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乔知道斯齐特医生会发什么议论。

    “还真是个小联合国哟。”

    玛丽·乔知道如何对付他，她会指出，头等舱就是这样的。

    他会说，他可没提议斥巨资来换取敞开喝香槟的特权。

    “再说，你知道头等舱里现在都是什么人吗？日本佬。把这个国家又买下不少之后往家赶的日本商人。”

    玛丽·乔会说，她现在可不觉得日本人是什么外国人啦。她会若有所思地说这话，就好像她正对此暗自惊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

    “我是说，他们看起来已经不像外国的种族啦。”

    “哼，你在他们眼中是外国人，最好别忘记这一点。”

    如此一吐为快之后，斯齐特医生就不会再闷闷不乐了。他会在她身边安顿下来，乐滋滋的，因为坐在前排，有地方给他放腿。作为一个高大、壮实、面色红润、满头银发的男人，他会显得鹤立鸡群——一个有点笨拙却高贵不凡的巨人——在这些肤色比他深、比他矮小、骨骼更细致、穿着华丽或者奇特的服装的人当中。他会坐定下来，仿佛有权坐在这，有权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仿佛这种权利只有他这个年纪和种族、这种衣着和思维的男人才能享有。

    不过他没在她身边伸直双腿，心满意足地嘟囔。她孤身奔赴塔希提之旅。这次度假是他给的圣诞礼物。她坐靠走道的座位，靠窗位置空着。

    “他的脑袋就恐龙那么点大，就是这么回事。”斯齐特医生的女儿丽亚宣称，她正跟玛丽·乔聊她最心爱的话题——她爸爸。她有一长串心爱的话题，心爱的严肃话题——核扩散、酸雨、失业率，以及种族偏见和女性地位——不过通往它们的道路无一例外都是从她爸爸开始。照丽亚的说法，她爸爸差不离就是这一切的肇因。是他促成了原子弹、污染、贫穷和种族歧视。玛丽·乔不得不承认有时他发的议论确实会让人得此结论。

    “那些只是他的看法罢了。”玛丽·乔说。她都能想象出那种恐龙了，脊梁上有一些扁扁的骨头突出——一种华丽的盔甲，几乎像饰物。“男人嘛，总要有点看法才成。”

    这话多蠢啊，尤其是对丽亚而言。丽亚二十五岁，失业，是个肥胖、活泼、美丽的女孩，骑辆摩托车。玛丽·乔说完这话，胖姑娘丽亚保持淡定的微笑，盯着她看了一分钟之久，这才轻柔地说：“为什么呢，玛丽·乔？为什么男人非得有看法才成？以便男人毁掉世界的时候，女人只需要坐在那里咂咂嘴吗？”

    她摘掉摩托车头盔，把被雨水打湿的头盔搁在玛丽·乔的办公桌上，抖开一头乱糟糟的深色长发。

    “没什么男人在毁灭我的世界。”玛丽·乔拿起头盔搁到地板上，轻快地答道。在这场谈话中，她并不像听起来那样势均力敌。丽亚这家伙，跑进她爸爸的办公室，这番高谈阔论，到底想干什么呢？她想必不曾指望玛丽·乔赞同她。不。她想要、希望玛丽·乔捍卫她爸爸，这样她就可以得意地表示不屑（哦，当然了，玛丽·乔，你觉得他就是上帝！），同时也能安心。玛丽·乔似乎该承担起这女孩妈妈的分内事——让她理解爸爸，原谅他，钦佩他。不过，斯齐特医生的妻子可不大会原谅或者钦佩任何人，更不用说是对她丈夫了。她酗酒，自视为一个智者。有时她会打电话到办公室，问可否跟“伟大的医治者”通个话。一个身材高大、声音洪亮的邋遢女人，一头白发乱糟糟的，成天与演员们（她是当地剧院的董事）和所谓的诗人（她过去这几年一直在读博士的那所大学里的英语教授们）厮混。

    “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男人，每天都在拯救生命，”玛丽·乔告诉丽亚——她经常强调这一点——“怎么能说他在毁灭世界呢？”玛丽·乔之所以捍卫斯齐特医生，并不只因为他是个男人，是个父亲，根本不是。并非因为这些，她才觉得他妻子应该给孩子灌输一些对他的尊敬之情。而是因为他是这个地区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因为他每天都奉献给等在候诊室里面如死灰的病人了，心脏病患者，生存在恐惧和痛苦中的人们。他的生命都用来奉献了。

    丽亚尽管戴了头盔，头发还是湿了，她把雨水直甩到玛丽·乔的办公桌上。

    “丽亚，小心点，拜托。”

    “你的世界是什么呢，玛丽·乔？”

    “没时间跟你解释。”

    “你尽忙着帮我爹地咯。”

    玛丽·乔为斯齐特医生工作了十二年，在楼上的公寓住了十年。丽亚小一点的时候——还是个喧闹、肥胖、烦人却可爱的十来岁丫头的时候——喜欢到公寓找玛丽·乔玩，玛丽·乔只好煞费苦心地确保斯齐特医生频频短暂逗留的痕迹都已消抹干净。如今丽亚对此想必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曾直接质问过什么。她经常像是试探性地围着这个话题绕圈子。玛丽·乔尽量装作面无表情，却时不时觉得好累。

    “不过，你能去趟塔希提，真不赖。”丽亚说，仍旧危险地微笑着，头发和眼睛都闪闪发亮。“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

    “当然了，”玛丽·乔说，“谁不是呢？”

    “并不是说他不欠你这一趟哦。我觉着吧，是他对你的奉献作点回报的时候了。”

    玛丽·乔不做声，继续填病历。过了一会儿，丽亚平静下来，讨论起了从她爸爸那里弄点钱来修摩托车的可能性——她来诊所就是为了这个。

    为什么丽亚，在那些老一套的嘲弄、说教和宣传之外，总能问中个把烦人的问题呢？“你一直就想去那里，对吗？”塔希提，事实上，玛丽·乔想都没想过要去那里。塔希提对她而言意味着棕榈树、红花、碧波翻滚，以及她毫无兴趣的热带的繁茂和慵懒。这份礼物有种缺乏想象力却挺感人的味道，就像情人节的巧克力。

    冬天到塔希提度假！我打赌你激动得要跳起来了！

    是啊，我当然是！

    她告诉病人们、朋友们，还有妹妹们——她疑心他们都觉得她没有真正的生活——她是多么激动。而且昨夜她辗转无眠——如果那也算数的话。今天早上六点不到——似乎是很久之前了——她就站在公寓窗前，从里到外一身新衣，等着出租车送她去机场。一段短暂、颠簸的飞行去多伦多，一段从多伦多到温哥华的长途飞行，然后就上路啦，朝太平洋飞去。在火奴鲁鲁暂停，再然后就到塔希提啦。没回头路可走。

    要是希腊就好了。或者斯堪的纳维亚。好吧，或许斯堪的纳维亚不适合这个季节。或者爱尔兰吧。去年夏天，斯齐特医生和妻子去了爱尔兰。他妻子正在“研究”一些爱尔兰诗人。玛丽·乔根本不认为他们会开心。跟这样一个邋遢、乖戾、麻烦不断的女人一起，谁会开心呢？她相信他们喝得不少。他去钓鲑鱼。他们住在一幢城堡里。他们的度假——以及他独自的休假，通常都是去钓鱼——总是很奢侈，而且在玛丽·乔看来，无非都是例行公事，无聊透顶。他的宅邸也一样，还有他的社交和家庭生活——全都一个样，她想，全都是例行公事，无趣而昂贵。

    玛丽·乔开始为斯齐特医生工作时，获得护理学位已有三年，不过她手头从没余钱，要还读书贷款，也要帮几个妹妹还。她来自休伦县的一个小镇。她爸在镇上的维修队干活。她妈因为所谓的“心脏病”去世了——后来玛丽·乔才得知，这只是一种心脏方面的小毛病，斯齐特医生可以诊断出来，并推荐手术加以治疗。

    玛丽·乔一有足够的钱，就开始整牙。它们让她羞愧。她从不涂唇膏，笑起来总是小心翼翼。她拔掉犬齿，补了门牙。但她仍不满意，于是戴上了牙箍。她计划牙箍一取下，就把头发染成浅色——现在是平淡无奇的褐色——买点新衣服，甚至搬走，换个工作。等牙箍真摘掉之后，她的生活果然不同于以前，不过并非因为这些策略。

    随着时间流逝，更多变化出现了。她从一个模样严肃、全神贯注、声音温柔、胸部肥大的水桶腰女孩，变成一个苗条、衣着入时的女人，一头夹杂金色的头发——如今她超过了年轻时比她漂亮得多的同龄女人们——说话讨人喜欢且不乏权威。这些变化对斯齐特医生起了多少作用，这一点不好说。他过去经常戏言她不要变得太迷人，不然会有人盯上她，把她从他身边夺走。这类话流露出一丝令她沮丧的意味，让她好不自在。后来他不再这么说了，为此她很高兴。不过最近他又开始了，在提到她的塔希提之旅的时候。她想，现在她知道如何对付他了。她调戏他道，谁说得准呢？真要那样也不奇怪嘛。

    他喜欢上她的时候她还戴着牙箍。他第一次和她做爱时，牙箍还在。她把头扭到一边，担心一嘴金属块块不会讨人喜欢。他闭着眼睛，她想，或许是因为牙箍吧。后来她知道他那种时候总会闭上眼睛。那种时候他不希望记起自己，没准也不愿意记起她。他的快乐是一种猛烈而孤独的快乐。

    隔着走道，玛丽·乔对面是两个空座位，之后是一个年轻的家庭，妈妈和爸爸带着一个宝宝和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意大利人，或者希腊人，或者西班牙人吧，玛丽·乔想，通过他们跟空姐的交谈，她很快判断出是希腊人，不过现在住在澳大利亚的珀斯。他们的座位位于电影屏幕下面，是飞机上唯一有足够空间供他们摆放行李和照料孩子的地方。保温包、塑料食碟、和宝宝一般大的枕头、可以当椅子的折叠床、奶瓶、果汁瓶，还有一个巨大的熊猫玩具，用来哄小女孩的。做父母的忙着照料孩子们——给他们换上颜色粉嫩的睡衣，喂他们吃，逗他们玩，唱歌给他们听。是的，他们告诉啧啧惊叹的空姐，年龄相差不大，只隔了十四个月。婴儿是个男孩。他有点出牙期的小问题。小女孩时不时会吃醋呢。两人都非常喜欢香蕉。她能整根吃，他吃香蕉泥。亲爱的，把他的围嘴拿来，在蓝色包里。毛巾也拿出来吧，他有点流口水。不，毛巾不在那，在塑料袋里。快点。对了。快点。好咯。

    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她对这个无害的家庭充满厌恶。你们为啥把食物硬塞进他嘴里？她恨不能这么问（他们在一个蓝色碗里调燕麦粥）。他这个年纪吃固体食物完全是浪费，只会让你上下两头都忙着擦洗。多么小题大做，多么累赘繁琐、哗众取宠和沾沾自喜啊，就因为他们设法生出了孩子。此外，他们还耽误空姐给别的乘客端饮料的时间。

    他们后面坐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家庭，印度人。做妈妈的穿一件金线绣的红纱丽，做爸爸的一身紧绷绷的奶油色西装。苗条、沉默、遍体金色的妈妈；营养过剩、模样懒散的父亲，正听着耳机里的摇滚频道。你可以根据他拍打绷在圆滚滚大腿上的奶油色布料的手指判断出是摇滚频道。父母之间坐着两个小女孩，都穿红衣服，戴金手镯、金耳环，脚蹬漆皮鞋，还有一个小弟弟，或许跟前排的希腊小女孩一个年纪，一身西服，完全就是爸爸那身的微缩版——马甲、暗门襟、口袋，一应俱全。空姐给他们送来蜡笔和画画本，但是浑身金光闪烁的小女孩们只是掩住脸咯咯笑。她给他们送上一杯杯干姜水。小弟弟对干姜水摇摇头。他爬到妈妈的膝盖上，她从纱丽中拉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他安顿下来，懒洋洋地躺着吮吸，瞪着大眼睛，看起来不可一世、心满意足。

    这也没让玛丽·乔好受一点。她不大习惯现下的这种厌恶感。她知道这实乃无中生有。她在诊所从不会这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各种古怪或粗鲁的举止、令人不快的习惯、不好闻的味道和令人无语的问题。她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晚上失眠来着。她的喉咙有点堵，脑袋沉甸甸的。可能要发烧了。不过这更像是她的身体在抗议用这种不断拉开的距离，太快地把它从习惯的归属地和休憩地挪走。今天早上，她还可以从窗口看到维多利亚公园一角、街灯下的积雪和光秃秃的树木。公寓和诊所都位于一幢好看的旧砖房里，它属于斯齐特医生。周围的整排房子模样都差不离，用途也都类似。玛丽·乔看着泥泞的街道、肮脏的二月积雪、周围房子的灰墙，还有公园后头高高的办公大楼区，那里夜灯通明。她什么都不想要，只想留下。她想取消出租车，换掉新买的麂皮套装，穿回护士服，下楼把咖啡壶放在火上，给植物浇浇水，准备好面对漫长的又一天，它充满各种难题和例行公事、恐惧和宽慰，以及对于被缠着谈论糟糕天气的担忧——这时不时会发生。她爱这诊所，这候诊室，这昏暗冰冻的下午亮起的灯光。她爱这些挑战和日复一日。一天到头，斯齐特医生有时会上楼到她那里。她做晚饭，他会待上半个晚上。他妻子出门去开会、上课，或者参加诗歌朗诵会了。她出门喝酒，或者已经回家，直接上床了。

    空姐终于走过来，玛丽·乔点了一份伏特加马天尼。她向来选择伏特加，希望说它不容易闻出酒味儿的传闻是真的。出于很显然的原因，斯齐特医生不喜欢女人身上飘出酒味。

    又有两个人沿过道走来，显然是想换座位，他们挡住了饮料车。另一个空姐手忙脚乱地跟在他们后头。她和那个女人拎着几个购物袋、一只旅行包和一把伞。那个男人两手空空走在前面。他们一屁股坐在玛丽·乔对面的位置上，在希腊一家的旁边。他们试图把行头塞进座位底下，没成功。

    空姐说，顶上的柜子里地方足够。

    不。男人发出几句低低的抗议，女人则嘟囔着道歉。空姐终于明白，他们决定盯着自己的所有行李。饮料车推走了，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行李——在玛丽·乔前面，空姐起飞和着陆时坐的小弹跳椅后头。

    空姐说，希望不会太妨碍那位女士哦。她语调轻快，表明这两个乘客已经惹过一些麻烦。玛丽·乔表示不会，对她没什么影响。那两个人便安顿下来，男人坐靠过道的位置。他又嘟囔一声，颇为专横，但不意味着心情不佳。空姐端来两杯威士忌。他朝玛丽·乔的方向轻轻举举杯。一个傲慢的姿态，可能是表示谢谢吧。显然不是道歉。

    他身形肥胖，可能比斯齐特医生老一些，但更精神。一个轻率、乖戾的男人，一头相当长的灰发，身穿昂贵的新衣。棕色袜子上套着凉鞋，上面是锈色长裤，明黄色衬衫，一件体面的金色麂皮上衣，有很多小小的垂片、褶子和口袋。他的皮肤是棕色的，眼睛细长。不是日本人或中国人——他是干什么的？玛丽·乔觉得似曾相识。不是一个病人，不是在诊所里。在哪里呢？

    女人从他肩膀后面窥出来，抿嘴微笑，讨人喜欢地皱着宽宽的脸庞。她眼睛细细的，比他更明显，皮肤也更苍白。黑发中分，用橡皮筋扎成小孩一样的马尾辫。她的衣服廉价但挺齐整，或许还很新——棕色休闲裤，印花上衣——不过跟他站在一起很不匹配。拎着购物袋沿过道走来时，她像是个中年人——水桶腰，肩膀浑圆。不过，这会儿她在男人壮实的肩膀后面冲玛丽·乔微笑着，看起来相当年轻。这个微笑本身也有点古怪。她张开嘴对男人说话，古怪的原因揭晓了。少了前排牙齿，整整一排都不见了。正因为此，她的微笑显得偷偷摸摸的，又挺天真——一种看起来狡黠又持久的欢乐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宝宝的微笑一样。

    现在，玛丽·乔想起在哪里可能看到过这个男人了。几星期前，她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关于阿富汗一个深深的山谷里的一个部落，靠近西藏边缘。节目是几年前俄国人入侵之前拍摄的。部落民住兽皮屋，成群的绵羊、山羊和骏马就是他们的财产。有个男人似乎积累了最多的这种财富，借助个人魅力和经济实力当上了部落统领，而不是通过继承权。他被称作“可汗”，在兽皮屋里铺上美丽的地毯，装了一台收音机，养了好几个老婆或小妾。

    这个男人让她想起这人——可汗。或许正是他本人，不可能吗？难道真没可能吗？他没准离开了他的国家，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就走了，带着毯子、女人，没准还有大量金子，尽管不大可能把山羊、绵羊和马群都带上。你要是搭乘各大航班周游世界，不是迟早会撞上什么电视上见过的人吗？大有可能就是一个异国首领，就像撞上演员、政治家或者心灵治愈大师一样。在现如今这个不安宁的时代，那也大有可能是某个被当作与世隔绝之国的异域风情甚至遗迹而拍摄下来，现在却跟大家一样出来到处溜达的家伙。

    女人想必是他的老婆之一咯。最年轻，或许也是最受宠的一个，才被带着进行这番旅行。他带她去了加拿大或美国，儿子们在那里上学。他带她去看了牙医，帮她装假牙。或许假牙就放在手提包里，她还没适应，时戴时不戴。

    玛丽·乔被自己这番编造逗乐了，或许伏特加也起了点作用。她在脑海里草拟起一封描述这两人和电视节目的信。当然是写给斯齐特医生的，她看那节目的时候，他就挨着她坐在沙发上——不过睡着了。她会提到女人的牙齿，以及它们是被特意拔掉以迎合某种古怪的女性审美观的可能。

    “要是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后宫，我发誓决不接受任何这类古怪做法！”

    电影屏幕放下来了。玛丽·乔乖乖打开顶灯。她考虑着再点一杯喝的，但旋即改了主意。在这个高度，酒精会比平时更强劲。她试着看电影，不过从她的位置看过去，人物都被拉长了，看起来既阴郁又古怪。开头两分钟就有一场谋杀——某个一头迷人金发的女郎在空无一人的走廊被跟踪，然后根据画外音，显然遭到枪杀。玛丽·乔几乎立刻兴味索然，过了一会儿便摘下耳机。这时，她注意到过道对面好像在吵架。

    女人，或者女孩，好像想站起来。男人把她按下。他冲她嘟囔了一阵。她回答的语调从抱怨过渡到保证再过渡到抱怨。他好像不搭理她了，仰头看起屏幕。女孩从座位上挤出来，踉踉跄跄爬过他。他突然激动地嚷嚷起来，拽住她的腿。玛丽·乔吃惊地发现，女孩跟他说的是英语。

    “我没有，”她固执地说，“我没有。没醉。”语调激动而绝望，喝醉的人坚持自己没醉时通常都是这副腔调。

    男人厌恶地哼了一声，放开了她。

    “你不能控制我，”她说，声音中、眼睛里都有了眼泪，“你又不是我爸。”她没沿过道走向洗手间——如果这是她的目的地——而是站在他够得到的地方，悲哀地低头看他。他佯作又要抓住她，动作迅速凶狠，好像这次，或者下次，他真的不惜伤害她了。她踉踉跄跄躲到一边。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屏幕。

    女孩仍旧没沿过道走开。她冲玛丽·乔俯下身。

    “原谅我。”她说，眼泪汪汪地微笑着。困惑、受辱的脸皱着，抿着嘴做出大大的、或是道歉或是推心置腹的微笑。“请原谅。”

    “没关系。”玛丽·乔说，以为女孩是为了吵架而道歉，旋即意识到“请原谅”意思是“可以借过吗”。女孩想跨过玛丽·乔的腿，这腿正脚踝交叠，舒服地伸直着。她想坐到靠窗位置。

    玛丽·乔让开路。女孩坐下，用食指做了一个直直的横掠动作抹干眼睛，不慌不忙、总结性地吸了一下鼻子。又要怎样呢？

    “别告诉任何人，”女孩说，“别告诉任何人。”

    她把宽宽的手搁在玛丽·乔的膝盖上，又收回去。

    “不会。”玛丽·乔说。不过能告诉谁呢？又干吗要告诉别人这样一场不伦不类的吵架呢？

    “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爱斯基摩人。”

    自然，女孩一站上走道，一张嘴，玛丽·乔就意识到什么可汗和他最宠爱的老婆之类全是瞎扯。她点了点头，不过“爱斯基摩人”这个词比它表明的事实更让她不自在。人们不再用这个词了吧，对吗？“因纽特人”，这才是现在的叫法。

    “他是米提斯人。我是爱斯基摩人。”

    真不赖啊。米提斯人和爱斯基摩人。加拿大老乡。够离谱的，玛丽·乔想。她在脑海里寻思着，得重写一封信啦。

    “别告诉任何人。”

    女孩的样子，好像在吐露什么秘密——一个羞耻的秘密，一个可怕的错误。她很害怕，同时竭力保持尊严。她又说了一遍：“不要告诉任何人。”并把手指在玛丽·乔嘴上按了几秒钟。玛丽·乔可以感觉到她皮肤的炙热，还有在这手指里和女孩整个身体里贯通着的颤抖劲儿。她就像一只身陷完全无法言喻的恐惧中的动物。

    “不，不，我不会的。”玛丽·乔再度保证。她想，最好还是假装完全明白这个要求的含义。

    “你要去塔希提吗？”她友好地问。她知道，这种时候问个寻常问题，可以帮惊恐的人分分神。

    女孩又绽放出一个微笑，好像理解了这个问题的目的，它的善意，尽管对她而言这点根本微不足道。“他要去塔希提，”女孩说，“我，也一样。”

    玛丽·乔看看过道对面。男人的脑袋正懒洋洋地靠着，或许已经打起瞌睡。即便掉开脸，她仍能感到女孩的炙热和颤抖。

    “你多大了？”玛丽·乔问。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女孩摇摇头，好像她的年龄确实是件荒谬、悲惨的事。“我是爱斯基摩人。”

    有什么相干吗？她说着这事，好像它是一个玛丽·乔终究会读懂的密码似的。

    “不错。可是你多大了？”玛丽·乔更坚定地问，“有二十岁吗？过了二十没有？十八岁？”

    继续摇头和困窘，继续微笑。“不要告诉任何人。”

    “多大了？”

    “我是爱斯基摩人。我十六岁啦。”

    玛丽·乔又看看过道对面，确定男人没在听。他好像睡着了。

    “十六岁？”

    女孩重重地晃晃脑袋，几乎笑了。颤抖依旧。

    “你是吗？不是？是吗？是吧。”

    再次地，沉甸甸的手指像羽毛一样在玛丽·乔嘴上掠过。

    “你想跟他去夏威夷吗？是吗？”

    “他要去夏威夷。我，也一样。”

    “听着，”玛丽·乔温柔而小心地提议，“我要站起来，走到飞机后头。我要去洗手间。洗手间。我在那里等你。过一会儿，你就站起来，朝后走。你到飞机后头，洗手间那里，我们在那里聊聊。那里说话方便。行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好。”

    她不急不忙地站起身，拿起滑到椅子上的外套，理理好。男人在垫子上扭过脑袋，冲她投来茫然、阴郁的一瞥，眼神像一只半睡半醒的狗。他的眼珠在眼皮下转了转，脑袋又扭了回去。

    “好吗？”玛丽·乔做着口型问女孩。

    女孩用手指按住自己的嘴，按在微笑的双唇上。

    玛丽·乔朝飞机后头走去。早些时候，她脱掉靴子，换上了拖鞋。现在，她舒服地吧嗒吧嗒走着，不过还是挺怀念靴子带来的成就感和坚定感。

    她不得不站在排队上洗手间的人中，因为别处没地方可站。队列延伸到窗边那块小小的地方，她本打算站在那里等的。她不断四下打量，等着女孩跟在后面走来。还没来。有几个高个子也来排队，她不得不设法绕过他们朝后看，想确保女孩可以看到她。她只能跟着队列前进，轮到她的时候，她没有选择，只有进去。不过反正也差不多该用洗手间了。

    她尽快出来了。女孩还是不见。没在排队。没在厨房附近晃荡，也没坐在后部的哪个座位上。队列现在比原先短，玛丽·乔可以站在窗边了。她站在那里等着，直发抖，懊悔没带上外套。

    在洗手间里，她没顾上补口红。现在，她对着黑色的窗子映出的脸涂了起来。假设她决定跟什么人说女孩的事——他们会怎么想她？她现在可以跟什么人讲讲的——那个年长些、看起来相当严肃、画着铜色眼妆的空姐，她似乎是领头的，或者那个空中先生，他看起来心不在焉，不过似乎更平易近人。她可以告诉他们女孩的话，女孩的颤抖，可以说说她的怀疑。不过这些有什么用呢？女孩没说任何可以直接引起怀疑的话。她是个爱斯基摩人，十六岁，要跟一个比她大得多、不是她爸爸的男人去夏威夷。十六岁到法定年龄了吗？带一个女孩去夏威夷犯法吗？毕竟，她有可能不止十六岁。看起来当然不止。她或许醉了，在扯谎。或许是他老婆，虽说没戴戒指。他也当然有可能是她的什么亲戚。玛丽·乔现在不管说什么，估计都会被视为一个多管闲事的女人，刚灌过一杯，没准还不止一杯呢。没准会被认为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试图控制那女孩。

    如果要采取什么措施，女孩得自己说点什么。

    不提出要求，就得不到帮助。

    得说出你要什么。

    得开口。

    玛丽·乔慢慢走回座位，一路上注意着女孩有没有行动，有没有坐在别处。她寻找着那个梳着马尾辫的硕大驯服的脑袋。

    哪里都不见。

    不过快回到座位时，她看到女孩已经挪动了。她坐回原来的位置，在男人旁边。他们又要了两杯威士忌。

    或许他趁她起身之后，把女孩拽了回去，强迫她坐在身边。玛丽·乔该让女孩先走的。不过当时能说服她，让她明白吗？女孩真的明白她有意相助吗？

    玛丽·乔站在过道上穿外套。她低头看着那两人，但他们都没看她。她坐下，打开阅读灯又关上。电影已经没人看了。希腊宝宝正在哭闹，做爸爸的抱着他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印度小女孩们彼此依偎着，她们的小弟弟在妈妈窄窄的大腿上睡着了。

    斯齐特医生会让玛丽·乔很快就明白过来。有些关心——他让她承认过这点——实属无事生非、自作主张。人们出于自作主张的好心，每每会惹出麻烦，而不是做好事。这次她就差点如此。

    不错。不过他自己总是关心着人们的体内，关心着他们的胸腔内部。要是这女孩心脏有毛病，哪怕她比现在大上二十岁，四十岁，哪怕她的生活根本就是一团糟，等同废物，脑子因为酗酒而荒废近半——就算如此，他也会全力治疗。他会毫无保留，为了这样的拯救或者说拯救的努力而竭尽全力。要是事关真正的心脏，要是事关人们胸膛里血淋淋、怦怦跳、承受重负的心脏。

    斯齐特医生的声音里有种隐隐的悲哀。不仅是他的声音，他的呼吸也是悲哀的。在电话里，还没听到他的声音，你就能感到一种无药可救、平静得体的悲伤从他的呼吸中传来。要是告诉他这个，他会不高兴。不是说他特别希望你觉得他开心，而是他会认为有人断言他很悲伤，这既无意义又过于唐突。

    这种悲伤似乎是恭顺所致。玛丽·乔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永远无法理解它。她觉得男人身上有一种恭顺是女人无法理解的。（丽亚对此会作何评论？）问题并不在于他所知道的——那个玛丽·乔能对付——而在于他所逆来顺受的。他令她困惑，压力重重。她以一种困惑、谨慎、永恒不变的爱情爱着这个男人。

    她想到他的时候，脑海中的他总穿着棕色三件套。那是一套老式西装，让他看起来酷似他童年时代——道道地地的贫困乡村的童年时代——的医生。他有一些好看的休闲服，她看到过他穿它们，可她觉得他穿那些并不自在。他对变有钱不怎么适应，她想，尽管他觉得必须如此，而且对于任何有可能阻碍他的政府都仇恨无比。恭顺、逆来顺受和悲哀。

    要是她对他这样讲，他不会相信的。没人会信。

    尽管穿着外套，她还是直发抖。她好像有点传染了女孩顽固、古怪的不安。或许真的病了，发烧啦。她扭着身体，试图恢复平静。她闭上眼，忍不住又要睁开。没法不看看过道对面。

    这会儿发生的事，她要是够明智、够得体，就该扭头避开才对。不过她没有，而是眼睁睁看了下去。

    威士忌酒杯空了。女孩朝前探身，吻着男人的脸。他的脑袋靠在垫子上，没动弹。她眼睛闭着，或者半闭着，朝他贴过去。她的脸宽阔、苍白而冷漠，好一张银盆大脸。她吻他的嘴唇，他的脸颊，他的眼皮，他的额头。他任由着她，纵容着她。她吻他，舔他，舔他的鼻子，他脸颊、脖子和下巴上淡淡的胡茬。舔遍他的脸，吸口气，又开始吻。

    吻得不急不忙，心平气和。并非机械性的吻。没有任何被胁迫的迹象。女孩很投入：身陷一种奉献的痴狂。真正的奉献。这里面没有什么像原谅或者安慰那样冒昧的意味。这是一个仪式，占据了她的全部注意力和自我，她的自我迷失在其中。它可以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即便女孩眼睛睁开，带着一种并非茫然迷惑，而是直率尖锐的表情径直朝过道对面看过来——即便这时，玛丽·乔仍旧没法不盯着她看。她作了巨大的努力，花了难以估量的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把双眼挪开。

    要是有人问她，看这一切时有何感受，玛丽·乔会回答，她觉得恶心。这并非敷衍。恶心不仅仅是出于发烧的最初症状，或者别的什么令她头晕发抖的原因，而是一种让她厌恶不已的恶心，就好像她能感觉到那温热、肥厚的舌头在自己脸上缓慢舔过。旋即，等她挪开视线，另一种感受涌出，那就是欲望——突如其来、摧枯拉朽的欲望，仿佛松动的泥土从高山奔涌而下。

    同时，她听到斯齐特医生的声音，它一清二楚地说道：“你知道，那女孩的牙齿没准是被撞掉的，在哪次吵架的时候。”

    这是斯齐特医生熟悉的、有条有理的声音，它要求你应当认清某些事实，某些条件。不过她还从中听出了一些新鲜的意思——一种会心的、自然的满足感。他不仅仅是悲哀的，不仅仅逆来顺受着，而且还因为某些事情如其所是而心满意足着。这种满足感深藏在他的声音里，呼应着她体内松动的感觉。她感到一种生理上的羞耻和厌恶，一种仿佛从胃部扩散出来的热度。这个会过去，这波浪潮会退却，可这种厌恶的感觉不会消失。从你心里散发出的厌恶、恶心、不快，可以比痛苦更糟。它会比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想到这个，并给她的感觉定了一些名目之后，她终于稍稍平静。想必是飞行的陌生感，还有酒精，还有女孩带来的困惑，或许还有某种病毒，让她不自在。斯齐特医生的声音与真正的幻觉相差无几，不过毕竟不是幻觉。她知道是自己炮制出了它。她炮制出了它，以便可以扭头躲开它，因为她是那样恨他。要是这感觉变成真的，要是这样一种幻觉征服了她，那她的处境可就太悲惨了，想想都可怕。

    她竭力让自己平静，做着深呼吸，假装自己快睡着了。她开始给自己讲故事，故事中各种事情都变得更加顺利。假设女孩刚才跟她去了飞机后部，假设她们有机会交谈，那会怎样？故事不知怎的发展到了火奴鲁鲁的候机室。玛丽·乔看到自己坐在软垫椅子上，房间里装饰着矮小的盆栽棕榈树。男人和女孩从她面前走过。女孩拎着购物袋走在前面。男人把旅行包甩在肩膀上，抓着雨伞。他用卷起来的雨伞一头捣捣女孩。并非想伤害她，甚至都不是为了吓唬她。只是一个玩笑。女孩小跑着，咯咯笑，带着一种深深的道歉、发窘、无助、好脾气的神情看看四周。然后玛丽·乔迎上她的目光，男人对此毫无觉察。玛丽·乔站起身，穿过候机室，走进女洗手间这个明亮的、铺着瓷砖的避难所。

    这回女孩果真跟在她身后。

    玛丽·乔打开冷水，以一种鼓励的姿态，用水泼泼自己的脸。

    她敦促女孩也这么做。

    她平静地、不容置疑地跟她说话。

    “对啦。给你的脸降点温，让头脑清醒点。你必须清醒地思考，必须非常清醒地思考。对啦。是什么？想要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别怕。他进不来这里。我们有时间。你可以告诉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我可以跟当局联系。”

    不过，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玛丽·乔陷入了僵局，她的梦——因为她正在做梦——笨拙地将这个转译为水槽底部搪瓷脱落的地方露出的一块歪歪扭扭、出乎意料的铁锈。

    这个女洗手间保养得够糟的。

    “热带地区都像这样吗？”玛丽·乔问站在旁边水槽前的女人，女人用手掩住她的水槽，好像不想让玛丽·乔看或者用它。（并不是说玛丽·乔想这么做。）她是个高大、白发、穿红纱丽的女人，貌似在女洗手间里颇有权威。玛丽·乔四处寻找爱斯基摩女孩，吃惊地发现她躺在地上。她缩小了，长得跟橡皮人似的，一张洋娃娃一样粗糙的脸。不过真正惊人的在于她的脑袋从身体上脱落了，尽管仍由一根内部的松紧带连着。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白发女人说，玛丽·乔觉得指的是你自己的惩罚方式。她知道自己不必担心——她不用负责，又不是她打了女孩或者把她推到地上。那女人准是疯了。

    “抱歉，”她说，“我得回飞机了。”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她们已不在女洗手间里了。她们回到了斯齐特医生的诊所。玛丽·乔隐隐察觉到事情有点混乱，令她无所适从，时间中出现了一段莫名其妙的缺失。她仍旧惦记着要回到飞机上，可上哪儿去找候机室，又如何去火奴鲁鲁呢？

    一个高大的、完全裹着绷带的人形被抬过，玛丽·乔急于搞清那是谁，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送一个烧伤患者来这里。

    穿红纱丽的女人也在。她非常友好地问玛丽·乔：“判决是在花园里吗？”

    这或许意味着玛丽·乔仍旧要因为什么事受指控，花园里正进行判决呢。另一方面，“判决”也可能指的是斯齐特医生。女人想说的或许是“伯爵”，只是发音不准。要真是那样，那她准是在嘲讽他。管他叫“伯爵”是个玩笑，“在花园里”也意味深长，玛丽·乔要琢磨出它的含义，得绞尽脑汁才行。

    不过女人张开手，给玛丽·乔看几朵小小的蓝色花——像雪花，却是蓝色的——她解释说这些就是“攀蕨”，“攀蕨”指的是花。

    这是个诡计，玛丽·乔明白，但她没法集中注意力，因为她正在醒来。在一架飞越太平洋的巨大客机中，电影屏幕收起，灯光几乎全部熄灭，就连那个宝宝也入睡了。她没法穿过梦境中的层层屏障，回到清晰的部分。女洗手间里，她们正用冷水泼脸，她——玛丽·乔——正告诉女孩可以如何自救。她没法回去。周围人都盖着毯子沉睡，脑袋枕着橙色小枕头。不知何时，她自己也给枕了一个小枕头，盖着一床毯子。过道对面的男人和女孩都睡着了，张着嘴，他俩流畅、纯洁的鼾声二重唱终于让玛丽·乔浮上现实。

    她的假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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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