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周六清晨
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的
七个女孩和她们的领队约翰斯通小姐
一起去野营
“她们其实都不算去过，”弗朗西丝说，“因为周六的那场瓢泼大雨。她们在联合教堂的地下室等了半个小时，她说，哦，雨会停的——我的徒步旅行从来没有因为下雨而取消过！现在我打赌她但愿这次是被取消了。那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雨确实停了，她们确实去了，中途天气变得非常炎热，约翰斯通小姐让她们在一个农庄暂时歇息，女主人拿出可口可乐，男主人让她们用浇花的水管来冲凉。她们抢夺对方手里的水管，打打闹闹，弗朗西丝说玛丽·凯说希瑟·贝尔是最调皮的一个，胆子最大，她抓住水管，把水扫向其他女孩身上最敏感的部位。
“她们想方设法要证明她是可怜无辜的，但事实正好相反。”弗朗西丝说，“这很可能全是计划好的，她计划要去见某人。我是说某个男人。”
莫琳说：“我觉得你想多了。”
“好吧，我不相信她是淹死的，”弗朗西丝说，“这点我不相信。”
佩里格林河的瀑布跟你在照片上看过的那些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过就是水从石灰岩的岩层上流下来，没有一条瀑布超过六七英尺。只有一个落脚之处，你可以站在直挺挺落下的水帘后面，石灰岩四周都是边缘光滑的小水潭，大小如同浴缸，积在里面的潭水很是温暖。如果你不是决意要死，是不可能淹死在那里的。她们看过那里了——其他女孩四处跑着呼唤希瑟的名字，她们察看所有的小水潭，还把脑袋探进喧哗的水帘后面的那块干地。她们跳上光秃秃的岩石，尖叫着，浑身湿透了，在水帘里冲进冲出。直至约翰斯通小姐大声叫她们回来。
有贝特西·特罗韦尔和伊娃·特罗韦尔，
还有露西尔·钱伯斯，
基妮·鲍斯和玛丽·凯·特里维廉，
还有罗宾·桑兹和可怜的希瑟·贝尔。
“她只能招到七个，”弗朗西丝说，“每个人，都有其原因。罗宾·桑兹，医生的女儿。露西尔·钱伯斯，牧师的女儿。她们无从脱身。特罗韦尔姐妹——乡下人。乐意参加任何活动。基妮·鲍斯，关节柔韧灵活的小猴子——她跟着游泳和嬉闹。玛丽·凯住在约翰斯通小姐隔壁。说得够多了。希瑟·贝尔刚搬到小镇。她母亲一个人去度周末了——没错，她利用了这次机会。自己去远足。”
希瑟·贝尔失踪二十四小时了，在参加C.G.I.t（加拿大女生训练营缩写）一年一度的野营时——就在佩里格林河的瀑布那儿。玛丽·约翰斯通六十出头，战前就开始担任野营的领队，已经很多年了。六月里的周六清晨，过去至少有几十个女孩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她们全都穿着海军蓝短裤和白衬衫，脖子上围着红纱巾。莫琳曾是她们中的一员，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旅行开始时，约翰斯通小姐总是唱同一首赞美诗。
赞美诗之外，你却能听见另外的声音在哼唱，谨慎而又坚定。
鸭子一样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
我们像白痴一样唱着这首歌——
莫琳的同龄人还有谁会记得这些歌词？留在镇上的都做了母亲——她们的女儿也到了可以去野营的年纪，甚至更大些。她们对讲粗话会表现出母亲应有的愤怒。生育改变了你。它给了你成长的代价，你的某些部分——旧的部分——可以完全被抹去或是被抛弃。工作和婚姻并不能做到这点——它们只是让你装作把那些事都忘记了。
莫琳没有孩子。
莫琳和弗朗西丝·沃尔坐在早餐桌旁，一边喝咖啡，一边抽烟。餐桌楔入一个老式食品储藏室，就在高高的带玻璃门的橱柜下面。这是莫琳1965年在卡斯泰尔斯的房子。她住在这里有八年了，仍然觉得很不踏实，像是从一个熟悉之处搬到了陌生之地。她修整了这个角落，这样除了餐厅外，她就有另外一个吃饭的地方了。她在阳光房铺上了新的印花布。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丈夫动手改造。几个前屋里全是贵重、巨大的橡木和胡桃木家具，窗帘是绿色的桑蚕缎子做的，像富丽堂皇的酒店里用的那种——你简直什么也动不了。
弗朗西丝为莫琳做家务，却不算是仆人。她们是表姐妹，只不过弗朗西丝比她年长许多。莫琳搬进这所房子之前，她就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为第一位太太工作。有时候她叫莫琳为夫人。这是个玩笑，一半出于善意，一半不怀好意。你买这些排骨花了多少钱，夫人？哦，他们肯定老远就看见你过来了！她会告诉莫琳她越来越肥，她的发型不适合她，堆在头上喷了发胶像是一只倒过来的搅拌钵。其实弗朗西丝本人又矮又胖，灰白的头发如荆棘覆盖了整个脑袋，还有一张平淡无奇又粗鲁的脸。莫琳并不认为自己胆小——她外表庄重高贵——显然她绝非无能，在管理她丈夫的这座房子之前，她就在管理他的律师事务所并顺利“升级”（她和他都这么说）了。有时候她觉得应该从弗朗西丝那里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她又需要身边有个可以拌嘴、说笑话的人。考虑到她丈夫的地位，她不应该说三道四，而她自己也觉得那不是她的本性，可是她放任弗朗西丝进行那些恶意的评论，那些疯狂的、刻薄的、自以为是的臆测。
（比如，弗朗西丝说希瑟·贝尔的母亲、玛丽·约翰斯通以及那次徒步旅行的那些话。弗朗西丝觉得自己在这件事上很有发言权，因为玛丽·凯·特里维廉是她的孙女。）
在卡斯泰尔斯，提到玛丽·约翰斯通这个女人，你必然要在前面加上“了不起的”。十三四岁时，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痊愈后她的腿短了，身体变得矮小厚实，肩膀歪了，脖子也有一点儿扭曲，大脑袋稍稍倾斜。她学过记账，在杜德家工厂的办公室找到过一份工作，她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女孩们，她经常说她从来没遇到过一个坏女孩，有些只是迷了路而已。莫琳每次在街上或是店里遇到玛丽·约翰斯通，就会心里一沉。先是探寻的微笑，目光扫视你的眼睛，对任何天气都感到兴高采烈——刮风或是冰雹或是阳光或是下雨，都有可以赞美之处——最后是大笑着的问话。你最近在忙什么呢，斯蒂芬斯太太！玛丽·约翰斯通在说“斯蒂芬斯太太”时总是别有意味，她的语气表明仿佛这是个戏称，而她始终想的，这只是莫琳·库尔特。（库尔特家就像弗朗西丝对特罗韦尔姐妹的评论一样——是乡下人。仅此而已。）你最近在做什么有意思的事呢，斯蒂芬斯太太？
莫琳感到很难堪，却又无能为力，它就像是一种挑衅，和她幸运的婚姻有关，和她高大健康的身体有关（她唯一的不幸却无人看见——她的输卵管结扎造成了不育）——她玫瑰般的皮肤和红褐色的头发，还有那些她为之付出了很多金钱和心思的衣服。就像她欠了玛丽·约翰斯通什么，一种从未明确的补偿需要。又好像是玛丽·约翰斯通比莫琳本人更能看到她的缺失。
弗朗西丝对玛丽·约翰斯通不以为然，她只是本能地不喜欢自视太高的人。
和往常一样，早餐前约翰斯通小姐领着她们徒步走了半里路，去爬“岩石”——那块佩里格林河上凸出的石灰岩，在这个地方它极为罕见，所以就给它命名为“岩石”，而非其他。周日的清晨你总是不得不去参加徒步活动，你昏昏沉沉的，像是熬了一整夜，同时因为抽了很多走私烟，几乎要恶心了。太阳还没有照进树林的深处，你冷得打战。那勉强算得上是一条路吧——你不得不越过腐烂的树干，跌跌撞撞地穿过蕨类植物，还有约翰斯通小姐指出的一种叫盾叶鬼臼的植物，以及野菊花和野姜。她会拔出野姜，顾不上擦去上面的土，就轻轻地啃起来。看看大自然馈赠给了我们什么吧。
我忘带毛衣了，她们爬到半路时，希瑟说。我可以回去拿吗？
要是在从前，约翰斯通小姐很可能会说不可以。往前走，没有它你也能暖和起来的，她会这样说。这次她可能是感到不安了，她的徒步运动日渐衰落，她责怪电视的流行，责怪上班的妈妈，责怪家庭的放纵。她说可以。
可以，但要快。快点追上来。
希瑟·贝尔永远也做不到。她们在岩石边看风景（莫琳记得她在啤酒瓶和糖纸中寻找法式避孕套——她们现在还是这么叫的吧？），希瑟没有追上来。回去的路上她们也没有遇到她。她不在大帐篷里，不在约翰斯通小姐睡的小帐篷里，也不在两个帐篷之间。她不在环绕营地的雪松林里的任何一个藏身或是幽会之处。约翰斯通小姐中断了搜寻。
“松饼，”她喊道，“松饼和咖啡！看看松饼和咖啡的香味能不能把‘淘气小姐’引出来。”
她们不得不坐下来吃东西——在约翰斯通小姐做完饭前祷告之后，感谢上帝在树林和家里赐予的一切——她们一边吃，约翰斯通小姐一边发出啧啧声。
“新鲜的空气是不是让我们胃口大开呀？”她声嘶力竭地说道，“这难道不是你们吃过的最棒的松饼吗？希瑟最好快点出来，不然松饼就被吃光了。希瑟？你在不在听？全吃光啦！”
她们一吃完，罗宾·桑兹就问现在可不可以走了，她们可不可以去找希瑟。
“先把碗洗了，我的女士，”约翰斯通小姐说，“就算你们在家里连洗碗布碰都不碰一下。”
罗宾快要哭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对她说话。
她们洗完之后，约翰斯通小姐放她们走了，她们回到了瀑布那儿。不过她很快又把她们带了回来，让湿漉漉的她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她自己则盘腿坐在她们面前，喊叫说欢迎听到她们说话的人回来加入。一个在这里躲猫猫和恶作剧的人，欢迎你回来！现在就出来，什么问题也不会问！再不出来我们就走了！
她开始演说，她周日清晨的布道，没有任何忧虑或不安。她说了又说，为了确保她们能专心听讲，她时不时地提问。阳光晒干了她们的短裤，而希瑟·贝尔却没有回来。她没有从树林中走出来，约翰斯通小姐还是不肯停止演说。这时特罗韦尔先生开着卡车进了营地，带来午后甜点冰激凌，她才放她们走了。
她没有表示同意，她们还是散开了。她们跳起来去追卡车。她们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特罗韦尔家的狗“朱庇特”跃下后挡板，伊娃·特罗韦尔抱住它开始痛哭，好像丢的是它。
约翰斯通小姐站起身走了过来，大声对特罗韦尔先生叫喊，压过了女孩们的吵闹声。
“有人心血来潮要玩失踪！”
搜寻队伍出发了。杜德家的工厂下班了，想去的男人都可以去。又弄来了一些狗。有人建议沿着瀑布顺流打捞。
警察通知希瑟·贝尔的母亲时，发现她刚刚从一个人的周末度假回来，身着露背太阳裙，脚穿高跟鞋。
“好吧，你最好能找到她，”她说，“这是你的工作。”
她在医院工作——是一名护士。“她要么离异要么根本没结过婚。”弗朗西丝说，“总而言之，那就是她。”
莫琳的丈夫在叫她，她连忙去了阳光房。六十九岁这年，也就是两年前，他中了风，不再做律师了，但还是会帮那些不习惯其他律师的客户写法律函件并处理一些事务。莫琳帮他打出所有的信件，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称之为“烦恼的琐事”。
“你在干什么呀？”他说。他的发音有时含混不清，她需要守在他身边，向不熟悉他的人翻译。单独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便为所欲为，他的语调是急躁的、抱怨的。
“和弗朗西丝说话呢。”莫琳说。
“说什么？”
“说这说那。”
“哦。”
他沮丧地拉长了这个词，像是在说他清楚地知道她们在谈什么，而且他并不关心。闲言碎语，流言飞语，对灾难冷血的兴奋。不管是现在还是他说话自如的从前，他都很少参与这种谈话——他言简意赅，只是在语气和意味上稍带责备。他仿佛在求助于某种信仰，某些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规则，不仅是体面的人，就算是那些生活匮乏的人也都知道的规则。他不得不这样做时，那副模样像是为所有当事人感到痛苦和尴尬，同时又令人望而生畏。他的责备威力无穷。
你总是称一名医生为某某医生，但是卡斯泰尔斯的居民逐渐改口，不再叫律师为某某律师。他们称呼年轻律师时不再加上头衔，但他们总是叫莫琳的丈夫斯蒂芬斯律师。莫琳叫他阿尔文，心里却是把他当成律师的。他每天的穿着都和过去上班时一样——灰色或棕色的三件套西装——他的衣服价值不菲，可是没有一件合身，在他那大块头的身体上显得皱皱巴巴。那些衣服上总沾着若隐若现的烟灰和面包屑，甚至还有皮屑。他的头下垂，入神时脸部松弛，表情既精明敏锐又漫不经心——你永远不清楚到底是哪一种。人们喜欢这样——他们喜欢他有些邋遢，有些恍惚，这样他才能惊人地灵光闪现。他了解法律，他们说。他不需要去查书本。他就是活字典。他的中风并没有摧毁他们的信心，他的外表或是行为并没有因为中风而改变多少，而且让原本有的东西更加明显。
大家都相信，如果他运筹帷幄，他本可以当上法官。他本可以当上参议员。他太清高了。他不肯卑躬屈膝。他鹤立鸡群。
莫琳坐在他身边的软凳上做速记。在办公室，他叫她“宝石”，因为她聪明可靠，她自己就可以起草文件和法律文书。在家里，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海伦娜和戈登，也都这么称呼她。现在孩子们有时候还这么叫她，尽管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海伦娜叫她的时候，怀着爱意和挑衅，戈登则带着郑重又沾沾自喜的善意。海伦娜是一个多变的单身女人，她很少回家，一回家便会引发争吵。戈登在一所军校当老师，他喜欢带妻儿回到卡斯泰尔斯，实际上是为了向他们炫耀这个小镇，炫耀他的父亲和莫琳，以及他们那与世隔绝的美德。
莫琳仍然喜欢当那颗“宝石”。至少她觉得这个称谓很舒服。她的想法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此刻，她在想那个长夜漫漫的冒险是如何开始的，住在营地，伴着约翰斯通小姐放肆的鼾声，她在想冒险的目的是什么——整夜不睡。她在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们所依赖的策略和消遣，虽然她听说那从来也没有奏效过。女孩们打牌、说笑话、抽烟，午夜时分玩起伟大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有些大冒险是这样的：脱掉你的睡衣，露出你的乳房；吃掉香烟头；吞下泥巴；把头伸进水桶争取数到一百；去约翰斯通小姐的帐篷前小便。真心话的问题是这样的：你恨你的母亲吗？父亲呢？姐妹呢？兄弟呢？你见过多少鸡巴，它们又是谁的？你撒过谎没有？偷过东西没有？碰过死的东西没有？一口气抽了太多的烟，让莫琳感到恶心和头晕，这种感觉又回来了，还有吸饱了阳光的重油布下散出的烟气，以及女孩们的气味，她们在河里游了几个小时，在河岸边的芦苇里奔跑躲藏，腿上吸了水蛭，要用烟把它们熏掉。
她记得她曾是多么调皮。爱尖叫，爱冒险。就在上高中之前，她染上了眩晕症，不知道是真病还是疑病还是半真半假。它很快就消失了，她的大胆也在丰满的身体里消失了，她变成了一个用功而害羞的女孩，一个爱脸红的人。她身上开始显露另一些特质，她未来的丈夫雇佣她、迎娶她时将会发现并珍视这些特质。
我打赌你也不敢跑。这可能吗？女孩们有时候会热血沸腾，想要不断地冒险。她们一心想要当女主角。她们想开一个从来没有人开过的玩笑。要满不在乎，无所畏惧，要制造大骚乱——这就是女孩们曾失去的希望。
她从丈夫身边那铺着印花布的软凳上向外望去。那些古老的紫叶山毛榉树，她的目光并没有落在树丛后面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她看见河边杂乱的树林——浓密的雪松，叶片光亮的橡树，闪光的白杨。一面破旧的墙，隐蔽的门道和小路，墙后有动物出没，有时候墙后也有孤独的人，抛下社会的责任、稳定的身份、生活的意图，他们成了另外一些人。她能想象消失的事。当然你不可能真的消失，总有另一个人走在路上，与你相遇，他的脑子里全是关于你的计划，甚至在遇到你之前，他就想好了。
那天下午去邮局帮她丈夫寄信时，莫琳听到了两则新闻。周日下午一点左右，有人看见一个浅发女孩上了一辆黑色的汽车，就在沃利北边的蓝水高速公路上。她可能是个搭车客。或者就是在等某辆汽车。那里离瀑布有二十英里，穿过田野走到那里大概需要五个小时。走没有问题。或者她之前可能搭了另一辆车。
但是午后时分在东北部某个潮湿的角落，有人在荒芜的教堂墓地清理家人的坟墓时，听到一声叫喊，一声尖叫。那是谁？他们记得彼此询问过。不是什么而是谁。那是谁？不过后来他们认为那是一只狐狸。
此外，离营地很近的一块草地被压平了，扔了很多才抽完的烟头。那又能说明什么——那里总是有人来的。情人。喜欢恶作剧的小男生。
也许某个男人确实在那里遇到她
周二的清晨，弗朗西丝正在准备早饭，莫琳在帮丈夫穿衣，这时前门传来了敲门声，有人没有注意到门铃或是不信任它。这么早有人前来拜访的事并不是没有过，但这实在让人为难，因为一大早斯蒂芬斯律师说话往往更困难，他的头脑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活跃起来。
透过前门的卵石玻璃，莫琳看见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模糊轮廓。身着盛装，至少这个女人如此——她戴着帽子。看来事关重大。对当事人事关重大，对其他人也许只是无聊小事。为了争夺一只五斗橱，会发出死亡威胁，房主会因为私家车道的纠纷而血管爆裂。丢失的柴火，狂吠的狗，下流的信——所有这些都会激怒人们，让他们来敲门。去问问斯蒂芬斯律师。去问问相关法律。
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对来传教的夫妇，不过可能性极小。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来见律师的。”这个女人说。
“哦，”莫琳说，“太早了。”一时间她没有认出他们。
“对不起，我们有话对他说。”这个女人说着踏进了前厅，莫琳向后退去。这个男人像是不舒服或是道歉似的摇了摇头，意思是说他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他妻子进来。
大厅里充满了剃须膏、香体露和廉价古龙水的气味。山谷百合。现在，莫琳认出了他们。
是玛丽安·哈伯特。她穿着蓝色套装显得有些陌生——对于这个季节来说太厚重了——还戴着褐色的布手套、褐色的羽毛帽。你在镇上见到她时，她总是穿着休闲裤，有时候甚至是男式工装裤。她和莫琳差不多年纪，身材魁梧——她们曾经在同一所中学读书，相差一两个年级。玛丽安笨手笨脚，反应却不慢，她的灰发剪得很短，脖子上露出发茬。她嗓门很大，多数时候都是脾气火爆地说话。此刻她压低了声音。
和她在一起的男人，她嫁给他并没有多久。几年以前吧。他个子很高，长得有些孩子气，身穿垫肩过厚的廉价奶油色夹克。褐色波浪式头发，用一把湿篦子固定住。“对不起。”莫琳领着他们走进餐厅时，他声调柔和地说——也许是不想让他妻子听见。仔细望去，他的眼睛不年轻了——带着疲倦和干枯的神情，或者是困惑。也许他不是很聪明。莫琳想到关于玛丽安征婚的事，他们是这样认识的。女人，有农庄，产权明确。女商人，有农庄，可能是这样，玛丽安·哈伯特还有一个名字叫“束胸女士”。一年又一年，她把定制的紧身束胸卖给那些需要它们的女士，也许现在还在卖，只是数量在减少。莫琳想象她在量尺寸，像护士一样唠叨，发号施令，从专业的角度侮辱你。然而她对她的老父母很孝顺，他们一直单独住在农庄里，直到上了年纪，毛病越添越多。关于她丈夫，有另一个不那么恶毒的故事浮出水面：他开车送老年人去游泳治疗，在沃利的室内游泳池——他们就是这样遇到的。莫琳的脑子里有了另一幅画面——他搀着老父亲，走进桑兹医生的办公室。玛丽安兴冲冲地走在前面，甩动钱包的带子，准备去开门。
她去餐厅吩咐弗朗西丝早饭的事，让她多拿两个咖啡杯。她又去提醒她丈夫。
“是玛丽安·哈伯特，或者说这是她过去的名字。”她说，“不去管她嫁的那男人叫什么了。”
“斯莱特。”她丈夫说道，你并不期待他对一所在售或出租的房子有多少了解，他却平平淡淡地提供了所有细节，就是这种感觉吧。“西奥。”
“你比我还消息灵通呢。”莫琳说。
他问他的粥好了没有。“边吃边听。”他说。
弗朗西丝端来粥，他立刻吃了起来。无论冬夏，都放入大量奶油和红糖的粥，是他的最爱。
弗朗西丝端来咖啡，还想多待一会儿，玛丽安瞪了她一眼，她只好回到厨房。
在那里，莫琳想。她比我能干。
玛丽安·哈伯特是一个没有明显优点的女人。她脸色凝重，面部下垂——让莫琳想到某种狗。不一定是丑的狗。也不真是一张丑脸。就是一张凝重坚定的脸。不过，玛丽安走到哪里，都要显示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像此时在莫琳的餐厅一样。她需要被人重视。
她的妆化得很浓，难怪莫琳没有马上认出她。苍白、粉红，不适合她橄榄色的皮肤和她的浓眉大眼。让她显得很古怪，并不招人怜惜。加上套装和帽子，她想证明她也可以像别的女人一样打扮，她知道会引来什么关注。也许她想显得美一些。也许她看见了脸颊上的白粉和厚厚的粉红色唇膏让她改头换面——也许她化完妆后，还转身羞怯地展示给她丈夫看。他替妻子回答要不要加糖，他说要糖块时，几乎是笑了起来。
他不停地说“请”、“谢谢”。他说：“非常感谢你，请。谢谢你。我要一样的。谢谢你。”
“好了，每个人都知道这女孩的事了，除了我们，”玛丽安说，“我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有人失踪了或是怎样。直到昨天我们进城。昨天？周一？昨天是周一。我记不清日子了，因为我在吃止痛药。”
玛丽安可不是那种告诉你她在吃药然后就罢休的人。她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吃药。
“我脖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脓包，就在那儿？”她说。她揉搓脑袋，要给他们展示敷料。“我很痛，还开始头疼，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周日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干脆拿了块热布敷在脖子上，吞下几片止痛药就躺下了。那天他没有上班，现在他在工作，他在家里也总有很多事要做。他在原子能工作站上班。”
“道格拉斯角？”斯蒂芬斯律师从他的粥上匆匆抬起头，问了一句。一提起道格拉斯角的新原子能工作站，所有的男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或尊重，就连斯蒂芬斯律师也不例外。
“就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玛丽安说。像很多乡下女人和卡斯泰尔斯的女人一样，她把丈夫称为他——提到的时候带着特别的强调——而不是叫他的名字。莫琳发现自己有好几次也这样，但在没有任何人向她指出之前，她就自我纠正了。
“他要把喂给奶牛的盐挑出来，”玛丽安说，“然后还得回来修篱笆。他得走四分之一英里路，就开了卡车。但他留下了邦德。他没带邦德就开车走了。邦德是我们的狗。邦德去远的地方必须得坐车。他把它留下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发病躺下了。我吃了几片222止痛药，打起了瞌睡，不是正常的入睡，然后我听到邦德在叫。我马上就醒了。邦德在叫。”
她起床，穿上家居服下了楼。躺在床上时她一直只穿着内衣。她向前门和小路望去，什么人也没有。她也没有看见邦德，它已停止吠叫了。已见到熟人就不再叫。或者只是路人。但她还是觉得不对劲。她从厨房窗子向外望去，窗子对着侧院而不是后院。还是没有人。从厨房里她看不见后院——要想看见，你需要穿过被叫作后厨的地方。那只是个杂物间，一个从正屋接出来的棚子，乱七八糟放着各种东西。它有一个对着后院的窗子，但你无法走近，窗前堆满了纸箱，还有竖立在那里的旧沙发弹簧。你需要径直走过去，打开后门向外看。她觉得她能听见那扇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挠。可能是邦德。也可能不是。
门窗紧闭、堆满了垃圾的后厨闷热无比，她快窒息了。穿着家居服的她全身已经汗津津的了。她自言自语道，好吧，至少你没发烧，你像一头猪一样在流汗。
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渴望压过了对门外无名事物的恐惧，她猛地推开门。门向外打开了。靠在门上的家伙被往后一推。他向后踉跄几步，却没有摔倒。她认出是谁了。是镇上的希迪卡普先生。
邦德认识他，他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候会穿过他们的房子散步，他们从不阻止他。他有时候径直走过院子——只是因为他不通人情世故。她从不对他喊叫，有些人会。如果他很累，她甚至会邀请他坐在台阶上休息，还曾递给过他一支烟。他会接过烟。但他从来不坐下。
邦德嗅来嗅去，对着他摇尾乞怜。邦德不是特别的狗。
莫琳认识希迪卡普先生，和大家一样。他曾是杜德家厂子里的钢琴调音师。他曾是一个高贵的、爱冷嘲热讽的小个英国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他们从图书馆借书，他们的花园非常出名，特别是草莓和玫瑰。几年以后，厄运降临了。迪卡普先生的喉咙动了手术——肯定是癌症——手术后他说不了话，只能发出呼哧和隆隆响的杂音。他已经从杜德的厂子退休了——他们现在有电子调音设备了，比人耳更好用。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变故来得措手不及——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体面人堕落成了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老流浪汉。肮脏的络腮胡，衣服上的口水，酸臭的烟味，眼神里不变的怀疑，有时候是憎恨。在杂货店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他就会故意撞倒罐头和装麦片的盒子。咖啡馆不再欢迎他，他也不再去图书馆了。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小组的女士们定期去看望他，给他带去做好的肉或是烘培的糕点。但是屋子里的气味非常可怕，房间乱得吓人——对单身汉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他毫不感恩。他会把剩菜和剩下的点心扔到门前的人行道上，把碟子也打碎了。没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笑话：连希迪卡普先生都不肯吃她做的食物了。她们不管他了。你开车经过时，也许能看见他静静地站着，站在沟里，被高高的杂草遮住一大半，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你也能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小镇上撞见他，那时怪事便会发生。他的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准备好迎接友善的礼节性的惊讶之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别处遇见时的那种问候。似乎他存有一个企盼，在另外一个地方，沉默会被打破，语言会脱口而出，也许那些变故会被抹掉，他的声音、他的妻子、过去稳定的生活，也许都会回到他的身边。
通常人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他们的耐心总有限度。玛丽安说她真是不应该赶走他。
她说这一次他看上去相当疯狂。不只是竭力想表达自己无法说出的意思，不只是对捉弄他的孩子发狂，不是那样。他的头前后摆动，他的脸显得很肿，像一张号啕大哭的婴儿的脸。
喂喂，她说。喂，希迪卡普先生，你怎么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一支烟吗？你是想说今天是周日而你的烟抽完了吗？
他的头前后摇摆，上下摆动，再前后摇摆。
好吧，喂。快拿主意吧，玛丽安说。
“啊，啊啊”是他的全部回答。他双手抱头，把帽子敲了下来。接着，他向后退得更远，开始在院子里的水泵和晾衣绳之间绕来绕去，同时继续发出这些噪声——啊，啊啊——永远也化不成完整的词。
这时玛丽安突然把椅子向后一推，差点翻倒。她站起身，向他们演示希迪卡普先生的动作。她向前一倾，蹲伏身子，用手锤打头部，但她没有把帽子拽下来。就在餐具柜前面，就在法律协会赠给斯蒂芬斯律师的一套银制茶具（因为他多年的奉献）面前，她展开了表演。她丈夫双手握着咖啡杯，一直努力用恭敬的眼神盯着她。他的脸上闪过某种东西——某种抽搐，他一边脸颊的神经在跳。她一边做着滑稽动作，一边观察他，她的表情在说，坚持住。不要动。
莫琳能看出来，斯蒂芬斯律师根本就没有抬头看一眼。
他是像这样做的，玛丽安说着又坐了下来。他像这样做，她本人身体不适，就觉得也许他也不舒服。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你是想告诉我你头疼吗？你想要我给你一片药吗？你想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没有回答。他不会因为她的话停下。啊，啊啊。
他跌跌撞撞，发现自己来到了水泵边上。如今他们的房子装了自来水，但院子里还是使用水泵，装满邦德的水碗。希迪卡普先生明白了它的用途，便忙碌起来。他握住把手，癫狂地压上压下。原来放在这里的水碗不在了。水一流出来，他就把头探下去。水溅了出来，他松开水泵，水流停止了。他又过去压了起来，又把头探下去，无休止地压水泵、淋水，水淋透了他的头、他的脸、他的肩膀和胸，他浑身都湿了，嘴里仍在嘟嘟囔囔。邦德很兴奋，绕着他跑，撞向他，发出同情的吠叫和哀鸣。
够了，你们两个！玛丽安朝他们吼叫。放开那个水泵！放开，安静！
只有邦德听她的。希迪卡普先生直至全身湿透，眼睛睁不开，也找不到水泵的把手了，才停了下来。他举起一只胳膊，举着，向后指着树丛和河水的方向。他指着，嘴里嘟嘟囔囔。当时她没有明白。后来她才恍然大悟。他放弃了，坐在井盖上，浑身湿淋淋地发着抖，双手抱着头。
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她想。抱怨这里没有一只杯子。
如果你想要杯子，我去给你拿。没必要像孩子一样闹。你待在这儿，我去给你拿一只杯子。
她走向厨房，拿了杯子。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给他装了些全麦薄脆饼干，涂了黄油和果酱。这是哄小孩子的把戏，不过全麦薄脆饼干老年人也是喜欢的，她记得她妈妈和爸爸都喜欢。
她回到后门，用手全力推开。但已不见他的影子。院子里没有人，除了邦德露出知道自己做了蠢事的模样。
他去哪里了，邦德？他往哪条路走了？
邦德有些羞愧和不耐烦，它不肯给出任何提示。它溜走了，回到自己的地盘，房子地基边背阴处的泥地。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快来看看我给你拿了什么！
死一般的沉寂。她头痛欲裂。她自己吃了薄脆饼干，她不应该吃的——吃了几口，她就想吐。
她又吃了两片药，回到楼上。窗子是打开的，窗帘放下了。她想，加拿大家用百货公司促销时，他们要买一台电扇。可是没有它，她也睡着了，醒来时天都快黑了。她能听见割草机的声音——他，她的丈夫，正要把房子一侧的草割完。她下楼去厨房，发现他切了些冷土豆，煮了一只鸡蛋，拔了些葱，拌了份沙拉。他不像某些男人——对厨房束手无策，等着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她尝了尝沙拉，却吃不下去。她又吃了一片药，回到楼上一直睡到天亮。
我们最好送你去医院，他那时说。他给工作站打电话。我要送我妻子去医院。
玛丽安说，要不她把针煮一下，他用针挑破脓包？但他不忍伤害她，无法下手，而且也怕出什么错。他们上了卡车，去找桑兹医生。桑兹医生不在，他们只好等。候诊的病人告诉了他们那个消息。大家都诧异他们竟不知道。不过他们没有打开收音机。她总是开着收音机，却受不了那噪声、那种感受。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路上那群男人，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桑兹医生处理了脓肿，但他没有挑破。他的治疗方法是，在你以为他只是观察脓包时，突然一击，敲在头上。好啦！他说，这比针简单多了，也没有那么痛，你根本来不及痛得大汗淋漓。他清理了伤口，敷上药膏，说她很快就会好的。
她好多了，就是昏昏欲睡。她的头像蒙在雾里，她又回到床上睡了，清晨四点左右，她丈夫给她端来一杯茶。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女孩，周六清晨和约翰斯通小姐一起到来、想要喝水的女孩。她有许多可口可乐，她装在印花杯里递给她们，还加了冰块。约翰斯通小姐只喝水。他让她们玩水管，她们跳来跑去，互相喷射，玩得很开心。她们要躲过水流，约翰斯通小姐不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有点野。他需要奋力夺下她们手中的水管，再朝她们身上喷点水，好让她们乖一点。
她努力回想那个女孩是谁。她认识牧师的女儿、桑兹医生的女儿，还有特罗韦尔姐妹——她们绵羊般的小媚眼一看就知道是特罗韦尔家的。然而是其他人中的哪一个呢？她记起有一个非常调皮，他拿走水管时，她跳着去抢，有一个翻筋斗的，还有一个一头金发、骨瘦如柴的漂亮小东西。不过她想到的可能是罗宾·桑兹——罗宾有一头金发。那天晚上，她问他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但他的记性比她更糟——他不认识当地人，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她也告诉他关于希迪卡普先生的事。她全都想起来了。他那不安的样子，压水泵，他指路的方式。她很困惑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谈论这件事，非常好奇，他们好奇得坐卧不安，难以入睡。最后她对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去找斯蒂芬斯律师谈谈。
所以，他们起床后立刻就来了。
“警察，”斯蒂芬斯律师说，“警察。应该去找警察。”
做丈夫的说话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的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张开，压住桌面，拉扯着桌布。
“不是指控。”斯蒂芬斯律师说，“只是报警。”
他在中风前说话风格就是如此的简短。很久以前莫琳就注意到，他寥寥几句话，毫不留情——简直可以说是粗暴的指责——却能让人们振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
她在思考女人们不再拜访希迪卡普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她们不喜欢那些衣服。女人的衣服，内衣——磨旧的衬裙和胸罩，破损的内裤，疙疙瘩瘩的长统袜，挂在椅背上或者暖气上方的绳子上，或者就堆在桌上。这些衣服肯定都是他妻子的，起初人们以为他可能正要清洗、烘干、叠好它们，而不是要扔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女人们开始怀疑：他让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周，是不是别有意味？他是不是穿在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变态吗？
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他们将记录在案，用来指控他。
变态。他们也许是对的。他也许会将他们带到性侵希瑟、勒死或打死她的地方，他们也许会在他的房子里找到她的某件衣物。人们会害怕地低声说，不，他们没有感到意外。我不感到意外，你呢？
关于道格拉斯角的工作，斯蒂芬斯律师提了一个问题，玛丽安说：“他做的是维护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X光检查，他刷皮鞋的抹布也要检查，要埋在地下。”
送走这对夫妇，莫琳关上门，透过卵石玻璃门，她看见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她心里仍不踏实。她爬了三级台阶，站在楼梯口的小圆窗前，注视着他们。
看不见一辆车，没有卡车，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是把车停在了大道上，或是镇公所后面的停车场里。可能他们不想让人看见他们去了斯蒂芬斯律师家。
警察局就在镇公所里。他们确实朝那个方向拐弯了，但接下来他们却斜着过了马路，莫琳仍能看见他们，他们坐在矮石墙上，那石墙环绕着旧公墓和被称之为先锋公园的花床。
他们在餐厅里坐了至少一个小时，为什么还需要坐下？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却默契无间，像是两个一起干体力活的人停下来休憩。
陷在回忆里的斯蒂芬斯律师会说起从前人们如何在那座墙上休息。步行来镇里卖鸡或黄油的农村女人。去高中上学的乡下姑娘，那时候还没有校车这个东西呢。她们会停下来，藏起胶鞋，回家路上再取回来。
有时候他又对回忆往事没有耐心。
“旧时光。谁要它回来？”
玛丽安把发夹取了下来，小心地摘下帽子。原来是这样——她的帽子扎伤了她。她把帽子放在腿上，她丈夫着急地伸手把它拿走，好像那对她来说是一个重负。他把它放在腿上。他弯腰开始安慰般地抚摸它。他抚摸那顶可怕的褐色羽毛帽，好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母鸡。
玛丽安阻止了他。她对他说了什么，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像一位母亲猛然打断傻孩子的任性行为——带着强烈的怨憎，是她筋疲力尽的爱中的一个间歇。
莫琳吃了一惊。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
她丈夫走出餐厅。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在观察他们。她把窗台上插着干花的花瓶转了转，说：“我觉得她的话是不会讲完的。”
他并没有在意。他在想别的事。
“下来吧。”他说。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告诉莫琳，自从小女儿海伦娜出生后，他和第一个妻子就分居了。“我们有了我们的男孩和女孩。”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努力了。莫琳当时不理解他的暗示，他和她也想保持分居关系。嫁给他的时候，她是爱他的。当他第一次在办公室搂住她的腰肢时，她想，他肯定以为她是走错了门，他在纠正她——其实她是渴望他的怀抱的，但是因为他的礼貌，她不敢往那方面想。那些认为她嫁得很好但只是为了利益的人，会惊讶地看见，度蜜月时她是多么幸福——除了要学习打桥牌。她知道他的力量——他施展它的方式，他控制它的方式。他吸引着她——从不在意他的年纪，他的怪模样，他牙齿和手指上的烟渍。他的皮肤很温暖。婚后几年，她流了一次产，出了很多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输卵管结扎了。自那以后，她和丈夫的那种亲密关系也终结了。他觉得他主要是在体贴她，因为他认为拒绝给一个女人生育的机会是不对的。
有时候她也会纠缠他一会儿，他便会说：“嘿，莫琳。你在干什么啊？”或者他告诉她要懂事。“懂事”这个词是他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的，他们早就不用了，他还在用，事实上他们从家里搬走很久以后，他还在用。
他的话是那样让她感到羞辱，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泪水。
现在呢，她想，要是还像过去那样，难道不是种解脱吗！她丈夫的欲望回来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欲望。他们婚姻初期那种笨拙的性爱，那种正式的爱抚，是不见了。如今他的眼神乌云密布，他的面容苦恼不堪。他对她说话咄咄逼人，有时候还用手指捅她，甚至把手指从后面插进去。她根本不需要这些动作刺激她——她急于把他拖进卧室，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别的地方胡闹。他的旧办公室被改造成楼下的一间卧室，和浴室相连，这样他就不必爬楼了。这个房间上了锁，弗朗西丝无法闯进来。不过电话铃会响，弗朗西丝会来找他们。她可能会站在门外，不小心听见那些声音——斯蒂芬斯律师的喘息、呻吟和恐吓，他命令莫琳做各种动作的令人恶心的嘘声，最后是他撞击她的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声，除了莫琳任何人都听不清的命令，但它就像洗手间里的声音一样，充分说明了他的极端。
“下流！下流！”
这个男人叫道，正是他曾经把海伦娜关在房间里，因为她叫她哥哥臭杂种。
莫琳的词汇量足够大，但是在震惊之余，她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用一种有说服力的腔调说出来。她努力了。她太想助他一臂之力。
过后他马上睡着了，短暂的睡眠似乎把这个插曲从他记忆里抹去了。莫琳逃到洗手间。她先洗了洗，又匆忙上楼去换衣服。每逢这样的时刻，她都要扶住楼梯栏杆，她觉得是那样的空虚、无力。她要咬紧牙关，她并不想愤怒地吼叫，但忍不住发出生病似的呜咽，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被揍了的小狗。
今天她比往常要镇定。她照了照浴室的镜子，挑了挑眉毛，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原样。受够了，她仿佛在说。甚至在做那事时，她还能想别的事。她在想怎么做蛋奶糕，她在想家里的牛奶和鸡蛋还够不够。在她丈夫的狂暴中，她在想那穿过羽毛的手指，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手上，压下去。
我们要为希瑟·贝尔唱一支歌，
“已经有一首诗写过了。”弗朗西丝说，“我这儿打出来了。”
“我原来打算做蛋奶糕的。”莫琳说。
玛丽安·哈伯特的话，弗朗西丝听见了多少？每一句，很可能。守口如瓶，简直要了她的命。她举起打出来的诗，放在莫琳的眼前，莫琳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她开始把鸡蛋挑出来。
“写得很好，”弗朗西丝说，“真应该配上曲子。”
她大声朗读。莫琳说：“我要集中注意力。”
“这么说我可以走开了。”弗朗西丝说着去收拾阳光房。
厨房终于安静了——白色的旧墙砖，黄色的高墙，熟悉的、抚慰人的盆盆罐罐，也给了她的前任安慰吧。
玛丽·约翰斯通对女孩们发表的演讲，多多少少是同样的内容，她们大多数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们甚至事先就预备好了鬼脸。她告诉她们，她得小儿麻痹症时装了铁肺，耶稣来了，并对她说话。她不是在做梦，她说，不是幻觉，也不是精神错乱。她是说他来了，她认出了他，可是她不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她想，哦，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不会让他进来。她就是这么解释的。装着铁肺的她躺在那里，既理智又愚蠢，类似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她指的是耶稣，不是小儿麻痹症。）耶稣说：“你还会重新拿起球拍的，玛丽。”他所说的就是这些。她垒球打得很好，他知道他的话她能听懂。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按照他的教诲，紧紧地拥抱生活。
还有更多的教诲，关于每个人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性，引向玛丽·约翰斯通称之为关于男孩和性冲动的“普通谈话”。（说到这，她们就做起鬼脸——她又接着谈耶稣，真让她们难为情。）接下来是关于酒精、香烟，以及一件事如何诱发另一件。她们觉得她真是癫狂——竟然看不出昨天晚上她们抽烟抽到想吐。她们的气味好难闻，她一点也没提到。
所以她真是——癫狂。大家任由她谈论医院里的耶稣，她们觉得她有资格相信。
试想你确实看见了某个景象？不是耶稣那种，而是某个景象？莫琳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她半醒半睡，也没有做梦，她会看见某个景象。甚至就在白天，就在她自认为的日常生活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石阶上吃樱桃，望着一个男人拿着包裹走上石阶。她从没见过那些石阶和那个男人，可是有那么一瞬间那就像是她另外某种生活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生活一样漫长、复杂、古怪而又单调。她也不意外。她同时了解了两种生活，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迅速被更正的错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