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崛起为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力量是否意味着美国和欧洲的没落？这正是西方很多人所担心的。他们眼看着家乡的工厂关闭或者搬到中国。他们身上的衣服、看球赛的电视、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孩子手中的玩具、屁股底下的沙发，通通来自中国。很快将有一天，他们开的车也会是中国制造。不用太费力的联想即可相信，几年之后，他们干活的公司也会是中国人开的，甚至住的房子也可能是中国人盖的。改变总让人心烦意乱，尤其这改变来自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那里人们说的话比很多美国学生挂科的法语还难。这些人使劲琢磨，中国挤进世界经济大国之列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种忧虑并不是出于希望中国不要强大的愿望，也并非来自西方的种族主义，而是更多地出于人们经常听说的那些担心：担心丢掉手中的饭碗，没了养家糊口的门路。如果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那么美国和欧洲那些一直在工厂里上班的人去哪儿呢？难道都去钓鱼？
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向全球经济释放着一道道冲击波。随着制造业向亚洲和中国的迁移，数以万计的人要么怀揣换个行业找份新工作的愿望接受再培训，要么早早退休。对于美英那些依靠某一行业或某个企业而形成并存在的小城镇来说，一旦工厂不复存在，小城镇遭受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果这个工厂搬到了中国，很多人会认为是中国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美欧的政治人物屡屡表达他们的担忧，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靠抨击这个名噪一时。甚至连所在工厂没有倒闭的人们都受到了影响。随着数百万低端中国劳动力加入全球供应链，他们直接与西方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低端劳动力形成竞争。这也就意味着保住了饭碗的西方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被中国工人的竞争拉低了。看起来西方收入不平等的拉大，是中国崛起的结果。
本章专门研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是对美国就业、工资以及收入失衡的冲击。这一议题的最终结果将部分地决定未来几十年美国和欧洲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果中国果真是西方失业、收入失衡的原因，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迷之中，未来几年，很难说这一争辩将如何演进。但是随着本章的深入，你将会看到，近年来美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它与科学技术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美国发生的制度改变。本章的结尾，我们再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的制度改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想，其中的两条经验教训是，一是通过制度改变来解决失衡问题是有可能的，但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将受到利益集团的阻力；二是过犹不及，事情做得过了头也是危险的。
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的帮助，来辨明时常听到的关于中国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的言论的真伪。1991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因对贸易问题的卓越研究而获得了克拉克奖，2008年他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出版了数本大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著作，同时也转向包括经济地理在内的其他研究领域。近些年，他以在《纽约时报》上撰写笔锋犀利的专栏而著称，在那里，他很早以来就对前任布什政府发出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批评。另一位学者是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他是贸易政策和经济学的专家。
对华贸易让美国工人受伤？
美国工人失业是美国对华贸易的结果吗？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是一个政治味道很浓的问题。试想一下，假如你50出头，住在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汽车小镇，可最近不幸失业了。你的企业在大力节约成本以便同一家中国企业竞争，你听说中国生产的汽车马上就要卖到美国来了。
你在镇上的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干了大半辈子，是汽车制造流水线某一段上的好手，而且这辈子只会干这个。可你的这套技术在附近用不上，你也不可能搬到中国去。中国的汽车业正蓬勃发展，你原来公司的一些高级经理现在去了上海附近的一家汽车企业任职。他们和你一样不会说中国话，但好像中国企业想多学学管理汽车企业的经验。那里的工人有你的技术，但比你便宜得多。你现在懵了，不知道该干点啥。可能最后只好在当地的超市里干份兼职，工资和福利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这份工作简直连凑合都算不上。而且，你又听说，参加当地的再就业培训简直是浪费时间。或许你会不可避免地认为，和中国的贸易伤害了美国。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有很多人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想法。不仅美国，欧洲也有。
数据似乎验证着美国正在丢失制造业岗位的说法。从总数看，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年的1730万降低到1410万。与此同时，制造业在中国蓬勃兴起，创造了数百万就业岗位。
经济学家们老是说，贸易对任何一个参与国来说都是有利有弊。那么，对上面的美国汽车工人来说，损失是明显的。得到的利是什么呢？是美国卖产品给中国的企业可能创造了新的就业。过去几年中，美国对华出口增长很猛——增长势头甚至盖过了美国对华进口。创造出了谁的就业？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的工程师，精密工程仪器、农业风力涡轮发电机和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企业。美中贸易甚至还创造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工作，他们经手了中国企业在纽约证交所的IPO（首次公开发行）。
这些岗位的共同特点是，大多为高技术岗位，因此工资水平也很高。但同时，岗位数量也相对较少，大大少于工作要求简单、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岗位，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美国正在失去的轻工业就业岗位。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与中国开展的贸易对美国和欧洲造成了损害。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观念，也无关希望中国永远贫穷落后的阴暗想法，却与对未来几年自己饭碗的担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的政客只有获得所在地区选民的支持，才有可能赢得权力，因此，以民众饭碗的全力以赴的保护者现身，是有效的竞选策略。如果抨击中国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他们一定愿意这么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体人物，也抓住机会对中国左扑右咬，并且因此名噪一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经济学的，明白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而更富有责任感，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们一样需要选票。而且，因为对华贸易给美国创造出来的高薪岗位毕竟较少，这帮家伙不敢大声站出来，当然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在替中国说话。这就是政治——我们要特别小心，别对某个国会议员或CNN的嘉宾前两天说的什么反应太过强烈。相信我吧，他们明火执仗、唾沫横飞，骂同性恋，骂支持全民医疗者和拥护堕胎者，骂奥巴马。很多炮轰中国的人让炮轰他人成了有“钱”途的职业。我们可别跟他们嘴中喷出的垃圾较劲，万不可自行对号入座。
除对华贸易创造的高薪岗位外，美国还以其他方式受益。每个人都享受了进口商品的便宜价格。今天美国人买的电视、衣服和玩具比美国货要便宜得多，而且可以有很多选择。这跟汽车的情形是一样的。人人皆知日本车比底特律的车安全性能好，价格更便宜，因此进口日本车明显会令美国消费者受益，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节能、样式风格和质量方面更胜一筹。有一天中国车也会达到这样的层次——尽管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对美国较低收入群体而言尤其重要，他们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花在吃、穿和家用电器上。由于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价格便宜，这些家庭的购买力得以提高。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不幸的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帮助。从未听到有人说“感谢你，中国！让我们的电视便宜八成！”。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为什么？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国会议员站在无形的消费者一边的动机要大大弱于站在他所在选区那几千名企业面临倒闭威胁的企业主的动机。这就是政治。
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贸易？
让这场争论继续深入之前，有必要花几分钟时间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国际贸易。因为经济学家精通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不像大多数人往往以本能思考问题。
从最基本的内容开始。一国开展国际贸易，需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至少在贸易之初是如此。这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合乎别人的利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具备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的天然条件。这不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口多，而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多于资本。资本是资金、技术和其他能够产生收入的原材料的总和。在当今的中国，与劳动力比起来，资本仍然稀缺，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增加了很多。对一国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的，不是人口、资本或其他资源的绝对数量，而是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其他资产的相对数量。这其中的关键不是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数量。
这一点会产生几个后果。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向世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收益，是因为产品比别人便宜。其实不然，中国之所以受益于对外贸易，是因为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中国来说，雇用1万人制作成衣，要优于购置昂贵的能够节省人力的高级设备、雇用1千人生产同样的成衣，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相对多于资本，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也就意味着使用大量低端劳动力生产成衣，会比使用大量资本（机器或高端劳动力）获得更高收益。也就是能够获得更多利润，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相对数量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对它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用好这些资本和技术，而非设立工厂雇用很多劳动力。
这就是18世纪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时至今日，该理论仍为最重要，但并非显而易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说其非显而易见，是因为大多数人误解了这一理论。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出口多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多，那他就没有读懂李嘉图的理论。
这一理论还有一个精辟的结论。即任何一个与别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只要它的贸易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它就能从贸易中受益。之所以说任何一个国家，因为贸易可以使得一个国家的资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配置。因此，当一国开展贸易时，它所生产的产品收益超过所需成本的差额应该总在扩大。换而言之，贸易可以促使资源的更有效利用。
出口多的国家通常进口也多——仔细想想，这话是有道理的。假设你出口具备生产优势的产品，将资源（有效率地）洒向这些出口企业，你就需要进口自己不生产的产品。进口对你是有好处的，因为买比自己生产更有效率。由此也引出了另一条经济学真理，这一条也是有时候人们很难相信的，即进口比出口要好得多。
这一观点颠覆了大多数人脑海中的一贯印象。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不论是英国的、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似乎都相信，出口行业越红火，这个国家干得越好。这个观点貌似正确，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出口创造的就业。很多政治人物也几乎将进口视为某种失败。事实上，他们从不高调地宣布我们的进口增长多少多少。“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生产？”他们似乎总在这么想，这样我们不就能赚钱了吗。
所以，经济学家吃错了药？竟然说进口很重要？嗯，原理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进口很多，说明你更有可能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资源。假设你的国家资本相对稀缺，你从其他擅长生产某一设备的国家进口一台设备需要5美元，自己建厂生产这种设备则每一台需要花费10美元。如果选择进口，那么可将省下来的5美元用于投资你做起来更有效率的行业。然后，通过出口所生产的产品，赚回利润，再投资于你比贸易伙伴更擅长的行业。这就是比较优势的魔力所在，也是出口并不总是像你预想的那么好的原因。
这一认识抨击了树立贸易壁垒阻碍进口的做法。我们的经济学家朗声断言，进口是个好东西。对进口征税只会令自身经济的成本上升。怪不得一位经济学大师说贸易战争从来都没有任何意义，等同于向自己的港口投掷石头，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就是通常的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当然，这一观点也有批评者，我们在第三章见到的批评者之一丹尼·罗德里克，传统贸易理论的最聪明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发挥比较优势对于国家的发展是不够的——应该做的是创造比较优势。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贸易理论的基本内容，即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开展贸易。他们相信，从中国进口东西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需要对将过分地鼓励出口当作一项经济政策的做法保持谨慎。一些政治人物也宣称，贸易能够创造更多就业。这一说法并没有很多证据。大多数研究似乎表明，贸易能够为经济中某些领域创造就业，同时也毁掉了另一些行业的就业。比如在上述美国对华贸易的例子中，可能创造出了航空业的就业，但减少了汽车制造业的就业。大多数经济数据认为，最终的净效益可能接近于零。记住这一点很重要。贸易的另外一个冲击体现在工资方面。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也有分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与中国等国家开展贸易对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的拉低幅度大于对高端劳动力的拉低幅度。部分经济学家不同意这一结论，认为其他因素，如教育背景、技术、税收政策在决定工资趋势方面比贸易因素重要得多。现在，我们进入这一争辩中，看看谁对谁错。
贸易是否拖累了部分工人的工资？
问题是，贸易如何对工资产生影响？由于搬迁到中国，原本在美国本土的企业关门，企业集体失业的新闻夺人眼球，但毕竟很久才可能发生一回。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就业者的工资是否具有更普遍、更不易被察觉的影响呢？
简单地说，中国一加入全球制造业经济，就使得全球劳动力市场上一下子增加了很多低端劳动力。生产线上的男男女女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在流水线上粘粘贴贴、涂涂拧拧。由于新增了大量低端劳动力，从理论上说，应该拉低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这类劳动力的价格。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更加富裕，他们从美国进口飞机、精密仪器和软件。因此，在美国和其他制造业发达的地方，对高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对高技术人才的新增需求推高了高端劳动力的价格。
因此，简单地说，当美国与中国开展贸易，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美国高端劳动力来说应该是下降的。而在中国，所发生的事可能恰恰相反：低端劳动力（他们的产出突然之间得到了大量有钱的消费者）的工资水平相对于高端劳动力上升。记住，这里我们说的是相对工资，而不是绝对工资。随着经济大势起起落落，工资水平自然有涨有跌。从长期来看，假定劳动生产率按照一定的速度提高，工资水平应该普遍提高。理论上说，只要劳动生产率有增长，不论贸易状况怎么样，包括低端劳动力在内所有工资水平都将提高。当一个国家同中国或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时，不一定会带来低端劳动力实际工资的降低。这里我们考虑的是低端和高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自然也直接关系到收入差距。与中国的贸易会拉大美国的收入差距吗？
这种由贸易导致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大大慢于高端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的效应，被经济学家称为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 Samuelson Effect)。我们需要解释这一理论成立的一个假设，即何谓高端劳动力？一个高端劳动力等于一个低端劳动力加上资本吗？实际上，低端劳动力提高技术的唯一手段是通过教育和技术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而教育需要资源。一般说来，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更有机会使更多人接受相对较高的教育水平。这就是美国和英国高端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的原因。人力资本是资本，当这些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发挥比较优势是明智的。
最初同外部世界开展贸易时，中国只能生产非常简单的服装和塑料玩具。这类制造业需要大量低端劳动力，只需少量资本购买非常简单的工具即可，出口这类商品显然十分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中国从中获得巨大收益。企业主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工人的薪酬得以增加，尽管工作十分辛苦，很多工作场所的劳动保护状况依然堪忧。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开始有了资本积累。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中国的商人们开始有机会用更多资本购置更多机器设备，他们开始有了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产品的想法。大量人手是仍然需要的（想想电脑装配线），但也需要大量资本。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资本获得了很多补贴。换句话说，便宜的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优惠的税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相对成本在下降。
最终，丰厚的人口红利开始消失，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成本开始上升。这种情况发生在2003/2004年，广东和国内其他出口地区的实际工资开始上升。随着工资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的成本也在上升。政府提高劳动者社保待遇的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社保缴费等也推高了实际工资。所有这些导致一些地方劳动力成本几乎上升到与资金成本相等的水平。这是深圳等地一些企业宁愿花大价钱投资昂贵的设备，节省上千甚至更多劳动力的原因。2007年我在深圳出口企业调研时，那里的企业主不无得意地向我展示新买的能干几百个人的活儿的设备。他们觉得，由于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不止薪酬，还有2003年以来工人跳槽增多导致的管理成本上升，还是投资资本密集型的设备更划算。这是个巨大的转变，它提醒人们，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活动向资本密集型转变。
但是，也许中国仍然处于这一转变的最初阶段。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中国仍然有大量人口，今天，劳动力的相对数量仍然超过资本。很多遵循这一事实发展的企业仍会成功，即使它们不高调，不着意吸引媒体眼球。2008年在温州，一个生产打火机的企业老总骄傲地告诉我，他以生产打火机为荣，压根儿没想过什么“升级”。为什么要改变呢——他的厂子里那么多人为他干活，放眼世界，谁与争锋？他对地方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最低工资、税费等政策工具推动产业升级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增加更多资本积累。实际工资的绝对额将会上升，原因是人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在不断增加，因此生产能力也相应提高。从事资本密集型生产的企业数目会增多，中国将出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总的来说，这是好事。我们不应对制造业转移到印度、越南或者非洲感到担心。或者说，我们不应担心适当的时候制造业发生的地域转移。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那一天，意味着中国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本和劳动力，生产活动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说存在什么危险的话，或者说在全球经济爆发危机之前存在危险的话，那就是决策者鼓励产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的愿望和行动太过迫切。这种激励可通过减税等方式进行。产业升级看起来很美，人们都喜欢“高科技”，但一个大问题是，过快追求产业升级会抑制就业岗位的产生。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的重要资源——劳动力的浪费，而且冒着造成结构性失业的风险。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产业升级推进过快呢？需要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是否实现了充分就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需要对促进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型的一部分激励措施进行反思，并将目光放回到创造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无疑，成功把握这一过程的节奏是非常困难的。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美国和欧洲，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对这些万里之外地方的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一个贸易难题
现在想来或许会觉得奇怪，但在20年前，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为什么美国的工资水平没有受到二战以后贸易大幅扩张的影响。克鲁格曼是这一领域的翘楚，他以优雅清新的笔触阐释了为什么一般贸易理论不能正确解释当时发生的事。他解释说，“产业内”贸易是关键，也就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贸易。
直到20世纪80年代，产业内贸易在美国贸易中占据主流，因为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大多同其他发达国家进行，企业间的贸易基本在产业内进行，彼此相互买卖配件和原材料，这就是产业内贸易。当某美国企业与某欧洲企业开展贸易时，它们贸易的产品通常出自同一行业。这一贸易并不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为欧洲和美国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出于其他原因。
它们之间仍然进行大量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文化结构。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一旦某一对外贸易活跃的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它将比其他地域的条件与其相当但缺乏经济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位于其他地域的类似企业可能不仅输在国外市场上，同时也输在国内，意味着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倒闭。也就是说，二战以后，贸易不再由比较贸易理论驱动。
克鲁格曼创建了一个模型，显示当产业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占据主导时，收入再分配受限。“International trade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Reconsideration”，1979，换言之，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高端劳动力不再下降。事实上，克鲁格曼发现，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贸易双方的劳动力都能获得较高工资，没有哪一方的工资相对哪一方下降。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
克鲁格曼相信，近3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极大增加——2006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尽管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给其他国家制造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同样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
所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同时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额扩大，传统贸易理论就应该能发挥作用了，美国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相应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有问题的。看看美国从中国手中实际买了什么，你会惊奇地见到高科技产品，大部分是电脑、Ipod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在这里请记住丹尼·罗德里克的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相类似。当然，中国出口中还有大量的服装、玩具和简单的塑料制品，但是，外部世界对华进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对提高了。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预言的。中国本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中国显然不再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始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怎么还在下降？
克鲁格曼透过对相关产业内部的透视，解决了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他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认为中国可能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供应链中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小环境中。这一行业的企业在最后的装配中使用中国劳动力，将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作留给上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或美国。他指出，例如半导体行业中，晶圆（指硅半导体积体电路制作所用的硅晶片）生产厂家基本上仍然位于发达国家，而更为劳动密集型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芯片生产则在中国等地完成。电视、Ipod等行业也莫不如此。其结果是，鉴于中国在很多行业的产业链中所做的只是提供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便宜的装配地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对于美欧劳动力的工资应该没有产生大的冲击。
但是，由于中国同时也在开发中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汽车配件），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工资吗？
细看美国工资
这里我们请出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他对美国工资数据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观察。Blue Collar Blues，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ownload able from <a href="http://www.iie.com" target="_blank">www.iie.com</a>，他发现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指经过物价因素调整之后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根本没有增长。2000～2006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实际工资增速只有2.1%。对蓝领工人来说，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缓慢的工资增速的延续。相形之下，对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个新现象——1980～200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获得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劳动力，即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更快。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根据同样的数据判断，几乎所有劳动力的生产率都在提高。理论上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力应得到更多的工资。因此，有一些事情不是简单相加那么简单。生产率普遍提升，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工资增长？该谴责中国吗？
劳伦斯没看出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但在此期间，美中贸易增长非常缓慢，双边贸易规模仍然很小。劳伦斯等人反复咀嚼数据，发现这10年美国收入差距拉大另有原因：技术创新。换而言之，那些懂得操作机器设备，尤其是会操作电脑，以及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比如医生、律师、会计师或者经济学家），其收入高过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这是It革命发生以来美国的结构性变化驱动的。劳伦斯等人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收入失衡扩大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中贸易开始兴盛，劳伦斯发现美国收入失衡的增长速度实际上放慢了很多。20世纪90年代，零售行业工资水平非常低，但零售业是服务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工资增速降低不是贸易引起的，进一步说就不是由中国直接造成的。事实上，在这10年间，很多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大幅下降（如贸易理论预测），但没有同时发生与进口竞争行业工资水平的下降。
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工资增速迅速放缓。劳伦斯的研究发现，即使在这一时期，工资减速也不应谴责中国。这一时期的数据显示，一般说来，工资收入差异中仅有10%～20%是由贸易引起的。
理解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观察进口类型。如果某种进口商品在美国制造，会产生高收入的岗位，还是低收入的岗位？理论上说，美国应该进口低端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如果这样做的话，意味着美国的低端劳动力将失去工作，进而拉大收入差距。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低收入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他们的（人力）资本不高。但是，劳伦斯发现，总体看来，美国进口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工资高于美国国内同行。
乍一听来有点费解。但如果你还记得克鲁格曼早期所做的工作，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一贸易是由专业化而不是比较优势推动的。企业从相似国家的同类企业买入配件。这意味着美国贸易扩张整体上不太可能对相对工资产生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对华贸易当然是不同的，劳伦斯发现，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包含的工资水平很低，因而意味着可以替代美国低收入劳动力。这又会引起一些问题，因为中国更有可能影响的是美国的低收入行业，这些行业在价值链中恰好位于它们上方。但劳伦斯还发现，工资含量迅速上升，就是说进口变得更加复杂了。同样，原因可能是中国越来越成为复杂产品的最终装配站。
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劳伦斯认为，贸易也不是工资趋势背后的主要因素。其他经济学家也发现，对华贸易对美国工资水平产生的效应是有限的。简言之，结论是，即使从模型上看贸易影响工资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在实践中这一影响非常小。
因此，如果美国收入分化加大不能归罪于不断扩大的对华及其他国家贸易，那原因是什么呢？劳伦斯希望对三个不同的理论加以验证。第一个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因为所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他猜测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获得的收入水平或许会较高，只具有高中学历的人可能不会挣到高工资。经济学家普遍认同，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具备的生产率越高，因而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我敢说绝大多数中国家长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但在很多其他文化中，包括我自己的文化在内，似乎还不十分理解这一点）。第二个理论是，劳伦斯假定，收入最高的那部分劳动力赚走所有的钱，普通劳动力成为输家。第三个理论是，大多数利润进入了资本家（企业主）的腰包，工人成为输家（信奉马克思的朋友应该认为这是问题所在）。
经过对数据的多重分析和比较，劳伦斯发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三个理论。资本家分得了收入蛋糕中最大的一块。我们不妨花一丁点儿时间解释其背后的理论。当一个经济体扩大时，它会创造出收入。GDP规模可以通过核算该经济体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来衡量。但是当然，个人和企业因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而获得报酬，因此，GDP也是个人和企业（以及政府）得到的收入总额。收入对工人来说是工资，对企业来说是利润，对政府而言当然是税收。
1970～1999年间，在美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总收入中，美国工人获得了其中的66%。并且这一比例在此期间内非常稳定，即便美国对外贸易增长迅猛。2000～2006年间，该比率降至63.9%，比长期以来的平均水平下降1.6个百分点。听上去降幅不大，但这一比率几乎未曾变动过，因此，任何一点的变动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是巨大的。2006～2008年间，企业利润占美国GDP的比重为自1929年以来最高。也就是说，伴随强劲的增长而来的收益更多地流向企业和企业主，而分给在工厂里、办公桌旁干活的人的部分少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企业主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多于工人所得。但对于位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稍候我们将解释原因；而对于美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并不一定要如此）。
美国工资步履蹒跚的真正原因：国内政策
因此，如果说资本所有者从美国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润高于工人的劳动报酬，原因是什么呢？一个解释可能在于金融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领域见证了迅猛的增长并创造了巨大利润。今天，众所周知金融业是个高收入行业。但是即便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工资水平高，数据显示，最近几年金融行业劳动力薪酬占总收入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与此同时，银行利润呈爆炸式增长。这可能会影响整体经济和所有数据。讽刺的是，近几个月一些金融机构创造的“利润”被证明是镜中花水中月，部分金融机构接近破产（消灭股东的财富），有的必须由政府出手相救（消灭纳税人的财富）。
或许，像劳伦斯所指出的，这些是周期性的循环。在经济周期的初级，资本分得的收入比率通常位于很高水平。之后，随着经济周期趋向成熟（在放缓之前）工资开始上升，劳动力得到的收入比率上升。2001～2006年，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因此这一因素产生了影响。低利率（是资本的利好）也帮助企业获得利润。
但克鲁格曼的眼睛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他采用历史的长视角，着眼于税收和其他社会政策。他讲述的故事非常值得在这里复述，因为他向我们描绘了两百年来美国走过的大部分道路——或许也遥望到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稍后我还会再提到，美国走过的道路，对于中国今天重塑社会和经济秩序，并在2010年代建立“大同时代”，不失借鉴意义。
还是先回到美国。一战的疮痍过后，20世纪20年代美国迎来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时期。随着经济繁荣，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资本家的财富开始形成。工资水平上升，但资本家利润的增长速度更快，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紧张浮现。不足为奇，人们常常拿这个时代的美国与近些年来的中国相对照。那是一个不平等的时代。繁荣随着30年代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高失业戛然而止。大萧条也将富兰克林·罗斯福送上总统的宝座。罗斯福随后颁布新政，政府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经济中去。他被很多商业界人士视为危险的社会主义分子（有点像今天很多人看待奥巴马）。但事实上，他为资本主义建立了比他的任何前任的梦想都走得更远、更为持续的资本主义模式。引进医疗失业保险制度，确保劳动者在面对不幸时处于适宜的庇护之下。罗斯福还引进了大量的工商业规则——兼并、资本市场和环保。以现在的眼光回望，这些正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东西。记住，很多美国人曾经强烈抵制创建联邦政府和美联储，认为它们会干预最基本的自由。时至今日，很多美国右翼人士仍将罗斯福新政视为对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违背，他们认为后一种模式才是美国应该坚持的，荣枯兴衰是自然规律，政府不应该干预。
罗斯福当政期间，工会队伍壮大。1930年，美国非农就业者中10%加入了工会，到1945年上升至33%。随后二战爆发，政府实施长期的工资管制——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增幅超过他们的老板。这些情况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一个高中学历的男性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工资与今天的一样。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延续并巩固了新政纲领。这些政策强化了社会保障和福利，使政府加大对贫困群体的关爱和对商业的监管力度，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上述目的。这是20世纪美国的黄金年代。经过20年代和30年代痛楚的两极分化时代，美国的大同时代出现了。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税收的再分配作用以及新政的其他方面都达成了共识。然而，到了80年代，新政保护之下的法律和政策架构开始动摇甚至破碎。70年代，由财政保守主义者、福音派基督徒、外交社会政策的新保守派、商业精英和南方白人组成的一群人掌控了共和党，进而掌控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共和党还是相当的自由派，或者说非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期1969～1974年）竞选时像个保守主义者，上任后却宣布增税，引进环保法规，尝试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所有这些作为都会被今天保守派政治人物视为“自由派”而不屑一顾。80年代保守主义运动终于发现了其价值观的推行者——颇有人缘的里根（任期1981～1989年）。里根政府宣布减税，尤其是为高收入者减税，缩减社会福利计划，削弱工会的力量。这是真正的保守派纲领。经过老布什（他提高了税率）和克林顿（他终归未能纠正多少里根的作为）时期的短暂调整停顿后，小布什上台，继续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无视环境问题，彻头彻尾地像一个激进保护主义者那样行事，尤其是在社会政策和外交方面。
拜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策所赐，今日美国的收入平等状况要逊色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所实现的，是收入分配方式的相对永久的改变。收入差距因而拉大。大公司的CEO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大幅提高了自己的收入。70年代美国CEO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
而且，由于税收规则的变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小布什时期以来，富人得以将更多财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当然还有州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这也是当今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此举造成财富于几代人间聚集在富裕阶层，从而维持着不平等局面。这意味着富爸爸的孩子比穷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干得好，相当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大。
里根减税，老布什和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再减税，收入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税率水平上，也渗透进文化中。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资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以多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你的孩子强过你的可能性）低于欧洲。在美国，孩子能否进一所好学校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财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来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让一个贫困家庭里出来的黑人成为总统的魔力，也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正面临威胁。
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术革新、移民或者与中国或随便哪个国家的贸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欧洲也一样和中国开展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技术革新，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鲁格曼的对策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规划中，医疗是中心，因为他相信医疗保障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
构建医疗体系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想必中国的领导人在这几年重建医疗体系的辛碌中对此深有体会。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改进建议。想必这是中国感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之有着惊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贵，低收入者求医都很难，体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美国纳税人只有到65岁以后，才能进入医疗补助（Medicaid）项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其他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医保计划，那些没工作或没钱购买保险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很可能过着不够健康的生活（健康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要向私人医保机构缴纳较高的保费。
紧急情况下，医院有义务对每一个人实施救护和治疗，但仅限于紧急情况，在美国一些城市，流传着医院付钱给救护车，让他们不要把没钱治病的病人拉到医院的骇人传闻。一旦不幸发生疾病，无医保者必须支付一大笔钱。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失业是巨大的麻烦的原因——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医保，而且可能丢掉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并且，由于相关费用上升，雇主也在不断压缩雇员的医疗保险支出。1950年医疗保健支出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2005年上升为16%。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医疗保障。
缺乏普遍覆盖的医保，使得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显得十分另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府以税收或保险承担大部分的医保费用。具体提供医疗服务的既有公立医疗机构也有私人机构。也有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做法，即政府既以税收支付医保，也提供医疗服务。采用后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国，被称为“全国健康服务”（National h Service，以下简称NhS）。身为一名英国人，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诊所或者医院享受免费诊疗。全国范围内NhS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差距很大，存在多种不同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就医（住院）等候时间过长广受诟病。自1997年以来，工党政府加大了对NhS的资金投入，大幅提高医护人员薪酬，但很多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明显改善。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在医疗保险税之外仍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这样在发生疾病的时候，通常可以得到比NhS系统快得多的治疗。
尽管也存在很多弊端（NhS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出现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在于，任何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够得到一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再者，这一保障不与是否就业挂钩，也无关你所在的公司是否是医疗服务机构的会员，也不在乎你是否为英国居民。这是英国社会倡导并培育机会均等理念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无论你生在何种家庭，都有机会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这一体系的很多批评者认为，由政府来运作医疗体系必然导致效率低下。某些美国右翼势力以“社会主义化的医疗”来抨击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确，英国和其他政府参与的医疗体系显然存在官僚化的弊端。但是，在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人均医疗支出为全世界最高——2004年达到人均6100美元，远高于欧洲。各类医疗服务机构在利益驱动下的竞争意味着医疗费用会被降低。但美国医疗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行政成本。医疗服务机构要向会员提出上百个问题，尤其是会员不得不接受治疗时，通过无比复杂的审核程序确认哪些费用可以赔付，哪些药品、哪些医院不在赔付之列。审核的烦琐程度足以让每个人在这一大堆表格前崩溃，也给上千名审查这些表格的人带来了巨量的案头工作。此外还有广告、销售成本，这些都加大了成本。
如果这些还不算什么，那么还有更糟的，美国医疗服务体系在质量方面的很多衡量指标都不佳。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该体系不鼓励数百万无医保者在身体不适时就医。在中国也有这种情况。病了不敢上医院，因为太贵了。一直拖到实在扛不住才去医院，花的钱也更多。如果得的是传染病，病人又扛着不去医院，那就会产生公共卫生问题。
以上只是一些很笼统宽泛的描述。美国的医疗制度十分复杂，涉及很多难题。政府出钱的话，如何制定药品价格？当然应该定低些。但是，医药公司怎么赚取足够的利润支持新的研发？医生的薪酬怎么支付？是否与业绩挂钩，他们的业绩又该怎样衡量？如果靠国家财政给医院拨款，没有市场竞争，又怎么保障医疗服务质量？这些问题是中国的决策者也必须予以回答的，确实非常棘手。
具体到美国。克鲁格曼认为理想的模式可以是拓展医疗补助，使其覆盖每一个人。当然，这需要税收收入大幅增加，他认为很难实现。因此，他提出了如下更具操作性的建议：
第一，增加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使他们能够自己购买医疗保险。
第二，通过将保费与投保人所居住的社区相挂钩，而不是与个人挂钩，阻止保险公司设定过高的医疗保险费用。
第三，迫使人人购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杜绝搭便车者。
第四，在自愿的基础上，向所有人开放医疗保险项目。因为政府在提供医疗保险方面更有效率，这样的话私人的医疗保险机构将逐渐边缘化。
奥巴马政府自然正在忙着做这些事。就在本章写作的2009年5月，美国政府里的一部分人正在忙着制订一个计划，帮助每一个人得到某种形式的医疗保险。祝他们好运！作为一个英国人，我知道这将是脱胎换骨的成就。未来的中国也会这样。
在克鲁格曼眼中，医保是美国民主党的重要的战略性议题。如果自由派能够证明，政府能够给出务实、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比私人部门更高明的办法，他们就可以对私人部门才能够最好地满足生命的各种需求的说法予以有力地回击。换而言之，在美国的意识形态的辩论中，医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奥巴马能够实现全民医保，将为他迎来巨大的胜利，可以弥补其他很多方面没有实现预期目标的失败。“社会化”这个字眼将不再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本章的开头，我们提出中国是否是造成美国收入失衡拉大的原因这样一个问题。很多证据表明，其他一些因素，包括技术创新、知识和技术获得的溢价、税收法规的改变以及企业为员工负担的医保缴费的逐步下降，才是原因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这几年来的经验一无是处。中国可以从中学到什么？我看到了以下四点教训。
第一点，成功的制度改革，能够重建它们所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即便如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也能够重新对制度进行改革。不要以为今天的美国经济与它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甚至80年代时一样。资本主义也能发生变化。无疑，今天你在美国看到的资本主义与你在其他国家看到的资本主义也不一样。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形式，这与制度有关。正如我们在第八章中所了解到的——制度也可以被改变。但这种改革并非易事，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努力，需要不同政府部门间大量的协调，需要公众的支持，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关乎政治的全部。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拉大，但这不太可能是因为同中国的贸易造成的。而且，今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与中国面临的收入不平等也不一样（这一问题我们已在第五章讨论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今天，中国那样的经济体会像20世纪初的美国那般增长，经历更大的收入不平等。这是农业中富余的大量劳动力被工业吸收后自然发生的。由此，劳动力的大量供应保持了工资水平的稳定。但与此同时，稀缺资本的占有者的投资利润在上升。这样的动态预计将出现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但这并不等于政府就不能有所作为，降低负面效应。政府可以做到。
但美国的情况不一样。在今天的美国——未来的中国——制度是起作用的。简单地说，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具体到本章的话题，就是税收、社保福利、工会以及金融市场等行业监管的游戏规则。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是制度改革帮助加速扭转不平等状况。那时创立起来的制度一直沿用到70年代末。从80年代开始，这套制度中的一些关键部分发生了改变：对富人征收的税收降低，社会福利裹步不前，企业对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的支付日益有限。导致这种情况的是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少的政府支持，而付出的代价似乎是收入差距的拉大。
当然不幸的是，不平等会一直伴随我们。包括宣扬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内，没有一个试图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真正实现了平等——精英们总是更有权势，过着好于大众的生活。缺乏任何一种民主的方式除去精英阶层，意味着没有办法改善这一体系。
但是，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们来说，问题是哪里才是分界线，来明确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可以划线的一个不错的地方，是保卫机会的平等。每个人在生命起航之初能够得到同样的机会吗？孩子们有同样的受教育机会吗？每个人的健康是否都受到社会保健网的呵护？出生地点是否决定着生命的发展机会？我相信在一个公平健全的社会里，大多数人享受着平等的机会。一旦这一点有了保障，再来谈竞争：祝愿那些最勤奋、有天分、有创意、有雄心、有筹划的人，得到回报。但是，竞争得是公平的。
就今天的美国而言，大量证据表明，机会的平等已经失去。如上所言，你的出生地点和你父母的收入越来越多地决定着你可以上哪所学校，可以享受那种水准的医疗，成年后可以赚到怎样的薪酬。
如果美国现任政府能够做到全民医保，恢复对金融服务行业更高水平的监管，将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提高到克林顿时期的水平，过去20年来所造成的创伤中的一部分就能够被抚平。这是奥巴马总统的使命——他对什么处于危险之中有着敏锐的了解。在2009年5月，他显然没有失去雄心，但需要面对国内外的种种危机。挑战是巨大的。保守派指责他插手太多，他们说他应该干的只是修补经济，但他什么都想做。保守派当然会这么做，他们惧怕奥巴马对美国的制度进行再平衡改造。我们拭目以待。
美国经验中可以汲取的第二点，我想在于，在美国能起作用的力量，也有望在中国发挥作用。随着中国的逐步强大，需要作出大量的至关重要的抉择，它们将定义中国兴起的市场经济的类型。显然，今天的中国在机会平等方面仍存在巨大的不足。出生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一个人的健康、教育和收入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点不是绝对的，但仍相当普遍。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普通人得到的机会增加。但同时，制度没有跟上市场的步伐，意味着很多人掉进了制度的洞里。
中国政府在扩大内需、振兴经济的规划中，将医疗置于重中之重。承诺实现全民医保，政府提供免费基本医保。同时，近几年中央政府推进全面义务教育和劳动者权利保护。这些无疑是重要的措施，但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还要做很多工作，并且这一方面的进展较为缓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全国范围内教育质量仍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城乡之间差别很大。税收体系仍然不能识别富人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资本升值、房地产还是股票或公司资产，这些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不收税的。目前也不开征房地产税，未来某一时点也许会有。资源税税率仍然很低——相当于公共财富的私有化。恰恰相反，税收负担落在挣工资的大多数人身上。
同样重要的是，政府税收约占GDP的20%，而非税收入所占比率达GDP的5%～10%。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笔财富相对很大，政府用这笔钱所能提供的收益仍不清楚。太多情况下，经济或社会政策出现问题的对策是扩张政府，而不是压缩其规模。中小企业缺乏融资渠道？好，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政府运作的补贴基金。突然之间，中小企业不得不走门路跑关系乞求获得补贴。允许真正的小型私人银行开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可以是更好的对策，但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做法。
税收收入中很少的比率投入医保，结果社保负担基本上落在企业和员工身上。农民工仍然缺乏动力参加社保，因为当他们像候鸟般迁徙时，带不走缴纳的保费。简短地说，这几年中国民生领域发生的变化不像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样彻底。但中国也未曾面临真正的危机，这意味推动真正的变革的难度更大。如果这些改革的努力能够持续地稳步推进，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将会得以重塑。中国发生的变化像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一样，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这一结果并不十分确定——进展过于缓慢，并且走走停停。
第三点教训是，自由派纲领可能走得过远。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加深时，有可能产生很大浪费。税收滚滚时政府容易掠夺成性，商业可能面临过多监管。理论上说，如果政府从努力保证机会的平等转变为努力保证结果的平等，问题就来了。
这一点在近几十年的欧洲表现出来。工会势力过分强大时，经济会降至冰点。如果工会能够迫使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就业，企业就会被折腾得够呛，进而连累经济。20世纪70年代工会运动闹腾得英国经济几近停顿：电力企业、煤矿闹罢工，其他行业工人加入罢工队伍以示声援，英国经济瘫痪。今天的法国经济亦受类似原因困扰，工人罢工抗议慷慨的福利国家发生改变。这样的福利国家要求你付出一生收入的80%，以便你在万一被老板炒鱿鱼的一两年里得到保障。这无疑是非常慷慨的福利，企业也因此不太敢雇人。万一请来一位不干活的大爷，或者发现他不能胜任工作，你还不得不承担这些成本，那谁还敢轻易雇人？如果对高收入者征税过高（部分国家曾出现过的90%的边际税率，实在是高到离谱），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必须存在成功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长非常辉煌。另外，克鲁格曼忽视了政府干预过多、工会势力过强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对美国经济过去30年表现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给予应有的肯定。
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走出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寻求将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适宜的解决机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适当的契合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机会的平等和健康的竞争。当然，说来容易，魔鬼在细节里。要想真正理解如何保持适当的平衡，需要成为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的专家。要知道哪些政策起作用哪些不管用，以及如何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拿捏好分寸，你需要的答案得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大画面。这是当前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做的——得到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技术性答案。在美国，他们还在为一些“大”问题掐架。美国的左派（很多人心目中以奥巴马为代表）在欧洲人看来是理性的。一些美国右翼人物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基本是疯子。但即使在美国，很多出色的政策作业也是由分析家们完成的，他们在政治的中心研究如何进行社保改革、教育改革，怎样最大程度地改善失业救助体系。
在中国也一样，公共政策具有越来越强的技术性，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小而具体。这是好事。似乎中间偏左的路线是最佳经济发展的道路的共识已逐步达成。这里面也包含了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竞争的元素。多数城里人看来赞成实施农村免费教育和全面医保，以及提高工作场所安全和社保的努力措施。这些领域的真正分歧在于何为实施这些政策的最佳方式。《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力权利方面是不是有一丁点儿过头？也许吧——但我们需要谈论劳动赔偿的细节，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员工可以被解雇，才得以接近辩论的要点。真正的左派在当今的中国是很边缘的一股力量，与真正的右派一样，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大多数人意识到回到过去那样由国家掌管一切，或官僚体系膨胀失控是危险的。切实履行中左路线是更重要的，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尤此也引出第四点教训。
留给中国的第四点教训是，进步的中左政策会招致争议和批评，尤其是这些政策要面对从现行制度中享受财富和影响力的势力稳固的商业阶层。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当时美国正经历改变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企业界很多人支持胡佛总统对待危机的不作为、不干预政策。他们对罗斯福所做的一切胆战心惊，予以猛烈的抵制，称罗斯福为共产主义者。甚至时至今日，很多右翼人物仍然认为，新政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延长了美国陷于衰退的时间。这一段历史与今日的相似显而易见。今天美国的一些右翼憎恨奥巴马，诅咒他失败。
在今日之中国，存在一股很多人深感兴趣，但很少有人完全明白的影响政策的力量，即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谈论利益集团，但对于它们具有的影响力，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掌控巨大财富的房地产行业有能力影响政策决策。但从2007年中央政府实施为经济降温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来，这一行业经历的痛苦挣扎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在地方一级，房地产企业的力量往往十分强大。另一类利益集团由一部分官员构成，他们依托职务建立起了庞大的能量和财富。中央政府数次试图压缩地方政府规模以节省行政开支，但由于地方对失业等的担忧，这一努力并不总能奏效。
未来10年中国版新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府能否制订出具体详尽、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及能否穿越特殊利益集团布下的重重迷雾。只有那样，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也只有在那时，世人将看到，中国改革制度的能力可以和美国媲美。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