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应该是关乎久远的一类事情——制定游戏规则。恰恰相反，政策可以也应该经常变化。1978年以后的政策选择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改变——进口关税降低，人口可以流动，国有房屋出售，选择“宏观调控”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或者以大手笔财政刺激措施为冷清的经济升温。所有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政策”。因此，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过去30年来为我们创造了财富和更大个人自由的这些政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非常具有独创性，因此认同以“北京共识”一词来对中国政策选择加以概括。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词“华盛顿共识”，是近年来广受质疑的一套经济政策。
“北京共识”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挂在嘴边。很多人希望，华盛顿所有的一切，北京也应该有——并且事实上能做得更好。尤其当下，全世界被西方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失败及其后果搞得惊魂未定，“北京共识”更是散发出独特的魅力。然而，如果我们走近了细看，就会发现北京这几年来选择的很多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其实是非常正统的。同时也有一些非常独到的做法，再加上运气也不错。
所以，本章中，我将试图评估中国所选用的经济政策，认真找出中国在哪些领域运用了不属于正统经济学范畴的政策。但我并不认同“北京共识”只是搞好公共关系，而经济一团糟的说法。为了真正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借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他对“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整套精辟独到的批评，支持政策干预经济，也是亚洲经济增长模式的极力鼓吹者。有关罗德里克这方面观点的介绍，可参见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编者注在这种模式下，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保护本国成长中的企业免受外国企业竞争。他认为，中国也走上了同样的路径。我将在后文中指出罗德里克的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什么是“华盛顿共识”，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当前许多经济学家认同，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主要政策就那么几条，包括政府运行合理的（即小规模的）财政赤字（或者出现盈余更好）、降低进口壁垒、保持低通胀、鼓励外国投资、消除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等。这些政策在过去30年来是世界银行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荐的药方。这些机构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经济学家眼中的最佳政策。当然原因还有，开放市场有利于美国企业。换而言之，这也是华盛顿的政客们有兴趣支持的政策。但是，并不像一些左派所批评的，这些想法背后的推手仅仅是商业利益；从核心上说，它们也是不错的经济政策。
数年前，驻华盛顿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a href="Jotp://ions/papers/paper.cfm" target="_blank">Jotp://ions/papers/paper.cfm</a>？researchid=486。
严格财政纪律；政府不应运行大额财政赤字。
加大对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开展税制改革，拓宽税基，确保边际税率适中。
允许市场设定利率水平，并且力争实际利率（通常）为正，以鼓励储蓄。
采用“竞争性”的汇率制度（指不过分估值以便有利于进口和境外融资），但不是为了得到大额贸易顺差的竞争性汇率。
实施贸易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量化限制（取消许可和配额）；普遍建议实施低进口关税，但威廉姆森认为10%～20%的进口关税水平是适当的，因为这样可以给予国内工业一定的保护。
放开外国直接投资，但对境外资本组合放开不作为政策首选。
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此举可以增加财政资金并使得高效率的私人部门得到更多扩张机会。
取消约束新企业进入新市场或竞争的所有限制。保留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的法规，以及金融机构监管方面的法规，但不应被滥用。
保护私人财产权。
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内容至今仍然十分有道理。不觉得吗？它不是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纲领。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含义被迅速放大，被视为极端自由市场理念的代言人。在阴谋论者眼中，这个词十分可疑，背后似乎潜伏着总想主宰世界的华盛顿的身影，阴谋论理论家对此深信不疑。批评者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接受了IMF救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遭遇为据，以此词指代所有他们不赞成的政策。此外，过快放开资本账户，允许投机资金自由出入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正如你在上文中所看到的，这些政策从未成为“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一些国家之所以被迫接受IMF救助，是因为自身宏观经济管理一塌糊涂，政府预算必须大砍，意味着公共服务也不得不削减。批评者将这样的结果归结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身上，指责这些政策忽视民众。确切地说，我觉得是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们将他们国家的经济拖入深渊，无视民众的诉求。很多情况下，IMF通过削减支出等方式试图应对破产政府留下的窘迫状况。IMF在一些国家的做法确实称得上过了头，也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很多针对他们的批评言过其实，不论如何，“华盛顿共识”一词变了味，成了毒苹果。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左翼批评者转而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没靠IMF给一分钱的中国好似横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显然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有毒”建议。因此，国际上的左翼批评家抚掌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并不十分清楚后者到底采用了怎样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究竟在哪里。他们只不过假定中国模式是一种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华盛顿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别的道路来。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非凡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但很多人清楚，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我们触及以中国的成就来抨击“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忘记了，尽管没有IMF的参与，中国也采取了或者说转向实施了大量务实、理性、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中国并未实施这类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让我们来逐项列出这些年来中国走出的脚印：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规模。
20世纪90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很低的水平，但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
避免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实际上，鉴于巨额贸易顺差，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政策或许可以称得上过于“竞争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
中国开放贸易。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镕基任内下调，2001年加入tO后再度下调。关税下调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限制资本组合流入（指那类不投资于实物资产或所有权，因而也能迅速撤离的资金），但这从来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倒闭或重组改革。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腐败行为。但是，国家保留了对大型国企的掌控，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巨头。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简单地说，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私有化政策），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当然，某些时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国压缩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显然不是好的政策。还有，使大型国企做大做强为行业巨头，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汇率政策方面，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候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只是在近几年出现差异。总的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可能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感觉适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国确实干得不坏。从多种意义上说，中国甚至堪称稳健经济政策的典范。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es）。2003年，他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以崭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报告一经面世就热议如潮。“北京共识”一词不胫而走。这个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共识”背后的三条定理是：
中国显示出了“对创新和持续试验的承诺”。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生硬，走向经济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试验。
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雷默认为，可持续性、财富的分配与GDP一道才构成衡量经济发展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
自主理论。中国在没有IMF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保留“金融主权”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进行试验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来，每一条“定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定理。从第一条“试验”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较大的经济政策之前，通常会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或许称得上最大的试验了。将理论上的想法在小范围内变成看得见的结果，从中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决定是否全国推广之前加以改进。但“试点”一词有着重要的含义，并非科学概念上的真正试验，而是中央最高决策层想要出台某项政策，然后他们用这些经过精心设计、获得广泛支持的“试验”来抵挡全国范围内推行可能遇到的问题或阻力。“试验”战胜了包括党内批评在内的反对者，并创造出有兴趣支持和扩大改革本身的集团，比如深圳特区的领导机关在改革之初突然看到了他们所在土地上的美妙的致富机会。谁能指出有哪一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政策“试点”以失败告终，而未能在全国铺开？我找不出。这不是真正的试验，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
“华盛顿共识”的意义在于，它是很多其他国家的真实的试验，或者说无数经验提炼出来的精华。通过对多项政策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结果，经济学家得以知道哪些政策好于其他政策。从实际经验以及对经验的研究中，经济学家提炼出可以进入政策，并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做法。让实际利率处于低水平，设置过高的关税壁垒，将外国投资拒之门外的做法通常导致经济增长低迷。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别国获得的经验教训。当前我们需要试验的内容在性质是基本属于微观层面。假如你是国家总理，问你的高级顾问如何制定贸易政策，他回答：“总理啊，我想我们应该先试试。”“好。”你回答，“我们应该试什么？”你的顾问无话可说了。遗憾的是，“北京共识”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作出回答。只有“试验”本身不是一项政策，而是政策的缺失。作为一个“定理”，它是没有意义的。
再说第二条关于GDP。在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研究中国经济及其政治体系运转方式的人眼中，显而易见，地方官员普遍看重GDP增长率。环保之类的问题是过去30年来大多数地方官员很少花时间去考虑的。如果去农村转转，很快你就会发现，90年代中国在城乡公共服务投入上的巨大差异。很多人认为，我们要关心的不应该只是GDP，环境、发展失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此我同意）。但是，如果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来实现了恰当的平衡，说明你在中国的时间还不够多。再看看“华盛顿共识”的第二条内容，你会发现它支持扩大教育和基本医疗支出。中国现在才开始这样做，90年代并没有这么做。因此，“北京共识”未能通过最基本的考验：它没有准确地描述事实。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功可以复制吗？“华盛顿共识”背后的独到意义在于，它制定出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效仿的一系列政策原则。其中的很多原则十分经得起考验。“北京共识”能同样做到吗？它可以被其他国家效仿吗？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IMF的资金救助来稳定本国经济，那它就可以自己决定政策选择。这是第一点。“北京共识”说，这之后该国就应该进行试验，并且还应该关注环境。似乎这就是全部了。“北京共识”没有提到实质性内容，而谈论政策必须要有实质，否则就只能是空话和公关。
我对“北京共识”提法的另一点质疑是，中国的成功有多大的可复制性。我认为，中国的成功核心建立在基本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上，同样也建立在其他国家，甚至别的亚洲国家没有也无法创造的其他因素之上。中国有巨大的劳动力群体，意味着能够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具备超级强大的竞争力。中国易于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获得投资、技术转移、人员培训和贸易往来。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将许多亚洲投资者联系在一起，使得中国能够轻松进入亚洲区内已经形成的生产网络。中国也受益于非常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受益于非常强势的政府，得到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秩序，特别受益于真正的改革派领导人邓小平。同时，中国在危机迭出的20世纪80年代末站稳了脚跟，部分原因是整个权力机关保持了铁板一块（这是中国与苏联的最显著差别之一，80年代末苏联的权力机关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不再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而且，中国具备控制至少一部分腐败行为的机制，这一点是非洲或拉美的国家，甚至亚洲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国家很难复制的。出于这一原因，我认为应慎提中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路线图。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实践不值得研究，或者在其他地方不可复制。在这里，我们对“北京共识”的看法暂且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将了解一些严谨的主张，更值得严谨的探讨。
“华盛顿共识”强有力的批评者，中国的铁杆粉丝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是“华盛顿共识”最有力度的批评者。参见罗德里克教授的博客，<a href="p://rodrik.typepa.com/" target="_blank">p://rodrik.typepa.com/</a>。同时，他也是中国的铁杆粉丝。但是，他的批评不同于传统左翼。他认为，得当的制度——确保法治（ruleoflaitutions Rule”，rebbi，October 2002，他还认为（不同于很多左派），企业和企业家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但他同时也认为，政府应该干预以帮助企业家获得长足发展。这是他与非正统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罗德里克的思想值得研究，他是最受尊敬的非正统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近年来走过的道路及对未来的意义有着直接的帮助。
我们从罗德里克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家的观点开始分析。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不太可能提出全新的发明，包括产品和服务，他们更有可能复制发达国家企业的成功样本。这不是坏事，实际上通常是好事。想想百度和谷歌，三一和卡特彼勒。但是当然，并非所有发达经济体已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适合新的发展中市场。发展中市场中有着不一样的资源和特殊的问题，会限制发达市场已有产品和服务的运用。因此，需要一个重要的反复试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甄别。一旦他们发现某个产品行得通，马上就有一大群企业家跳进来，组成这一产品各配套环节的生产链，资本也随之而来。简单地说，一个新的（或者说已有的）产业由此在发展中市场建立起来，比如哥伦比亚的切花业、韩国的造船业、中国台湾的计算机芯片行业和巴基斯坦的足球制造业。在中国，则可以看看温州周边的任何一个成功的行业。没有人指责温州企业家没有什么原创（尽管他们进行了改进），但他们成功地尝试了不同行业，一旦有所发现，就将身家性命全部砸入其中。这些年来，很多温州企业的成功名闻天下。
要想理解罗德里克观点的独创价值，首先需要了解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发展。基本的一点，他们建议贫困国家“尽可能发挥天然优势”，也就是集中开发自然赋予它们的财富，比如肥沃的土壤、巨大的劳动力、长长的海岸线等。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应源自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自然禀赋。传统经济学家说，集中于“比较优势”，然后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罗德里克却说，成功的工业化与这种专业化没什么关系，恰恰相反，与其反面大有关系——制造业的多元化。他是亚洲创建面向出口的制造业基地战略的积极鼓吹者，即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做法，60～7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做法，80年代中国的做法。在罗德里克看来，亚洲的成功是政府计划和市场竞争独特结合的结果，是理想的模式。
罗德里克十分重视出口。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与发达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实现快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You Exports Matters”，October 2006，他断定“生产什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什么”。为什么？原因似乎在于出口企业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参与国际竞争意味着它们必须将质量和技术提升到与富国竞争者相当的水平。当企业努力这么做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正的“溢出效应”——即外部世界的先进技术、操作技巧、经验等就会被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企业也不会原地踏步，它们会跻身于更大的经济环境中。这些经验技术又会传至邻近的其他企业。罗德里克认为，由此带动了这些经济体的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没有这样做的经济体。
在2006年的一篇论文中，罗德里克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这一理论十分吻合。中国出口的规模已经十分壮观：目前相当于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人均GDP六倍于中国的经济体的出口量。这对于中国中期的经济增长应该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因是随着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在外资与中资企业间的流动，知识、科技和管理技术将会渗入中国企业。未来中国出口企业仍有价值链提升空间。2003年中国和另外两个亚洲国家的主要电子类出口产品的单件价值相比，中国产品的价值普遍较低，表明中国在这些领域出口低附加值产品。未来几年中国出口企业的价值链仍有提升空间。罗德里克认为，政府能够帮助加快这一进程。
政府伸出能给企业以帮助的看得见的手
罗德里克赞成积极的产业政策，或者说，他赞成政府通过政策措施支持特定行业。他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或者至少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好恶。他说，他不喜欢20世纪60～70年代的拉美模式，当时拉美国家政府设置了过高的进口壁垒以激励国内生产。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政策是严重错误的。由于缺乏竞争，拉美企业产品质量极其低劣，而且不能进口机械设备甚至电子计算机等重要器材，拉美国家国内企业无从改进生产。
罗德里克大加赞赏的是60～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增长模式。在罗德里克看来，他们成功地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进口壁垒仍然设置较高，但企业受到出口激励。这一方面保护了惧怕国际竞争的国内企业，同时确保企业的高效率，因为它们不得不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第二件事是，东亚的政府官员被“嵌入”了私人部门，创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理想状态下，政府官员支持而不是指导私人部门，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给企业制造障碍。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罗德里克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以及科技信息溢出效应的环境里，对非传统产品的投资供应不足”。换个通俗的说法，在经济发达程度还不够的时候，光有“看不见的手”是不够的。你需要头脑敏锐、正直诚实，甚至由企业家组成的政府官员，伸出一只能给予企业界帮助的手，为私营企业指点迷津，创建正确的激励机制，鼓励它们拓展成长。这是能够超越自然禀赋的方式。
罗德里克认为，中国跟随了一条与亚洲四小龙相仿的路径，各地官员积极投身于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兴建工业园区，为“好”企业发放补贴，给予税收优惠，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外商投资等等，不一而足。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将地方官员的政绩及仕途与他们呵护地方经济增长的表现挂钩。中央政府也一样热切支持某些行业，定期制定汽车、钢铁、化工和It产业的五年发展规划。“没有国家支持和政府融资，像联想这类企业永远不会出现”，罗德里克断定。他也赞成迫使外商设立合资企业，而不准他们设立独资企业的措施，因为这意味着先进科技更有可能流入国内市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赞成实施零配件国产化率。这一政策要求某一产品生产行业使用的零配件中的国产部分必须至少达到50%、70%或者90%，而不能全部进口。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类似政策。2009年初，我在北京与一位铁路行业外企高层聊天，他承认，认可相当多的技术转移是“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所在企业保持在中国的竞争力的窍门，是永远比他们在中国的“伙伴”超前一步。事实上，这类技术转移中也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经常被重新贴上中国本土技术的标签，让每个人对本土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成就印象深刻。罗德里克认为，一般说来，即使这些政府干预在短期内看一部分打了水漂，但在长期内整体看仍不失积极意义。
去深圳看一看
我们不妨到地方去看一看，以更深刻地体会地方政府花了多大力气扶持企业。2007年10月我在深圳进行了短期调研，走访了一些企业客户。业界人士对地方政府在扶持本地企业方面的政策无疑了然于胸，但为了让更多其他读者了解，我还是把我的所见叙述一下吧。一言以蔽之，深圳的企业幸福地游弋在地方政府的臂弯里。
2008年以前，中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是33%。但在包括深圳经济特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实际执行的税率要比这个低得多，深圳的所得税税率是15%。此外，为了扶持企业，地方税务部门给予许多制造企业“两免三减半”优惠，即在获利年度的前两年免缴企业所得税，之后三年按照当地企业所得税税率标准减半纳税，具体到深圳则是7.5%。这是非常大的照顾，对企业前来落户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当然深圳并不孤单，各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都有类似的招商引资政策。事实上，不少企业每隔几年便摇身变成一家新公司，这样就又可以重新享受五年税收优惠了。地方税务机关对此也不以为意（或者默许）。2007年，上海一家服装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注册过5回了。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尝试取消这些税收优惠，统一外资和内资企业、沿海与内陆企业的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初生效，地方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降至25%，类似“几免几减半”的措施被取消，正处在优惠期间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将自然终止（2006年很多企业成立新的实体以尽可能延长享受低税优惠的时间）。总的看来，中央政府流露出降低地方政府自行确定税率的权限的意志。
地方政府用尽最大的智慧游走在新税法的边缘。在新税法实施数月之前，任何一家获得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重新享受“两免三减半”。深圳市还将部分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期限延长为“两免五减半”。任何梦想有朝一日制造高科技产品的企业，甚至使用别人的高科技产品的企业，都可以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身份。国家税务总局不得不出台多条办法堵住地方政府想钻的漏洞。2008年下半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要求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只能颁发给真正自有高新技术的企业。目前尚不清楚地方政府遵守这条限令的情况如何，估计仍会有很多地方尽全力保护当地企业。
此外，深圳市还出台了其他一些补贴措施。主要对象是高科技类企业，或希望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以下是一些实例：
某小型沙发制造企业的经理告诉我，有一项新政策，只要企业证明自己缴纳所有购进货品的增值税，且所有产品都走外贸，就可以得到市政府发放的金额达其销售收入5%的现金补贴。这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降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退税率制定的对策。
我们多次听到的一类补贴，用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市场开拓和销售。据说允许任何企业一年内报销此类费用达20次，报销总额最高可达30万元，这一举措始于2005年。
还有一项2006年推出的政策，为企业申请产品许可证书提供支持。
此外，具备条件的企业每年还有价值200万元的研发补助。据某企业的经理介绍：“你必须建立独立的研发办公室，提供研发人员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证明，提供开展科研活动的财务票据等。”
高新技术企业申请银行贷款享受一定优惠，市财政将给予一定的贷款贴息。
生产发光二极管的客户介绍了另一种补贴。如果某企业本年度缴纳的增值税比上年高出50%，企业可申请获得50%的增值税退税（不知非高新技术企业是否享受这一照顾，但可能性是有的）。
想必除以上我们亲耳听到的外，一定还有其他的税收优惠或补贴政策。归纳一下，深圳市尽力做了以下几类事情：（1）支持本地产业；（2）支持本地高新技术企业；（3）支持企业海外扩张，开发新产品。其他地方的做法还包括，为企业提供低价甚至免费用地，给新企业水电费用方面的照顾，或者由于不能违背中央规定给予企业税收优惠而以低调的现金补贴作为补偿。总之，中国这些年来在产业政策方面进行的改革，一方面充分挖掘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优势，同时，给予资本大量的补贴和支持。这当然是非常有力的组合拳，弥补了中国经济中很多固有的制度性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加大风险，提高交易成本。
很多读者会觉得，地方政府提供这些补贴未尝不可。事实上，部分学者认为这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是有益的。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中，罗兰（Gerald Roland）和钱颖一（现执教于清华大学）提出，中国采用的是一种“联邦制”的经济体系，支撑经济增长。“Federalism and t Budget Constraint”，Qian Yingyi，Gerald Roland，1998，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有很大的自主权制定管辖区内的游戏规则，类似于美国各州。这些权限包括给予企业税收优惠，提供各类补贴，以对本地企业有利的方式解读上面下达的命令。以广东省为例，当地企业在不严格遵守员工社保缴费、不控制私营企业加班方面远近闻名。上海周边地区在这方面执行得比较严格（至少听说是这样）。地方政府这么做，是为了争夺能为地方带来税收、就业和投资的企业。地方政府都在这么做，这一竞争意味着随着地方之间竞争的展开，税负（以及其他与企业经营相关的行政费用）应该被拖低。换句话说，钱颖一认为，中国地方之间的这种竞争对市场发展是有好处的。
汇率的帮助之手
除产业干预政策外，另外一个政府或许可以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方式是汇率政策。罗德里克对汇率进行了研究，并发现贫困国家低估的实际汇率与较强劲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相关性。“teand Economic Growt 2007，汇率低估使得本国出口在全球市场上更有竞争力，进而激励外向型行业的投资，并给出口企业带来丰厚回报。你或许纳闷，为什么有人还叫嚣低估的汇率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呢。你或许认为，低汇率带动出口增长，进而加快整体经济发展，这不是十分明白的道理吗？然而，经济学家们在担心未能准确定价的汇率带来的看不见的成本，这些成本不明显，但十分紧要。例如，低估汇率意味着进口机械设备的成本增加。还可能带来非贸易领域的投资匮乏，比如国内服务业，因为人人都想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出口行业。这反过来就会拖累经济增长和就业，并引发经济失衡。换而言之，经济学家通常认为，低估汇率造成的伤害会抵消给出口行业带来的优势。
不过，罗德里克认为，低估汇率对经济有促进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也意味着总体说来，低估汇率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是有益的。他认为，由于低估汇率弥补了经济体中存在的其他严重问题，尤其是制度方面的不足，这一政策还是有用的。他举例说，发展中国家的法治水平一般较低，这给任何一个制造企业都带来了特定的问题。这类企业通常供应链很长，因此契约对它们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当它们开展出口业务时，经常要面对海关等行政机构的官僚做派。罗德里克认为，在这种环境中，低估的汇率能够实际发挥补贴的作用。也就是，汇率能够带来一些额外的竞争力，来补偿低效率的制度（贿赂、行政审批时间等）带来的额外成本。这一发现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尽量维持低估的汇率水平以提振经济增长。具体的方式可能通过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防止本币名义汇率上升，即央行可以买入美元，以保持本币低汇率。
当然，对中国汇率政策也有很多讨论——在全球范围内也形成了很多研究。在这里，我将不再展开论述。但一个不容掩饰的事实是，最近几年的大多数时候，中国央行都会入市干预，买入美元和其他币种。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不断飙升即为例证。市场干预达到这种规模，很难说（实际上是不可能）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围绕人民币是有管理的货币，还是被操纵的货币，打了很多口水仗（通常是意识形态的）。而且，得要承认，政府仍然控制人民币汇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出于对出口的担心，尤其是在2009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的环境下。当然，决策者必定不会认为，对汇率的“管理”是对制度缺陷的弥补，就像罗德里克所说的（事实上，要说中国经济中哪一领域的制度最有效率，恐怕当属出口行业。想想那些低税率，更有效率的行政机构，更高水平的物流，等等）。但是，这一策略是存在问题的。尽管人们担心出口行业失业，但没有对这一汇率政策使服务业需要背负的成本予以足够的重视。由于投资少，服务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少。就这一情形而言，2008年末外需大幅下滑对中国其实祸兮福倚，将会造成出口行业投资回落，激励中国企业家投资服务业——至少假如金融服务业、娱乐业、医疗、教育行业有足够的机会的话，他们会这么做。目前，这些领域大都将民间资本挡在门外。这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竞争被扼杀，创新受到抑制，无法创造就业，财富的创造受到破坏。换而言之，尽管大多数普通人认为控制汇率对中国是好事（罗德里克也同意），但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对由此带来的很大的、负面的而且通常是潜藏的影响担忧不已。
罗德里克世界观的另一问题：政府参与的弊端
罗德里克的政策主张尽管很有吸引力，但对于实施这些政策的国家（比如中国）而言，也存在着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干预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干预具有隐蔽成本，而且你永远不知道一个十分强势的政府会如何改变游戏规则，也不知道它哪天想要改变规则，更无从知晓是否会不利于你的生意。某些时候，市长对于你的生意是有帮助的，但有时候，或许他打算扶持你的竞争对手，你的日子恐怕要开始不好过了；或者有时候他要为某一项目找钱，你被暗示或明示要意思意思。因此，成本和收益，得到与付出，不分你我，不可控制也无法预测。
一些中国具体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最终惊异于研究所发现的情况。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彼得·诺兰（Peter Nolan）最初愿意相信中国工业化政策的好处。他和他的学生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中国领先行业的多级大型国企，它们分布于钢铁、汽车、航空和银行业。他们的研究结果却表明，政府干预大多对企业是有损害的，即便是对国有企业。Che Global Economy，2001，Palgrave，为了维持就业，企业被迫并购亏损的竞争对手。企业资产扩大，拓展新的行业，忽略了对核心竞争力的建设和效率的改进，结果造成企业发展定位模糊。这些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文化，往往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班子领导。受重视行业的企业可以轻松获得银行贷款，因而在资金使用和企业扩张上往往奔腾豪放，无所谓效率。我们在深圳调研的几家私营企业高管公然地谈论他们每周都要做的上层工作——至少一个企业设有专职经理，其工作就是“经营”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主要内容是吃饭、喝酒、打高尔夫或其他活动。
在我看来，天真地信任政府总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推动，与自由市场狂热者深信政府干预往往是坏事一样有害。政府对企业不受限制的权力的成本与收益的微妙平衡，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起着作用，但并不确保它会永远起作用。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资金减少，政府需要税收，地方政府能给予的支持力度减弱。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行政部门可能知道怎样做，基本的工业布局比较简单。但随着经济发展趋于复杂，从工业转向服务业，从钢铁转向高科技、教育，有证据表明这种治理方式开始变得效率不足。更好的制度、明确稳定的规则的必要性变得尤为重要。需要政府下放权力以鼓励效率，需要绩效考核制，需要拼实力而不是拼关系的竞争。到了这样的时候，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专心投身于监管是关键。在中国，制度会有这样的飞跃吗？还有待观察。
关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还有一点需要提及。正如罗德里克所说，并不是一定需要政府来组织产业升级，从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如果条件成熟，这一过程能够自然地发生，因此也能够更为持久。
人们今天的挫折感是可以理解的。很多中资企业做袜子或其他低附加值产品，这让很多人感到气馁。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不公平，二来一个老是忙着做袜子、做塑料玩具的经济体是不健康的，而人家发达国家的企业尽生产电脑、激光一类的产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谈产业升级的必要性。我不敢说他们的这番壮志不对，但我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不做袜子，成千上万的人只好去做繁重而收益又无保障的农业劳动，做袜子也不是特别不好。这一行业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印度的大多数人口仍然守着地里那点庄稼，基本靠天吃饭。我敢说，他们巴不得在工厂里做袜子，辛苦归辛苦，但能带来稳定的高一些的收入。
第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理可循——做袜子能够极大地创造就业。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为数百万没有接受太多教育的人口创造就业，是很伟大、很伟大的事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新兴市场，人们百无聊赖地闲待着，没有机会工作，眼巴巴瞅着中国创造的工作岗位。因此，我们在随意批评中国创造数百万低端就业时要三思。
第三，我认为，只要构建正确的平台，产业升级能够自然而然地发生。这绝对不是低估中国企业的抱负。而且，鉴于近些年民营企业和出口的大量积累，似乎也并不缺资本。同样也不缺技术，技术会自然地从最早拥有的企业传播开来（往往是被偷去的）。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科技水平远高于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并且，今天外国企业越来越将真正核心的研发拿到中国来做，这只会加快技术的传播速度。
在我眼中，这一过程每天都在发生。我所在的渣打银行的中国员工学会了如何设计复杂的金融产品，学会了怎样在全球市场中经营客户关系及做交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转投中资银行，所有这些专业技术就会注入中资企业。再如，尽管几款中国制造汽车未能通过欧洲和俄罗斯的安全标准测试的消息吸引了很多眼球，但这种情况将会改变。一家美国汽车制造企业的中国区总裁曾经告诉我，他相信中国本土汽车的品质将在10～15年内赶上他们。最近我拜访的一家中资汽车企业计划2010年将汽车销往美国市场。这些车将走低端路线，以价格低廉取胜，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今日本、韩国汽车在西方市场独步天下的事实，彰显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有着怎样的追赶潜力。
所以，我们有雄心，有资本，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我们卡在哪里呢？卡在制度障碍。第一，缺乏真正有效的保护并促进创新的一整套法律法规，而代之以政府官员设定部分行业、产品的专利申请目标。结果，近年来专利权申请数量膨胀，但大部分价值不高，甚至没有多大价值（从首次专利保护期限失效后，重新申请的比率很低可见一斑）。你的发明得不到法律保护，而你将被获准靠此发明赚钱，你自然不会培养出创新文化。当然，某些政府部门试图推动创新，但问题在于它们所运用的不是最好的机制。举个例子，对于出售盗版者，要依靠警方和相关刑事犯罪法规条例去制裁责任人，但是，除了逮售假包假表的小商贩外，警察还有更重要的事做。办案经费少，而犯罪取证所需的成本很高。更好的办法或许可以是允许认为自身专利权受到侵害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这种改变正在发生。存在的问题是组织难度仍然很大，而且裁决结果很难实际执行。但是，如果这一体系真正发挥作用，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将遭到重罚，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其次，在于教育。这一领域范围广大，政策复杂，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2008年所作的一项调研显示，中国农村地区100所小学的26%的学生患有贫血或肠道寄生虫病，这意味着他们的学习能力低、注意力弱。研究人员发现寄宿学校营养水平普遍较低，这也是影响学习能力的一个问题。提高小学生的伙食质量必须引起重视。目前只有30%的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20%进入各类技术学校。原因在于，虽然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免费的（这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中国高中阶段教育费用位于全世界之首。请看数字：每学年160美元，目前为止全世界最高。这一事实，对于一个数度将宇航员送入太空、举办了史上最为昂贵的奥运会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令人感慨。相比之下，中国台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时，高中入学率是100%。教育关乎未来劳动力群体的质量，因此教育薄弱将拖累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将义务教育延长到高中阶段，但由于成本原因一直为财政部门所反对。
总之，我认为中资企业不会一直拘泥于当前的低科技环境。但能给予它们帮助的不是中小企业扶持资金，不是税收优惠，而是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制度性改变。
最后，你的伙伴可能怒了
实行干预性产业政策、进行积极的汇率管理以及给予企业补贴带来的另一个较大问题是，容易招致贸易伙伴的不满。现在，或许你可以觉得“我不在乎——我们要想方设法帮助国内企业和经济发展”。这一反应是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本国企业和本国经济的关心呵护上，每个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感受。为什么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或者中国的其他贸易竞争对手不去管理本国汇率，不向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企业发放补贴？它们为什么不应该对别国的出口设置障碍？如果各国都开始“管理”本国的汇率，向它们想要扶持的企业发放补贴，贸易争端将不可避免地扩大蔓延。
出于这一原因，1995年，tO诞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就如何降低贸易关税，就哪些国家制定监管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共同规则等议题开始谈判磋商。贸易战的萌芽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出现，当时由于各国立法保护本国企业，提高进口关税等原因，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溃。tO的成员国同意开放贸易和投资，禁止补贴，限制其他类型的国家干预。这与罗德里克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很多政策建议相左，也与中国政府实行的一些产业政策相左。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扶持企业的一些措施与tO框架存在着真正的紧张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决策者通常认为自己有权利采用积极的产业政策、管理汇率等。在很多人眼中，包括罗德里克和很多读者在内，这是未尝不可的，但其中一些政策的确与tO的精神和规则相背离。
这是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将中国诉诸tO的原因所在。我们需要谨慎地分析这些案例。有时候美国政客们对中国的攻击确实很蠢，完全没有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也使得人们容易将其投诉视为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而且，美国国内的一些工业团体的确夸大了中国产业政策对他们造成的影响，并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保护。但是，由于游戏就是这么玩的，我们也不能认为美国向tO提交的所有申诉都是贸易保护或不公平竞争。国际贸易律师认同，其中的一些案例美国是占理的，中国没有履行先前的承诺。声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抱怨贸易保护主义，是不够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从独立的立场走进很多案例的是与非。
例如2008年tO的某一委员会认为，中国对进口汽车零配件征收过重关税，违反了tO的相应规则。中国试图以此保护国内汽车配件产业，还能用别的办法提升自身竞争力吗？另一个案例是，美国向tO申诉中国向出口企业提供多种出口补贴，给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优势，且补贴种类在不断增加。在以上两个案例中，中国的做法很可能偏离了tO的框架和最初的承诺，美国只能借助这一机制激励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尽管在思想上接受起来有难度，我们仍有必要意识到，如果这些规则得不到得当的实施，中国企业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这一点将我们带到罗德里克思想以及中国当前发展战略的矛盾之处。罗德里克希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权利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但他并没有特别认真地考虑这些政策给其他国家企业带来的成本。tO的谈判微妙又复杂——富国开放市场，但前提是所有企业在同一个竞技场上竞争。现在，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企业能够在价格上打败美国对手。一般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整体成本被拉低，整体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从第十一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这应该也不会对美国工资造成多大影响。但是，一旦某一国政府为某一类企业降低税率，免费提供土地，对汇率进行管理以促进出口，就使得竞技场失去了平衡。受到影响的美国和欧洲企业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向中国施压使之改变政策。某些情况下这听上去像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时候确实是，但有时候是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可以理解的反应。
为了平衡自己对发达国家“温和型保护主义”的支持，罗德里克也相信，发达国家应有更多政策腾挪空间。他希望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因开放贸易导致的失业者提供较多社会保障和再培训。他还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使用童工或生产中不考虑环境成本，发达国家应该能够寻求对本国相关企业的保护。而且，他质问，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将贸易伙伴采用低估汇率的行为诉诸tO呢？
换而言之，罗德里克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应该获得目前tO所赋予以外的更多自由，而这是罗德里克政策建议的核心问题。如果按照罗德里克的逻辑走下去，我们或许应该解散tO，回到没有贸易规则的世界。允许发展中国家补贴国内企业，允许发达国家给从不严格实行劳动保护和环保标准的国家进口的产品设置关税。很快这将导致一片混乱。20世纪最重要的制度发明之一——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将会崩塌。而且，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提，没有合理的制度作保障，经济增长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都更加困难重重。2008年开始的全球经济衰退将使全球贸易框架面临生死考验。只有每个人都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安然通过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