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迪完全没有搞明白菲斯克为什么跟他说这些，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答道：“这在什么时候都是个不错的主意。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他一把抓起电话，是哈迪打来的。

    “它是在你看上去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我正写到一半的那篇‘城市对话’专栏文章的稿样。它是一堆谎言。”

    “他做了多少个？”哈迪问道。

    格里斯基是记者本人的一位私人朋友。他不喜喝酒，也不爱给入承诺。他喜欢橄榄球，音乐和阅读。他为人严肃，缺乏幽默感，富有来自于广博的知识底蕴之上的，对事物一针见血的敏锐的洞察力。在一副极有素养，有点不怒自威，令人敬畏的外表之下，他的心灵充满了对那些朋友和受害者家人的疼惜与同情。在凶杀案组同事们的眼里他是一个严厉而不失宽容的领导，而且在法律界是个诚实守信而又处事公正的模范。由于自身带有一半的犹太血统和一半的黑人血统，他清楚地知道种族歧视之痛，然而这在他的办案过程中并没有影响他的判断，也没有影响他执法的公正性。他对待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公平相待。他只是为他工作的那种方式感到自豪。他将被大家深切地怀念着。

    “于是格里斯基上尉和我等候在那间黑洞洞的卧室里，就在那间厨房的隔壁，同时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员守在他停放在那个拐角处的车子里，在看到房间里的灯一明一暗的信号指示后就迅速跑过来增援。”

    杰弗里埃利奥特

    “那是个不错的召唤啊。”哈迪说道。

    但在露兹·洛佩斯的眼里，是马卡姆杀了她的孩子。

    “迪斯马斯！”弗兰妮对他的冒失嗔怪道。

    “有时候。这不是我的强项。”

    这个孩子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哈迪心想。对他来说，与人的任何接触都是个用来交朋友、影响对方、换取别人好感的机会。“我想这事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你有什么要说？”他问道。

    她已经搬走了，那个邻居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儿。或许是在三星期前的一个早晨，她一大早就走了，再没有回来。然而那个邻居认为她曾在那家大阪旅馆工作过多年。或许他们那儿有她留下来的转递邮件的地址。

    “这是什么？”格里斯基问道。

    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二的上午，哈迪在警察委员会委员听证室里与台上的玛琳亚什呈对角坐着。他抬起头来看见屋外天空中的云层正在滚滚而来，并且认为它们有变得越来越浓重的势头。看样子会是一个寒冷的春天，或许是个不热的夏天。他打算在孩子的学年结束之后，休息两个月，租一辆车，带上弗兰妮和孩子们，到阿拉斯加跑个来回，一路宿营游玩。他要去钓鱼、远足，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这辈子会拥有多少东西。你的生命可能在突然之间就结束了。他需要考虑考虑这件事情，并就此做点什么。

    “八个，那个傻瓜！”

    “让格里斯基上尉出现在巴丹先生公寓的那些情况。”

    哈迪仰起头来，一脸不屑地摇了摇头。“就八个，他就把自己的肠子都挣断了。”等他低下头来，目光回到桌上来的时候，高兴地看到他最好的朋友正难堪地坐在那儿，“真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人卷入的案子，在这个案件中不论是证人，还是嫌疑犯都有大量实实在在的犯罪记录。事实上，杀害他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白领商人，这个人曾是近期本专栏的访谈对象——帕纳塞斯健康维护组织的首席执行官马拉奇，罗斯医生。格里斯基的调查是从罗斯的前任，蒂姆马卡姆在波托拉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死亡开始的，已经扩大到包括对马卡姆的谋杀；接下来，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数众多的在波托拉病逝的患者也进入了他的调查视野。罗斯医生现在就待在监狱里，据其交代，他就是谋杀所有这些病人和格里斯基的凶手。

    “我想要补充说明的是，格里斯基上尉和另外那两个探员都对我的计划感到不安，而且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上尉事实上预测到了，罗斯医生如果真有罪的话，他会变得让人捉摸不透，不知道究竟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很可能会走极端。他十分不愿意让巴丹先生这样一个非专业人员卷入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中。然而，由于事情已经发生，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而且也因为巴丹先生不仅心甘情愿地愿意去冒这个险，而且还强烈地希望参与到这个行动中来，因此，我们就照这个计划继续做了。当时看来，除此之外似乎是没有一个万全之策迫使罗斯行动起来。

    哈迪，弗兰妮，还有特雷娅围坐在桌子的另一头。“那个轮椅有点多余了，你不这样认为吗？”哈迪问道，“他昨天在你那个地方走路走得很好。”

    “总之，我有一些做风险资本投资的朋友，而且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我对他们会有大用处。我愿意尝试一下。为我自己去做生意。事实上，是去做回我自己。你明白我的意思。”

    一星期之后，在弗里曼办公室那个用玻璃封闭起来的阳台上举行的一个长达数小时的客户联合会结束之后，哈迪从里面出来，看到哈伦，菲斯克出现在那儿感到有些惊讶。那会儿，菲斯克正以一种很别扭的姿势，站在菲利斯的接待处旁边等什么人。这个身子圆滚滚的，面相年轻的探员看上去最多二十出头。几乎从看到哈迪的那一刻，他似乎就感到有些不自在起来，忙乱之中赶紧过来跟他握了握手。

    “我正想告诉你，”他们一起到了楼上哈迪的办公室的时候，菲斯克说道，“我打算离开凶杀案组。反正不像达雷尔或是上尉那样，我天生就不是当警察的料。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了，不过达雷尔已经重新穿上了那套制服，当了个摩托车骑警。我姨妈提议在她的办公室给我找份差事，但我不打算走那路。人们似乎都莫名其妙地憎恶那种差事。”

    在大家的一片要求声中，格里斯基为了逗乐将那篇已经加了外框装饰起来的稿样举了起来，接着所有人都拍手欢呼。

    “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值得去试一试并迫使罗斯医生有所行动。因为根据我们搜集到的其他一些情况，我怀疑他家里现在就放有大笔现金。我取得了巴丹先生的帮助，让他假装去勒索他，想看看能否把他引诱出来见我们。”

    “当时，格里斯基上尉作为凶杀案组的负责人回到了他的岗位上。没有掌握更多的情况，他就不能够合法地继续追查罗斯医生。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我也干自己的事情去了。在我们跟安德烈奥蒂先生谈话期间，我就已经产生了那样的想法，罗斯医生可能一直就在波托拉，并且参与了我们称之为肯森名单上的那些谋杀——去年以来出人意料地死在那儿的那些危重病人。那些谋杀案件的另一个嫌疑人是波托拉的一个名叫拉扬巴丹的护士。在多起杀人案中，巴丹先生看来似乎一直都是唯一具备时机的人，而且有理由用安乐死的方式去杀了他们。几年前，他的妻子遭受病痛的折磨后就去世了，而且警方的探员注意到，作为一名护士，他似乎对病痛有着令人感到怀疑的过度的敏感。警方已经访谈过了巴丹，但上尉和我一致同意，我应该对他再进行一次访谈。因为我不是一名警官，或许会让他感到压力小一些，他可能会开口说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好的。”他面对着齐刷刷聚集在自己的面前的大陪审团，毫不迟疑地讲了起来，“正如我所说的，而且正如亚什小姐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一直在独立工作，不过在波托拉医院杀人案件的要素上与地区检察官保持着相同的步调。我已经获得了马卡姆先生所写的一些文件，并且为了进一步据此展开调查，要求格里斯基上尉跟我一起做这项工作。当天上午，我们跟波托拉的管理人迈克尔安德烈奥蒂谈了话，接着又跟帕纳塞斯的公司法律顾问帕特里克福利谈了。

    “不错，那是最后的事情。我希望你明白它是不可能的了。我核查过市里全部二十三辆这款汽车中的每一辆。的的确确只有二十辆还在。其余的三辆无论如何找不到。我只是认为你大概想知道这件事是如何了结的。”

    “那辆车吗？是的，它是绿色的。那副保险杠上的贴纸写着‘FINAtA’。”

    “我完全明白了你这番话的意思，”哈迪说，“你的新公司需要律师的话，过来找我。”

    无依无靠，一贫如洗且身处异国他乡的她或许觉得自己无力依靠法律手段来讨回一个公道。法律绝不会动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一根指头。但她可以自己为她的儿子报仇。她可以用车撞倒那个贪心不足、冷漠无情却带着一副恶心笑容的杂种。

    “好的，那好吧……”菲斯克伸出手来跟哈迪道别，“真高兴跟你一起工作过。”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再次回头说道，“没有人会指责你的，你知道的——万一你认为有人这样。”

    “医生的命令，”弗兰妮补充说，然后靠过身来悄悄地说道，“这个傻瓜上个星期在试着做仰卧起坐，把一个伤口上结的痂都给撕裂了。仰卧起坐！”

    不过他知道艾尔西院一九二一号的二层公寓是露兹洛佩斯最后为人所知的住址，她是菲斯克寻不到下落的那三辆道奇箭型车的登记车主之一。终于，他让邻居中的一个女人相信了他不是警察，而是保险公司的，正在努力查找露兹的下落，以便自己能够就她孩子的事给她寄发一笔钱。

    寻访露兹·洛佩斯的踪迹把哈迪带到了一个政府根据住房建造计划，以加高扩建的方式修建的箱式公寓住宅前。这些混凝土浇筑，外墙用拉毛水泥粉饰过的三层高的公寓楼，外表曾经光鲜明亮，但现在连胡乱涂鸦都掩盖不住那上面斑斑点点的尿渍留下来的颜色了。跟他预料之中的结果一样，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儿。

    “是这样的，你知道，”菲斯克叹了一口气说，“我曾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关于那辆撞死马卡姆先生的车子的信息。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在笑话我，不过我真的深信这事跟案子是有某种联系的，而且我会证明给他们看。不过你认真听过我说的话，看过我那个道奇箭型车名单，甚至还跟我要过一份复印件。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很感激你对我做过这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都已经推想得到了。她和她的儿子来到了这里，后来帕纳塞斯让他丧了命。作为那家公司的代言人，马卡姆对这个男孩的死亡承担了社会责任，然而哈迪知道这事的罪魁祸首是罗斯。

    电话声打断了埃利奥特的思路。

    “格里斯基上尉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取得搜查罗斯住宅的搜查令。特别是，他想要查抄他的衣物并把它送到警方的实验室去查验，看上面是否留有马卡姆夫人的血迹。据我理解，按照他的说法，这东西在他的衣服上是肯定有的。但格里斯基凭我们手中掌握的情况没有能够拿到搜查令。

    他那充满倦意的眼睛回头浏览了自己笔下的几段文字，意识到这点东西还远远不够。这些文字没有从精神上把握住格里斯基的行事作风、人格的实质，以及他一直以来展示给那些了解他的人的那种形象。他看了看手表，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了，离截稿还有一小时的时间，他现在得把它赶写出来，取代他今天下午已经着手在写的另一篇专栏文章。或许他可以把它写成由一个或是两个篇幅的奇闻逸事构成的综合故事，也许再配一张格里斯基面带笑容的照片——当然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不管怎么说，得写出点更富人情味的东西。那部电话又再次响了起来，不去接不会有任何帮助，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的。

    他遗憾地耸了耸肩，一脸凄然。“那个计划看来是合乎情理的，而且没有过多的风险。但我没有预料到罗斯医生会这么快动手。事实上，要是巴丹先生没有找到一个办法大声地向我们暗示罗斯已经掏枪的话，要是格里斯基上尉，尽管冒着牺牲自己的巨大代价，没有如此之快地就采取了行动的话，巴丹先生很可能就已经被杀害了。”

    “你也接商业法方面的案子吗？”

    “我想只有这个才是适合送给你的东西。”埃利奥特隔着桌子伸手递过那个扁平的包裹时说道。

    哈迪在网上对此做过一些调查。FINAtA是萨尔瓦多共和国的一场农业改革运动。在这个国家里，百分之十的人口拥有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大概在十年前，FINAtA曾一度成立了一个激进的政府，在国内推行重新分配财富的计划，但它的大部分支持者不是被杀头，就是被驱逐。

    时年五十三岁，在其三十年的工作生涯中一直都是本市的一名警察。在全部工作时间里，有一半是在凶杀案组度过的，他几乎夜以继日不停地工作在这座城市最危险的地方，经常寻访那些充满敌意的证人，拘捕那些会毫不犹豫再次杀人的亡命之徒。他的职业世界充满了暴力、毒品和对文明行为，甚至是对生命的漠视。然而，这个为人极为谦卑的人最值得让人称道的是他从未在一怒之下拔出过他的枪。

    “好吧，那你可是把我们都骗过了。”

    “不管怎么样，我问了格里斯基自己能不能去跟他谈一谈，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给我巴丹先生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下了班之后，我去了巴丹的房子。正如我所希望的，他终于松口吐露了自己对罗斯医生的怀疑。他还承认他对警方会把那些谋杀归咎于他感到非常担忧。这事已经清楚了，罗斯经常频繁地出现在波托拉，而且起码在那些杀人事件疑似发生的多个日子里，他都在那儿。

    说到这里，哈迪现在垂下了脑袋，用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一副懊悔不已的样子。“现在回过头想来，这样做或许是个错误。我本来只需录下巴丹先生最初那个电话的通话内容，或许就足可以让科莫罗法官去签发搜查令。但是我没有那样去做。相反，巴丹先生打了那个电话。在那个电话看来起了作用的时候，我给格里斯基打了电话，大概半小时之内，他就带着布拉科和菲斯克探员赶到了那儿。

    “还有几星期时间他都不可以用力的。”弗兰妮说道。

    他们已经从屋后拖进来一些锯木架，在上面铺上一些胶合板就做成了一张长长的桌子，摆在那间房子的中央。聚会一开始，看来有几分钟时间是要用来赠送礼物和颁发纪念品的，接下来除了尽情地玩就没有别的安排了。那两个坐在轮椅里的家伙处在桌子的上首位置，身后就是那些为了腾出场地临时码放起来的沙发。杰夫埃利奥特的礼物是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他砰的一声在桌子上重重地蔽了一下自己的玻璃杯，让房子里安静了下来。麦圭尔将唱机头转到了哈迪专门为这个场合购买的那张唱片中的这首歌曲上，这是里面唯一的一首迪斯科，格洛里亚盖洛尔的《我会活下来》。

    “抱歉。能再说一遍你问的是什么问题吗？”

    现在是六月二日，星期六下午四点。屋外，阳光灿烂，但吹起的寒冷北风还是让人感到阵阵的寒意。但在三叶草酒吧，哈迪正在举办一个私人聚会，里面暖意融融，丝毫也不让人觉得冷。这家酒吧此时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客人，包括市里的工人、警察、律师、法官、记者，各种祝福者和他们的孩子们。

    “我没有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只是在休息而已。那真是个累人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