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没关系。如果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吧。但如果你猜错了，不管怎样，你就只会说一些消极的东西。但什么时候做出改变都为时不晚，你知道的，要注重积极的东西。”

    “那样说或许更准确。”他伸手去拿文件盒，“好吧，随时都可以顺便过来看看我。这一直都是让人感到高兴的事。”

    “就在刚才。”

    “肯森遇到麻烦了吗？”

    格里斯基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对你来说真是太好了。”他调侃式地耸了耸肩，“嗯，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指控马卡姆的谋杀案，我敢肯定你的委托人仅仅就医疗责任事故这一点来讲，就需要找一位律师。除此之外……”格里斯基的眼睛向门的方向扫了一眼——门是关着的。他回过头来对哈迪继续说：“我猜他告诉过你，他有作案的动机。”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又把答案说了出来，“他也是最后一个与那家人待在一起的人。”

    在哈迪看来，在他们交往的八年时间内，这位老人的身高萎缩了三到四英寸，体重却增加了十五磅。他疏而长的白发都可以编成辫子了。如果他让自己的眉毛继续生长而不修剪的话，也可以编成辫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不注重穿衣打扮的人——“陪审团不信任衣着光鲜的人”——他偏爱棕色的套装，很多都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不管它们是否合身。他也从不把它们送去熨烫。他经常抽或者说是叼着雪茄，而且每天在办公室至少喝上一瓶葡萄酒，午饭时可能又会喝上一瓶，晚饭时也这样。他从不锻炼身体，手上和脸上布满了紫色的老年斑。今天，他衣服领口处的脖子现出了一圈斑斑的血迹，这肯定是他剃须时弄的。看着他，哈迪想到，他才是最快乐的人，而且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健康的人。

    哈迪在杰克曼办公室外间的门口停下了脚步。特雷娅一边在电话上对某人连连说着“好的，先生”，一边向哈迪打招呼式地笑了笑，伸出一个手指头，示意他“稍等片刻”。哈迪进门走了过去，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随后坐在杰克曼房门边的椅子上等候。特雷娅用她那抑扬顿挫、职业化的腔调继续得体地回答着，但在做出这些回答的间隙还不时俏皮地骨碌骨碌转着眼睛，做出夸张的表情。

    印象，他在浴室穿上了长裤和衬衫，不过头脑显然还没有清醒过来，这肯定是昨晚没有睡好。此时，他仍然没有完全醒过来，弗兰妮还没有起身。他想自己应该下楼去给她拿杯咖啡上来，那样的话，他们俩就可以在每天送孩子上学这种马拉松式的奔忙开始之前，得到一小会儿的悠闲时光。

    “我对此有种难以置信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格里斯基说，“难道我们已经做过这件事了吗？”

    “鱼食。”显然，哈迪问的那些不动脑子的问题让比科感到头痛了，“我们能不能谈点别的？埃里克的事怎么样？”

    “那你就先问一个看看，我再作决定。快点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不是那种需要长时间讨论的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恐怕会穷困而死，但真的没有理由让一个好律师死于贫穷。”

    房里的光线还有些暗。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努力下决心让自己挪动了步子。屋外，清爽的风正在拍打着窗子，暴风雨还没有结束。

    刚刚还觉得自己要走好运，现在就遇到了烦心事。他还得等着自己那该死的咖啡煮磨好。除了消磨时间之外，现在是无事可干了。他气呼呼地打开报纸，扔到了餐厅的餐桌上，坐了下来，发现房间里的光线还是很昏暗。

    “但如果我的委托人是马卡姆案子的嫌疑人，那么他是——”

    这两个男人亲切地看着对方，一时陷入了沉默。格里斯基最终打破了僵局。“好吧，”他说，“CRS是什么？”

    “胆固醇含量太高，或者是脂肪，或者是那类东西，我忘了究竟叫什么了。”

    终于，她挂断了电话。“是市长打来的，”她解释道，“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总是想听听我的看法。”然后，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你有预约吧？克拉伦斯在等着你的来访吗？我没有记下来过呀。”

    看着她，哈迪被逗得咧嘴笑了起来。

    “你想的是什么？”

    哈迪夸张地一字一顿地说：“想……不起来……妈的。”他自己也忍不住咧开嘴笑了起来，“郁闷的一天，你别问了。”

    大卫·弗里曼巨大的办公室是用抛光的老乌木镶嵌的。两个窗户上挂的是勃艮第产的窗帘，中央摆放着狮爪足式的、皮包面的办公桌，四十八英尺那么大的地方，大部分杂乱无章地散落着报纸、文件、烟灰缸、打开的和合着的袋子、镇纸、名人照片和好几部电话机。存货满当当的酒吧也配一个可控温的酒柜，锚船牌啤酒随时可以饮用，两只雪茄盒子，还有一台蒸汽加压的咖啡机。与律师的座位相对的是为委托人们预备的几个就座区域，选择的是介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一种中间风格的陈设。地板上铺的是波斯地毯。在不同样式的支架和台子上，摆着近半个世纪以来富有而充满感激之情的委托人赠送的各种小饰品。在屋子的一角，一尊由艺术家布法罗创作的意大利动物及环境守护神弗朗西斯的雕像护佑着整所房子。在一个拜占廷式的玻璃柜中，陈设着一些所谓的谋杀犯使用过的武器——之所以说是“所谓的”，是因为它们各自的主人最后都被宣判无罪，它们无言而又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弗里曼在法庭上的能力。事实上，作为自己所赢得的官司和自己声望的证据，大卫在案件胜诉后可以从检察人和警方那儿得到它们。

    “健康维护组织。你最后一次听说一个医生冒着丢掉自己工作的风险去挽救一个病人是什么时候？那好，埃里克就这么做了。他使丹尼的病历报告看上去比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如果他搞错了，就会白白花掉了健康维护组织的一大笔钱，抱歉，但如果他是对的，丹尼就活下来了。”比科把他激动的嗓音压低了一些，“总之，埃里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迪兹，这是确实无误的。他自始至终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天哪！他给病人家里打电话访问病人的情况。他跟我的鲨鱼转圈。你问我的看法，那人最起码也是个圣人，如果算不上是个英雄的话。”

    “是的。不过也许你不知道，在医院的一些董事会议批准他制定的治疗方案之前，他做了长时间的反复诊断。他们说这是个昂贵的方法，他们想等等看，让他做更多的测试，就是这样。那埃里克又做了什么呢？”

    ※※※

    “你在开玩笑吧。”格里斯基跨出电梯进到门厅里，“什么时候去的？”

    “你指的是马卡姆一家？报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那是个精神失常的妻子。”

    面谈了。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太烫手了，因而不能让他跟别人谈话。不过，如果你愿意把你想问的东西写下来交给我，我愿意设法获取你需要的任何信息。”

    格里斯基的身子在椅子里朝前挪了挪，伸手摸了摸脸上的疤。“据我回忆，上一次在这个阶段我跟你讲过一起案子的情况，因此，有好几星期我都没有工作可做。”

    格里斯基哈哈大声笑起来。“如果你愿意吻我的脚指头的话，或许我会变成一个芭蕾舞女听你的指挥。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梦想的事情。”

    “不，我只是顺道来拜访的，看看他有没有时间跟我聊上几句。”

    “好吧。这不是一个问题。今天早晨，我出门之前就和肯森谈过了。他想和你谈谈。”

    “记住他是个证人，不是嫌疑犯。”

    “花生怎么样？”哈迪问。多年来，格里斯基办公桌的一个抽屉一直都是凶杀案组里的花生储存器，而且上尉经常都会随身带着几把花生。“我可以吃点花生。”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哈迪给水族馆打了个电话，得知那条叫弗朗西斯的鲨鱼仍然活着，而且还是靠自身的力量在游泳。不过比科还不承认这就是胜利。“他一点东西也没吃。游泳是一回事，但他也得吃东西才行啊。”

    “他给马卡姆注射了钾吗？”

    四点四十五分。

    他还不失时机地开起了不痛不痒的玩笑。“你没事吧，迪兹？觉睡够了吗？”

    当哈迪挂断电话，一种想法又让他感到困惑了。比科讲的故事有不好的方面。肯森或许是一个圣人，一个英雄，但也是一个喜欢反复盘问琢磨的人。这也证明了他自己一贯具有精妙的欺骗能力。他篡改了医疗档案，很可能骗取了自己的雇主成千上万美元。而且如果对丹尼莫拉莱斯这样做过一次，很有可能他对别的病人也这样做过，而且起码其中有几次，他弄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埃里克肯森。”

    他突然站起身来。“请原谅，大卫，我得走了。”

    “他是说想在这个阶段供出真相而免受刑罚吗？”

    “你还从未和他见过面。”

    “我一直以来都佩服你的事情之一，就是你对细节敏锐的观察力。”

    “因此在等待了两年之后，他才杀了他吗？”

    “我又接了一起案子。对蒂姆马卡姆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

    “没错。但那是该去做的正确的事情。”一年前，格里斯基把一盘录像带在地区检察长办公室还未宣布这是出于取证的目的就让哈迪看了，而这盘带上是哈迪的委托人所做出的可疑的供词，为此，他受到短期停职的处分。“你知道大卫克罗克特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吗？‘确信你是对的，然后就勇往直前。’”

    读完第二篇报道之后，他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沉思了好一阵子，然后起身去倒了一杯咖啡又坐回到餐桌旁，读起杰夫埃利奥特的专栏文章来。

    “那是在今天早晨，”哈迪答道，“新的机遇到处都是，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它们。”

    不过天哪，他想到，现在还是昏天黑地的。

    格里斯基在电梯里。当电梯门在四楼打开时，他看到了迪斯马斯哈迪。哈迪说：“我刚到你的办公室去了。你不在那儿。”

    按照弗里曼的观点来看，哈迪不得不承认他的委托人的确具备杀死马卡姆的作案动机、手段和时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哈迪曾代理过许多有大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控诉，但几乎没有赢过任何案子，只是偶尔有那么一个而已。

    “可是你还没有说你同意这一点。”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来到厨房，打开电灯，给他养的热带鱼喂了点食。通往房子前门的那道长长的走廊看起来也显得格外黑暗，不过他断定那是天气的原因，因此也没有多想什么。打开门时，他注意到送报人已经将《旧金山纪事报》放在门廊里了——这绝不是天天都能遇到的事情，这让他感到十分满意，或许是个好兆头，预示着他今天会有好运。

    “我只是不愿看到我们的关系失去了那种自然的感觉，而去添加一些刻意做作的东西。”

    “是的，我看过。”格里斯基坐在椅子里的身子又向后挪了挪，“我想你已经明白了你的问题。”

    “把握那些积极的东西。”格里斯基语气冷淡地说，“我也有一件事要跟你说。让我们取消那件事吧。”

    “我想他今天的日程上没有安排聊天的时间。他刚刚叫我告诉市长大人他不在。”她甜甜地笑了笑，“或许你愿意按正常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并确定某件事的时间。”

    “非常深。他是我的家人多年的医生。我们过去走得很近。我的意思是——从交际的角度上讲——在他和安关系破裂之前。为什么问这个？”

    “是的，先生，我相信以前你就已经提醒过我类似的事情。不管怎样，我向格里斯基强调过，他是个证人而不是嫌疑犯。”

    按回到床上，松开自己的手起身从床上站了起来。

    “不，完全不像是这样。他没有做任何不对的事情。他是个证人。”

    上尉的目光越过办公桌直直地盯着他的朋友，接着拉开了他那件整天不离身的夹克衫侧面口袋的拉链，掏出一些圆片状的白色东西，掰了一块塞进嘴里，嘁嘁喳喳地嚼了起来。“你也来一些米饼吗？太难吃了。”他盯着手里剩下的米饼看了好一阵子，然后伸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

    对于马卡姆家庭的相关报道，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担心。文章用别有用心的词句讲述了这个事件，暗示有证据表明那位妻子之死牵扯到谋杀或自杀案——又一个毫无新意的美国悲剧，其中的缘由或许永远都是个不为人知的谜。但在哈迪看来，目前将马卡姆的死定为谋杀，从而就对其家人如何和为什么被屠杀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结论都是草率的。

    “我有个主意，迪兹，你可以计划好，别的就不用再说了。”

    “为什么不呢？那个死掉的家伙干了他的老婆，这是世上最古老的杀人动机。”

    想象一下吧，如果帕纳塞斯不破产的话，他会有多大的好处。

    “对谁？”

    “当然。”比科的大儿子现在已经十七岁了，但十年前他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哈迪记得围绕着诊断和治疗的一些极富戏剧性的片段，结果是要进行骨髓移植，但最终又免除了这种手术。“那就是肯森吗？”

    “你怎么就知道它是个公的呢？”

    对于罪案诉讼，律师业界里约定俗成的规则是要预先收取当事人的酬金。在这件事上，他反其道而行之，试过一两次，可以说是得到了严厉的教训，他才发现，事实证明老话说的道理不假。如果你成功地赢得了代理的诉讼，没拿到酬金就放那些委托人走了，他们就不再需要律师了，那他们为什么还要给你付钱呢？另一方面，如果你失败了，他们进了监狱，他们为什么又应该为你的辩护掏钱呢？因此，与委托人打完见面时的招呼后，在接下来的六分钟敏感时段内，你通常会不定时地向你的“聘请人”提起关于酬金的话题来。

    来到凶杀案组，进了格里斯基的办公室，哈迪拉过一把折叠椅坐到办公桌前。他挑剔地向周围看了看。“你应该弄点儿装饰品，这里看上去让人觉得有点压抑。”

    “但他是个不错的领导人。我只有几个小小的问题，他们不会开除你的，我保证。”

    “他当然想这样做。我是巴伐利亚的王后。你打算让他这么做吗？”

    格里斯基拨弄文件的手停了下来，抬起头转向一边，皱起了眉头。“你代表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