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经济学家真是一群怪人。过去几年来，这群人喋喋不休，要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支出。实在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减少储蓄？疯了吧？人们会想，你们这些人倒是不用为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给儿子买房这类很花钱的事儿操心。实际上，辛辛苦苦挣钱，尽可能多存点钱是当今许多中国人的主要生存策略。
我很理解并同意人们的这种想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像下面我将谈到的，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亚洲处于非常正常的水平。中国人并没有比他们的邻居印尼人，或者巴西人、俄罗斯人储蓄得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低于印度家庭。因此，政策关注点不应落在鼓励家庭支出、降低家庭储蓄率上。这种方式是行不通的。目前中国家庭支出占其收入的比率已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否则，过去五年来官方公布的消费年增长率也不会达到8%～10%，甚至在2008年达到12%。因此，问题不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努力去做的是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如果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社保体系得以完善，人们自然将增加支出。因此，提高收入应成为政策关注点。
另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整体储蓄率偏高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储蓄率高，而是因为企业和政府的高储蓄率。这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设法减少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也将有助于降低整体储蓄率。但这需要跳出固有的政策思维模式，包括建立一个债券市场，以及确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能够支付红利。如果措施得当，我们会发现，家庭也将受益于这类政策调整。
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的高储蓄率在2008～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而本章中，我将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如何才能在不损害中国家庭利益的同时降低中国的储蓄率。这里，我们将借鉴中美两国多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家庭的收入应该得到提高。
对储蓄的理解
近年来，中国的储蓄和投资二者均快速增长，但储蓄增速更快。储蓄占GDP的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末下降之后，从2000年的37.7%跃升至2004年的45.7%。但需要注意的是，储蓄总额的数据并不仅是家庭储蓄，还包括企业和政府的储蓄。从根本上说，储蓄就是收入中没有被消费掉的部分。这些钱被存入银行，即成为储蓄。但你也可能选择将这些钱投资购置机器设备或厂房。投资来源于储蓄。当你完成了消费和投资后，可能还余下一些储蓄，我们称之为“过剩”储蓄，因为它们没有被用掉，或至少没有在中国国内用掉。如我们在第十二章将看到的，部分剩余储蓄可能不得不被输出中国，投资于国外市场。
因此，在过去10年间，中国的整体储蓄水平（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在上升；同时，投资规模一直稳定在GDP的40%左右。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增长停滞，而是投资增速与整体经济增速基本一致。这意味着，中国的“过剩”储蓄也有所增长。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对中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同，中国不用从外国借钱来满足投资需求。实际上，中国根本不需要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资金——中国国内的储蓄已足够支持所有投资。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外部市场和管理等“软”件。今后，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靠大量累积资本投入大型基建项目来拉动，因此中国将更迫切地需要这些“软”件，这样，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它带来的所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对于中国将更加重要。
但“过剩”储蓄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过剩”储蓄的出现显示出中国企业和家庭的产出超过其消费和投资，部分地体现为中国的大额贸易顺差。那么，“过剩”储蓄怎么会带来贸易顺差呢？
一国的储蓄和投资模式会反映在其对外贸易账户中。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国内经济失衡，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同样失衡。例如，如果一国表现为大额贸易逆差（如美国），那么它消费和投资多，储蓄少；如果一国表现为贸易顺差（如中国），则情况正好相反：该国的家庭和企业拥有大量储蓄，储蓄增速超过投资增速。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反映出储蓄过剩且投资占支配地位，而美国的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储蓄不足。经济学中的变量总是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互关联。
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贸易顺差）在2007年达到顶峰，占同期GDP的11.3%，2008年降至GDP的9.5%。从2005年开始，贸易顺差和“过剩”储蓄同时快速增长。
谁在储蓄？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时，通常会联想到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国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也是不容忽视的。企业和政府都有大量收入，并可决定将收入用于支出（消费）或储蓄。
2008年储蓄总额约相当于GDP的50%。储蓄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构成。近年来，企业储蓄增幅最大。2005年家庭储蓄约占GDP的21.2%，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GDP占比分别为6.3%和20%（2005年数据是迄今最近的公开数据）。
同时，三个储蓄主体都至少会将部分储蓄用于投资，而“过剩”储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其与贸易顺差相当）。家庭“过剩”储蓄约占GDP的11.7%；政府“过剩”储蓄仅为GDP的1.1%；而企业储蓄呈现“赤字”（即企业的投资超过储蓄，也就是说企业通过借款，主要是向家庭借款来为投资活动筹资），规模达GDP的8.7%。
中国的高额“过剩”储蓄主要由大规模的家庭“过剩”储蓄所致。不过，虽然家庭“过剩”储蓄规模较大，但近年来未见明显变化——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变化的话，就是家庭“过剩”储蓄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有所下滑。政府“过剩”储蓄在2004～2005年降至仅为GDP的1.1%。企业储蓄“赤字”在2004～2005年显著缩减。这显然是近年来整体“过剩”储蓄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赤字”的缩减可能是由于企业储蓄水平猛增，我们猜测，导致企业储蓄猛增的原因可能是企业收入迅速增长以及企业红利分配制度的缺失（国有企业留存收益，不分配红利）。这显然是推高2004～2005年整体“过剩”储蓄水平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应将这种新的经济失衡归咎于家庭。
为何储蓄？
这里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按经济学原理，一国的富裕程度越高，消费将越多，储蓄水平则越低。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应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应逐步减少。但为什么中国的“过剩”储蓄反而有所增加？
为了找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分别来分析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储蓄行为。它们更倾向于消费还是储蓄？其行为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随着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变，人们自然将减少储蓄吗？如今，各地消费增长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城市的人们买车买房，信用卡（在年轻人中代表负储蓄率的标志）使用量激增，即使在农村地区，手机、电视等商品也极为普及。那么，为什么中国家庭的储蓄率仍维持高位，并存在大量“过剩”储蓄呢？
有人试图以儒家文化鼓励储蓄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可以理解，文化因素确实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也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消费方式已越来越向美国人靠拢，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改变。此外，文化因素是常年存在的，但要解释近五年来中国储蓄显著增长的原因，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们需要换个思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威尔默（Calla iemer）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启示。威尔默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中国的储蓄数据，她认为导致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主要有两点。“tory berade Imbalance”，orking Paper，<a href="p://www.spp.nus.edu.sg/wp/wp08_08.pdf" target="_blank">p://www.spp.nus.edu.sg/wp/wp08_08.pdf</a>其一，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高速增长。根据威尔默的模型，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上升0.45个百分点。这是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增长越快，家庭收入就越多。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和完善，加上儒家思想的些许影响，大量额外收入被储蓄而没有支出。这在中国农村地区更为明显，那里的社会保障体系较城市更欠完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特别是资产所有者，不论这种资产是商业、房地产还是股票），并没有提高各层次群体的平均收入。这些高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将额外收入储蓄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四套房子、两辆汽车，不会再热衷于多购买几瓶昂贵的洋酒。
其二，威尔默认为，赡养比率降低也是拉升储蓄的一个原因。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相较劳动力数量有所下降。经济学家将儿童和老年人的人口数量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比称为赡养比率，因为儿童和老年人需要靠劳动力人口的收入来供养。老年人赡养比率等于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之比。经济学中的一个常规观点是，劳动力人口的储蓄一般来说比非劳动力人口的储蓄多。在我们的一生中，儿童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消费，成年后随着收入增长储蓄增加，退休后将用掉一辈子的储蓄。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会使储蓄率水平随之改变。例如，一个社会中退休人口越来越多将使整体储蓄率降低，而如果进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越来越多，储蓄率将上升（赡养比率下降）。未来数年内，中国将明显步入老龄化社会，则赡养比率将上升，而储蓄率将下降。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考虑到中国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预计赡养比率在2015年左右开始上升，威尔默预计，2020年以前，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将不会低于GDP的40%。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马科斯·查门（Marcos Ces of Urban house holds in China Rising？”，IMF orking Paper，June 2008，他们发现，1995～2005年间，家庭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由17%上升到25%。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表明，不仅家庭储蓄的绝对额有所增加（由于家庭收入增加所致），家庭储蓄占收入的比重也比10年前提高。也就是说，家庭储蓄行为改变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上文曾提到，目前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与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并无多大差别。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占收入的30%，家庭储蓄率并不算高（但整体储蓄率达到GDP的50%则是世界最高纪录）。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台湾家庭的储蓄占收入总额的比重约为25%。在同样缺乏完善的社保体系的印度，家庭储蓄率更高，约占收入的30%～35%。
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国各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均有提高。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假设和威尔默的模型，一般来说老年人储蓄不多，他们会将工作时积攒的储蓄逐渐用于年老时的消费支出。但查门和普拉萨德发现，中国的老年人更愿意储蓄。他们认为，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医疗问题。许多读者可能都会认同这一点。过去10年，随着政府投入减少，居民的医疗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很大漏洞，还需较长时间完善医保体系，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从而促进消费，减少储蓄。在所有调查中，医疗都位列家庭储蓄的主要原因之一。
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购房需求也是刺激储蓄增长的一个原因。他们发现，1995年，只有17%的城镇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而到2005年，这一数字增加到86%。20世纪90年代末，公有住房以很低的价格被私有化，房屋出售价格仅约为市场价的20%，其中包含了公共财富向私人部门的潜在转移。而现在，年轻人需要按市场价购买私有住房，许多人还希望换置更大的房子。经济学家将其视为刺激储蓄的一大原因。简言之，查门和普拉萨德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关键性变化，而非中国传统文化在起作用。
到这里，我们已经得到一些对高储蓄率的合理解释，包括经济增长、为医疗和住房存款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考察一下收入。收入是否也是导致储蓄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的，理由是中国家庭增加储蓄是由于他们得到的收入较总收入水平减少了。也就是说，家庭储蓄率提高是因为家庭总收入较整体经济规模有所减少。
让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在发达经济体，年收入中劳动力收入所占比重较稳定（约为总收入的56%），不过近期美国劳动力收入水平受到一定冲击（见第十一章）。劳动力收入包括每个劳动者的工资以及农民耕作获得的收入。与此相比，如图77所示，中国经济中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明显出现大幅下滑。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从1996年的69%降至2004年的58%，2005年略有回升。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家庭收入越来越少。一些经济学家从2005年后的其他数据中还发现这一趋势似乎愈演愈烈。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则家庭储蓄率无疑会有所增加。
但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数据的片面性。因此，我认为图77可能夸大了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的下滑程度。这里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统计范畴界定的问题。对家庭收入的界定曾发生很大改变，影响了2004年和2005年的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将单个法人所有的小型企业收入界定为个人收入。2004年开始，统计局将这类收入重新界定为企业收入。这一变化使得近几年家庭收入占比有所下滑。
第二个问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的巨大转变。总体来说，这导致家庭收入上升，因为人们通常在农业以外的产业生产力更高。不过，虽然人们到工厂之后收入得到提高，但工业活动产生的新收入中劳动力收入的占比却比农业生产中要低。细想一下就能明白。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程度仍不高，主要靠劳动力耕作。这意味着，劳动力应得到大部分收入。而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购置设备和经营场所等，也就是说，企业的总投入中劳动力投入占比减少，因此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降低。因此，在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过程中，大部分新增收入将流向资本家。这是众多经济体在早期发展阶段经历的自然现象。
第三，统计数据可能没有体现私营部门劳动力的大规模增长，以及自2003年以来私营部门劳动力实际工资的提高。这是由于官方劳动力收入调查仅包含政府和国有企业员工，忽略了过去10年来受雇于私营制造业的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因此调查中没有体现2004～2008年间这部分劳动者实际工资的提高。这使得统计数据出现偏差，拉低了家庭收入，推高了家庭储蓄率（因为家庭在银行的存款金额很容易衡量），也导致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被严重低估，家庭收入的占比下滑。
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可能有所下降，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自然结果（加之对劳动力数据的一些统计问题）。阻止这一趋势的最好方法是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力在服务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将资源从政府转移到家庭来提高家庭收入）并向私人投资开放服务业。减少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政策鼓励也会起到一定作用。这些都将有助于提高家庭收入。结果可能使家庭收入中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减少储蓄。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还将提出一些相关建议。
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由家庭储蓄拉动，企业和政府储蓄也起到很大作用。具体这个作用有多大？近年来企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利润一般体现出上升趋势，其增速可能超过工资增速。面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企业与家庭一样，选择增加储蓄。
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仍很难通过银行信贷和资本市场融资，所以需要借助自身的储蓄用于投资。同时，过去几年来，人人都在追求高增长模式，因此企业也有储蓄、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的动机。此外，与股份制上市公司不同，国有企业几乎很少向其所有者——国家支付红利（下文将详述）。如果国有企业支付红利，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再分配至需要资金的家庭。但事实上，国有企业的大部分利润（通常为垄断利润）留存为自有储蓄。
2005年，企业储蓄约占GDP的20%，但其投资更多。企业的投资额怎么能够大于其储蓄呢？这是因为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也就是说，企业可以借入家庭存入银行的储蓄。另外，企业还可以吸收股权投资（有时还吸收国外储蓄），一些幸运的大型国企还能从中央财政获得转移资金（政府自有储蓄外的资金，下文将详述）。
世界银行驻中国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对中国的高储蓄之谜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减少企业储蓄的好办法。“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orld Bank orking Paper，June 2005，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红利分配制度且股权集中度较高，集中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得以留存很大一部分利润。2007年，中国政府针对大型国企试行了新的国有企业分红制度，规定国有企业按其税后收入的10%～15%向财政部上缴企业红利，财政部再将这些资金用于社会服务支出。
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变化，否则，国有企业会用这些资金继续投资，其中一些投资项目可能会白白浪费资金，而社会公众作为资金的最终拥有者（至少从理论上说）却得不到任何益处。将更多利润从企业的掌控中抽走，将对企业产生更多约束。但目前新的国企分红计划试行范围还很小，不足以产生显著影响。我的一位朋友还提出一个好建议——可对分红比率最高的国有企业给予奖励，以鼓励国有企业的分红行为。鉴于每年的企业利润有波动性，可建立一个企业红利分配基金来熨平这种波动性。该基金可用高利润年份的收入抵补低利润年份的支出。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保证这些资金不再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建项目已经够多了。这些资金可直接投入医疗（增大对医保体系的投入，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教育（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确保教师收入水平）以及低收入群体扶助计划（提高农民的基本失业补助）。当前，中央财政面临财政预算压力——2009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因此政府在增加公共支出方面十分谨慎。找到一个大规模的稳定的收入来源，并将收入用于公共服务，将对经济产生显著的刺激效应。换句话说，我们可以从国企抽取更多收入转移给家庭。这才是真正关注普通家庭的政策措施。
政府也在储蓄，但储蓄规模较家庭和企业要小得多。政府“过剩”储蓄很少。也就是说，政府基本达到收支平衡，储蓄全部用于投资。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自2000年以来，政府获得的可支配收入约占GDP的20%，其中包括家庭和企业上交政府部门的税收。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统计数据存在低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和殷剑峰认为，自2001年以来，政府收入数据存在低估，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上报其全部收入，特别是土地出让金收入。自2004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土地销售收入一路飙升，但数据并不透明，当地政府并不将此纳入预算，因此也不受地方人大的监督。这些资金被放置在预算外账户中。地方政府通常在当地银行开立账户保存其表外收入。我们估计这类银行账户在官方统计中均被归类为企业存款。这些资金如何处理也是个谜——看似大部分资金被注入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2008年，土地收入已被建议列入地方预算中，但这方面进展似乎并不大。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进行估算。
这还不是唯一需要担心的表外收入。铁道部和建设部等部门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账户（专项资金账户），这些账户是非公开的。地方政府销售汽车牌照的收入也趋向于进入预算外账户。尽管近年来各项收费已有所减少，但可能仍存在其他收入渠道。由于我们无法一一估算，这里仅将土地收入分列出来。
政府将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消费，支付工资、购买商品，剩下的部分被储蓄起来。政府可通过两种方式“投资”其储蓄。首先是资本转移，主要方式为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但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国家支持逐渐消除，这类投资有所减少。其次是政府投资，该部分投资一直平稳增长，2005年达到9500亿元，占GDP的5%（不包括土地销售）。政府投资（至少是体现在财政预算中的投资额）占2005年投资总额的13%，加上补贴（我们猜测这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投资）所占的3%，总计占比为16%。
在大多数年份，政府的消费、投资和补贴支出超过其收入，因此中央财政需要借入更多资金维持赤字运行。其筹资方式即发行国债。商业银行代表其储户（家庭和企业），成为国债的大买家，我们估计，政府筹得资金被放置在财政部在央行的账户中。中央财政每年的债券发行规模一般都超过其预算赤字。例如从2000年到2008年，官方预算赤字累计达1.6万亿元，而同期政府通过净债券发行增加借款3.5万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在大量囤积家庭储蓄，并将其存入财政部在央行的国库账户中。每年前11个月，资金都会持续流入国库账户，而12月份，该账户中的部分资金会转移至地方政府，因此最好选取每年11月的统计金额进行比较。2005年11月，财政存款余额为1.1万亿元，占GDP的5.9%；2007年11月增至2.3万亿元，GDP占比为9.2%；2008年11月为2.7万亿元，GDP占比略降至8.8%。从表面上看，财政存款规模十分可观。
如果说财政部一直在为未来的困难时期储备资金，那么现在看来，非常困难的时期已经到来。2009年初，我们预计全年的赤字规模将达9600亿元，占GDP的2.7%。为了筹集财政赤字所需资金，中央财政需要大幅扩张债券发行规模并（或者）降低财政部储蓄规模。至少根据我们的测算，理论上说，财政部将能够从财政存款账户中筹集2009年全年预算赤字所需资金。不过我们猜测，财政部将倾向于发行新债来维持其现金借款池，以便为经济形势可能更加紧张的2010年留出空间。不论运用哪种筹资方法，都将降低（借来的）政府储蓄，并带动整体“过剩”储蓄水平下降。
这引发出本章我们要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
如何降低储蓄率？应该降低储蓄率吗？
降低中国整体储蓄率的方法很多，其中一些是有益的，另一些则存在弊端，并将对家庭和企业产生影响。
例如，经济增长放缓有助于减少储蓄。因为收入增长放缓意味着政府、家庭和企业可能将动用储蓄来维持当前的支出水平。但这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同时，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投资将放缓，因此“过剩”储蓄如何变动并不确定。2009年第一季度贸易盈余的扩大显示，随着经济陷入衰退，投资降幅超过储蓄降幅，使得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失衡变得更为严重。预计这一趋势将在2009年大部分时间内持续。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赡养比率将从2015年开始上升）也会拖慢中国储蓄率的增速。储蓄率偏低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更多老年人也决定将更多储蓄用于消费。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
从根本上说，如果家庭收入得不到提高，医保和养老金体系没有完善，鼓励家庭消费就无从谈起。因此，与降低家庭储蓄率或刺激投资相比，我们更应关注如何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段历史。在1998～1999年间，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改变了家庭消费的游戏规则。当时取消了城镇福利分房，原来分配的住房以低廉的价格向租房人出售。有人估算，当时家庭购买房屋的价格约为市场价的20%左右。通过此举，众多租房户取得了房屋产权成为房主，提升了家庭收入（他们不再需要支付房租），这是削减家庭储蓄的一大原因。事实证明，这一政策在此后的10年间对私人消费提供了重大支撑。
10年之后的今天，消费者或许需要从另一次游戏规则的改变中获益。目前旨在刺激农村消费的家电下乡规模仍然有限。除此之外，还存在许多可选方案，但每一样实施起来都有一定困难，具体包括：
1.大规模投入资金完善城乡医保体系。当然，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目前医保投入已较过去增加很多，但仍然不够。新医改方案确定了一些框架原则，但技术细节和筹资方案仍未敲定。医保体系改革中仍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控制医疗机构成本以及药品合理定价等。
2.降低各类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并简化税率档次。当前，许多学者呼吁对整体税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将不仅仅惠及高收入人群。目前，许多家庭需缴纳较高的个人所得税，应考虑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此外，需要改善税收体系，保证对高收入群体课税。在这方面，中国已取得一定进展。改进税收体系包括开征物业税以及股票市场印花税等措施，这些在欧洲已十分普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推广。
3.另一个选择是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额，由国家承担更多社保费用。目前，中国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支付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成本的42%，实属负担过重。这种过重的负担使许多企业和员工开始设法逃避缴费。降低社保缴费，或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以提高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进而增强人们的信心。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家庭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4.改革利率机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家庭储蓄得到的利息很低，银行却高息向企业放贷以赚取利润。如果存贷款利率都由市场决定，二者将更加接近。这对银行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利差缩小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对家庭和企业来说则是一个好消息。由于储蓄倾向较强，存款利率提高将显著提升家庭收入。
鉴于企业的储蓄水平也很高，还需要采取一些有助于降低企业储蓄水平的政策。
1.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将大部分国企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上文曾提到，我们认为，仅小规模试行的国企分红制度改革应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如果我们能推进该计划，引入奖励机制，并确保企业利润直接进入财政部管理的公共资金中，将迅速对家庭消费产生巨大刺激作用，并可抑制部分企业出现的过度投资的冲动。
2.健全资本市场和银行系统也可拉低储蓄率。如果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能从资本市场得到融资，他们将更乐于将收入用于消费，待需要资金时再从市场上筹资。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还将吸引家庭将存款从银行系统搬出，进而提高家庭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增加家庭收入。
当然，这些政策措施都需假以时日才能见效。在此期间，中国的储蓄率看起来仍将维持高位。假定投资水平不超过储蓄水平，则中国的“过剩”储蓄水平仍较高。这将带来一系列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消费增速仍较慢；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还将继续“出口”其“过剩”储蓄。
一些人士认为，正是中国的储蓄问题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我将在第十二章深入探讨这一重要问题。全球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中国的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