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和报》 1963年12月7日

    珍·丹尼尔撰

    到了三点钟，卡斯特罗宣布说，悲剧已经发生了，我们无力改变，但是我们还是要好好利用时间。他想亲自陪我去拜访格兰哈的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在那里，我们正在做一些实验。

    我们开车去的，收音机一直开着：达拉斯的警方现在正在全力追踪刺客的踪影，实况播音员说刺客是一个苏联间谍；五分钟后，又改正说是一个和苏联人结婚的间谍。卡斯特罗说：“看，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下面应该会说是我吧。”但是没有，广播里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逃兵，接着又说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这个人是古巴委员会所管辖的公平竞争组织中的一员，是卡斯特罗的拥护者。卡斯特罗表示：“如果他们有证据，那他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特工，是帮凶，是一个雇佣杀手。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卡斯特罗的仰慕者，这就让人们把愤怒和卡斯特罗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公关手段，一种宣传工具，太可怕了。但是你知道，我很肯定这一场风雨很快就会平息，毕竟美国历史上有太多的竞争者，每一个都挤破头去争取自己的影响力经久不衰。”

    我们到了那个村庄，这里的农民都很欢迎卡斯特罗。就在那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消息证明刺客是一个“拥戴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者”。广播一个接一个地来，他们的评论开始变得极端情绪化、极端凶猛。最后卡斯特罗说：“看来我们不得不放弃参观这个国有农场了。”于是我们继续朝着马坦萨斯前进，在那里他可以打电话给多铁戈斯总统。路上，他问道：“林登·约翰逊是谁？他的名誉怎么样？他和肯尼迪的关系怎么样？和赫鲁晓夫的关系呢？临时突袭古巴时，他的立场是什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权力如何？”然后，他突然转而去看看自己的手表，知道我们到马坦萨斯还需要半个小时，于是他就眯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