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联想局》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现世的回报，而是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自己的商业史写作的道路，修正并丰富了我的“商业史写作标准”。至为关键的是，我始终未尝放弃自己的尊严，始终为自己脆弱的内心穿着一条底裤，我想，我应该为自己骄傲一下。
《联想局》的出版，迄止今日，已近半年。图书的销售，据说是看前三个月，照《联想局》前三个月的势头来看，既未有想像中之好，亦未尝如想像中之差。一切平淡如水，缓慢而又平稳。
时间倏忽而逝世，《联想局》与联想的恩怨瓜葛，到今天已不大有人记得，即或记得的人也不大有人愿意谈起，一切都因为它打破了“潜规则”，揭开了真面纱，为已经赤裸的“商业史写作”套上了一条底裤，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廉耻的底线，知道了穿着条底裤与晃荡着那话儿四处乱蹿的差别。
至于与联想的渊源，我在《联想局》的后记中有所记述，为清晰所谓真相，这里容我再添油加醋赘述一番：
2001年6月11日，联想与AOL结盟之后，我和两个同事为《经济观察报》写了一篇叫《联想赌命》的文章。文章的立意不错，新闻标题也耸人听闻，刊发之后很是引人关注，在报社总经理的带领之下，还曾被动地与联想集团“沟通”过几次。不过这事很快倒也过去了，除了写了一篇关于联想的稿子之外，几乎对我没产生任何影响。
5个月后，2001年11月12日，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是联想控股公关部副总经理张涛，一个我从未谋面亦未有任何往来之人。头一天，我的老师和好朋友钱钢向我提到张涛会与我联系，让我对联想正在进行的事情提点建议。
张涛的邮件介绍了一套“丛书”，说：“联想……在十七年艰苦创业的历程中，联想突破了‘四道关口’，走通了高科技产业化之路，并且在管理与运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此，联想高层领导经讨论决定，出版一套关于联想的丛书……对内进行历史性总结，对联想发展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定性。”
张涛介绍了“丛书”的进展，说准备邀请几位顾问（其中包括钱钢），“拟订邀请业界知名的，拥有It背景并了解企业实际运营、文字功底扎实的记者在充分了解联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撰写相关文稿”。
我收到邮件后，遵照钱钢的“指示”迅速与张涛进行了联系。我们约了一个傍晚在联想的小食堂里碰面。张涛是一个健谈的人，我们似乎有类似的阅读背景，对于写作有近乎一致的判断。印象中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当日受邀请的记者除我之外还有《环球企业家》主编李甬和《中国青年报》的熊波。前者是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同事，后者则是新朋友。
后来机缘巧合，李甬因为工作忙早早宣布只看档案不写书，熊波坚持到了7月，2002年7月，因为到了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工作被委以重任，工作亦是忙碌不堪，考较之后亦选择了退出，于是我便成为惟一选择了。
最终我到了青岛，以海信作为写作蓝本，进行了我个人商业史写作的训练。《海信史：十年再造的关键时刻》完稿于2003年2月，7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海信史》完稿之日，我才对自己写这本书多了一点信心。
整个2002年迅速地被耗费了，其中大量时间被《海信史》的写作占用。2003年到来，我短暂地移居到上海，回到北京到联想看档案时，正逢“非典”，虽非幸事，却使我能够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阅读联想档案，与朋友们一起讨论写作。
那一年夏天，我完成了对联想档案的阅读，也完成了对关键人物的采访。8月下旬我参加了联想控股公司的“入模子”培训，培训前柳传志总裁辗转传递我一个信息，要我身着正装混入受训者内部。我干得还不坏，甚至参加了他们的拓展训练及最终的考试，因为阅读了联想档案，考试得了99分，据说与志勤美集的许国兵总裁并列第一名，只是传说，我并未求证。
9月我到新京报社工作。在忙碌、兴奋和理想主义的状态里，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开始动笔。写作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每天可以安静写作的时间太少。
2004年3月，我终于写完了最后一字，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内心郁结之气终于得以舒展。天空很高很蓝，春天很温暖，这样的感觉真是太好了。
在2004年初春，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了对联想道路的争论，我无意介入这场争论，即使我反对他们的意见，我也要捍卫他们表达的权利。但是，那是一场毫无价值的争论，一种王莽式的争论。
一个与联想毫无干系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表意见，却又怎么会设身处地、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成长？不联想到中国局、中国大历史，不思考历史本身的偶然，就不会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而只会像《周礼》所规定的那样，设计出天圆地方的思想。
我的书写完了，任务既已完成，心中便觉轻松；虽然此前联想似乎对我颇不放心，又邀请凌志军先生写作另外一书。
事实却并不让人轻松，接下来与联想的交涉异常艰难。有一次与柳传志总裁及联想控股若干官员“对”书稿的内容，双方就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分歧：我主张“以史实带观点”，力求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柳传志总裁则希望“以观点带史实”，寻求证据以佐证既定之历史观点。我猜测柳总裁对我使用“局”的概念并不太高兴。总之，联想众官员一并附议柳总裁之倡议。我既坚持我的观点，便只好答允另写一书出版，以保证《联想局》的完整性。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联想控股一位官员请我吃饭，席间问我能否放弃写作，其提出三个建议，大意如下：比较名气、以往的成绩，凌志军老师更具竞争力，能不能我写的书后出，凌老师的书先出，以免两本书冲突；能不能补偿我一笔钱让我放弃写作；能不能用一笔钱把我的《联想局》买下来，永远不出了。我拒绝了其建议，在给柳传志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后宣布放弃写《联想局》之外的“御制书”。柳总裁回信对我的心情及选择表示理解。
后来，我再次翻看了我的信的底稿，里面有一段说：
（与联想前述官员吃饭）散了之后我又给张涛打电话恼火地说了一句：“凌老师又不是我爹，我为什么要委屈自己让他先出？”
至于补偿的事情，XX先生甚至饭桌上要与我谈价码。我告诉X先生，我在《新京报》有稳定的、不错的收入，我不缺那几个钱。如果为了钱，我就不会花三年时间、辞职来写这本书。我告诉他，我辞职的那段时间的薪金收入就有二十多万。一个人的努力、诚意，又哪里是金钱才能买到的！
当日不欢而散，X先生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据了解，他后来向唐总汇报说，小迟这个人不地道，以前说话磕磕巴巴，那天怎么会如此流利？显然有备而来，早就有了偷偷出版《联想局》的想法。XX先生与我没什么交往，他不知道我不喝酒时说话磕磕巴巴，喝酒之后表达异常清晰；他会使用威逼利诱的方式，我也会用我仅有的优势来要挟他。
相互之间的要挟、委曲求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后来与联想又颇多交涉，终于获许在《联想局》中使用联想档案（因此前曾签署保密协议），条件是在凌志军老师的书出版之后再出版《联想局》；除此之外，联想还给予我一笔小额（4万元）的补偿，其中一部分用于兑付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间产生的交通诸费用，另一部分则用于补偿《联想局》晚出版所造成之损失。
2005年1月，凌志军老师的《联想风云》业已出版，我遵照口头之约定将书稿交于联想“核定史实”，并试图获得《联想局》使用联想档案之授权。因为仅仅限于核定史实，《联想局》故能保证其独立性而非一本“客户”定制的书；我也至少能保持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良心——对自己及文字本身、对历史及事实本身的良心。
现在回头想来，为什么自己当初那么激愤，除非是三个原因——对于自己所付出心血的不值；对于被轻蔑的反击；以及对于最后一丝道德底线的坚持。
我自己内心有个计较：花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仅仅为了挣到一笔钱，那么就意味着自己三年来的努力一无所获，三年的光阴只变成了钱，在写作方面毫无长进。我还年轻，堂堂正正挣钱的机会有的是，何苦如此轻侮自己？
对我来说，《联想局》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得到了多少现世的回报，而是我找到了一条适合我自己的商业史写作的道路，修正并丰富了我的“商业史写作标准”。至为关键的是，我始终未尝放弃自己的尊严，始终为自己脆弱的内心穿着一条底裤，我想，我应该为自己骄傲一下。
在《联想局》后记中，我说道：除此之外，我想我极有可能会写另一本以联想为研究对象的书。联想作为一家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明星，无疑极为优秀。其成长过程坎坷曲折，其管理及文化错综复杂，其人事之变动、观念之更迭，无一不值得关注。但是，多年来对联想的研究，大多落于若非无理性的诘责及谩骂便是无原则的褒扬与吹捧，这对联想及公众都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对联想进行善意的分析、建设性的批判，敦促其经营更趋理性、其管理更加完善、文化更加健康，完成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或许正是我该做的事情。在阅读了联想各种密级的档案、写完了《联想局》之后，我更认为这是我不可推卸之责任与义务。
这样一本书没有出版，反而出版了一本叫《柳传志说：做正确的事》的书。题目原定为《柳说》，是在与联想尚未交恶时给联想的提议，后来联想迟迟未尝出版这书，而我又十分地喜欢这个名字，就将这本书写了出来。同样，为了遵守与联想的所谓“保密协议”，我同样没有使用联想档案中的资料——《联想局》、《联想风云》已使用过的除外。事实上，对于“柳传志说”我已经兴趣不大，我真正想做的是“我说”。
我想说点话，然后做点事。仅仅如此而已。
迟宇宙：现任《新京报》副总编辑，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和《经济观察报》，出版《海信史》、《海信经验》、《联想局》和《柳传志说：做正确的事》等著作多种。