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奎妮在联合车站遇到我的时候，她说：“你还是别那样叫我了。”
“什么？奎妮吗？”我问。
“斯坦不喜欢，”她说，“他说那让他联想到马。”
听到她说“斯坦”比她让我知道她不再是奎妮更让我吃惊，她是莉娜。当然我也不指望她在结婚一年半以后还管丈夫叫冯吉勒先生。在这一年半里，我没见到她，我刚才在车站等候的人群中看见她时，差点儿没认出来。
她的头发染黑了，在脸周围爆散开来，那是当时继蜂窝头之后流行的什么发型，原本漂亮柔顺的玉米浆颜色的长发——面上是金色的，底下是深色的——再也没有了。她穿着黄色印花裙子，很贴身，还不到膝盖。眼睛周围重重地涂了埃及艳后式的眼线，紫色眼影让眼睛反而显得小了，仿佛它们故意隐藏了起来。她现在打了耳洞，金色的耳环在耳垂上摇晃着。
我看见她也以惊讶的表情看着我。我想表现得大胆随和一些。我说：“你屁股上围着的是花边还是裙子？”她笑了。我又说：“火车好热啊。我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我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像我继母贝特一样亲切热情，鼻音很重。
汗流得像只猪似的。
在去奎妮家的有轨电车上，我忍不住说着蠢话。“我们还在城里吗？”我说。高高的建筑一闪而过，但是我觉得不能称这个街区为住宅区。同样的商店和建筑一个接一个——干洗店，花店，杂货店，餐厅。一箱箱的水果和蔬菜摆在人行道上，二楼的窗户挂着牙医诊所、裁缝店和水暖设备店的招牌。几乎没有比这更高的楼了，也没有比这建筑更高的树。
“不是真正的城里，”奎妮说，“记得我给你看过辛普森一家住的地方吗？还有我们上电车的地方？那是真正的城里。”
“那我们差不多快到了？”我问。
她说：“我们还有一段路们才到呢。”
接着她说：“‘一段路’。斯坦也不喜欢我说‘一段路们’。”
重复的事物，或者也许是炎热，让我感觉心焦，很不舒服。我们把衣箱抱在膝盖上，离我手指几英寸开外的地方就是一个男人的胖脖子和秃头，几撮冒着汗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不知怎么我想起了冯吉勒先生医药箱里的牙齿，奎妮在隔壁的冯吉勒家工作时给我看过。那是冯吉勒先生可以被当作斯坦以前很久的事情了。
两颗相连的牙齿放在他的剃刀和刮胡刷旁边，木碗里盛着毛茸茸让人恶心的刮胡皂。
“那是他的桥。”奎妮说过。
桥？
“牙桥。”
“讨厌。”我说。
“这些是备用的，”她说，“他戴着其他的假牙。”
“好恶心。它们不变黄吗？”
奎妮用手捂住我的嘴。她不想让冯吉勒太太听到。冯吉勒太太躺在楼下餐厅的沙发上。她的眼睛大多数时间是闭着的，但是她可能没有睡着。
到站下车之后，我们要走上陡峭的小山，笨拙地合力抬着箱子。房子并不都是一样的，尽管乍一看它们没什么区别。有些屋顶像帽子一样伸出墙外，要么整个二楼都覆着墙面板，像屋顶一样。墙面板是墨绿色、褐紫红色或棕色的。门廊差几英尺就连上人行道了，房子之间的间距很窄，人们可以从屋侧的窗子探出去互相握手。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耍，但是奎妮不关注他们，仿佛他们是在裂缝里啄食的鸟。一个很胖的男人光着膀子坐在前台阶上，盯着我们看，他那呆板忧郁的样子让我确信他有话要说。奎妮大步流星地从他面前走过。
上到山腰的时候，她转而沿垃圾箱之间的一条碎石路而行。一个女人从楼上的窗子里叫着什么，我没有听明白。奎妮大叫着回答：“是我妹妹，来看我的。”
“我们的房东，”她说，“他们住在前面和楼上。他们是希腊人。她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发现奎妮与冯吉勒先生和希腊人一家共用一间洗手间。你得自己带卫生纸——如果忘了，那里可没有。我要马上去一趟，因为我月经来得很多，要去换卫生巾。那以后很多年，在炎热的天气看到城市的街道、棕色的砖和深色墙面板的影子，听到电车的噪音，都会让我想起下腹的经痛、脸上一阵阵的潮红、经血、还有热昏头的感觉。
有一间卧室是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的，另一间卧室改造成了小客厅，还有一间狭小的厨房和一个阳台。阳台上的行军床是我睡觉的地方。就在窗外，房东和另一个男人在修理摩托车。油、金属和机器的气味，混合着阳光里熟番茄的气味。从楼上的窗子里传来收音机的音乐，尖利刺耳。
“斯坦不能忍受的一件事，”奎妮说，“就是收音机。”她把印花窗帘拉上，但是噪声和阳光还是会透进来。“真希望我可以买得起隔板。”
我把带血的卫生巾包在厕纸里，拿在手里。她给我拿来一个纸袋，指指门外的垃圾桶。“都扔出去，”她说，“马上去。你不会忘记，是吧？还有，不要把盒子放在他能看见的地方，他讨厌被提醒。”
我试图泰然处之，装出很自在的样子。“我需要买一件像你那样凉爽的裙子。”我说。
“也许我可以帮你做一件。”奎妮边说边把头伸到冰箱里。“我想喝可乐，你呢？我去了卖散料的地方，花了大约三块钱就做了这条裙子。你现在穿多大尺寸了？”
我耸耸肩。我说我正在尽力减肥。
“那样啊，我们也许会找到点儿什么。”
“我要再婚的那个女人，有个像你这么大的女孩，”父亲说，“这小女孩没有爸爸。所以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你永远不要因此取笑她，不要对她说任何刻薄的话。到时候有可能你们会打架，像姐妹一样意见不统一，但是一定不要说那样的话。如果其他小孩这样说，你也不要站在他们一边。”
为了找理由挑起争论，我说我没有妈妈，也没有人对我说什么刻薄话。
父亲说：“那不一样。”
他全想错了。我们两个完全不像同龄，因为父亲娶贝特时奎妮九岁，我六岁。后来，我跳了一级，奎妮留了一级，我们在学校关系更亲密了。我从来都不觉得会有人对她不好。她是那种每个人都愿意交好的人。她先是被选进了棒球队，虽然她是个粗心大意的球员，后来又被选进拼写小组，虽然她拼写很差。还有，我们没有打过架。一次都没有。她对我特别友好，我也非常佩服她。我会崇拜她，因为她暗金色的头发、睡意蒙眬的黑眼睛——仅仅是她的样子和她的笑容就能让我对她顶礼膜拜。她的笑甜蜜而粗粝，像红糖一样。奇怪的是，尽管她有那么多优势，她仍然可以做一个温柔善良的孩子。
那个早上，我刚一睡醒就发现奎妮不见了，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能感觉到她走了。
六七点钟，天还黑着。屋里很冷。我披上和奎妮合用的棕色羊毛大浴衣。我们叫它“野牛比尔”，我们早上谁先下床，谁就抢先穿上它。它的来历是个谜。
“也许是贝特嫁给你爸爸以前的一个朋友的，”奎妮说，“但是不要说，她会杀了我的。”
她的床是空的，人也不在浴室。我下楼，没有打开灯，不想吵醒贝特。我从前门的小窗望出去。坚硬的路面、便道、前院平坦的草坪上都闪烁着白霜。那年的雪下得很晚。我打开客厅里的自动调温器，暖炉在黑暗中翻腾着，发出让人安心的咆哮声。这台煤油炉是刚买的，父亲说他每天早上还是五点钟醒来，觉得去地下室生火的时间到了。
父亲睡在以前的餐具室里，就在厨房旁边。他有一张铁床、一把断了靠背的椅子，用来堆他的旧《国家地理》杂志，是预备睡不着觉的时候看的。他通过系在床架上的绳子开关吊灯。介于父亲是一家之主，这样的安排在我看来很自然，很恰当。他应该像哨兵一样盖着粗糙的毯子睡觉，散发出令人不适的引擎和烟草的气味。阅读，时刻保持清醒，睡觉时也要有所警觉。
即使是这样，他都没有听到奎妮的动静。他说她一定是在屋里的某处。“你看了浴室了吗？”
我说：“她不在那里。”
“也许和她妈妈在一起。又有点神经过敏了。”
当贝特从噩梦中醒来，或者还没完全醒——父亲称这种情况为神经过敏，她会从她的房间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没法说清楚是什么把她吓着了。奎妮必须带她回到床上。奎妮会蜷缩着贴在她后背上，发出小狗舔牛奶一样的安慰声，贝特到早上什么都不会记得。
我不得不打开厨房的灯。
“我不想吵醒她，”我说，“贝特。”
我看着面包罐——因为用洗碗布擦得太多了，底上都生锈了，坐在炉子上的锅，洗好了还没有收起来，还有费尔虹乳业提供的座右铭：上帝是我们房子的中心。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愚蠢地等待这一天的开始，不知道它已经被灾难掏空了。
侧廊的门没有锁。
“有人进来过，”我说，“有人进来带走了奎妮。”
父亲在长内裤外面套上长裤出来了。贝特穿着拖鞋和绳绒线长袍啪嗒啪嗒走下楼来，边走边咔嗒咔嗒地开灯。
“奎妮没和你在一起吗？”父亲问她。又对我说：“锁肯定是从里面打开的。”
贝特说：“奎妮怎么啦？”
“她也许只是想出去走走。”父亲说。
贝特没有理会。用粉红色的什么玩意儿做的面膜干在她的脸上。她是美容产品的销售代表，她从来都不会卖她自己没有试用过的化妆品。
“你去冯吉勒家，”她对我说，“她可能想到那儿有事要办。”
离冯吉勒太太的葬礼已经有个把星期了，但奎妮还是继续在那里工作，帮忙把盘子和亚麻桌布餐巾等装进盒子，以便冯吉勒先生搬到公寓里去。他要准备学校圣诞节的音乐会，自己做不完所有的打包工作。贝特想要奎妮辞掉这份工作，这样她圣诞节就可以到商店做帮工了。
我穿上父亲放在门口的橡胶靴子，没有上楼拿自己的鞋。我跌跌撞撞地走过院子，来到冯吉勒家门廊，按了门铃。门铃发出一串悦耳的钟声，似乎表明了这家人的音乐才能。我裹紧“野牛比尔”，祈祷着。哦，奎妮，奎妮，把灯打开吧。我忘记了，如果奎妮在那里干活，灯早就该亮了。
没有回音。我使劲拍着木门。如果我最终叫醒了冯吉勒先生，他一定会发脾气的。我把头贴在门上，听有没有动静。
“冯吉勒先生，冯吉勒先生。很抱歉叫醒你，冯吉勒先生。有人在吗？”
冯吉勒家旁边房子的窗户拉了起来。是霍维先生，一个老光棍，和他的姐姐住在那里。
“用眼睛看看，”霍维先生朝下面叫着，“看看车道。”
冯吉勒先生的车不在那儿了。
霍维先生砰的拉下了窗户。
当我推开家里厨房的门时，看见父亲和贝特坐在桌子旁，面前放着茶杯。一时间，我以为秩序恢复了。也许有电话打来过，带来了让人安心的消息。
“冯吉勒先生不在，”我说，“他的车开走了。”
“噢，我们知道了，”贝特说，“我们都知道了。”
父亲说：“看看这个。”他说着在桌子上推过一张纸。
上面写着：我要嫁给冯吉勒先生，你们忠实的奎妮。
“压在红糖碗下面。”父亲说。
贝特放下勺子。
“我要起诉他，”她叫喊道，“我要让她进工读学校。我要报警。”
父亲说：“她十八岁了，想结婚也是可以的。警察不会因此设路障堵他们的。”
“谁说他们在路上？他们在某个汽车旅馆里同居了。那个傻丫头和该死的鱼泡眼冯吉勒。”
“骂也没用，骂也不能把她弄回来。”
“我不要她回来。除非她爬着来求我。她既然已经铺好了床，就让她和那个鱼泡眼睡去吧。他操她的耳朵也不关我屁事。”
父亲说：“够了。”
奎妮给我买了几颗222止疼片，用可乐送服下去。
“有件事很神奇，一旦你结了婚，痛经就消失了。那么——你父亲告诉你我们的事了？”
之前我告诉父亲，我想在秋天入师范学院前找份暑期工做做，他说也许我应该去多伦多找找奎妮。他说她给他写过信，问过他的货运生意，问是否可以借点儿钱给他们过冬。
“如果斯坦去年没有得肺炎，”奎妮说，“我决不会给他写信的。”
我说：“我到那时才知道你的下落。”不知为什么，眼泪涌了上来。因为我发现找到她我很快乐，因为之前我都很孤单，因为我现在希望她会说“当然，我一直想和你联系来着”，但是她没有说。
“贝特不知道，”我说，“她认为我是一个人。”
“希望不是，”奎妮镇定地说，“我的意思是我希望她不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她，是关于家里的。我告诉她汽车运输公司从三辆车增加到了十几辆，贝特买了麝鼠皮大衣，生意也扩大了，在我们家里开了美容诊所。因为这些原因，她把父亲过去睡的房间装修一新，他已经把他的行军床和《国家地理》搬到了办公室——一个拖到汽车运输公司院子里的空军兵舍。我坐在饭桌旁复习准备高考时，会听见贝特在往某个素面朝天的女人脸上抹乳液和面霜之前说：“这么娇嫩的皮肤，你不应该用毛巾擦。”有时，她会以不失紧张却绝望有加的语气说：“我跟你说，我真是见了鬼，鬼就住在隔壁，我却从没怀疑过，因为你没见过鬼，是吧？我总是把人想得太好，直到他们狠狠地撕破你的脸皮。”
“你说得对，”顾客会说，“我也是一样。”
或者，“你以为你了解悲哀是什么了吗？其实根本就是一知半解。”
接着，贝特把女人送到门口，呻吟着回来说：“在黑暗中摸她的脸，和摸砂纸没有什么两样。”
奎妮似乎对听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好歹也没花多长时间。我们还没喝完可乐，碎石路上就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冯吉勒先生走进了厨房。
“看看谁来了。”奎妮叫道。她半站起来，仿佛要去摸他，但是他转身向洗手池去了。
她的声音满是带笑的惊奇，我不知道之前奎妮有没有跟他讲起我的信，或是我已经动身的事实。
“是克里西。”她说。
“是啊，”冯吉勒先生说，“你选择夏天来多伦多，克里西，一定是喜欢热天。”
“她想要找工作。”奎妮说。
“你有资格证书吗？”冯吉勒先生问，“你有在多伦多找工作的资质吗？”
奎妮说：“她考上了大学。”
“那就让我们希望雇主觉得这一资历够格吧。”冯吉勒先生说着倒了杯水，背对着我们，一口气喝光了。过去，冯吉勒太太、我和奎妮坐在另一座房子——我家旁边的冯吉勒府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冯吉勒先生会从什么地方的合唱练习课回来，或者在前屋教钢琴课时暂时休息一下。听到他的脚步声，冯吉勒太太会警告般地对我们笑笑。我们都低头看着我们的拼字游戏，随便他注不注意我们。有时他不会注意。开柜橱，开水龙头，把杯子放在厨台上，这些动作像一连串小小的爆炸。仿佛他笃定他在那里的时候谁都不敢喘气。
他在学校教我们音乐时也是这样。他匆匆走进教室，一分钟也不耽搁，轻轻敲一下教鞭，开始上课。他趾高气扬地在过道里踱来踱去，竖着耳朵，鼓鼓的蓝眼睛好生警觉，绷着脸，显出好争吵的样子。他随时可能在你课桌旁停下来，听你唱歌，看看你是否在假唱或唱走调了。接着，他会把头慢慢低下来，鼓鼓的眼睛盯着你的眼睛，用手示意其他人停止歌唱，让你感到无地自容。据说他在各种唱诗班和合唱团里都是那么独裁。但是他很受学员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女士。她们圣诞节为他织东西，袜子、围巾和手套，让他在学校和学校、唱诗班和唱诗班之间的路上保暖。
冯吉勒太太病得无法持家的时候，奎妮开始料理家务。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件不知道是谁给的毛织物，在我面前晃着。
我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是‘小弟弟保暖套’，”奎妮说，“冯吉勒太太说不要给他看，他会气疯的。难道你不知道‘小弟弟保暖套’是什么吗？”
我说：“呸！”
“开个玩笑嘛。”
奎妮和冯吉勒先生晚上都要出去工作。冯吉勒先生去酒店弹钢琴，他穿着燕尾服，而奎妮在电影院卖票。那家电影院只有几个街区远，所以我和她一起走路过去。当我看到她坐在售票亭里时，我明白了，化妆、染了色的爆炸头和大耳环并不是那么异怪。奎妮看起来和街上路过的女孩或者和男朋友一起来看电影的女孩没什么两样。而且她更像旁边海报上的女孩。她看起来与戏剧、火热的恋爱和危险的世界息息相关，那正是里面的银屏上所展现的世界。
她看起来——用我父亲的话说——不比任何人逊色。
“为什么不随便逛一逛？”她对我说。可我感觉那样太招摇了。我无法想象坐在咖啡店里喝咖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无所事事，没有地方可去，或者走进商店试穿我根本不想买的衣服。我又爬上山，向在窗口大叫的希腊女人挥手致意。我用奎妮的钥匙打开房门。
我坐在阳台的小床上。没有地方挂我带来的衣服，我也就觉得不必打开行李了。冯吉勒先生也许不愿意看到任何我要留下来的迹象。
我感觉冯吉勒先生的样子变了，就像奎妮一样。但是他的改变和她的不同，在我看来，他不像她那样变得具有生硬的异质魅力和世故。他的头发原来是发红的灰色，现在差不多是灰白色了，还有他的脸——总是可能会由于别人的不敬或不理想的表现，或者只是因为房间里的东西没放对地方而气得发红——这张脸现在似乎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仿佛是受到了侮辱，或者他眼前的恶行没有受到惩罚。
我站了起来，在公寓里转悠。有人在家的时候，你永远也不能好好看看他们的房子。
厨房是最好的地方，尽管太暗了。奎妮在水池上方的窗台上养着常春藤，一个漂亮的无柄茶缸里插着木勺子，就像冯吉勒太太的一样。客厅有钢琴——还是以前家里的那架、一把扶手椅和一个用砖和木板做的书架、一台唱片机，地上还摞着很多唱片。没有电视，没有胡桃木摇椅，也没有织锦窗帘，甚至没有羊皮纸灯罩上画有日本风景的落地灯。是啊，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个雪天搬到多伦多的。那天，我午饭时间在家，看见了搬运的卡车。贝特忍不住一直在前门的窗口望着。最后她完全忘记了她平时喜欢在生人面前表现出的端庄，打开门，对着搬运工大叫起来：“你们回多伦多告诉他，别再回来，不然他会后悔的。”
搬运工开心地挥了挥手，仿佛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也许真是这样。搬运家具经常会遭遇咆哮和愤怒。
但是所有那些东西都到哪儿去了呢？我想是卖掉了。一定是卖掉了。父亲说过，做冯吉勒先生这一行的到多伦多会过得很艰难。奎妮说过“拖欠”什么的。如果不是因为欠债，她是永远不会给父亲写信的。
写信前她一定变卖了那些家具。
在书架上，我看到了《音乐百科》、《歌剧世界指南》和《伟大作曲家的一生》。还有一本又大又薄的书，封面很漂亮——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冯吉勒太太经常把它放在沙发旁边。
还有一本封面装帧与之类似的书，我不记得确切的书名了。有“花”或“香”这类词，我打开看过，还能记得我读到的第一个句子。
“闺房里的年轻婢妾也要学习如何优雅地使用她们的指甲。”
我不太确定什么是婢妾，但是“闺房”这个词（为什么不是“后宫”？）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我继续读着，看看她们是如何学习使用她们的指甲的。我读呀读呀，读了也许有一个小时，然后让书落到了地上。我有一种兴奋、厌恶又难以置信的感觉。成年人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东西吗？甚至连封面上的图案、弯曲缠绕的漂亮藤蔓，似乎也带有某些敌意和堕落的意味。我把书捡起来，放回原位，它自动翻开，露出扉页上的名字。斯坦和玛丽古德·冯吉勒。是女性的笔迹。斯坦和玛丽古德。
我想起冯吉勒太太高高的白额头和紧绷绷的灰黑色小发卷。她戴着珍珠扣耳坠，上衣的领口系了一个蝴蝶结。她明显比冯吉勒先生要高，人们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才不一起外出的。但是真正的原因是她喘不过气来，上楼或晾衣服时都会喘不过气来，最后连坐在桌子旁玩拼字游戏都呼吸困难了。
起初，父亲不让我们因为帮她买东西或晾衣服而收钱——他说，大家是邻居，应该帮忙。
贝特说，她认为她也应该躺在那儿试试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免费伺候她。
接着，冯吉勒先生来我家，商量让奎妮去为他们工作，奎妮自己也想去，因为她今年在高中里的考试没及格，又不想留级。最后贝特答应了，但是告诉她说，绝不能做护理工作。
“如果他请不起护士，那也不关你的事。”
奎妮说冯吉勒先生每天早上把药丸拿出来，每天晚上用海绵给太太沐浴。他甚至尝试在浴缸里洗她的床单，好像家里没有洗衣机这种东西似的。
我想起，很多次我们一起在厨房玩拼字游戏，冯吉勒先生喝完水，就把手搭在冯吉勒太太肩上，叹着气，好像他是从漫长疲惫的旅行中归来似的。
“你好，宝贝儿。”他会说。
冯吉勒太太会低下头冷冰冰地亲一下他的手。
“你好，宝贝儿。”她会说。
接着他会看看我们，奎妮和我，好像我们在场完全没有干扰到他。“你们两个好。”
晚些时候，我和奎妮会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咯咯地笑。
“晚安，宝贝儿。”
“晚安，宝贝儿。”
我多想回到那段时光啊。
除了早上去洗手间并偷偷出去把卫生巾扔到垃圾筒里，我会一直坐在阳台上搭起来的小床上，直到冯吉勒先生出门。我担心他没有地方可去，但是显然他有地方去。他一走，奎妮就叫我。她已经剥好了橙子，准备了麦片和咖啡。
“这儿有报纸，”她说，“我在看招帮工的广告。我先收拾一下你的头发，把后面的剪掉一些，然后把它卷起来。没问题吧？”
我说可以。我在吃东西的时候，她围着我转，看着我，努力构思着。然后，她让我坐到凳子上——我还在喝咖啡——她开始梳理，修剪。
“我们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问，“我看见干洗店有一个职位。站柜台。怎么样？”
我说：“可以。”
“你还打算当老师吗？”
我说不知道。我感觉她会认为那是个单调沉闷的职业。
“我想你应该去当老师。你够聪明。教师薪水高。他们的收入比我这样的人多。你也会更独立些。”
但是在电影院工作也没关系，她说。她是去年圣诞节前的一个多月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有自己的钱买配料做圣诞节蛋糕了。她和一个在卡车上卖圣诞树的人成了朋友。他只收了她五十美分，她自己把树拖上了小山。她把一条条红色绿色的皱纹纸挂上去，这些纸很便宜。她把银箔纸贴在纸板上做了一些装饰品，到圣诞前一天杂货店大甩卖的时候才买了其他的装饰品。她做了曲奇饼干，像杂志上说的那样挂在树上。那是欧洲的风俗。
她想要开派对，但是不知道请谁来。这里有希腊人，斯坦有十来个朋友。接着她想到请斯坦的学生来。
我还是不习惯听她叫“斯坦”，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称呼提示了她与冯吉勒先生的亲密关系。当然，这确实是个因素，但还因为这让人感觉，他是她一手编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新人，斯坦。好像从头到尾就没有我们都认识的这样一个冯吉勒先生——更不用说冯吉勒太太了。
斯坦的学生现在都是大人了——比起学童，他更喜欢大人——不用操心给孩子们安排游戏和娱乐节目。他们星期天晚上开派对，因为其他晚上都被占满了，斯坦要在酒店工作，奎妮在影院卖票。
希腊人拿来了他们自己酿的酒，一些学生带来了蛋奶酒、朗姆酒和雪利酒。有的带了跳舞的唱片。他们觉得斯坦不会有那种音乐，他们是对的。
奎妮做了香肠卷和姜饼，希腊女人带来了她那种饼干。一切都很好。派对很成功。奎妮和一个叫安德鲁的华裔小伙子跳舞，他带了她喜欢的唱片。
“转，转，转。”我按照她的指示转头。她笑了，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唱片。是那首歌。飞鸟乐队唱的。”
“转，转，转。”她唱着，“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
安德鲁是个牙科学生，但是他想学习弹奏《月光奏鸣曲》。斯坦说那要花他很长的时间。安德鲁很有耐心。他告诉奎妮，他没有钱回北安大略过圣诞节。
“我还以为他是中国来的。”我说。
“不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是这里的。”
他们真的玩了一个小孩子的游戏。他们玩音乐椅子。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甚至连斯坦也是。奎妮跑过去的时候，他把她拉到自己腿上，不放她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不让奎妮收拾。他只想让她上床。
“要知道，男人就是这样，”奎妮说，“你有男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了吗？”
我说没有。我父亲雇来做司机的那个男人总是来我家里捎一些无关紧要的消息。父亲说：“他只是想要找机会和克里西说话。”不过，我对他很冷淡，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敢约我出去。
“那你还不懂那些事儿啰？”奎妮问。
我说：“我当然懂。”
“嗯嗯。”她哼哼着。
参加派对的客人差不多吃光了所有的东西，只有蛋糕他们吃得不多，但是奎妮没有不高兴。食物太丰盛了，到了上蛋糕的时候，他们已经被香肠卷和其他东西塞饱了。还有，她没有时间像书上说的，把蛋糕放着醒熟一下，所以剩了一些，她也很开心。她想，在斯坦把她拉走之前，应该用浸了酒的布把蛋糕包起来，放在凉快的地方。她或者是想着要那样做，或者是实际上已经做了，早上她看到蛋糕不在桌子上，就认为自己是那样做了。她想，好了，蛋糕收起来了。
过了一两天，斯坦说：“我们吃点蛋糕吧。”她说，啊，让它再熟一熟，但是他坚持要吃。她去橱柜找，再去冰箱找，都没找到。她高处低处到处找，都找不到。她回想到看见它在桌子上。然后记起来，自己拿了干净的布泡了酒，仔细地把剩下的蛋糕包了起来。然后又记起在布外面包了蜡纸。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究竟是真做了，还是梦见自己做了？她把蛋糕包好后放在了哪里？她试图回忆自己是怎么放的蛋糕，但是脑子里一片空白。
她找遍了橱柜，但是她知道蛋糕太大，不可能藏在那里。然后看了烤箱里面，甚至查看了她的梳妆台抽屉和床底下，还有壁橱架子上面。可是哪里都没有。
“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就应该在什么地方。”斯坦说。
“我确实放了。我放在什么地方了。”奎妮说。
“也许你喝醉了，扔了。”他说。
她说：“我没有喝醉。没扔。”
不过她还是去看了垃圾箱。没有。
他坐在桌子旁，看着她。如果你放在什么地方了，它就一定在什么地方。她很抓狂。
“你确定吗？”斯坦说，“你确信没有送给别人？”
她确信。确信没有送掉。她包好了准备放起来的。她确信，她几乎确信已经包好准备放起来。确信没有送人。
“啊，我不知道，”斯坦说，“我想也许你送人了。我想我知道给谁了。”
奎妮一下子愣住了。给谁？
“我想你是给安德鲁了。”
“给安德鲁？”
啊，是啊。可怜的安德鲁，他告诉她没有钱回家过圣诞节。她为他难过。
“所以你把我们的蛋糕给他了。”
奎妮说，没有。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她不会的。她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蛋糕给安德鲁。
斯坦说：“莉娜，别撒谎。”
那就是莉娜漫长悲惨的挣扎的开始。她只能说不是。不是，没有，我没有把蛋糕送给任何人。我没有给安德鲁。我没有撒谎。不是的，没有。
“很可能是你喝醉了，”斯坦说，“你醉了，记不得了。”
奎妮说她没醉。
“是你醉了。”她说。
他站起来举起手朝她冲过来，说不要告诉他他喝醉了，永远不要说。
奎妮叫起来：“我不会的。我不会的。对不起。”他没有打她。但是她开始哭。她一边哭一边试图说服他。为什么要把自己辛辛苦苦做的蛋糕送掉呢？为什么他不相信她呢？她为什么要对他撒谎呢？
“每个人都会撒谎。”斯坦说。她越哭，越是请求他相信她，他就变得越冷淡刻薄。
“用点儿逻辑。如果在这儿，就去找出来；如果不在，就是你送人了。”
奎妮说那不是逻辑。找不到也不一定就是送人了。接着，他又冷静地靠近她，半笑着，有那么一刻她以为他就要吻她了。但是他用手掐住她的喉咙，一秒钟就让她无法呼吸了。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他说，“现在——你还要教我什么叫逻辑吗？”
然后他穿上衣服，去酒店弹琴了。
他不和她说话了。他给她留便条说，等她说出真相才和她讲话。整个圣诞节她不停地哭。他们原来打算在圣诞节当天去拜访希腊人一家的，但是她去不了，因为脸上哭得一塌糊涂。斯坦自己去了，说她病了。希腊人也许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也许听到了墙那边的大吵大嚷。
她化了很浓的妆去上班，经理说：“你想让人们觉得这是一个感伤的故事吗？”她说她患了鼻窦炎，经理就让她回家了。
那天晚上斯坦下班回来，假装没她这个人。她转过身看着他。她知道他会上床，躺在她旁边，像根木头一样，如果她靠近他，他会继续像木头一样躺着，直到她挪开。她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就像他真的掐住了她的脖子，让她不能呼吸，她会死的。
所以她说。对不起。
原谅我吧。我是那么做的。对不起。
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
他坐在床上。什么也没有说。
她说她真的忘了把蛋糕送人的事了，但是现在想起来了，她很抱歉。
“我没撒谎，”她说，“我是忘了。”
“给了安德鲁。你把蛋糕给了安德鲁。”
“你忘了把蛋糕给了安德鲁这事儿？”他说。
“我肯定是忘了。我忘了。”
是的，奎妮说。是的，她是把蛋糕给安德鲁了。她开始号啕大哭，靠在他身上，求他原谅。
好吧，别再歇斯底里了，他说。他没有说原谅她了，但是他拿来一块热毛巾，给她擦脸，躺在她旁边，搂着她。很快，他就想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要再给那个《月光奏鸣曲》先生上课了。”
糟糕的是，后来她找到了蛋糕。
她发现蛋糕是用餐布包好的，裹着蜡纸，和她记得的一样。用购物袋装着，挂在后门廊的钩子上。当然，玻璃门廊是最理想的地方，因为冬天太冷了，门廊不能用，但又没有冷到结冰。她一定是这么想着就把蛋糕挂上去了。这是个好地方。然后她就忘了。她有一点醉了——她一定是醉了。她完全忘了。蛋糕就在那里。
她发现后就把它全部扔掉了。没有告诉斯坦。
“我扔了，”她说，“还是好好的，里面都是值钱的水果什么的，但我不想重提那个话题了，就把它扔了。”
她的声音，在故事糟糕的部分是那么悲惨，现在却变得狡猾和开心，仿佛她一直在讲一个笑话，扔掉蛋糕是故事荒唐的结局。
我不得不把头从她手里拉出来，转身看着她。
我说：“但是他错了。”
“噢，当然是他错了。男人是不正常的。等你结了婚就会了解这一点的。”
“那我就不结。我永远不结婚。”
“他只是吃醋了，”她说，“他很爱吃醋。”
“永远不结。”
“呵，你和我很不一样，克里西。一点儿都不一样。”
她叹着气说：“我是为爱而生的。”
我想你可能会在电影海报上看到过那些词儿。“为爱而生”。也许就是在奎妮的影院里放的某部电影的海报。
“等我把发卷拿掉，你会很漂亮的，”她说，“过不了多久，你就不会说你没有男朋友了。但是今天去应聘太晚了，明天早点。如果斯坦问你，你就说去了一些地方，他们留了你的电话号码。说家商店或饭店什么的，只要让他知道你在找工作就行了。”
第二天去的第一个地方就录用了我，尽管我根本没打算这么勤快。奎妮决定给我换个发型，化了眼妆，但是结果没有如其所愿。“你真的更适合自然的。”她说。我把妆全部擦掉，涂上自己的口红，是普通的红色，不是她那种发荧光的浅红。
这时已经太晚了，奎妮不能和我一起出去查看她的邮箱了。她得准备去电影院了。那天是星期六，她下午和晚上都要工作。她拿出钥匙，让我去看看邮箱，算是帮她的忙。她告诉我邮箱在哪里。
“给你父亲写信的时候，我得用自己的邮箱。”她说。
我找的工作是在公寓楼地下室的杂货店当店员。我的职责是站小吃柜台。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感到相当无望。我的发型在闷热的空气中耷拉下来，我的人中上面一层汗。可至少我的经痛没那么厉害了。
一个穿白制服的女人在柜台旁喝咖啡。
“你是来工作的吧？”她问。
我说是的。女人的脸方正硬朗，画过眉毛，弄了紫色的蜂巢发型。
“你说英语吗？”
“说。”
“我是说不是刚学的，你不是外国人吧？”
我说不是。
“我这两天试用了两个女孩，都打发走了。一个人说会讲英语，但其实不会，另一个每件事要讲十次才行。去洗手池把手好好洗洗，我给你拿围裙。我丈夫是药剂师，我收银。”（这时我才注意到角落里的一个高柜台后面，有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在看我，又假装没在看我。）“现在不忙，一会儿就忙了。都是这个街区的老人家，午睡后会过来喝咖啡。”
我系上围裙，站到柜台后面。在多伦多找到工作了。我试图自己弄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不要问这问那的，不过最后还是不得不问了两个问题——咖啡机怎么操作，钱怎么办。
“你出账单，让他们把钱给我。怎么样？”
好的。每次进来的人都是一两个，大多要咖啡或可乐。我把杯子洗好擦干，柜台保持干净，显然我算账很准，因为没有人投诉。顾客大多是老人，就像那女人说的一样。一些人友好地和我讲话，说我是新来的，还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位的清单，还有奎妮给我的地图。但是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大多数地方都太远了。我害怕告诉冯吉勒先生今天的情况，所以决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时，他已经走了。
我刚走上坡就想起了邮箱。我转身回去，从信箱里拿了信，再往家走。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但是他没有走。客厅的窗户开着，从那里可以看到房子旁边的小路。经过窗口时，我听见了音乐声。不是奎妮会弹的那种，而是那种很复杂的音乐，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从冯吉勒家传出来的那种音乐——能够让你全神贯注的音乐，然后就没什么头绪了，至少不会很快找到头绪。古典音乐。
奎妮在厨房，穿着另一条暴露的短裙，还化了妆。她胳膊上戴着手镯。她正把茶杯摆到托盘上。从阳光下走到阴凉处，我感到一阵眩晕，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
“嘘，”奎妮说，因为我关门声音很响，“他们在听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莱斯利。”
她正说着，音乐嘎然而止，接着爆发出一阵兴奋的交谈。
“他们一个人放一小段音乐，另一个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说，“他们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疯了。”她开始把熟食店买来的鸡切成片，放在涂了黄油的面包片上。“你找到工作了吗？”她问。
“是，但是临时的。”
“啊，好啊。”她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是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她抬起头，笑了，说，“你去了——”接着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过来，小声说：“你手里拿着信直接走进来的啊。我本该告诉你要放在包里的。我的私人信件。”她从我手上把信抢了过去。正在这时，炉子上的水壶叫了起来。
“噢，拿水壶。克里西，快点儿，快点儿！快拿水壶，不然他马上会过来的，他受不了这种声音。”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活了。噢，我要干什么？我要切三明治。刀在哪里？”
我拿起刀切好三明治，放到盘子里。
“你不想知道信是谁写的吗？”她问。
我想不到。
我说：“贝特？”
因为我希望，是来自贝特的私下谅解让奎妮心花怒放。
我甚至没有看信封上的字。
奎妮的脸色变了——一瞬间，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那是谁。然后她又恢复了高兴的样子。她过来搂着我，对着我的耳朵说悄悄话，声音发颤，羞涩而得意。
“是安德鲁。你能把盘子端给他们吗？我去不了了。现在不行。噢，谢谢你。”
奎妮上班前来客厅吻了冯吉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两个都吻的是额头。她像蝴蝶一样向我挥挥手。“再见。”
我把托盘端进去时，看到冯吉勒先生不悦的神情——我不是奎妮。但是他异常宽容地对我说话，并且把我介绍给了莱斯利。莱斯利敦实，秃顶，乍一眼看上去和冯吉勒先生一样大。但是当你习惯了他，考虑到秃顶的因素，他又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不是我想象中冯吉勒先生会交往的那种朋友。他既不唐突无礼，也不假装渊博，而是很让人舒服，而且很会鼓励人。比如，当我说了我在快餐店的工作经历之后，他说：“要知道这很了不起。第一次应聘就被雇用了。说明你懂得怎样给人留下好印象。”
我不觉得这段经历难以启齿。莱斯利的在场让一切轻松了许多，冯吉勒先生的行为似乎也变得温柔了，仿佛他要在朋友面前对我表现出得体的礼节。也可能是因为他感觉到了我的改变。当你不再害怕他们，他们确实会感觉到不同。他也许对这种改变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改变，但是这会让他困惑，让他更加谨慎。当莱斯利说我辞工不干是好事时，他也表示同意，他甚至说那个女人听起来像在多伦多某些见不得阳光的场所出没的老江湖骗子。
“她无权不付你工钱。”他说。
“那家丈夫应该出面，”莱斯利说，“如果他是药剂师，他就是老板。”
冯吉勒先生说：“他也许哪天会给他妻子配一剂特别的药。”
当你知道某个人所处的危险，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给他倒茶，端牛奶和糖，递三明治，甚至跟他讲话，就没那么难了。正是因为他不知情，我对冯吉勒先生产生了除厌恶以外的其他感情。不是他自身变了——即便他变了，那也很可能是因为我变了。
不一会儿，他说他要准备去工作了。他去换衣服。这时莱斯利问我愿不愿意和他共进晚餐。
“就在拐角有个我经常去的地方，”他说，“不是那么豪华。不是斯坦去的那种地方。”
我很高兴听到那不是什么华丽的地方。我说：“当然。”我们把冯吉勒先生送到酒店，就开车去了一个卖炸鱼加炸薯条的店。莱斯利点了“豪华午餐”——尽管他只吃了几片鸡肉三明治——我叫了普通套餐。他喝啤酒，我喝可乐。
他谈了自己的事。他说他希望当初去念师范，而不是选择了音乐，靠音乐吃饭很难有安定的生活。
我太专注于想自己的事了，甚至都没有问他是哪种音乐家。父亲给我买了双程票，说：“你永远不知道和他们两个相处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着奎妮把安德鲁的信塞到了打底裤的松紧带下面，我想起了那张车票，虽然看她藏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是安德鲁的信。
我来多伦多并不只是为了找暑期工作，我想成为奎妮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有必要的话，成为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当我幻想奎妮和我一起住，那种幻想也和冯吉勒先生有关，看她会如何修理他，让他罪有应得。
当我想到回程的车票时，我把另一件事想成理所当然了，那就是我可以回去，和贝特与父亲一起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父亲和贝特。冯吉勒先生和太太。奎妮和冯吉勒先生。甚至奎妮和安德鲁。他们是一对对的，他们每一对，无论多么若即若离，在当下或记忆中，都有一个秘密的洞穴，带着自己的热度和烦恼，把我隔离开。我需要被隔开，我希望被隔开，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任何可以指导我和鼓励我的东西。
莱斯利也是一个被隔开的人。但是他跟我谈论和他有血缘关系和友谊的各式各样的人。他的姐姐和姐夫，侄女和侄儿，他去拜访并一起度假的夫妻。所有这些人都有问题，但是也都有价值，他兴致盎然却毫无激情地谈论他们的职业、失业、才能、运气、判断错误，似乎他与爱恨是隔离的。
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将会看到这其中的缺陷。我会体会到女人在面对缺乏目标的男人时所体会到的不耐烦，甚至是怀疑。他只能给你提供友谊，并且那么轻易，即使被拒绝，他也会一如既往地快活下去。我甚至可以看出，这不是个希望钓到女孩的孤单的人，这只是一个在此刻和在合理的生活层面寻找舒适的人。
他的陪伴正是我需要的，尽管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可能他是有意这样友善地对我，就像我自以为对冯吉勒先生很友善一样，至少在片刻前出乎意料地保护了他。
奎妮再次出走的时候，我在师范学院上学，我从父亲的信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说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的事，冯吉勒先生过了好一阵子才告诉他，他想万一奎妮会回到家里来。父亲告诉冯吉勒先生说不会有那种可能性的。在给我的信中，他说，至少我们认为奎妮不会那么做。
很多年，甚至是在结婚后，我都会收到冯吉勒先生的圣诞卡，雪橇上面堆满了明亮的包裹，幸福的一家人站在装饰精美的门口，欢迎朋友的到来。也许他认为这些场面会受到我这样生活状态的人的青睐。或许他只是随便从货架上拿了那些贺卡，他总是加上回信地址——提醒我他的存在，让我知道他在哪里，万一有什么消息，我就可以联系他。
我已经放弃了期待那样的消息，我甚至从没弄清楚，奎妮是跟安德鲁还是别的什么人走的，或者她是否和安德鲁在一起，是否他就是那个人。父亲去世时留下些钱，我们曾经认真地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
但是，现在有事情发生了。多年以后的现在，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我的丈夫已经退休，我们经常旅游，我总觉得我有时确实看到了奎妮。我看见她，不是因为特别想见她或是花了力气去找她，我也不相信真的是她。
有一次是在拥挤的机场，她穿着纱笼，戴着花边草帽，皮肤晒得黑黑的，很兴奋，看起来很富有，身边围着朋友。另一次，她在教堂门口，和一群妇女在一起，等着看婚礼派对。她穿着带斑点的小山羊皮夹克，看起来既不富有也不健康。还有一次，她站在十字路口，领着一队幼儿园的孩子，带他们去游泳池或者公园。那是炎热的一天，她穿着花短裤和印有口号的t恤衫，那富态的中年人体态让人看着坦诚又舒服。
最后一次也是最奇怪的一次，是在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的一个超市里，我拿着野餐要用的东西，转到了一个拐角，看见一个老女人靠在购物车上，仿佛在等我。她满脸皱纹，长着一张歪嘴，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健康，头发卷成棕黄的小卷，紫色的长裤提到了突出的肚子以上——她和那些瘦小的女人一样，因为年老而失去了腰部线条带来的便利。裤子可能是从旧货商店买的，色彩欢快的毛衣已经暗淡皱缩，包裹的胸部还没有十岁孩子的大。
购物车是空的。她甚至连包都没拿。
不像其他那些女人，这一位似乎知道她自己是奎妮。她对我微笑，似乎为认出了我感到很开心，也热切地希望我能认出她来。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恩惠——赐予她的一个瞬间，将她从永远的阴影中拉出来的一个瞬间。
我所能做的只是快乐地咧开嘴，快乐却无动于衷，继续朝收银台走去，仿佛面对的是一个神经兮兮的陌生人。
到了停车场，我对丈夫找了个借口说，我忘了什么东西，然后匆匆回到店里，在过道上来回寻找。但是就那么一会儿工夫，那个老女人似乎就不见了。她也许是紧跟在我后面走的，也许现在正走在特温福尔斯的大街上，步行，或由某个好心的亲戚或邻居开车载着，甚至是自己开车。她应该不在店里了，我们不会在过道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却错过了彼此。我发现自己朝一个方向走，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在被空调打得冰冷的夏日商店打着寒战，盯着人们的脸看。我很可能把他们吓坏了，因为我在无声地祈求他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奎妮。
直到我回过神来，告诉自己那是不可能的，无论那人是不是奎妮，她都把我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