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俱乐部的露天咖啡馆依傍着游泳池和更衣室，那些红白条纹相间的咖啡桌和椅子，映衬着旅馆里葱茏的绿叶和沙漠道尔远处的群山，构成了另一道亮丽的色彩。

    每次我去，几乎总能发现艾特尔坐在桌旁午休，一本装订好的纸面手稿翻开在面前。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手稿会十分重要。我一来，他便将本子合上，叫一份饮料，随即开始神侃。

    最初被介绍相识时，我很感惊奇。虽然他年过不惑，作为电影导演早已大名鼎鼎，但他的广为人知却主要在别的方面。他结过几次婚，据说由他提起的离婚就不止一次，而这不过是些最微不足道的流言蜚语。我曾在不同时间里听说过他是个酒鬼、淫棍、瘾君子，有些人甚至私下传说他是个间谍。有了这一切，当我初遇这位中等身材、满脸笑容、鼻梁塌陷的男人时，就感到相当出乎意料了。

    他有一张大脸盘，与他粗壮的身材正相般配。他的头上半已谢顶，四周还剩一圈硬硬的卷发。他的眼睛你不会不注意。它们蓝得发亮，在他笑的时候，眼神十分生动，而那塌陷的鼻子则使他显得相当幽默。只有他的嗓音才让人联想起他的赫赫声名，那是一种意味无穷、令人着迷的嗓音，曾经有个女孩对我说，她觉得那嗓音是“颇具诱惑的”。他具有一种潜移默化、神鬼莫测的魅力。就在你以为他在嘲笑你的时候，他却已对你产生好感——而在你肯定一切顺利的时候，他的声音却冷淡得像在下逐客令。我就有过像是当头挨了几拳的感觉，但我仍清楚他的话中之音。我的耳朵挺不错，听得出艾特尔的话里有着不止一种口音。我能在其中辨出纽约口音和台词韵味，当他偶尔和南部或中西部来的人交谈时，他又会露出一丝那个地方的口音。而这一切全都得到有意识的控制——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口音接近于社交界通用口音。有一次他颇带点自嘲地告诉我，英国口音是他最后才学的。

    写得太多了，我知道，但我确实很少如此喜爱任何人。我感觉他这个人很像我，只不过他懂得更多，在许多时候性情更平和。后来我得知许多人正是这样看待艾特尔的。

    对于种种有关他的传闻，以及许多人津津乐道于他的事业已难以为继，我一概不相信。他酒喝得很多，但我从未见他醉过，只不过说话慢了些而已。在我看来有关他吸毒的说法言过其实，至于他很受女士们青睐这一点，我倒很愿意与他分享这份艳福。于是我不止一次细细地观察研究他给予她们的那种友好的关注。

    他依然为环境所迫，显得十分孤独。我们的友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主动去陪伴他。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他已形成习惯，每天午后驾车来到这露天咖啡馆，如我前面所说，就在那儿饮酒、闲侃、看他的手稿。他一度是这旅馆老板的密友，但如今他正等待着这帆船俱乐部拒绝他入内的那一天到来。“要知道，几年前我曾借给这位老板不少钱，而他是那种常常吹嘘绝不忘恩负义的人。”艾特尔咧嘴一笑，“眼下我觉得那真是一种可贵的品格。出于某些荒唐可笑的缘故，我挺喜欢这个地方。”

    在很多日子里，除我之外根本没有人会坐下来奉陪，而我则一直为他助兴，让他从下午一直畅饮到晚上。似乎从未有人邀请过他，或至少邀请去他想去的地方。

    艾特尔隔些日子便会变得焦躁不安，我就陪他去本地一些二流的夜总会或酒吧转转。那些四处散心度过的时光几乎千篇一律。遇上些饮酒的朋友，而后各奔前程，搭上个女孩春风一度，再劳燕分飞。有一次他差点和一个醉醺醺的家伙打起来，因为那家伙侮辱一名与我们坐在一起的酒吧女招待，而她仅仅是出于职业需要陪我们坐坐而已。我们会继续在那些地方逗留，以免受失眠之苦，甚至直到晨曦在沙漠上空闪烁，都不想回去歇息。在我们这样一巡巡痛饮之时，他总是放纵自己，就像个因婚姻破裂而以酒浇愁寻求慰藉的男人。我可以看到他一个白天再加一个夜晚，除了回一封信，什么事也不做。

    我不止一次听说过他的生平故事，从他以前的朋友，从一些虚情假意的朋友，或一些根本不认识他的人那儿听说，但绝大多数是直接听他本人说的。因为他有个特点，能够相当冷峻、稳重而客观地叙说自己的故事。他是美国东部某大城市一位汽车经销商的独子。父亲出生于奥地利移民家庭，以收购废品旧货起家。母亲是法国人。艾特尔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父母曾期望他成为一名律师，但他在学校里迷上了戏剧，在选择人生职业的问题上与父母发生了争执。到他毕业时，这争执自然平息了，因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破了产，家中已一贫如洗。艾特尔来到纽约四处找工作。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长得并不出众，又很腼腆，结果他对第一位爱上他的女孩产生了感情。她当时正在读书，想成为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她住在自己家里，很想和他结婚，以便离开父母的住所。自然，他们深深相爱，不久便结了婚。她对政治很感兴趣，正是在她和她的朋友们影响下，他读了不少思想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关心起政治来。此后他的妻子进一家书店工作，以挣钱支持他的事业。他编写剧本，到处找地方演出，在一些小剧场里当导演。就在大萧条最艰难的日子里，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受聘在某个政府出资赞助的项目里编导一出戏，获得了成功。许多人第一次听说了他的名字。他成了编剧、导演和演员。后来，他得以进入电影界，并来到电影之都，争取到一份小小的拍摄廉价影片的合同，极幸运地获准做一番尝试。这无非是一次投资极少的尝试，然而他却编写并导演出第一部继而是第二部最后共三部影片，这些影片即使今天看来，也不乏动人的魅力。其中的一部在我离开孤儿院的那年重新上映，我就是在那年观看的。尽管我觉得影片有点过时，但就反映大萧条时期来说，我以为还没有一部影片能超过它。

    艾特尔始终记得，拍摄那些影片的十八个月是他一生中最痛快的日子。他对我说，当时他是个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过于自信，甚至有点自以为是，固执己见，由于成功而非常兴奋，对每个人怀着爱心，却对他们很少了解。他很年轻，有些人便吹捧他为天才。

    当然，事情没这么简单。那三部影片自问世以来，尽管在大学的电影协会、博物馆俱乐部里不断作观摩放映，至今享有盛誉，甚至对许多模仿他风格的导演产生了广泛影响，却并不卖座，无利可图。虽然他随后与另一家制片厂签了条件优厚的合同，得到更多经费和更出色的演员，剧本却不是他自己的了。他继续执导了不少杰出的影片，这些影片甚至赚了钱。然而他开始变得不满足了。那正是西班牙内战时期，有些东西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无法寄托和体现，他便努力在各种促进会的社会活动中去追求。他依然充满热情，他参与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辩论，他在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协助开展募捐活动，与此同时他与第一位妻子的关系也正濒临破裂。她十分厌恶这电影之都，日子过得很不愉快。她感到他不再需要她，而情况也确实如此，他不再需要她。他想得到一位更漂亮、更有才智、更与他般配的女人。他想得到更多的女人。他看到在电影之都有这么多他能到手的女人，便急切地希望获得自由。

    然而，对于他的妻子，他却深感内疚。他一度那么需要她，他们曾是那么好的朋友，她让他懂得了那么多。如今他掌握了更多本领，这可不是她的错。他有时会认为，他的事业不仅被电影公司毁了，也被他自己毁了。他内心觉得，他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他实在太安逸了，太厌腻了，在这种环境里他的才华难以发挥。于是，他决定去西班牙。

    他作为旅游者去了前线。在那儿的一年虚度了，他想拍的影片根本无法投入拍摄。他常常说：“这战争使五百年的成果毁于一旦。”此后，他与妻子继续维持着婚姻。但他们各自都有了婚外恋，还相互通报各自情人的情况，因为他们曾发誓相互之间要诚实。然而，争吵终于爆发。最佳影片公司高薪聘用他，他对妻子说他应当接受，而她却认为他不该受聘。可他总觉得，要想拍自己感兴趣的影片，就得在影片公司里有势力。他拍成了两部内容不敢恭维的影片，其中一部赚了不少钱。这时他的妻子另有了意中人，向他提出离婚。尽管他多年来一直在盼望这样的结局，令他惊奇的是，他心里却不愿意她离去。他们又一次重归于好。但半年之后，他们还是离了婚。她后来去了另一个城市，在那儿和一位工会领导人结了婚。从此艾特尔再也没见到过她。时至今日，他几乎已把她淡忘了。

    后来他娶了一位著名影星，此人的大名曾载入“社会名人录”。在这期间，他拍了许多影片，买了一幢十四个房间的豪宅，有藏书室、大酒柜、健身房，还有户外游泳池和一间可停放四辆汽车的车库，有排球场、羽毛球场、网球场，还有葡萄藤攀缘的露天平台，一排俯瞰大海的柏树，以及可关养十余条狗的狗房和两匹马的马厩。那便是他的第二次婚姻，而他拥有那幢豪宅的时间比他拥有第二任妻子的日子长得多。他从妻子那儿获取了自己所需的一切，当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的第二次离婚发生于他受命从军服务期间。在欧洲前线，他拍摄有关训练示范和战斗的纪录片，并频频出席鸡尾酒会，周旋于将军、美女、黑市投机商、政客、电影制片人和国务活动家之间。他甚至制作了他最后一部优秀影片，那是部关于空降兵部队的纪录片。它与人们从银幕上所见过的一切战争片如此不同，以致军方始终不准它公开放映。

    艾特尔从战场归来后，声名如日中天，红极一时。有一两年光景，据说他和电影之都一半以上的漂亮女人上过床，几乎个个星期他的大名都会出现在各种闲话专栏中。

    他的影片获利颇丰，他也成为电影公司里薪金最高的导演，因为他能让才华相对平平的女演员表演时有相对上佳的发挥。但他的风格已有所改变。面对大量不能拍摄的题材，他开始选择拍一些角色行动诡秘、性格怪异的片子，最后这成了他作品的固有特色，以致“艾特尔风格”成了一连串稀奇古怪谋杀的代名词。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观众不过是一批多愁善感的嗜尸狂。”

    艾特尔就这样大把挣钱，又大把挥霍，就这样执导着一部部折衷的片子——最佳影片公司提供的演员、故事和情节，查利·弗朗西斯·艾特尔的基调和大师手法等等因素揉合在一起。然而，在所有这些岁月中，艾特尔最难忘怀的，是在电影之都度过的最后一年。在交谈中他一次又一次提起这一年的事。

    这一年他首先面临第三次离婚。他老是出于怜悯而结婚，他说，因此已开始怀疑起怜悯之情来。那肯定是虚荣心的标志。“我就是傻瓜约翰的原型，他结了五六次婚，因为他相信那个可怜的女孩没有他便活不下去。”他的第三任妻子相当漂亮，她便是影星露露·梅厄丝。

    “你迟早会见到她，”艾特尔对我说，“她常在拍片之余来这儿度假。”露露很年轻，艾特尔继续说着，他当时确实相信她需要他。“婚姻结束时，关系常常很微妙。你总是如痴如狂。更糟的是，当时我正外出度假。不知为什么，我陷入了最最索然无味的风流韵事，那是与一位罗马尼亚女演员。她的命运真惨，甚至稍稍想想你都会忍受不了。她的第一任丈夫，那年轻的爱人，死于街头交通事故。她的第二任丈夫盗走了她的钱财。这真是恶劣透了。在罗马尼亚她显然很有名气，战争来临时她被关进了集中营，尽管就我所知，她也可能曾与敌人合作。不管怎么样，她刚来这儿时除了一口难听的罗马尼亚口音之外，什么也没有。不管你过去在罗马尼亚是怎样的大牌明星，年过四十你就没多少角色可演了。姿色已衰，口音又重，发音屡屡出错。她只能为一些涉及巴尔干背景的影片做细节性技术顾问，以此谋生。”

    我们正坐在艾特尔寓所与起居室相通的露台上，他突然打住话头，朝着在徐徐降落的暮色中渐蓝的丝兰树做了个鬼脸。“瑟吉厄斯·奥肖内西，”他在说起我的名字时，总喜欢用一种滑稽的自命不凡的口吻，“你在这沙漠道尔干些什么事？你究竟正在干些什么呢，你这爱尔兰机灵鬼？”

    “什么也不干。”我说，“我在尽力忘记怎样驾驶飞机。”

    “你永远有钱干这事吗？”

    “可以维持一两年。”

    “然后干什么呢？”

    “钱一旦花完，我会考虑接下去该去的地方。”

    “这话使我感到自己落伍了。你到这儿来真的只想痛痛快快玩一阵？”艾特尔怀疑地问。我点了点头。“女人？”他继续问。

    “要是能到手的话。”

    “瑟吉厄斯，你算得上是位二十世纪的绅士。”他说，我们为此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我的罗马尼亚情人，最糟糕的是，”艾特尔继续着原先的话题，似乎，由于他对我有了新的认识，他得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她过去是位美人儿，不知倾倒过多少男人。而现在，情况恐怕颠倒过来了。她已人老珠黄，因而对我是又爱又敬。”他受不了，艾特尔解释说，因此感到只有尽量待她好些。“这样的风流事会拖个没完没了。事情已整整一年了。我从来就不是什么用情专一的男人。我一向便是那种短短一个晚上便会换个女人的正人君子，因为那是能让我同时喜爱两个女人的唯一妙法，但我以自己的方式忠于我的罗马尼亚情人。她非常希望天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因为她不喜欢孤独，而我则希望再也不要见到她，结果我们商定每星期相会两次。我有艳遇或需在女郎们之间周旋都不要紧，但不管我有无约会，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我得上她那儿过夜。顺便说一句，可以说她是激情洋溢得令人沮丧。”

    “激情怎么会令人沮丧呢？”我问。

    艾特尔对此很宽容。“你问得对，瑟吉厄斯。这不是真正的激情，为什么它令我沮丧，原因便在这里。她感到性饥渴，就是这么回事。”他起身为自己倒酒，却往杯中哗啦啦倒进了冰块。“我想我去与她相会，是因为我不想伤她的心，但回过头来想想，可以说我错了。我需要去与她相会。”

    “我觉得难以理解你的意思。”

    他摇了摇头。“也许露露走后我的状态一直不佳。”

    “这儿有些人认为你仍爱着她。”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觉得我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大约一年以前我曾见到过露露，但那不过是见到她由一群将军和上校陪伴着，从我们的军官食堂匆匆穿过。后来我又看见过她，那次我们之间相隔了上万名官兵，当时她在作海外即兴演出，说了些笑话，并信口唱了一支小曲。那情景犹如一位仙女般的性感公主，飞越太平洋，以她微不足道的礼物，诸如一股香水味、高跟鞋上脱落的一片后跟皮、夜礼服上的闪光装饰片之类，来慰劳安抚我们。我甚至记得当时听说过她丈夫的名字，但过后便忘了。而现在居然恰恰说起她，这情景真令人难忘。

    “还爱着露露？”艾特尔问。他大笑起来。“嗨，瑟吉厄斯，我们的婚姻是了无激情的零与零的结合。”他倒了杯酒，呷了一口，便又放下了。“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会长久。这正是后来令我烦恼的事。在大喜之日，便不相信这婚姻，你会觉得自己像在梦游一样。这正是我需要那位罗马尼亚情人的原因。我的处境正每况愈下。”

    经历十五个春秋，拍过二十八部影片之后，他算是明白了，他永远不可能举足轻重到可以只拍自己感兴趣的影片。相反，他始终只能拍电影公司决定的片子。他甚至肯定，他并没有拍自己中意的影片的真切愿望，对此他都不再感到惊奇。不论是祸是福，他算是与电影之都结下了真正的不解之缘；除此之外他无处可去。但还有比这更糟的事。他一向嗤之以鼻的他的票房号召力正在逐步丧失。他刚刚推出的新片《爱在瞬间》耗资甚巨，却完全失败。此前的两部影片也并不成功。“此外，”艾特尔说，“还有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那阴影悬在他的头顶已好几个月了。他曾在那么多的请愿书上签过名，他给那么多的事业捐过款，起先是出于信念，继而是出于愧疚，最后仅仅成为一种姿态。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对政治早已淡漠。然而他听说，在电影界下一次颠覆活动听证会上，他将受到调查询问。如果他不打算说出他所认识的那些人，那些曾是政府取缔名单上任何党派或团体成员的人，他就再也不可能在电影之都找到工作。

    过去认识的那些人在他心中没留下多少印象。记忆中有些人他还有点喜欢，有些他就根本不喜欢。保持沉默，拒绝说出他们的名字，从而间接地捍卫某种政治制度——那种制度至多不过如他为之效力的影片公司——并由此葬送自己的事业，这样做未免太荒谬可笑了。但这关系到他的自尊：一个人岂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趴在地上爬？

    “那太可怕了，”艾特尔说，“我打不定主意。”他微笑着回顾往事，似乎因噩梦已过去而颇感宽慰。“你绝对想不到我耗费了多少精力。我根本没时间思考道义上的问题。我忙着和我的律师一起商讨，我的代理人正在影片公司内部做试探性调查，我的商务经理忙于和会计师一遍遍审核我的个人税单。他们分析了形势，做了周密探讨，然后又重做分析。我的开销很大，他们对我说，我的薪金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资产在解决离婚纠纷时丧失不少，而在颠覆活动调查委员会对我做听证调查时，最佳影片公司不会出面保我。由于我的薪金很高，我的代理人甚至确信，影片公司只会鼓动调查委员会在我头上开刀。而似乎人们一旦认真细查，我又几乎没什么钱了。于是，他们一致建议我，与调查委员会合作。”艾特尔耸耸肩膀。“我说我会的。我对此很感厌恶，但事情明摆着。我和我的律师花费了许多时间，从头研究我该说些什么话。才进行了一半我又开始改变主意。当我认真注意起细节时，就感到实在太不痛快了。于是我和律师又制订了一套不同的方案，以便应付万一我不愿合作而造成的局面。与此同时朋友们不断来访，并纷纷提出忠告。有的说我应当说话，有的建议我做一名敌意证人，有的前来看我，只为承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开始感到难以入眠。谁也没有想到我正在拍摄的那部影片，也是我失眠的原因之一。影片公司指派我执导那部音乐片：《云彩啊》。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因为我讨厌音乐喜剧。”

    拍这部影片时一切全乱了套。制片人在现场干扰拍摄，影片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纷纷来观看，却什么话也不说。出现了一些完全可避免的及另一些无法预见的拖延。担纲主演的影星厌烦透了。彩色胶片显示照明灯光出了问题。艾特尔和某位摄影师吵了一架。有位舞台工作人员受了伤。拍摄时又临时决定剧本必须作修改。封镜的日程一再拖延。一个耗费巨大的场景，连同大批临时演员，本来计划一个上午拍完，却一直拖到了第二天上午。一切都松松垮垮。艾特尔知道自己难辞其咎。每个晚上，犹如往痛处撒盐一样，他不得不坐在放映室里，观看上一周拍竣的工作样片。他干得越多，效果却越差。节奏不是太慢，便是太快。喜剧一点也不有趣，情感又过于虔诚。那充斥着大批舞女和万花筒般场景的影片，看起来像是舞蹈编导和艾特尔间战争之后留下的战场。其中已难寻觅“艾特尔风格”，只在零星场景中还偶尔可见独具的匠心、扑朔迷离的预兆和突兀闪现的气氛。影片就这样又拖了三个星期。直到某个上午，影片尚未完成一半，便已乱成一团糟，每个人，包括制片人、导演、演员、摄影师、舞台工作人员、舞蹈编导和合唱队员，都在音乐舞台上团团乱转。精神紧张得失去控制的艾特尔，不打招呼便擅自离开了拍摄现场，离开了制片厂。最佳影片公司很快便撤销了与艾特尔签的合同。

    第二天上午，这吃力不讨好的继续拍摄《云彩啊》的任务落到另一位导演头上。艾特尔那天不在场，还不知道这件事。那天上午他离开制片厂时，他便开始构思自己的电影剧本。不管是不是如期完成，那个剧本足足让他冥思苦想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