着她否认那种隐秘的，让人振奋的，真正可怕的势利。小时候我们一同培养了这种势利，当然，我们向自己许诺，要见识比朱比利更大的地方。

    玩游戏的时候，每个女人要拿出一件衣物。开始大家很正派地拿出一只鞋放进篮子里，然后，男人们进来了，开始玩替鞋子找主人的游戏。我出了房间，坐在车里。我觉得孤独，我想到我的丈夫和我的朋友。我听着聚会的喧闹声，听着海浪拍打海滩，没一会儿就睡着了。麦迪很晚才出来，嘴里说着：“上天哪！”她笑着，快活地说话，态度像英国电影里的女人。“你觉得恶心？”我们俩都笑了。我觉得抱歉，我喝酒喝得不舒服，不过没喝醉。“他们说话并不怎么妙语如珠，不过心没长歪，就像俗话说的。”我没有说什么，一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我们从伊瓦休伦开回朱比利。然后，我们再也没参加过什么聚会。

    不过，坐在外面台阶上的不总是我们两个人。经常有个叫弗雷德·鲍威尔的男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也参加了那个聚会，默默无闻地充当背景人物，记住都是谁的酒，友好地帮人撑住走廊上摇摇晃晃的横梁，不让它碰到谁的脑袋。他和我们一样，在朱比利长大，不过我不记得他了，我估计是因为他比我们早几年毕业，然后就去参战了。我回来的第一天晚上，麦迪就让我吃惊，把他带回家来吃晚饭，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个晚上，如同我们之前消磨过的许多个夜晚。这个陌生男人成了给我的童年礼物，或者说我们的童年安全地存在于种种掌故轶事中，仿佛裹在脑子里某种玻璃纸里。而我们为童年脆弱的自己建构的种种白日梦，会让我们的童年面目全非地出现——不可救药而快乐。我们一起讲故事。“你们女孩子就是记性好。”弗雷德·鲍威尔说，以一种赞叹的神情，或者还有其他，克制、窘迫，不以为然，就像性格温和、深思熟虑的人看到逗乐的人夸张的洋相时脸上的表情。

    这会儿，想到弗雷德·鲍威尔，我承认，我的反应——我称之为情境，比我自己预料的远为保守；甚至感觉荒唐。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麦迪是这么告诉我的，第一天晚上就说了。她说的时候不过是提供信息的态度。他的太太是残疾人。他带她来湖边消暑，麦迪说，他对她非常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麦迪的情人，麦迪也不会告诉我。和我又有什么关系？麦迪都三十多了。但是，我始终在想他坐在我家台阶上的样子，手摊平，放在伸展开的双膝上，麦迪说话的时候，他温和的脸转过去看着她，几乎是溺爱的表情。他有温柔的男子气的外表，被她逗乐了，仍然不动声色。麦迪取笑说他太胖了，不能再抽烟了。这话题把他拖入一场私密的、紧张的、温情的争执。这样的争议毫无意义，也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时候。而他乐意。他乐意，这句话吓我一跳，我现在是知道了，他乐意，而她需要。她微有醉意的时候，便用半祈求的玩笑口吻说，他是她唯一的真朋友。她说，他也会这么说的。没有别人会这么说。我不清楚。

    后来我又在想：他和她真的只是朋友吗？朱比利的一些清规戒律，我已经忘了。有一条，所有的口袋小说谈到小镇的说法，肯定都是对的。还有就是，多么强烈的、值得尊敬的、没有公然的两性关系的友情，才能在这种清规戒律下繁盛起来，并且从中得到滋养，乃至于维持大半生啊。这个想法让我沮丧。不现实的关系，相比局内人，反倒是局外人更加沮丧。我如此难过，发现自己希望他们是公开的情人。

    朱比利的生活节奏是以天然季节为周期的。死亡发生在冬天；婚礼则在夏天举行。有一个好理由可以解释这一切，冬日漫长而艰难，老年人和身体孱弱的人并不是永远都过得去。去年冬天是一场悲剧。这样的灾年每逢十年，或者十二年，就会有一个。你能看见街上的人行道开裂，仿佛小镇遭受过轰炸。在这样的艰难中，人们处理了一起死亡事件。现在，到了夏天，便是想起来再谈一谈的时候了。我发现人们会在路上拦住我，聊我妈妈。我从他们的口中听说了她的葬礼，她戴了什么花，那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现在，她已经死了，当他们说“你妈妈”时，我不再觉得这是针对我的骄傲，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狡猾的打击。我以前一直这么觉得。这些词语让我感觉，我完整的身份和狂妄的青春期历程都开始土崩瓦解。

    现在，我听着他们谈她，如此温和，如此隆重，我明白她成了小镇的共有财产，成了大家都知道的奇人怪事。这是她的成就，因为我们一再试图把她困在家里，不管残酷的还是狡猾的手段我们都用过。我们让她远离可悲的声名狼藉，并不是为了她的缘故，而是为了我们。我们看着她的眼部肌肉瘫痪发作时眼珠翻白；听到她恐怖的声音，还有她让人尴尬的发音。她和别人说话，要我们帮她翻译，这一切都让我们忍受毫无必要的羞辱感。她的病那么古怪，以至于我们如同陪同一场极度庸俗的杂耍表演，几乎想要大声地道歉。我们的骄傲日渐被磨灭，我们一起画讽刺漫画以发泄狂暴的情绪，哦，不是，不是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不是这样的，那只是拙劣的仿制品。我们早该把她送给小镇，小镇对她会好一点。

    至于麦迪，至于她十年来的看护，他们说得很少，也许因为他们想到我早已远走高飞，顾及我的感受。我的两个孩子就证明了这一点。而麦迪孤身一人，除了这座让人沮丧的房子以外，什么也没有。不过，我想不是因为这个。这不是朱比利分担他人感受的方式。他们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我很高兴那个星期有延误航班的暴风雪当借口。反正我也不知道如果天气合适我会不会回来。麦迪那么激烈地给我写信，力劝我不要来。我有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她这么希望的话，她有权利自己来处理这一切，至少这一回，她有权利。

    至少这一回是。麦迪是留下来的人。她先离家上大学，然后才是我。你给我四年，她说，我给你四年。然而我结婚了。她也并不意外，她被我卑鄙的、无用的负疚感激怒了。她说她一直都打算留在这里。她说妈妈不再让她“心烦”了。“我们哥特的妈妈，”她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随便她了。我再也不会要求她像个人样了。你知道。”要是说麦迪是个虔诚的人，她感觉到了自我牺牲的愉悦和彻底弃绝的强烈又神秘的吸引力，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不过谁会这么说麦迪呢？当我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们的老姨妈们，安妮姨妈和卢姨妈，都对我们说，有责任感的儿女会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自己的一切。麦迪便丝毫也不虔诚地引用了现代精神病学的观点。纵然如此，她还是留在了这里。对我能想到的，我能够想到的一切，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她也许能适应，甚至能主动选择过这种没有时间的，在纯然想象之自由中的生活，像孩子们那样，未来不被干涉，一切皆有可能。

    换个话题，大家会问我回到朱比利感觉如何。我不知道。我始终还在等有什么来告诉我感觉如何，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回来了。那天，我从多伦多开车北上，孩子们坐在后座上，两千五百英里的旅程，开到最后我非常疲惫。我不得不关注高速公路和旁路的复杂系统，反正这世间没有哪条轻松的路可以通到朱比利。大约下午两点钟，我看见车的前方是市政厅墙皮剥落的、华而不实的楼顶，熟悉得出乎我的意料。市政厅的建筑和镇上其他四四方方又单调的灰色和红色砖砌建筑毫无关系。楼顶下挂了一口大钟，万一有惊人的灾难发生，就会响起来。我的车驶向主路。一座新的服务站，王后酒店的外墙新刷了灰泥。再转向安静的、衰败的旁路，这里路边住的都是老处女，花园里放着鸟澡盆，种着翠雀花。这些大砖房我都很熟悉，木头长廊，装了纱窗的幽深窗户宛如张开的洞口，在我眼里都有些似真亦幻。我不管是对谁说我的感觉，说这条街半梦半醒，即将沉没，他们都会想带我去镇北，那里有一座新的软饮料灌装厂，几座庄园风格的大房子，一家太妃冰激凌店。最后，我在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房前停下车，停在一小片树荫下面，我的小女儿玛格丽特用难以置信却力图公正的语气说：“妈妈，这就是你家？”

    我感觉到了，女儿的声音传达的是一种复杂的失望情绪，明显，她似乎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甚至预先就放弃了希望，声音中包含了此时全部的枯燥和陌生，就在此时，传说的源头，令人不满足的、抱歉的、持久的现实都被揭示了。太阳底下，房子上的红砖看起来粗糙而燥热，有两三处裂出了长长的、扭曲的纹路。走廊上单调的装饰已经开始剥落。前门旁边的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以前就有，现在还在。我坐着，看着它，令我困惑的是，竟然没有情感的认知。我坐在那儿，看着这座房子。遮光帘没有动静，房门也没有打开，没有人出来，没有人站到走廊上来。没有人在家。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现在麦迪在市镇文书的办公室工作。另外，因为没人在家，房子竟然呈现出如此封闭、荒凉、贫困的外观，着实有些让我意外。当我穿过前院，走上台阶，我意识到这些年住在海边，自己已经忘记了内陆浩瀚无边的炽热，那感觉仿佛头顶着整个燃烧的天空。

    贴在前门上的告示是麦迪潦草夸张的手迹，宣称来客欢迎，孩子自便，价格后议，包你后悔。门厅的桌子上搁了一束夹竹桃，在这样的夏日午后，夹竹桃醇和的香味弥漫在封闭的屋子里。“上楼！”我对孩子们说。我一手牵住一个，女儿和她弟弟。儿子在车上一直睡觉，这会儿摸索着我的手，一边走一边呜咽。我停下脚步，一只脚在最底下的台阶上，转身打招呼。一个褐色皮肤，有习惯性警觉的纤瘦女人，一个面熟的年轻妈妈，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下巴已经不再柔软丰满，略有些尖利的锁骨让褐色的脖子看起来颇为紧张。这是大厅的镜子里看到的我，上一次我从这面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姑娘，不管身后隐藏了什么惊恐与混乱，她的脸都如苹果一样光滑和麻木。

    不过，这并非我转身的原因。我明白了，我其实是在等妈妈叫我，她躺在餐厅的沙发上叫我。在炎热的夏天，她就躺在那儿，拉下百叶窗，喝一两杯茶，反正这一两杯茶从来都没有喝完过。每到吃饭时间，就分给她一些食物，像对待一个生病的孩子那样。一小碗果脯，几片蛋糕。我觉得，仿佛没听到妈妈荒凉的叫声，我就没办法关上身后的门。当我准备回答她的时候，感觉到自己浑身上下格外沉重。她叫，谁在那儿？

    我把孩子们领到屋子后头的大卧室里去，以前我和麦迪就睡在这里。房间里，薄薄的白色窗帘几乎要磨破了，地板上放了一块正方形的油毡，一张双人床，一个盥洗柜。我和麦迪上中学的时候，就用这个盥洗柜当书桌。纸板做的衣柜，门里面装了一面面小镜子。我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在想——慢慢地想，不要急——当她叫谁在那儿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让自己听，仿佛以前我从未有过勇气倾听，听她求助的叫嚷，毫无伪装，坦率到可耻，原始而恳切。这一切，都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经常重复的嚷嚷，而事情该如何仍然如何，一点改善都没有，所以我和麦迪通常把她的嚷嚷当成家居动静之一而已，只是为了避免恶化而必须处理的动静。你去处理一下妈妈。我们会对对方说。或者说，我马上过去处理一下妈妈。

    她叫我们，可能是叫我们做些琐事儿，要求我们没完没了提供并不愉快的服务，或者是让我们进行五分钟临时性的欢乐谈话。因为她如此坚持不懈地随机提议，所以没有一回我们确信她是真的有事儿。对她长期的眼泪疲劳战，我们也不曾有过一回打算表现出一丝同情。不过，就算拒绝同情，眼泪还是一样会再来，我们终归要被打败，我们被迫用天堂般的爱意来阻止她的噪音。不过，我们越来越狡猾，一贯的冷淡的关心，让自己剥离对她的愤怒、急躁和嫌恶。处理她的问题时，我们剥离一切情绪，就仿佛夺走犯人的肉，削弱他的力量。一直到她死。

    我们叫她看报纸，听音乐，享受季节的变化，对她没得癌症要心怀感激。我们补充说她不必承受任何疼痛。这是真话——如果囚禁不算疼痛的话。她穷尽一切手段索要我们的爱，既不觉得羞耻，也没有理智，如同孩子一般索要爱。我们又如何能够爱她？我绝望地问自己。我们爱的来源并不充足，而对我们的需要又太过宏大。无论怎么样，一切都不会有所改变。

    “我的一切都被剥夺了。”她会这么说。她对陌生人说，对我们的朋友说，因为我们总是没法成功地让我们的朋友离她远一点。她也对她自己的老朋友说。这些人偶尔内疚地来看她，她就会说这样的话，用一种异常缓慢、异常悲伤的腔调说。这么说不明智，也不人道，我们只好打断她的话。这种夸张的表演让我们几乎羞愧得想要去死。不过现在我会觉得，如果没有如此的自我中心在顽固地滋养——即使滋养的是灾难，她也许很快就会消沉下去，过一种昏昏沉沉的植物生活。她竭尽全力，把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不是还受欢迎。她无止无休地在屋里打转，在朱比利的街道上打转。哦，她不想听天由命，她想必哭了，在这座石头房子里苦苦挣扎，挣扎到最后一刻。是的，我可以想象，但是我不会去想象。

    不过，我觉得，画面仍不完整。我们的哥特式妈妈。冰冷的、可怕的帕金森病面具横在她的脸上，她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后跟，抽泣不止，贪婪地掠夺任何她可能得到的关注。目光呆板，却也在熊熊地燃烧，她一心一意，只能看见她自己。这还不算完。疾病飘忽不定，没有规律，从容不迫地前进。某些上午时分，她醒来的时候感觉好些，就到院子里清理植物，宛如一个居家太太，和我们平静地聊天，说话条理明晰，还能认真地听新闻。她仿佛从噩梦中清醒，试图弥补失去的时间，打扫屋子，强迫自己用颤抖的双手用缝纫机修修补补，给我们做她最擅长的香蕉蛋糕，或者柠檬蛋白酥皮卷。后来，渐渐地，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少了，每一次相隔遥遥，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她去世后，我偶尔会梦到她。她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在梦里，她就是这样的。我想，为什么我要对自己夸张这些不舒服的东西呢？看看，她很正常，她只是双手颤抖罢了——

    在平静的最后阶段，某种毁灭性的能量便抓住了她，她会喋喋不休地说话，越来越逻辑不清。她会要我们给她涂胭脂，帮她打理头发，有时候甚至会叫裁缝上门给她做衣服。裁缝就在餐厅里干活，方便她随时能看见，因为她待在沙发上的时间越来越长。不管从实际的哪方面来看，这都是在浪费钱，根本没必要。（她要衣服干什么？她穿到哪里去？）而且还是对精神的折磨，因为没有裁缝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记得，我走后收到过几封麦迪的信，信写得逗人发笑，东拉西扯，平静克制地描述了一系列的裁缝事件。我怀着同情读完了信，不过没能进入这种曾经熟悉的氛围，那些因妈妈的需要而导致的癫狂和挫败情绪。在一个平常的世界里生活，想要重新复制她是不可能的。她的脸在我心中留下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并不真切。同样的，和她共同生活的种种复杂压力，那种需要靠麦迪和我暴发出没完没了的无情大哭才能抵消的歇斯底里的感受，现在看来也带有一些想象的成分。我觉察到了一种心怀内疚的隐秘疏远。

    我和孩子们在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一个全新的睡觉地方。看着他们在房间里，我觉得他们真是非常幸运。他们的生活安全，轻松。这种念头大约是大部分父母都不时有的，这时候或者那时候。我看了看衣橱里面，没有东西，只有一顶帽子，用从杂货店买来的小花装饰的帽檐，一定是我们哪个为了复活节特意装上的。我拉开盥洗柜的抽屉，里面塞满了活页笔记本的纸。我看到，“乌得勒支和平协议，1713年，结束了西班牙王位抢夺战”。让我震惊的是，我看见的是我自己的字迹。想到这东西在这里待了十年，甚至可能更为久远，感觉真是惊愕。看来，大概是我那天写的。

    出于某种原因，看到这些字迹对我会有强烈的影响。我感觉仿佛以往的生活就在我的周围，等待我重新拾起。只是那时候的几个瞬间，身在自己的老房间里，会有这样的感觉。老中学的一幢楼已经拆了，灰色的礼堂重新为我打开。我还记得春天的星期六夜晚，雪融化以后，乡间的人们全都拥向城里。我想起我们走在主路上，和两三个女孩子手挽着手，一直走到天黑，去了艾尔，在一串五彩缤纷的小灯下跳舞。舞厅的窗户都会打开，把初春的空气放进来，掺杂了土地和河流的气味。农场男孩子的手皱巴巴的，跳舞的时候会把我们的白上衣弄脏。如今，旧时经验似乎再也不值得纪念了（实际上，艾尔不过是个阴森森的地方，而在大马路上走来走去，这种炫耀自己的办法既粗俗又可笑，尽管我们确实无法抗拒它的诱惑）。这样的经验现在对我而言，有了一种奇特的意义，而且十分完整，它并不仅仅是跳舞的女孩，宽阔的大街，它覆盖了整座城镇，覆盖了在巨大苍白的天空之下小镇尚未成熟的街道，光溜溜的树木，积雪初化的泥泞空地，一条条挤满了驶向市里的汽车的闪烁着灯光的土路。

    而且，我们还穿了芭蕾舞鞋，纯黑的塔夫绸裙，短外套是蓝色的，像知更鸟蛋的颜色，还配了樱桃红，柠檬绿。麦迪在她的衬衫领口打了个巨大的蝴蝶结，像参加葬礼一般严肃，头发上系了人造菊花环。这些行头很是时髦，或者只是我们这么以为。那正是战后的几年。麦迪，以及她鲜亮的、怀疑主义的面容。我姐姐。

    我问麦迪：“你还记得她以前什么样子吗？”

    “不记得。”麦迪回答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犹豫不决地说，“不过也不是经常这么觉得。”我胆怯柔弱的怀旧之情试图退回到优雅的现实中。

    “我觉得，你只能别去想。”麦迪说，“只能不要想，最后几年——其实还有不少年——不要有那些记忆。”

    正是这时候，她说：念咒于事无补。

    别的只有一件事，她说的只是：“她花很长时间分类整理各种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贺卡，纽扣，线。分类，一堆堆地放好。这样能让她在那短暂的时间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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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安妮姨妈和卢姨妈。自从我回家之后，这已经是第三次来了。每次来的时候，她们都在用一下午的时间，把碎布片做成小地毯。她们现在已经非常老了。她们坐在一个燥热的小阳台上，阳台用竹编的百叶窗来遮光。布头和没完工的毯子在她们身边堆得一团混乱，营造出鼓舞人心的家居气氛。她们已经不出门了，不过早上还是早起，洗脸，涂粉，穿上没腰身的印花裙，裙子镶着荷叶边，还有白色的流苏。她们煮咖啡，煮粥，然后清理房间，安妮姨妈打扫楼上，卢姨妈则打扫楼下。她们的屋子非常干净、阴暗，外表光亮，散发着醋和苹果的味道。午后，她们躺一小时，然后穿上下午的衣服，领子上别着领针，坐下来做手工活。

    她们是这类人，一老肉体便消散了，或者说是神奇地消瘦了。卢姨妈的头发还是黑的，但是束在发网里显得僵硬、干燥，仿佛玉米成熟之后僵死的穗子。她笔直地坐着，骨瘦如柴的胳膊移动时分外精心、缓慢。她修长的脖子，尖尖的小脸盘，满是皱纹，越来越深的皮肤，让她看起来像埃及人。安妮姨妈，也许是因为她优雅甚至可以说妖娆的仪态，看起来似乎更加脆弱疲惫。她的头发几乎都掉光了，始终要戴帽子，这种漂亮的帽子是专门为戴发卷上床睡觉的年轻太太设计的。她叫我看她的帽子，问我觉得好看不。她们都特别擅长反讽，要把自己的怪诞说出来，获得些许的愉悦感。与她们为伴，有着非同寻常的快乐轻松，而她们之间的对话，已经变成了一场娴熟的揶揄与抗议。这样的场景蛊惑了我，仿佛我瞥见的是麦迪和我自己，我们已经老了，一切都已经消失，又被姐妹关系的血脉抓到了一起。我们为某个喜欢的，本质上又并不重要的年轻亲戚泡茶，展示出来的正是如此精练的关系。别人又怎么会了解我们呢？我看着这一对逗乐的老姨妈，想知道，是不是老人和年轻人在一起，都会扮演这样程序化、简单化的角色，因为老人有顾虑，觉得任何更诚恳的表现都会耗尽我们的耐心，或者，老人们这么做是出于圆滑，不过是填满社交时间而已，现实生活让他们觉得离我们实在太远了，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流。

    无论如何，我感觉就是被她们控制在一段距离之外，至少在第三次拜访之前是这样。第三次的午后，她们在我面前表现出了彼此之间并不默契的信号。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拜访时就已经发生的。当然，那些年，我和麦迪看她们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她们争执，而且我们是经常去的。并非完全出于责任感，而是因为我们觉得这里活跃和理智的氛围令人安心，尤其我们在自己的家里经历的是混乱、威胁和压迫，这种环境能给我们安慰。

    安妮姨妈想领我上楼，让我看些东西。卢姨妈表示反对，表情冷淡，很不高兴，似乎这个话题让她尴尬。迂回的遁辞是这个家的传统，慎重起见，要是我问她们到底在说什么，就太过分了。

    “哦，让她喝茶。”卢姨妈说。而安妮姨妈说：“好吧，她本来就在喝茶。”

    “那你想干嘛就去干嘛吧，楼上热得很。”

    “你上来吗，卢？”

    “那么谁看孩子？”

    “哦，孩子，我都忘记了。”

    于是，安妮姨妈和我走到屋子阴暗的那一头。我突然想到一个颇为荒唐的念头。她打算给我五块钱。我记得以前有时候，她把我带到前厅，就是这么神秘兮兮地打开钱包。我觉得卢姨妈也不知道她给我钱的事儿。不过这一回，我们上楼去了安妮姨妈的卧室。房间看起来实在整洁，简直是纯洁无瑕。墙上贴的是青涩的花墙纸，梳妆台上摊放着洁白的丝巾。真的热得很。卢姨妈说得没错。

    “来，”安妮姨妈说，有点气喘，“帮我把橱顶的箱子拿下来。”

    我拿了下来。她打开箱子，用一种同谋般的欢快语气渴望地说：“现在，我想，你想知道吧？你妈妈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我一点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坐在床上，忘记了在这座房子里是不能坐在床上的。卧室里都有把椅背笔直的椅子，专门坐人的。安妮姨妈并没有阻止我。她开始把东西拿出来，嘴里说着：“麦迪从来没有提过，是吗？”

    “我没有问过她。”我回答道。

    “哦，我也不会的。我不会和麦迪说一个字的。不过，我想呢，我可以给你看看。为什么不给你看呢？看。”她说，“我们能洗的，都洗了，烫了，我们不能洗的，都送洗衣店洗了。我自己付的洗衣费。然后，我们把要补的，都补过了。看，都挺好的呢。看见了没？”

    我无助地看着。她现在撑给我看的，是一件放在最上头的内衣。她给我看，哪里娴熟地织过了、补过了，哪里的橡皮带换过了。她给我看一条磨破的衬裙，说，曾经磨破了而已。她一件件地拿出了睡衣，晨衣，针织家居外套。“这件。我最后一次见她，她穿的就是这个。”她说，“我想就是这件。就是。”我惊恐地认出来了，这件桃色的家居外衣，是我送的圣诞礼物。

    “你看得出来，很少穿。哇，其实没穿过几次。”

    “是的。”我回答。

    “下面是她的裙子。”她的双手在这些锦缎、花丝绸下<u>ｈｔｔｐ://</u>面翻找。衣服一年比一年怪异，我妈妈就希望这么打扮自己。想到她穿着这些花孔雀的颜色，甚至连安妮姨妈都踌躇了。她拉开一件衬衫：“这件我是手洗的，看上去还是全新的呢。还有一件外套挂在衣橱里，堪称完美呀。她从来不穿外套，这衣服，她只有去医院的时候才穿，平时从来不穿，看看你合适吗？”

    “不。”我回答说，“不要。”安妮姨妈已经朝衣橱走过去了。“我刚买了一件新外套。我有好几件外套。安妮姨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买呢？”安妮姨妈以她温和的顽固态度继续说，“这里有这么多，和新的差不多。”

    “我更愿意买。”我回答。我立即后悔语气的冷酷了，然而还是继续说：“我需要什么，我会自己去买。”这种我已经不再是穷人的暗示，让我的姨妈脸上出现了责难和傲慢的神色。她什么也没说。我走过去，看一张卢姨妈和安妮姨妈，以及她们的哥哥和父母的照片。照片就挂在书桌上头。他们也在注视我，一脸阴沉的谴责和抗议表情，因为我违背了他们奉为生活基石的朴素、讨厌的唯物主义信条。东西一定要用，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不能再用。省下来补补，做成别的东西再用。布要用到磨坏。我感觉到了，我伤害了安妮姨妈的感情。进一步说，可能我证实了卢姨妈的预言，因为她对这个世界保有一些敏感，而这对安妮姨妈来说，则太复杂了，她想不过来。卢姨妈很可能说过，我不会要我妈妈的衣服。

    “她走得比任何人想象得都快。”安妮姨妈说。我惊讶地回过头去。她说：“你妈妈。”然后，我想，难道只是衣服。也许衣服只是个开端，好借此谈起我妈妈去世，也许安妮姨妈觉得这是我们来访的必要部分，而卢姨妈不这么想，她几乎是迷信般地厌恶诉诸于感情的礼节，这样的对话永远不会发生在她的身上。

    “她住院两个月，”安妮姨妈说，“两个月就走了。”我看见她失神地哭，正如通常老人的哭泣，流下少许可怜的眼泪。她从衣服里拿出一块手帕擦脸。

    “麦迪告诉她，什么事儿也没有，只是做个检查。”她说，“麦迪告诉她，大概三个礼拜就好了。你妈妈进了医院，以为她三个礼拜就可以回家。”她轻声细语，仿佛怕有人偷听我们说话似的，“你觉得她想待在那儿吗？在那儿，没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他们甚至不让她下床。她想的是回家！”

    “但是她病得很重。”我回答说。

    “没有，她的病不重。她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只是随着时间过去，一点一点地恶化而已。但是，她去医院以后，就觉得自己要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封闭了，那么快她就不行了。”

    “也许，总之都会变成这样的。”我说，“也许只是时间到了。”

    安妮姨妈没有留心我的话。“我去看她。”她说，“她那么高兴看见我，因为我知道她在说什么。她说，安妮姨妈啊，他们不会把我永远关在这里吧，不会吧？我说，不会，不会的。

    “她说，安妮姨妈，叫麦迪带我回家，否则我要死了。她还不想死。你不觉得吗，想死的人，都是因为其他人觉得这个人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后来，我就告诉麦迪了。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每天都去医院，都会见到你妈妈，但就是不带她回家。你妈妈告诉我，麦迪和她说，我不会带你回家的。”

    “妈妈不是永远都讲实话的。”我说，“安妮姨妈，你知道的。”

    “你知道吧，你妈妈从医院逃出来过。”

    “不知道。”我说。但是，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惊讶，只有一种身体上的恐怖感，一种渴望，不想知道的渴望。这种感觉以外，我知道她要告诉我的事儿，我其实一直都知道。

    “麦迪，她告诉过你？”

    “没有。”

    “嗯，她逃了出去。她逃到了边门，那个门是救护车进出用的，也是医院唯一不上锁的门。那是晚上，没有多少护士看着他们。她穿上晨衣，拖鞋，这些年来，她头一次自己穿衣服穿鞋子。她出去了。那是一月份，下着雪，但她没回去。他们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在街上走了挺远了。后来，他们就在她床上横了一块木板。”

    雪，晨衣，拖鞋，横在床上的木板。这是一幅我竭力要抵制的景象。而且，我丝毫也不怀疑，都是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确切地发生过。她是会这么做的。据我所知，她的一生，都在为这种逃跑做准备。

    “她要去哪里？”我问，不过，我心里清楚，没有答案。

    “我不知道。也许我不该告诉你。哦，海伦，他们追她的时候，她想跑，她试着要跑。”

    逃跑关系到所有的人。甚至，在我姨妈柔软的、熟悉的面孔后头，还躲了一个更不开化的老太太，她的信念从来不曾触及的某部分，也被恐慌感染。

    她开始叠衣服，把衣服放回箱子里。“他们在她的床上钉了一块木板。我看见了。你不能怪护士，她们没法看着每一个人。她们没时间。”

    “葬礼以后，我跟麦迪说，麦迪，但愿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忍不住要说，我说了。”现在，这会儿，是她自己坐在床上了。她叠衣服，然后放回箱子里，努力让声音恢复平静。很快，她就做到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谁能不变成自我控制、克制悲痛的老手呢？

    “我们觉得，太艰难了。”她最终说的是，“卢和我都觉得，太艰难了。”

    这是老太太最后的功能。除了用破布做地毯，给我们五块钱以外，还要确保我们惹上身的鬼魂还在，不让任何一个人逃跑。

    她害怕麦迪，正是恐惧把她永远地驱逐了。我在想麦迪怎么回答的。没有人说同样的语言。

    回家的时候，麦迪在后头的厨房里做沙拉。正方形的阳光落在粗糙的油毡布上。她脱了高跟鞋，光着脚站在那里。后面的厨房是一间宽敞的、凌乱的、舒适的房间，火炉和碗布的后头能看见后院的斜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服务站，一条几乎包围了整个朱比利镇的泥沼般的河流。

    我的孩子们刚到陌生房子时感觉到一点点压抑，随即钻到桌子底下去玩了。

    “你去哪里了？”麦迪问。

    “哪里也没去，看看姨妈而已。”

    “哦，她们怎么样？”

    “不错。她们坚不可摧。”

    “是吗？是了，我想也是。我有段时间没见她们了。其实，我已经不怎么去看她们了。”

    “是吗？”我说。她立刻就知道了她们告诉了我什么。

    “葬礼后，她们让我有点神经紧张。而且，弗雷德帮我找了这份工作，这么多事儿，我这么忙……”她看着我，等我说什么，笑容颇有点嘲笑的意味，耐心地等着。

    “别内疚。麦迪。”我轻轻地说。这时候，孩子们跑进来，又跑了出去，在我们的腿边冲对方尖叫。

    “我不内疚。”她回答道，“你从哪里得来的印象？我没有内疚。”她拧开了收音机，歪着头和我说话，“弗雷德今天一个人，他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买了悬钩子做甜点。今年的悬钩子快下市了。你觉得看上去怎么样？”

    “看起来不错啊。”我回答道，“你要我准备吗？”

    “好啊。”她说，“我去拿个碗。”

    她去了餐厅，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个粉红色的玻璃碗，是悬钩子映红了玻璃。

    “我没法再这么过了。”她说，“我要自己的生活。”

    她站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台阶上，手突然松了，或者是因为她开始发抖，或者是没端稳。这是一个相当精致且沉重的旧碗。碗从她手中滑落，她想抓住它，但它还是掉在地上，摔碎了。

    麦迪开始笑。“咳——难啊。”她说，“海——难啊，海——伦。”我们以前就是用这种傻乎乎的断句来表达绝望的。“看看，我干的好事儿。我还光着脚。给我拿一把扫帚。”

    “过你自己的生活，麦迪。过吧。”

    “我会的。”麦迪说，“是的，我要过的。”

    “走吧，别在这里待着。”

    “我会走的。”

    然后，她弯下腰，开始捡地上粉红色的碎玻璃。孩子们站得远远的，看着她，面带敬畏。她一边笑，一边说：“没什么损失。架子上全是玻璃碗，整整一架子。我一辈子的玻璃碗都够用了。哦，别站在这里看着我，去帮我拿把扫帚来！”我走遍了厨房。我不记得扫帚放在哪里了。她说：“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海伦？为什么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